论大学德性的遗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性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大学的德性
德性既有本体论的内涵，又有伦理学上的意义。从本体论上看，德性泛指使事物达至完美与卓越的特性，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一切德性，只要某物以它为德性，就不但要使这种东西状况良好，并且要给予它优秀的功能。”[1]从伦理学上看，德性具有属人性，被理解为具有道德意义的品格，比如正义、友爱、节制等。当代伦理学与道德教育比较关注具有属人性的道德品格，而较少关注德性的本体论意涵。实际上，单就人而言，德性也不是单个的德目或品格，它以人格为形态，表征的是整个的人。
本体论的德性不限于人，人之外的事物都有自己的德性。大学，作为人之外的事物，当然有自己的德性。同时，大学作为“人的组合体”，[2]又具有属人性的道德品格。如果说人格是人的德性表征的话，大学之道则是大学德性的表征，即“人有‘格’，大学有‘道’”。
那么，如何理解大学的德性呢？或者说，大学的德性是什么呢？如果用一句话来简括大学的德性的话，“独善其身”这四个字最为贴切。独善其身，首先要解决的是“何为其身”，即大学是什么的问题。从中世纪诞生之初的“师生共同体”，到近代的探究高深学问的“象牙塔”，再到现代的“大众服务站”、“智力城”，大学历经沧桑、容颜变幻，但万变不离其宗，否则大学就不再是大学了。什么是大学之“宗”呢？第一，大学是一个独立的“地方”。大学是中世纪的产物，而中世纪的大学是没有校舍和固定地点的。但那只是大学的“童年”，成长起来的大学首先意味着一个特殊的“地方”或“场域”。大学是一个“地方”、一个“场域”，标明大学在社会中，但与社会不是无边界的，而是有边界的、赫然独立的。这个特殊的地方有着与周遭世界不同的行事方式和生活风格，推崇自由、自主和开放。自由是学术上的，自主是管理上的，而开放则是存在方式上的。第二，在大学这个独立的“地方”主要做两件事，即培养人与发现、传承知识。雅斯贝尔斯认为有“三件事”是大学必须做的，即职业训练、人的教化和科学研究，[3]而弗莱克斯纳则认为大学要做“四件事”，即保存知识和观念、解释知识和观念、追求真理、训练学生以继承事业。[4]“三件事”也好，“四件事”也罢，归拢起来实际就是两类事情，一类与教育人、培养人有关，一类与知识活动过程有关。当然，这“两件事”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血脉相连、融为一体的，培育人同时也是知识活动，知识活动也在培养人。第三，在大学这个独立的地方做上述两件事的不是单个的人，而是师生共同体。大学之所以产生，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就在于师生过着共同的知识生活，需要进行思想的交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雅斯贝尔斯指出，“大学的最初含义——教师与学生的共同体——与它作为所有学科的统一体的含义是同等重要的。……这个理念要求应该有交流存在，不仅要有不同学科层次上的交流，而且要有不同个人层次上的交流。”[5]
“独善其身”的“善”有两重含义，一是自身的完满与卓越；二是伦理上的善。第一重含义切合了德性的本体论要义，就是要使大学状况良好，功能得到最大发挥。对照大学之“宗”，大学如果能够在上述三个方面，即保持独立、做好教育人和知识活动、建构好师生共同体，那就是获得并实现了第一重意义上的德性。大学在伦理上的善，要求大学在完善自身和从事其它活动时不仅遵循道德命令、讲究道德，还要以促进道德价值进步为目的。也就是说，大学不仅要遵循道德要求，不能超然于一般的道德要求之上，还要为社会其它部门做出表率，为道德价值的进步做出不同一般的贡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鲁贝克认为“学院和大学应该表现出远远超过最低道德要求的道德敏感性，因为高深的学问使这些机构具有较为敏锐的洞察社会不平等的能力。”[6]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独立存在，大学有自己的道德角色定位——社会的精神与道德高地、社会的心智良心。大学德性的这两重含义并不是割裂的，而是融为一体的。一方面，大学如果能够实现自身的完满与卓越，即做好培养人和发现、传承知识的活动，本身就是善的，就是对道德价值的贡献；另一方面，大学如果能够实现伦理上的善，也是对自身完满与卓越的一种保证。
之所以要“‘独’善其身”，不是说大学要社会其它部分隔绝，躲到“深山老林”中去独自修行，而是指大学德性的获得与实现有自己独特的规律。第一，历史地看，大学诞生于与社会的区分。也就是说，大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卓然不群的，“独”乃本色。之所以如此，大学从诞生那一天起，总是生活在政治与经济的拉力之中，一不小心，就可能变色。如果大学与社会其它部门的区分度越来越小，越来越相似，那大学离灭亡也就不远了。第二，大学保持自身特性，做好自己的“两件事”，本身就是德性的获得与实现。第三，大学要服务于其栖身的社会，但不是用改变自身的方式去服务，而是用完善自身、做好分内事的方式去服务。第四，即使社会的其它部分出现了道德滑坡、道德衰退，大学也应该独自坚守道德高地的角色定位，不能随波逐流。
大学德性的载体既包括制度化的大学机构，也包括在这一机构下生活的师生，或者说，大学的德性既体现于大学制度之中，也体现在大学的师生身上。大学科学研究、教学、学术训练与交流都是在一个制度架构之内完成的，大学制度如果能促进大学实现本身的完满与卓越，以崇高的价值为制度运行的核心价值，并以符合道德的方式运作，本身就是对大学德性的实现。雅斯贝尔斯认为“一所大学的性格是它们的教授们所决定的”，同时又认为“大学生活对学生的仰仗并不少于教授”。[7]可以说，大学的德性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教授和学生承载并决定的，我们可以从一所大学的师生群体的道德风貌窥探该大学的德性状况。当然，大学德性的两种载体不是截然分割的，而是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的。超个人的制度之中有人的因素，个人的品性之中有制度的投影。虽然有错位现象存在，但多数情况下，两种载体的德性状况大体上是一致的，即制度德性与师生群体的整体德性要么都处在较佳的状态，要么都处在较差的状态。
二、大学的德性哪里去了
大学的德性在于独善其身。反观现实的大学，我们不无悲哀地发现，能够做到独善其身的大学越来越少，甚至踪影难觅。我们不能不问：大学的德性哪里去了？
(一)自私的“恐龙”
如今，大学是越来越“大”了，大得像一座座城市，大得像一头头恐龙——“就其自身的奇异而言，它是巨大的、笨拙的、辉煌的，甚至是可爱的；就其发展所经历的各种形式而言，它是庞大的；就其世系而言，它是历史悠久的；就其杰出超群而言，很久以前它一度是无可匹敌的。”[8]现在，需要补充的是，就其德性而言，它是自私的。
不是说大学不应该有自身的利益，它的利益就在于做那“两件事”的自由。做好“两件事”是大学的本分，但大学做这“两件事”不是为了自身利益。大学不是为自身去做那“两件事”的，而是为国家、为社会，更根本的是为人类。大学“是整个人类意志的表达。大学旨在寻求真理和人类的进步，它的目的是代表人类品性的精华。”[9]正是这样超功利的品性成就了大学，使大学成为社会的心智良知，成为社会的精神高地，成为充满神圣性的象牙塔。
如今，一切都变了，大学变得前所未有的自私。大学的自私首先表现在对排名、声望的无休无止的追求上。正如刘易斯所言，“学校越出名，就越强调在教师、学生和经费市场上的竞争力。”[10]一流大学追求国际排名，普通大学追求国内排名。排名越靠前，越对排名歇斯底里：排在第一的，想永远保持第一，排名在前的，幻想有朝一日能坐头把交椅。排名的依据是一串串数字，为了获得好的排名，大学开始“数字化”。一所大学的科研水平可以简化为一组组数字的叠加：发表论著的数量、获得科研经费的数量、获得奖励的数量等。同样，一所大学的教学水平也可以简化为一组组数字的组合：招收了多少学生、毕业了多少学生、就业率多少、开了多少门课程等。大学对内部的教授也是数字化管理，也是将教授工作的质量“还原为一个简单的数字”。[11]苦心追求数量化的结果是，很多大学在数字指标上节节攀升，排名稳步或大踏步的提高，似乎实现了自身的卓越。但这是真正的卓越，还是“失去灵魂的卓越”？几乎没有人关心。
大学对“名”的追求与对“利”的追逐是缠绕在一起的。有时候，求名就是求利，因为名本身就是一种利，可以带来滚滚滚而来的财；反过来，财的丰厚，又为求名插上了翅膀，使名的获得轻而易举。在世界范围内，“金钱日益成为影响大学角色的决定因素。大学口口声声说，一切为了学生的利益，可他们真正关注的还是学校里能够赢利的商业活动。”[12]很多大学都将“筹款”与“创收”作为学校工作的核心，在一定程度上，当今世界的大学变成了与以赢利为目的商业机构并无二致的存在物，变成了“巨型商业中心”。有一些发达国家的国际知名大学，甚至以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手段来谋取巨额经济利益！也难怪，大学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太多了。不是要大学不食人间烟火，其在恪尽职守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两件事”之余，当然可以有自己的物质利益，但“两件事”是“本”，而物质利益是派生物，是“末”。逐利的大学利字当头，科研和教学都成了获利的手段和工具，才是本末倒置。
大学追名逐利是对自己本分的游离，放弃了实现自己完满与卓越的努力，本身就是对自身德性的背弃。除此之外，大学在追名逐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放弃道德要求，甚至以牺牲道德为代价。大学为了在名利场上占据有利位置，一方面会不择手段地攻击竞争对手，包括学术排挤、挖对方墙角、不正当公关等。大学做的很多事情，不要说用高道德标准，就是用一个普通人的道德感来衡量，都是说不过去的。比如，大学在科研项目竞标、学校与学科评估中所做的很多出格的事情，出于做人的起码要求，很多教授作为个人可能根本接受不了、也做不出来，但以大学的名义，以为大学整体利益考虑为理由，却真真切切、毫无障碍地做了。另一方面，大学也会制定这样那样的竞争机制，使教授和教师成为为大学名利添砖加瓦的“高产母鸡”。在世界范围内，学者违背学术道德的事情都有上升的趋势，甚至出现了多起在世界范围内臭名昭著的科学造假事件，为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大学之间、大学内部的竞争制度“逼良为娼”。大学为了自身的名利，在逼迫教授快出产品、多出产品的同时，有意无意地放松了学术道德要求，甚至对学术败德现象采取纵容、包庇、掩盖、回避等不正确态度。
(二)“国家利器”
大学一开始就是一个普遍主义的机构，“大学(university)，顾名思义，应该是一个‘大而全的宇宙’(univers)”。[13]早期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不是来自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的，教和学的内容也不是专属于哪一个国家的，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随着科学研究进入大学成为大学的重要任务，大学的普遍主义性质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和强化。因为大学要探索知识、发现真理，而知识和真理是普遍的，不是地域的、国家的，“大学按它们对促进普遍知识的承诺的性质而论，本质上是国际性的机构。”[14]
大学虽然侧身于特定的地区和国家，但总要“红杏出墙”，要超出其所寄居的地区和国家，显得那样卓然不群、桀骜不驯。正是因为大学的显赫与意义重大，历史上的掌权者，包括中世纪的教廷、王室和近代国家，都想降伏大学，使大学为自己所有、所用。教廷、王权也好，近代国家也罢，虽然在降伏大学的过程并不是一无所得，但总体上看哪个也没能真正降伏大学。在这一“拔河式”的较力过程中，当权者学会了如何尊重大学以使自己真正获益，大学学会了如何与权力保持适当距离以使自身免遭篡改。
也许中世纪的教廷和王室还不具备降伏大学的真正强权，而近代国家有这种强权。近代国家之所以没有强行接管大学，是因为其意识到让大学保持独立，更符合自身的利益。但到了现代，一切都变了。现代社会科技日新月异，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尤其是冷战造成的两大阵营的对峙导致谁都不能有半点喘息。“国家的财富，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依靠高等教育的工作，通过高等教育的贡献，开发人力资本和积累知识，以及直到最近，有助于大国之间的军事竞争。”[15]现代国家对大学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投入也空前加大，控制也越来越紧。结果是，“大学已经成为实现国家目标的一个主要工具”，[16]成为各国之间经济、科技和军事竞争的手段，成为“国家机构”和“国家利器”。
克尔认为大学成为国家利器是“铁的事实”。[17]首先，现代国家对大学的投入加大。大学规模越来越大，在大学之间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对经费的需求深不见底，无论私立还是公立的大学，没有国家的财政和经费支持都是活不下去的。金钱的力量从来都是巨大的，作为投资人，政府付了越来越多的钱，当然对大学事务就多了话语权、控制权和管理权。在大学不被国家过分重视的时代，大学可能缺乏资源，但却比较自由、自主；在当今这个大学被各国政府极端重视的时代，大学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丰富资源，却因此而失去了相当大的自由和自主，真是一个悖论。第二，国家主导了大学的研究和人才培养。科学本质上应该是自为的、超功利的，但现在大学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还有多少认可这种理解呢？因为科学研究需要资金，过去那种“为科学而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少了，有的多是国家和商业机构“发包”的科学研究。也就是说，国家需要什么样的科学研究，就会通过课题招标等多种方式寻找合作人，科学研究满足国家需要的目的不容置疑、压倒一切。“今天的科学家几乎完全和普通的公务员或企业行政人员一样是拿工资的人员。即使他在大学里工作，他也要受到控制整个生产过程的权益集团的有效控制，即使不是在细节上受到控制，也是研究的总方向上受到控制。科学研究和教学事实上成为工业生产的一个小小但却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18]在一定意义上，如今的大学已经成了国家的“科技工厂”，成了国家的“科技服务站”。人才培养同样如此，里茨尔认为如今的高等教育就像附属于国家的“肉类加工厂”：“许多学生和教职员工都被笼罩在其巨大的、工厂般的气氛中。他们也许觉得是经由官僚机器和电脑加工的自动机器，或者甚至感到是被赶进肉类加工厂的牛群。”[19]第三，大学与政府越来越趋同，本质不同的机构现在则朝着同构、同质的方向靠拢，大学越来越像政府的“派出机构”(关于这一点，后文再详述)。
侧身于国家的大学不是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但要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来满足，否则后患无穷、德性尽失。大学成了国家利器，成了国家的科技与人才工厂，确实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需要，但却以失去自身自主和特性为代价。而且，大学要满足的是国家的正常需要，而不是国家的深不见底的欲望。我们总以国家的无私反衬个人的自私，实际上，“在历史上看不到任何一个国家的行动是完全无私的。”[20]国家总是要求自己的国民无私爱国，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个体公民那样能够为其它国家而牺牲自己的利益，相反，在国际竞争中国家有不可遏止的战胜其他国家的欲望。大学成了国家利器，大学也就成了国家的欲望工具：国家需要在技术上战胜竞争对手，大学就成了科技竞争的急先锋；国家需要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战胜竞争对手，大学就成了国家社会理论和意识形态的论证工具；国家需要在心理上给对手以威慑、在战场上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大学就开发各式各样的尖端杀人武器。本来应该是普遍主义的大学，如今“通过武器的开发研制”才证明了其对“现代工业社会所具有的真正价值”，[21]真是莫大的讽刺。另外，大学成了国家利器，作为社会心智良知的大学与政治联姻，学术和道德后患无穷。布卢姆对此有洞彻的认识，一针见血地指出，“假如二加二等于四这个事实与政治扯上了干系，就会出现否认它的派别。”[22]
(三)官僚机构
不同的社会机构有不同的价值核心，比如，企业以效益为核心，是效益本位的，行政机关以权力为核心，是权力本位的，大学则以学术活动(教学也是一种学术活动)为核心，是学术本位的。价值核心不同，社会机构的性质和结构也不同，即“不同质、不同构”。大学作为与企业和行政机关有不同价值核心的机构，如果与企业和行政机关在性质和结构上同质、同构，就是非常可怕的自我迷失。
大学与行政机关的趋同是正在发生的可怕事实。与以往的大学以教师为主体不同，如今的大学行政主导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作为“国家机构”的大学，与真正的政府机构已经越来越没什么分别，克拉克对此有敏锐的观察：“高等学校显然在向一种有国家控制的法人官僚机构发展。‘官僚组合主义’(Bureaucratic corporatism)不仅开始成为大学的办学环境，而且渗透高等教育本身。”[23]首先，在世界范围内，大学的非教学研究人员都在膨胀。在中国大学生活的人都能感受到大学里行政及教辅人员的庞大，比如，一所大学共有3285名教职员工，而行政及教辅人员竟然高达2000余人。[24]但我们也许并不清楚，在高等教育发达的美国，行政人员及教辅人员同样在膨胀，一项统计表明，全美大学的管理与教辅人员的比例在1976年是15％，1999年则上升到24％。[25]第二，与非教学人员膨胀相伴的则是等级制度的强化。大学领导人处在等级制度的顶端，一如庞大帝国的君主，拥有无上的权力和权威。由此而下，等级森严，官员众多，而教师则被淹没在这等级制度的底层，一定程度上成了任人驱使的小卒。第三，“大学成了各种各样的非人技术来对教育过程施加影响的机构”，[26]原来那种学者共同体式的温情、优雅、自由的生活已经消失不见，具体而微的规章制度渗透到大学的每一个角落，任何人都无法逃避无处不在的规章之网。
蜕化为官僚机构的大学，是无法独善其身的。首先，行政化的大学仿佛就是行政机构在大学的延伸，无论组织结构、运行方式，还是价值核心都与行政机构并无二致，这本身就是大学的异化，有悖大学的德性要求。第二，社会失去了一个伦理高地，因为官僚机构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去道德化。官僚机构强调程序和规则，成文的规章制度在官僚体系中具有优先地位。对规章制度的严格遵守是官僚机构的意识形态，代表着个体对组织的忠诚。即使个人良知告诉自己，组织要求做的事情是错的，但因为组织的权威性，不但依然要去做，而且要做好、做得出色。在这种情况下，道德已经穿上了组织规则这一“紧身衣”，被组织规则扼住了咽喉，发挥不出什么作用了。作为官僚机构的大学摆脱了“道德负担”，使自身去道德化了，一身轻松，可以干很多大学德性不允许做的事情，导致大学自身德性品质的大幅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与一般的社会机构在道德品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已经没有批评社会其它机构、为其它机构和社会大众做榜样的资本。第三，主体与价值重心的倒错。教师应该是大学的主体，而行政和教辅人员应该是为教师服务的。如今，在官僚机构化的大学，学校领导和各职能部门都如行政部门一样通过发布行政命令的方式指挥教授和教师。被官僚机构挤压的教授和教师很快就悟出了权力相比于学术的无比优越性，学术信念不坚定的学者开始“弃学从政”，“学而优则仕”的古老法则在当今的大学重新焕发了活力。官僚机构的价值核心是权力，蜕化为官僚主义机构的大学摆脱不了这一规律，必然信奉权力而将学术活动放在次要位置。结果是，很多教授名誉上是教授，实际上做的却是行政性的事务，“很多教学人员由于拥有研究助手和教学助手，有各自的系和研究所，因此成了行政管理人员。”[27]教授工作的重心不再是学术活动，而是管理队伍、制定计划、承揽项目、申请经费、争取奖励、与同行竞争等等事务性的工作。第四，真正的学者的生存空间遭到挤压。在生活条件、教学科研条件日益改善的今天，为什么大学教授对大学有越来越多的不满和怨言？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大学的行政化使得真正的学者有尊严、有自由的从事学术活动越来越吃力。
(四)学术部落
如前所述，大学之所以产生，就在于将学者组合起来共同完成单个学者无法完成的使命，“大学以学术共同体的形式存在，就可以消解和改变单个学者的孤立状态。”[28]也就是说，学科间和学者个人层次的交流与对话是大学题中应有之义。如今，学术共同体已经解体，演变成了一个个学术部落，学科间、个人间的对话、交流、合作已经前所未有的苍白。
以往的大学之所以能够形成学术共同体，首先在于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之间具有共同的精神文化基础。历史上，宗教信仰和人文精神先后承担过大学精神基础的角色，如今都已逊退，而新的精神基础并没诞生，学科间的分裂、隔阂、排斥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布卢姆认为这种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分裂自康德和歌德之后就愈演愈烈，因为前者是最后一位在自然科学上也很有造诣的哲学家，而后者是最后一位相信自己的科学贡献超过文学贡献的文学大师。自那以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自搭建了自己的高墙深垒，彼此之间没有了互通的桥梁，“大学失去了它过去拥有的那种类似于城邦的性质，它变得像是一只客船，乘客们只是偶然的同路人，不久就会下船各奔东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只是行政性的，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思想内容。”[29]三大学科间的关系，就像“偶然的同路人”之间的关系，虽然不得不同处一个大学的屋檐下，却根本没有深入的交流与对话，更谈不上合作，有的只是相互的戒备和排斥。自然科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排斥随处可见，就是自然科学内部，彼此之间的隔膜、敌对、攻讦也并不少见。而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内部同样并不消停，学科歧视、成见到处都是。罗德斯将如今的大学比喻成一个“空心球”，球体周围是一个个学科专业的大本营，彼此之间竞争着生存的空间，“在相邻的封地成员之间，几乎不存在有意义的联系。”[30]“客船”也好，“空心球”也罢，表征的其实都是大学学科、专业间的部落化、封地化。
如果说学科、专业间主要是隔阂与排斥的话，学科、专业内部则是森严的“啄食等级”。不同的学科与专业，溢出大学之外形成一个个学术圈子。学术圈子是超大学、超制度的，表面上看是自在而柔和的，没有大学内部制度的强硬，但实质上几乎每个学术圈子都是等级森严的。处在学术圈子上游的是所谓“学术领袖”和“学术守门人”，处在下游的则是都有门属的学术新人，而中间的则是大量所谓的圈内人，当然，每个圈子都有为圈子所不容的“孤魂野鬼”。学术权力掌握在少数学术领袖和学术守门人手里，由他们配合行政权力来分配各种学术利益。往鸡舍撒一把米，“懂事”的鸡不会争先恐后地去啄食，而是按已经形成的“啄食顺位”去啄食；同样，往学术圈子里投放大大小小的学术利益，那里也有“啄食顺位”：学术领袖、守门人当然先“吃”，然后是分给自己的门人、弟子，如果还有剩余，才会匀出一点给那些没有门属之人。由“啄食等级”衍生的则是“马太效应”：那些因缘际会(不一定是学术水平高)掌握了学术权力的人因为得到越来越多的“好处”，优势递增，成功之上再成功；而多数没有学术权力的人，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劣势也递增，直至被圈子遗忘，真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结果是，在很多学术圈子，一些所谓学术领袖，学术地位高高在上、声望逼人，其实并没有多大学术贡献，盛名其实难副。学术圈子已经不是靠学问说话，而是靠出身、门属说话，以探究为使命的学术圈子变成了压抑人才、门派林立的社会机构。
更复杂的是，各学科专业学术圈子是附着于不同的大学的，学术部落的利益与大学的利益形成了一种盘根错节式的纠结。有些学术领袖之所以可以明目张胆、理直气壮地控制一个学科或专业，把学术圈子黑社会化，就在于背后有其供职的大学的支持。大学内各个学科专业的学术地位关系到大学本身的国际、国内排名，“自私的恐龙”当然会怂恿在这里供职的学术领袖最大限度地为自己谋利益。为自己供职的大学谋求最大的利益可以为一些学术领袖的极端不良行为提供最有力的“合法性”：我这样做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我们学校。这样一来，学术领袖不但为自己的学术不良行为找到了除罪的理由，甚至还因为能为本大学争取到巨大的利益而成为本大学的英雄。
双栖于大学和学术部落的大学教师，其角色前所未有的混乱。首先，大学教师应该是追求学问的人，“知识分子也许靠思想生活，但他们必须也为思想而生活。”[31]但在如今的大学，“推动学者研究的动力是什么？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是学科本身的一些主要因素在起作用，特别是那种想要在学术领域建立声誉的欲望。”[32]也就是说，多数学者都是为了在自己的学术圈子里出人头地，为了成为塔尖上的学术领袖而奔忙，为学问而生的人，现在变成了为名望而生。第二，能够站到塔尖上的人毕竟是少数人，所以学者之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而激烈的竞争导致的不良后果很多，比如忽视科学家应有的审慎和责任，“一般而言，研究者也知道自己的责任，在开展实验的时候不能危及他人利益。然而最近，为了能在激烈的竞争中首先取得新发现，这种责任被忽视了。”[33]为了抢先发表成果，不成熟的研究急着推出，后果莫测的研究急着面世，甚至可以违背学术伦理，伪造、抄袭学术成果。第三，大学教师的“非教师化”。一方面，很多学者成了专门的研究者，不再承担事教学任务，成了栖身于大学的“非教员”。[34]而这些“非教员”处在大学教师三重结构(专门从事研究的人员、专门从事教学的人员和既搞研究又搞教学的人员)的顶端，地位最高。另一方面，那些还在从事教学工作的老师“只教学、不传道”，成了“非教师”。“教授受聘成为学者和教师，却不能引导学生培养良好的价值观，他们不是传道解惑者。”[35]大学教师不传道还在其次，更糟糕的是一些教师“老板化”，将学生作为自己谋钱、谋利的工具，剥削、压榨学生！
学术部落的存在犹如大学身上的毒瘤，严重的侵蚀着大学的德性。罗德斯指出，“就大学而言，损失了学术共同体，不仅仅是一件不幸的事情，还是一个巨大的灾难。”[36]为什么说一种灾难呢？第一，学科间的隔膜、排斥与分裂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每个学科都以自己狭小的眼光看待世界，导致世界的碎片化，世界变成了“碎片的集合体”。从单个学科看，自己看到的世界无比真实，自己的结论无比正确，自己的技术完美无缺，但合在一起，却是世界的混乱与技术的灾难。而这灾难只能由这无辜的世界和生活在这世界上的无辜的大众来承受。第二，学科、专业内的等级森严、门派化与大学的自私自利纠结在一起，对学术研究、大学德性、对年轻一代心灵的腐蚀显而易见、经久不息。第三，学生进入大学，正是人格成长的关键时期，因为只有进入大学，学生才真正脱离与家庭的血肉联系，开始独立人生，“大学就是学生开始认识自我、发现生活意义和目标的场所。他们所处的年龄正好是培养责任感的阶段。”[37]而大学教师的“非教师化”导致处在人生关键期的学生无法得到应有的教育和帮助，学生用眼、用心看到的却是大学的自私、学科间的排斥与分裂、学科专业内的勾心斗角、教师对名利的渴求，给学生的是什么影响？
三、大学的德性为什么会遗失
大学德性既是大学本性的体现，也是大学的伦理之纬，其遗失既意味着大学本性的迷失，也意味着大学善性的丢失。大学德性如此重要，为什么会遗失呢？
(一)全球化的多重效应
人们对全球化有这样那样的理解，也有这样那样的歧见，但无论如何，全球化都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用鲍曼的话说就是“世界不可逃脱的命运，是无法逆转的过程。”[38]我们越来越生活在“一个世界”中，个体、群体和国家越来越相互依赖。
全球化的效应是多重的。从民族国家的维度看，全球化既可能消除了民族性的某些方面，也可激惹出浓烈的民族情绪。在一个缺少全球交往的时代，各民族过着地方性的生活，民族性是自在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各民族的交往与联系日益加深，各民族对自己与其他民族的不同、对自身的独特更加敏感，“人们越是进入国际化的经济，则要求自主和民族自治的政治意愿，便越是要以血缘，以及文化和种族的特性作基础，而不像人们早先所说的以合理化的现代性计划作基础。”[39]可以说，全球化的过程始终伴随着民族自觉、民族情绪的激惹。也就是说，全球化既使各个民族国家生活在一个世界里，也使各个国家能够更清楚地掂量、比较自己与其它国家的实力、状况，进而形成一个民族国家间的竞争舞台。比如，在全球化时代来临以前，一个国家有了一项发明，其它国家不知情的情况更为普遍，不会造成其它国家的紧张情绪；如今不同了，前苏联的卫星上天，不知道给了美国多大的压力！
为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胜，各个民族国家无所不用其极。越来越重要的大学，无可逃避地成了保持国家竞争力的主要工具。上个世纪80年代初，美国国家优异委员会发表的著名报告《国家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很好地诠释了国际竞争导致的国家对教育和大学的控制。报告中说，“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危急之中。我们在商业、工业、科学和技术创新方面往日不受挑战的领先地位，正在被全世界的竞争者赶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社会的教育基础正在被一股日益增涨的平庸潮流所侵蚀，这股潮流威胁着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未来。上一代人难于想象的情况已经开始出现——其它国家正在赶上和超过我们的教育成就。”[40]这里的逻辑简单明了：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吃紧”，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教育落后，所以要想使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改造教育和大学。正是在这样的逻辑指导下，二战以后有那么多国家加大了对大学的投入，也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使大学成为国家利器和行政机构，更直接的为国家的国际竞争服务。
全球化还导致了大学间“比拼擂台”的形成。过去，大学之间的比较和分等多是国内的，至多是地区性的。但全球化使原来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各国大学现在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不可否认，大学的国际化有诸多积极的效应，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比拼擂台”上的激烈竞争同样衍生了数不尽的问题。从大学德性的角度看，国际排名的存在和大学对国际排名的过度追求强化了大学的自私倾向。国际排名的存在激惹了大学作为一个群体的自私，大学为了获得一个好的排名可以牺牲本性、违背伦理要求。一句话，大学德性的遗失，包括大学自私的膨胀、成为国家利器、官僚化、部落化都与大学间的比拼与排名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二)物欲时代
现代工业文明以前的时代，由于物质的匮乏，几乎所有的社会和文化都营造了一个彼岸世界将人的注意力从物质世界引开。用“心仪彼岸”来克制“心仪物质”的文化导向几乎贯穿于所有宗教之中。与这种文化导向相呼应，节制、中庸、审慎等德性一直是“典范的人之存在的一个特征”。[41]与人类历史上一直对欲望之魔保持高度戒备的传统迥然不同，现代工业文明“以世俗文化的姿态去拥抱、发掘、钻研它，逐渐视其为创造的源泉。”[42]现代化首先是世俗化，即将人从心仪彼岸的心路上拉回到世俗生活之中，将注意力转移到世俗的物质享受上。正是这一转向，激发了资本主义的极大发展，所以很多人认为欲望和贪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力。
按贝尔的观点，人类有不同的活动领域，包括技术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而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轴心原则、模式、结构和价值观。在一个物欲时代，技术经济领域的逻辑成了霸权，渗透、蔓延到包括文化在内的其它领域，“资本主义是经济文化体系，经济上围绕着财产机构和商品生产建构起来，而文化基础则是以下事实：交易关系，即买卖关系，渗透进社会的大部分领域。”[43]大学作为文化机构，同样没有能够抵挡交易关系的渗透，也日益市场化、商品化了，变成了徒有大学之名的商业机构。
作为商业机构的大学与作为文化机构的大学，虽然都有大学之名，但却是根本不同的两种社会机构。作为商业机构的大学，以求利为目的，“其身”已变，更不用说伦理上的善了。为了获利，这样的大学可以主动迎合社会欲望，使自己和社会“无缝对接”；为了获利，这样的大学可以主动向政府和国家机构“投怀送抱”，成为政府或国家机构的欲望工具；为了获利，这样的大学可以不顾学术规律和道德，对外进行“公关”、排挤、笼络，形成学术山头，对内进行商业化管理，逼迫教师多出产品；为了获利，这样的大学鼓励、支持、怂恿各种不计后果的研究，对学术腐败、学术不端采取舵鸟政策……总之，大学德性遗失的背后，都有商业化的影子。
既然大学成了一个商业机构，公众就会以消费者的眼光来看待大学，结果是，学生及其家长与大学的关系，“正逐步演变为消费者与出售昂贵商品和服务的卖主之间的关系。”[44]这样一来，改变的不单是大学与学生的关系性质，还包括学生上学的目的：学生花钱上学不是为了探求知识和真理，而是为了得到职业回报。虽然有悖大学的德性，但从学生的角度看，这样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大学对这一点心知肚明，也在竭力予以满足，结果就是大学教育职业化。大学不是不能为学生的职业生涯做准备，但如果完全以职业教育为旨归，大学也就不成其为大学了。雅斯贝尔斯指出，大学如果沦为“由彼此孤立的职业训练学校组成的集合体”，或者变成“一个分门别类的智力商场”，“那大学就只有分崩离析这一条路可走。”[45]
既然大学是商品和服务的出售者，那么只要负担起，每个人都可以上大学。从大学的角度看，大学也愿意招收更多的学生以获取更多的利益。也就是说，大学的商业化和大众化是纠结在一起的。而大学的大众化，其效应同样是多重的。单就消极方面而言，大众化有易于滑向平庸化的一面，因为“批量生产”的只能标准化、平均化的产品，这是一。第二，大众化改变了大学教学方式，大学开始倒向类似于中学的、传授式的教学方法，因为这样的方法是相对“高效”的。第三，大众化还导致了大学科研和教学关系的变化，使教学从科研中漂移出来。因为作为消费者的学生众多，所以需要有专门从事教学的老师，大学教师队伍由此分化，教学也由此游离了科研。但“科研与教学的结合是大学至高无上而不可替代的基本原则”，[46]且不论这种分离带来的诸多后果，这一基本原则的丢失本身就是对大学德性的违背。
(三)专业化的代价
现代分工对现代社会，尤其是对现代经济的贡献无法估量。同时，现代分工也使现代人从事无巨细的繁杂劳动中“脱域”(吉登斯语)出来，只专心做好自己的“那一份事情”，起到了解放人的作用。但我们要清楚，精细分工在解放人的同时，也在“毁坏”人，用雅卡尔(A.Jacquard)的话说就是精细分工制造了“孤立的个体”、“残废的个体”、“失望的个体”。
与社会分工遥相呼应的是大学的专业化。学科越来越分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以现代医学为例，研究眼睛的不同方向不知道有多少，且彼此互不相通，你研究的东西我不懂，我研究的东西你也不懂。这样一来，不要说学科间，就是学科、专业内部的沟通与承认都是非常困难的，“在大多数专业中，约有一半的从业者通常甚至不相信另外一半人跟自己同属于一个领域”。[47]经常听到一些从事自然科学的学者夸耀，自己所做的方向“全国能懂的人不超过20个”，“全世界能懂的不超过100个”等等，这样的说法也许并不确切，但却能从中折射出专业化的极端性。
专业化与大学的部落化有着直接的关联。大学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将不同学科专业的学者汇聚在一起形成学术共同体。而专业化的极端化对大学学术共同体的损害是致命性的。在高度专业化的时代，似乎每个学者都行走在无垠的黑暗里，能看到的只是自己的专业“手电筒”所能照到的那一小片天地，彼此之间没有共通与交汇，无法交流。另一方面，各个专业所创造的专门术语犹如一块块红砖，在彼此之间砌起了高墙，使得跨专业的理解如此之难。如果说社会的精细分工造就的是“孤立、残废、失望的个体”的话，那么，极端的专业化则造就的则是“孤立、残废、失望的学者和学生”，导致学术共同体的分崩离析。
极端专业化对大学德性的损害是多方面的。由于专业等级的存在和专业回报的不同，热门专业会遭到“哄抢”，而人文学科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冷落。热门专业趋之若鹜与大学教育的商品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人文学科的受冷落不但削弱了专业间的共同价值基础，还会导致一些专业因为缺乏人文关怀而误入歧途。第二，专业化还导致了师生关系的变异。从大学教育自身的规定性出发，教师应该关注的是学生整个个性的发展，教师和学生之间是一种完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今的专业化，使得师生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教师不关注学生的整体个性，关注的是只是专业知识，学生面对的也不再是作为整体人的教师，而是一个个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第三，专业化还削弱了大学教师对大学的忠诚。为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出类拔萃，大学教师需要更多的经费支持，而大学在这方面远远比不上政府机构和商业组织。“有奶便是娘”，提供经费的政府机构和商业机构自然会与大学分享教授的忠诚。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即使有独善其身的心思，也无法阻挡政府机构和商业组织的釜底抽薪，因为教授们已经纷纷效忠于它们。从这个角度讲，专业化与大学倒向国家利器、被商业机构所渗透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大学德性的遗失，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可以说是“现代性的后果”(吉登斯语)。除了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自然科学的“一枝独秀”、现代传媒的无孔不入、政治和文化传统对大学德性的排斥等原因。自然科学的独秀于林，导致大学内外生态的变化与失衡，包括学科专业关系、教学与科研关系、师生关系、大学与国家、社会关系等等的变化与失谐，与大学德性的遗失密切相关。现代媒介的铺天盖地导致大学成了舆论的关注点，使大学曝光于社会公众的注视之下，使大学无法与社会保持应有的距离，增大了大学独善其身的难度。一些国家和地区没有大学文化传统，大学理念又不见容于现有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导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名虽在，而实不存”。
如上所述，大学德性的遗失就是正在发生的事实。今天的大学如果一直在这个方向上运行，再过不长的一段时间，比如20年、30年，这个世界上还有我们所理解的大学吗？这本身就是深重的危机，但更深重的危机在于如今的大学并未意识到危机的存在，或者不以危机为危机，甚至认为大学摆脱了过去的道德负累、正轻装走在繁荣的康庄大道上。更令人悲观的是，即使大学已经意识到了危机的存在，但导致危机的原因却又是那样来势汹汹、不可逆转，全球化、商业化、专业化都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大学的反抗只能是螳臂挡车。大学遗失的德性能失而复得吗？有太多令人悲观和绝望的事实，但大学毕竟是大学，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大学的潜能和创造力，也许，我们还可以保留一丝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