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国语的分化与百年汉语的发展
吴 亮
(河南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摘 要 ]文章在现代汉语史的框架下，从公文语言、文学作品语言、报刊语言3个角度，考察国、共两党统治区域语言的共时差异，二者在文言与白话、庄典与通俗以及欧化程度方面差异明显，这些都是传统国语分化的重要表现。传统国语分化是百年汉语发展历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是后来的普通话的源头，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者的精神与走向。无论着眼于普通话还是立足于现代汉语史，这一时期的一系列语言实践，对百年汉语的发展路径、方向及其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 ]传统国语；百年汉语；现代汉语史
如果从1919年“五四”算起的话，现代汉语的形成与发展已有一百年历史了。百年汉语发展历程中，有几个重要的节点，而传统国语[注] 讨论之前，我们需要明确研究对象的称名。近些年来，在已有的研究中，学者使用不同形式来指称“五四”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现代汉语，以此来区别于台湾的“国语”。目前，具有一定使用频率、适用范围与知晓程度的相关表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老国语”，二是“传统国语”。在既有的认识中，“老”与“新”二者语义对立，用“老国语”似乎更合适，但是着眼于全球华人共同语，从源流演变的历时发展与内部的差异情况来看，台湾的“国语”并不“新”，甚至相较普通话而言，它更具有历史的传承性及特征的稳固性，因此基于所指明确性的考虑，我们更倾向于采用“传统国语”。 的分化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因为它是现代汉语两条发展线索分道扬镳的起点。按照刁晏斌先生的观点，现代汉语史研究有两条线索，大致可以简单表述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前者主要是以中国大陆地区的普通话为视角，回溯它的发生与发展过程，而后者则是以“传统国语”为起点，追寻当今中国大陆以外的“国/华语”(以台湾“国语”为代表)形成的历史和特点。因此，传统国语分化是现代汉语形成与发展演变过程中的重要内容。
企业将有偿取得的赠品在销售时赠送，其成本在购入时已计入“销售费用”，因此，在销售的过程中不需要核算其发出成本，但是对已经计入“应缴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应做“进项税额转出”。其核算流程将通过案例来介绍。
语言分化应该是语言发生的系统性变异由潜到显的结果，而各种差异特征从潜藏到逐步显现，则是一个缓慢渐进的量变过程。传统国语的分化直接表现为国民党统治的地区(以下简称“国统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以下统称“根据地”)两个言语社区语言差异的不断显化及日益扩大。两区语言的差异是在汉民族共同语——传统国语的框架内演化形成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历时来看，它们在传统国语基础上不断发展，各自呈现出较为鲜明的个性特征；二是从共时来看，它们之间的差异在语言的各个层级与要素上都表现得非常明显。上述发展变化是传统国语在不同政治取向的推动下，向着不同目标、沿着不同路径的“自然+人为”演变，其具体表现主要是两区文言和白话、本土与外来成分等在不同语体中的比例分布，以及在同一语体中使用频率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文艺语体、政治语体、新闻语体中均有明显的表现。这些较为一致的共性差异，体现了传统国语的分化趋势与现代汉语的发展。以下，我们将从公文、文学作品以及报刊的语言使用情况展开考察与分析，以期从传统国语分化的角度，揭示普通话的直接来源。
一 、从公文语言看传统国语的分化
我们首先选择公文来进行横向比较，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其一，公文本质上是为权力运作和政治斗争服务的工具，这一特征决定了其语言的使用往往与政党、团体的利益诉求与目标受众的需要紧密相连，因此，国、共两大区域的公文语言有可能会因此而呈现明显的整体性差异；其二，公文语言属于典型的书面语，而且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其三，公文程式化的成分较多，便于进行比较。
留学生博士论文在采访和数据编目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麻烦”，根源在于授予单位对留学博士论文的授予和管理环节。
我们以《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3、4、5、6册)以及《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等为语料，其中国统区约36万字，根据地约38万字。
教师实践教学能力是教师拥有一定的理论教学能力之外的专业教学技术技能和技术能力的总称[5]。是指教师熟悉本专业领域的实际工作标准和规范，能够有效地将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应用于实践，解决本专业领域的实际问题，进行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提高技术创新的能力[6]。根据高职园林技术专业培养具有必备的专业理论知识和较强的从事实用园林技术的应用型专门人才的目标来看，高职院校园林技术专业教师实践能力是在教师掌握了园林行业岗位技能的基础上，还能进行实践教学的设计能力、组织管理能力、总结反思能力以及创新能力。
整体而言，国统区公文维持旧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公文白话化屡次被强调，却由于种种原因，进程滞缓；[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时期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资料选编[G].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264～265, 276. 根据地公文则逐渐摆脱旧有程式的束缚，建立了二元并存的新模式。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公务活动中，非常注重制作和使用兼顾执政思想和普通民众阅读接受两方面要求的公文形式，积极倡导白话公文。比如，在苏维埃机关文书中，会看到“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这样通俗易懂的四言韵文，而这在国统区的公文中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想象的。
以上所说的二元并存新模式，其一，是“对边区以外往来的公文，仍然应该采用旧公文程式”[注] 李昌远.中国公文发展简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276～281. 。即在与国民党军政机关直接联系时，采用文言比重大、尊卑等级明显的公文语言形式。这样的形式自然与国统区有很高的一致性。其二，是在根据地内部“废除文言文，采用通俗的白话文，用口语写，要使拟者易拟，阅者易懂”[注] 潘嘉.中国文书工作史纲要[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140～146. 。由此，根据地的公文最终形成兼具正式与非正式、典雅与俗白特征的“复合”模式。毫无疑问，与国统区公文形成对比且代表公文语言分化的，自然是根据地“对内”的第二种模式，所以下边的对比就以此为基础。
对公文语言分化，我们已经做过较为全面的考察。本文限于篇幅，仅在词汇与语法两个方面简单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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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汇差异
词汇方面，考察的对象是套语的使用。我们参照已有研究[注] 吴亮.国语分化研究(1919～1949)[D].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粗略地统计了8种公文套语的使用情况。具体情况如表1：
表 1国统区与根据地公文套语使用情况统计表
在国统区，文言公文用语是主流。由于公文语体的特殊性，根据地也使用文言套语，但是数量少、比例小、使用频率低，且常用于对党外的公文。在内部行文中，则大量使用白话套话。以结束语为例，国统区公文共使用109种，其中文言结束语101种，占92.7%，使用390次，使用频率为86.7%；白话结束语8种，只占7.3%，共使用66次，占总次数的13.3%。根据地共使用34种结束语，其中文言结束语20种，占59%，使用29次，使用频率为41%；白话结束语14种，占41%，使用41次，使用频率为59%。根据地使用的文言结束语，有15种17次是对国民党和社会行文的，其内部使用的文言结束语数量不多，只有1种，使用8次。
除了套语外，在其他很多词语的选择上，两区也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比如“系”即是一例。此词在公文中使用频率较高。元代诏令里经常用“系”而不用“是”，[注] 王力.中国语法理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4：234. 后来的公文继承了这一用法。国统区公文中，“系”的使用非常普遍，除单用外，还有“纯系、确系、全系、显系、实系、均系、本系、且系、仅系、竟系、固系、即系、原系”等复合形式。这些显然也是沿袭了古代的用法，例如：
否则，本系特种办法，而处处尚受常法所限，结果必致名曰利用外资，实则拒绝外资，与中央订定此项原则之本意大相违反矣。(《应用外国资本技术、兴办实业办法草案》)
那些被骂着的女人，一批一批的，在无可奈何之中，含着眼泪，含着一线希望，扶老携幼向着相反的方向跑去。(《水》)
也许阳光明媚的时候，你飞的方向不是朝向父母，但风雨稠密、面对挫折和磨难的时刻，你选择的一定是爹娘！因为那儿才是你的港湾，那儿才有你遮风避雨的伞，那儿才有为你升起的太阳……
这个开篇以一连串的简短句子聚合起强大的力量裹协着读者直接进入了骑桶者的内心世界。骑桶者的内心正为现实的匮乏所煎迫：一方面是逼人就死的严寒，一方面是骑桶者抵御严寒的物资资源的一无所有；而且，此种物资的一无所有显然是由于他的极度贫穷。他因此不得不要去找煤炭老板寻求帮助，赊借煤炭以御严寒。但是骑桶者面对的现实问题不只是物资贫穷，从“煤店老板对于我的通常的要求已经麻木不仁；我必须向他清楚地证明，我连一星半点煤屑都没有了”这一句话里还可以看出，他在信誉上也是赤贫的。
此外，两区公文中的尊称与谦称也存在一定差异。国统区崇尚典雅，尊称与谦称的使用数量要远多于根据地。根据地公文也使用尊称与谦称，但是它们大多用于对国民党以及对社会发布的公文，其中使用最多的是“先生”。谦称方面，如“敝”“职”常用于国统区内部下级官员对长官的行文，以及根据地对国民党的行文中。尽管两区公文都有用例，但是使用数量分布极不均衡：国统区多，根据地少，像“敝”的比例为13∶2，而“职”则更是达到了165∶13。根据地内部不甚注重等级制度，极少使用尊称和谦称，而在党外公文中，由于“礼貌原则”“合作原则”的制约，较多使用尊称和谦称。
(二)语法差异
上述差异不仅表现在词汇方面，也表现在语法方面，下面以“NP施事+之+VP”为例来说明。该结构中的“之”具有“取消独立性”的功能，是文言的常见用法，如“师道之不传也久矣。”“NP施事+之+VP”这种文言常用句式在国统区公文中用得较多，共有101例。例如：
欲卫护国家之自由与独立，其先决条件则为军令政令之绝对统一。(《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
相较而言，根据地公文这样的用例较少，仅有23例；另外在形式上往往也比较简单。
由于文言中的“之”与白话的“的”相对应，所以，上述传统句式相应地也有变化形式“NP施事+的+VP”，其“文言性”虽略有下降，但“古旧”色彩依然明显，而它在两区公文中的使用也有明显的差异，依然是国统区多而根据地少。
根据地以上两种形式用得少，是因为更多地使用去掉“之/的”、更具白话性的“NP+VP”，例如：
制造我军力不足财力不足与民心厌战的胡说，散播国际调解应予接受的空气。(《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
与之表义相近、形式对应的国统区例子为：
自是以来，悬以为的，黾勉从事，以物力之不裕，财力之未充，事实与期望未逮什一。”(《汪蒋对福建事变的通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中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1]深入挖掘中华孝廉文化内蕴，结合新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孝廉文化融入我们的血液，让中华孝廉文化活起来，对于坚定文化自信，激励人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具有重要意义。
二 、从文学作品语言看传统国语的分化
我们以丁玲1949年之前的小说、散文语言为例，来进行考察与说明。丁玲不同时期作品语言的差异与其所处的不同言语社区的语用实际密切相关，因此相关比较有助于我们梳理与把握传统国语的分化轨迹。我们以1936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建立两个封闭的平行语料库，前者约有32万字，后者约有34万字，就此进行两个阶段之间的对比。
(一)词汇差异
较之前期作品，后期作品中的“文词”数量明显减少。丁玲前期作品中使用并且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标注〈书〉的词语共有44个，即“笑靥、养气、觑、聆、嗟叹、恝然、嗫嚅、惶遽、氤氲、餍足、迤逦、行止、讥刺、想望、俨然、负咎、熟稔、鱼贯、晤面、优容、嗄、龃龉、捐弃、父执、偾事、接踵、蕴藉、莫、弗、特(副词)、罅隙、熠熠、熟稔、嬲、阑珊、喟、惶遽、迤逦、踯躅、几多、恳挚、趑趄、如若、蹴”。这些词语大部分在丁玲后期作品中消失，仅存的使用频率也变低，如在前后期作品中“俨然”的使用量为7∶1，“如若”为14∶1，“几多”为13∶2。
我们曾经从历时角度比较1927～1936年和1937～1949年丁玲小说的语言风格，[注] 吴亮.丁玲解放前小说语言变化研究[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 发现她从国统区到根据地以后，文言词的使用比例降低，口头通俗词语增多。一般而言，单音节词的文言性较强，双音节词则更接近口语，所以我们就以不同音节的词在两个时段作品中使用频率的差异为例。纵向来看，1937～1949年丁玲作品中单音节词的数量呈减少趋势，双音节、三音节词的数量呈现增长趋势，四音节词变化不明显。横向来看，1927～1936年丁玲作品中单双音节词的数量差异明显，单音节词数量明显多于双音节词，1937～1949年丁玲作品中单音节词与双音节词数量接近。在前期作品中，甚至同一篇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单音节词和与之同义的双音节词并存的句子，例如：
其二，雅俗之别。语体有雅、俗之别，总体而言，国统区的语言表达更加偏好以至于追求典雅的形式，所以相关的各类形式更多地在国统区使用而较少在根据地使用，后者更加崇尚通俗化与口语化，而这自然也在其语用实践中有突出的表现。庄典与通俗的差异在成语与俗语、尊称与谦称的使用上有较明显的表现，所以，国统区书面语多用成语、尊称与谦称，而根据地书面语则多用俗语。
母松鸡给追得精疲力尽；可是他自己也累坏了。它歪着身子倒在地上喘个不停，他也歪着倒在地上喘个不停，只隔着十来尺，然而没有力气爬过去。等到他恢复过来，它也恢复过来了，他的饿手才伸过去，它就扑着翅膀，逃到了他抓不到的地方。这场追赶就这样继续下去。天黑了，它终于逃掉了。由于浑身软弱无力绊了一跤，头重脚轻地栽下去，划破了脸，包袱压在背上。他一动不动地过了好久，后来才翻过身，侧着躺在地上，上好表，在那儿一直躺到早晨。
两人又沉默的走了一段路，这沉默使两人都焦躁了，都有点恨起对方来。(同上)
“系”的此类用例在国统区公文中一共有195个，在根据地公文中只有12个，二者比例为16.25∶1。表示判断时，根据地公文更多弃“系”不用而选择“是”。
我们统计，“默-沉默”前期比例是4∶12，后期为0∶28，这也反映了丁玲作品比较普遍的情况：后期作品中双音节词语的数量呈明显增长趋势，而这是作家“有意为之”的。比如，丁玲在修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就有意地把一些单音节词改为双音节词，例如将“本”改为“本来”，“害”改为“坑害”。[注] 龚明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27～29.
与文言词语减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丁玲后期作品大量使用通俗化的熟语，数量多、品种全，如谚语“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人心同一起，黄土变成金”“描云绣花不算能，纺线织布不受穷”等；歇后语“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赖泥下窑——烧不成个东西”“六月里的梨疙疸——有点儿酸”“墨水吃到肚子里去了——一身透黑”“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被窝里不见了针——不是婆婆就是孙”“没有根的浮萍——无依无靠”“新媳妇坐在花轿里——任人摆布”等。
(二)语法差异
我们先以“者”为例。该词有时“用在句末，表示提顿，有舒缓语气的作用”[注] 陕西师范大学《古汉语虚词用法词典》编写组.常用文言虚词词典[Z].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676. 。这一文言用法在丁玲作品中前期有而后期不用，例如：“韦护便也张眼四望，更注意那所谓‘丽嘉’其人者。”(《韦护》)
再以多项状语为例，它的使用数量从前期到后期也呈明显减少趋势。句法上出现多层结构或嵌套或并列，这些呈现在句子结构表层，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句子延长。多项状语的使用、句子增加长度，一般认为与欧化关系密切，王力先生就指出：“句子的延长也是欧化文章的一种现象。句子长的原因是有长的修饰品，而长的修饰品就是西文的一种特色。”[注]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47. 丁玲前期作品中多项状语的使用比较普遍，有3项以上状语的句子不在少数，有的甚至多达6项，例如：
其交通银行股息，原系官商一律6厘，兹既同时增加官份，该行呈请援照中国银行条例规定，将官股利率改为年利5厘。(《财政部关于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的有关文件》)
这一现象在后期作品中较为少见，总体上状语数量或层级减少，长度变短，更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此外，像多层定语，如“于是在一个长的激烈的争斗之后，那一些美的、爱情的、温柔的梦幻与希望、享受，均破灭了”。(《韦护》)像同位语，如“小菡的母亲，三奶奶，一个刚满三十岁的，新近死去了丈夫的少妇，悄然的坐在一张近床的大靠椅上，独自的流着泪。”(《母亲》)这些欧化特征明显的直观语例，在丁玲前期作品中较为常见，而在后期作品中，这些现象逐渐减少甚至消失。
由此就造成了句子由长到短的变化。我们随机抽取《莎菲女士的日记》第一章前3段，共计1123字，28个句子，平均句长为40字/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第一章前6段，总共1055字，31个句子，平均句长为34字/句。
总体而言，丁玲前期作品中，文言、书面以及欧化成分多，后期作品中，白话、口语成分增多。丁玲之外，其他有同样背景或生活经历的作家也有相同的表现，例如欧阳山早年受欧洲文学的影响，善用欧化语言进行创作，“他的行文好用冗长而复杂的句式”[注]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36. 。到了延安时期，其创作的《高干大》一改早期创作欧化的语言风格，使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语，作品语言更大众化、通俗化。[注] 白振有.论欧阳山《高干大》对延安方言的运用[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三 、从报刊语言看传统国语的分化
报刊语言主要指报纸中的消息、社论和社评，期刊中的论坛、笔谈和发刊词等栏目所使用的语言。这里我们采用共时、静态与历时、动态相结合的方法，比较两区不同报刊文本的历时情况与相同时期不同报刊文本的报道。
(一)两区不同报刊文本的历时考察
两区不同报刊文本的历时考察，确切来说，是指1927～1949年国统区的《大公报》与根据地同期某种持续办刊20多年的报刊进行比较。但是，由于根据地早期各方面条件艰苦，报纸极度匮乏，我们只能将《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不同年份的报纸与《大公报》进行多对一的比较。我们自建的报刊语料库中，国统区报纸共计4.9万字，根据地报纸共计4.7万字。
词汇方面，以两组文白对应词使用频率的差异为例。
“在”与“的”均为现代白话文中的高频词。“于”跟“之”是其相对应的文言形式。我们将1927～1949年分为4个时间段来考察结构助词“的”与“之”的历时变化，具体见表2：
表 2两区报纸 “的 ”与 “之 ”频次统计表
从历时发展来看，“之”在国统区的使用情况表现为：从1927年之后，使用频率在减少，且递减趋势明显。“的”与“之”互为消长，“的”的使用频率在增加，尤其从1927～1943年增幅较大，1944～1949年与1938～1943年的使用频率趋于接近。在根据地，“之”的使用频率整体增减变化不大。“的”的使用频率在1944年之前呈递增趋势，1944年之后变化迟缓，趋于稳定。
从不同的言语社区来看，“的”在国统区的使用频率明显低于同时段的根据地，而“之”的使用频率则与“的”相反，高于同时段的根据地。“的”在两区的使用数量都逐渐增加，但是在根据地的增长幅度没有国统区大。
同样，介词“在”和“于”的发展也互为消长，具体见表3：
表 3两区报纸中 “在 ”跟 “于 ”的频次统计表
“于”在国统区的使用频率在降低，递减趋势明显；“在”跟“于”相反，使用频率递增。在根据地，“于”的使用频率整体呈递减趋势，而“在”则是递增。无论在国统区还是根据地，“于”跟“在”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前者减少，后者增加。
本文首先整体介绍了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工作原理，然后简要说明了系统的开发平台LabVIEW和相关技术的特点，最后着重分析了在线监测系统的数据传输模块和数据解析处理模块两部分，并展示了最终的网页成果。
从不同言语社区来看，1937年之前，国统区“在”的使用频率明显低于同时段的根据地，1938～1949年两个社区的使用频率相差不大，趋于一致，呈现均衡状态。而“于”的使用频率则与“在”相反，22年间明显高于同时段的根据地。“在”在国统区与根据地的使用数量都逐渐增加，但是在根据地的增长幅度没有国统区大。“于”的递减幅度区域分布较为均衡。
语法方面，我们以判断句为例。判断句是汉语的基本句式，但是文白结构形式有所不同，文言判断句常以“者”“也”为标记，现代白话则在主语之后用判断词“是”表示肯定判断。我们以1937年为时间节点，对比了两个时间段(约11年)的国统区与根据地报纸的判断句使用情况。通过对国统区与根据地“……者，……也”“……，……也”“……者，……”“……是”4种句式数量的统计，可以看到差异明显，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其一，1927～1949年根据地报纸中以“者”“也”为标记的表肯定的文言判断句共计14个，其中1927～1937年有10个，1938～1949年有4个；此期国统区的报纸中则共有68个文言判断句，其中前11年有59个，后11年有9个。
筒型基础作为一种锚泊和基础型式在海洋及港口工程中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例如：(1)海上结构系泊系统，如单点系泊、牵引平台的牵拉、船系泊、管线的固定与牵引；(2)吸力锚；(3)牵引式沉垫平台的阻滑桩；(4)防波堤；(5)平台基础，如导管架平台和张力腿平台的基础；(6)海上风电基础，这是一种新的应用。与其他海洋基础相比，筒型基础主要利用从筒内泵出气/水产生压力差形成吸力(低于一个大气压时也称负压)下沉，具有安装简便无嗓音污染、抗倾覆承载力高、节约钢材并可重复利用等优点，有望成为今后海上风机主要基础型式之一。
北朝时期的本土文人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文武兼备气息。这一特征与北朝尚武的社会风气有关。《折杨柳歌辞》“健儿须快马”，不仅赞美了快马，也赞美了骑在马上的健儿，表现了健儿的勇猛豪放；《琅娜王歌辞》赞颂了“唯有广平公”这样的英雄才配得上“遥知身是龙”一样龙腾虎跃的战马。再看:
其二，相比之下，以“是”为标记的白话判断句使用极为普遍。无论国统区还是根据地，该句式的使用数量都远远超过文言判断句，并且随着发展，呈现出递增的趋势。在前后两个时段中，根据地判断句“……是”的数量要远多于国统区。
(二)相同时期不同报刊文本的比较
相同时期内的不同报刊文本包含两方面：一为两区同年同期的两本杂志，即1937年第4期的《东方杂志》与同年同期的《群众》；二为两区报纸中关于同一事件的不同报道，即卢沟桥事变报道用语。以下分别进行说明。
先进行同年同期不同杂志的比较。
词汇方面，来看几个典型文言词在国统区《东方杂志》与根据地《群众》中的使用情况。总体而言，《东方杂志》中的文言成分明显多于《群众》，如“俾”25例、“系”31例、“兹”29例、“敝”3例。此外，再如“职是之故”“伊于胡底”“是日”“甫”等，均未见于《群众》。
语法方面，我们以文言第一人称代词“吾”“余”为例。“吾”在《东方杂志》与《群众》中的用例之比为36∶4；“余”在《东方杂志》中共有47例，而《群众》中未见用例。在表示第一人称，或跟第一人称相关的人、事时，《群众》全部使用“我”，共有208例。再如，“汝”“渠”分别为表示第二、第三人称的文言代词，它们也均在《东方杂志》中有所使用，前者5例，后者3例，而在《群众》中已经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你”与“他”。
再进行不同报刊文本对同一历史事件报道的比较。
我们比较了两区报纸对1937年卢沟桥事变报道中词语与句式的选择情况。国统区报纸中，无论消息还是社论，都使用了较多的文言形式，如“睹之徒增愤慨，又因一切损失均待调查，人民惊魂甫定，不愿与县境外人闲谈，用是调查颇难。”(《申报》1937.7.11)像“遽、殆、窃、频、假、迭、勗”这些典型的文言词语在根据地的报道中都没有见到。同样，“为”“为……所”作标记的文言被动句，国统区有17例，而根据地只有4例。“不特……且(又)”连接的复句国统区有7例，根据地仅有1例。总之，两区之间的文、白之异依然非常明显。
四 、传统国语分化的原因及其对普通话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简而言之，国统区文言词语和文言句式的使用数量要多于根据地，根据地语言更口语化、更大众化。此外，像“既得之精神的道义的胜利”这样的欧化形式在国统区更为多见。这些差异与现代汉语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它标志着传统国语分化渐趋明显，同时其发展过程及阶段特征也揭示了现代汉语曲折而复杂的演变路径。
(一)传统国语分化小结
上述事实表明，传统国语在公文、文学作品及报刊等方面均已经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分化趋势，而且这些趋势基本一致。实际上，除此之外，两区语言差异在其他更多方面，大致都有这样的表现，而这也都是传统国语分化的重要表现。上述现象对于寻找传统国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的关联，进一步理清现代汉语的发展线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概括起来，传统国语分化的表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文白差异。自1919年到1949年的30年中，文言文与白话文一直交织在一起，文言文经历了主导、均衡、衰败的过程；白话文则经历了从属、均衡、主导的过程。国统区与根据地书面语言的最显著差异体现在文言成分与白话成分的比例不同，国统区多而根据地少。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白话口语成分在根据地多而在国统区少。
两人又默着走下去，大家都不愿意说什么，张大憨子又看见他姊姊的脸相，那一副可怕的死人的脸。(《奔》)
其三，欧化程度差异。国统区欧化形式用得更多，因此欧化特征更加明显。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讨论丁玲作品时略有涉及，此外还提到与她有大致相同经历的欧阳山的类似语言使用情况。与以上二人相类似的再如周立波，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经翻译过不少外国文学作品，其早期创作的作品欧化形式较多，到达根据地后摒弃了早期语言的这一特点，开始追求通俗化、大众化。
(二)传统国语分化的原因
影响与制约传统国语分化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语言内部的原因也有语言外部的原因，就这一时期的客观事实而言，外因的作用更大。确切来说，根据地延续“五四”运动大众化及言文一致的传统，这对传统国语的分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幼儿园语言教学活动游戏化对于幼儿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我们应该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为此，我们可以通过革新并落实教育观念，并尊重幼儿的行为，挖掘和创新出多种途径和方式对幼儿语言游戏教学活动给予完善和优化。
语言与社会变化息息相关，社会条件尤其是特殊的政治环境成为刺激性因素，在催化现代白话书面语体成熟完善的同时，也造成了其语体取向。语言是政治思想的集中反映，其背后隐藏着维系统治机器正常运行的权力秩序等。这一时期政权分裂，其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一方面，国统区为了维护“正统”与“权威”，更多承袭旧制，文言文及文言成分在国民党的力主与坚持下得到较多的保留；另一方面，根据地本着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原则，延续“五四”运动大众化及言文一致的传统，积极倡导并践行现代白话文，使其沿着大众化、通俗化的方向不断发展，最终形成具有“延安风格”的“标准化的革命工作语言”。[注] 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增订本)[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113～114.
当传统文言文不能与根据地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相契合时，就需要破旧立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非常注重政治的大众性，倡导通俗易懂、简洁平实的文风。“用口语，使人一看明白，较之现在相当流行的半古半今、半文半白、使人硬是看不懂或者勉强懂了但是过眼即忘记得干干净净的那种文体，要好得多。”[注] 苏马.跟着毛泽东学习如何写公文[EB/OL].http://history.m4.cn/2015-06/1277730. shtml.2015-06-15. 强调语言必须能够使老百姓听懂、记住、用上，才能成为传播政治思想、密切党群关系的宣传利器。因此，根据地书面语多俗语少尊谦称，多白话少文言，这意味着传统文言不再承载封建等级尊卑与统治权威，不再是具有封建礼制功能的工具，它走下圣坛渐趋大众化、平等化、世俗化，体现了中共主张的政治民主化。根据地公文语言的“双轨制”充分体现了政权的分裂与传统国语的分化，它“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注] 徐訏.论文言文的好处[J].论语，1933,(26). 它为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对话、合作提供了空间，同时也是在尊重包容基础上，坚守捍卫本党话语权力的体现。
(三)传统国语分化的影响
关于传统国语分化对普通话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以下几点是必须提到的：
其一，传统国语分化，具有重要的“源头”作用，开启了后来的普通话的进程。分化之始即为普通话形成之始，分化的过程就是后来的普通话开始与传统国语分道扬镳的过程，没有此时的分化，也就不可能出现后来的普通话。
学界普遍认为“上世纪的40年代末是国语的发展被分隔在两区的具有标志性的历史时间点”[注] 李行健，仇志群.一语两话：现代汉语通用语的共时状态[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1949年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海峡两岸汉语差异自此产生，但是语言内部任何呈现在显性层面而被人们认识的特征，都要经过一个从潜到显，从萌生、发展到逐步明显化的渐进过程。事实上，1949年之前，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传统国语分化日益显现，两个变体已经形成。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国语逐步走向式微，普通话一步步发展壮大、势头渐长,因此，“五四”到1949年，传统国语的分化是我们理解汉语发展非常重要而又亟须加强的一环，它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中国革命历程中，1919～1949年政党价值取向、服务对象等差异成为传统国语分化的重要推力。“当言说者将语言运用于政治实践时，它不仅是一个纯粹的个体言语行为，更是政治权力、政治资源、政治价值、政治文明等在言语上的表达。”[注] 荆学民，李海涛.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中的政治话语[J].青海社会科学，2014,(1). 此期的语言被不同政党作为革命斗争的武器和身份认同的工具。这种政治色彩与性质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得到进一步突显。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大规模的语文运动的讨论中，“普通话”多次被提出。左翼文化人竭力强调普通话是大众即“引车卖浆之徒”的语言，瞿秋白更是给普通话下过“无产阶级”的定义。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将汉民族共同语的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国语到普通话，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不仅仅是民族共同语称名的更替，更是一种新旧政权统治下语言使用的区分。
其二，在现代汉语的发展演变研究中，此期非常重要，决定了普通话的精神实质，注重通俗化与口语化，后来的普通话正是沿着此时开启的道路继续前进并发扬光大的结果。如果没有此期的一系列语言实践，则不可能有后来的普通话，并且百年汉语的发展路径与方向很可能要改写，但是以往的研究对此基本忽略，应当充分注意与重视。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工程项目的施工进度管理与质量管理所涉及到的内容是多个方面的，为了让项目的质量以及施工进度得到保障，必须多方面进行协调，让企业的资源配置达到最后。对工程质量进行全面强化，必然要从各个环节入手，让各个环节的负责人员对施工现场的质量管理以及进度管理的重要性有更加清楚的认识，将施工目标进行科学的分解，从而对施工内容以及分工进行更为合理的分配，让其得到落实，最终让施工企业的整体管理水平得到较大的提升。
目前，关于现代汉语的来源，比较普遍的认识是“五四”时期文言“寿终正寝”，被白话取代，但事实上文言未“死”。从现代汉语历时演变来看，典型文言掺入口语和外来语两种因素成为通俗文言，古白话变得更“俗白”，口语色彩更浓。语言形式的通俗化与口语化倾向直接影响现代汉语的发展方向。从20世纪30年代“大众语”运动倡导的“大众”到抗战时期“口语化”运动提出的重视“口语”，贯穿始终的是去雅求俗的宗旨以及“通俗化”与“口语化”的主张。1955年时任教育部长的张奚若曾解释普通话中的普通是普遍、共通的意思。[注] 张奚若.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J].中国语文，1955,(12). “普遍”“共通”与“大众”，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脉相承的，即要求语言能够服务于大众，这与新中国成立前根据地的语言策略是一致的，即追求通俗化、口语化的“下里巴”式语言。
现代白话形成过程中，书面语言中文言与白话比例呈现出重要变化，由文多白少变为文少白多，口语成分比重明显增大。那么为什么口语形式会在书面语中越来越多？为什么普通话更通俗易懂？传统国语分化能够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提供富有启发性的思路，但遗憾的是，其重要性尚未被充分重视。从某个角度而言，如果没有“胡适代表的国语建设运动，鲁迅代表的大众语文建设运动和毛泽东代表的民族形式建设运动”[注] 韩立群.中国语文革命——现代语文观及其实践[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9. ，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普通话。
Differenti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 the past 100years
WU Li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Law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2,China )
Abstract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ynchronic differenc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regions under the control of CPC and GMD respectively in terms of official language, literary language and newspaper language. It concludes that the differences are obvious in the two regions in the aspects of vernacular and classical Chinese, elegant and vulgar Chinese as well as the level of Europeanizati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anguage is a key turning poi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past 100 years, and to a great extent is also the source and the key factor for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s of later Putonghua. Whether the study of mandarin or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a series of language practices in this period have much significance and value to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s and research of Chinese in the past 100 years.
Key words : traditional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in the past 100 years;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中图分类号 ]H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10(2019)01-0039-09
[作者简介 ]吴 亮，女，河南郑州人，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历时发展。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汉语发展演变数据平台建设与研究”(13&ZD133)。
[责任编辑 :杨 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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