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研究概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说论文,市镇论文,江南论文,明清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南地区自唐宋时代开始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明中叶以后，当地传统市镇的军事及行政机能渐趋退化，商业机能日渐凸现，其规模和数量远超过宋代。至盛清时代，市镇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市镇和农村之间逐渐形成一种生产与贸易的连锁体，构成市镇网络，“不仅仅只是在广大的乡村腹地中存在着的两个或三个主要城市，而可以认为这一地区已经是一个城市化很广泛的地区”。[1]（P12）这背后有着水陆交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同当地经济结构或经济水平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对明清江南市镇的探讨是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其研究成果令人瞩目，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始，有关江南市镇的中外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以涉及范围之广泛，论题之深入，几乎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术分支。不过，总的来说，以往的研究趋向，更关注的是市镇的“中央性”机能。（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71页。）或者强调市镇在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无比强大的“向心力”（注：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或者从特定区域以外寻找研究空间，热衷跨区域的比较及与国内国际市场的经济联系。（注：李伯重：《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李伯重：《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较少注意市镇与农村之间的关系，乃至将农村在城乡关系中的位置悬置起来。
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学界常以城乡二分法或者城乡连续体来概括传统社会的城乡关系，前者从人口的规模与密度、居住形态和社会异质性的角度，将城乡分类进行论述，后者则完全打破二分法的框架，认为城市和农村各有其存在价值和功能，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共同体。随着城市化理论的流行，连续体说逐渐占了上风。在城市化理论的影响下，从农村这一极向城市这一极的连续变化被设想成一个理所应当的过程，各种聚落形态都可以被确认为这一轴线上的某个位置。
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有关江南市镇研究，一向把市镇本身（注：按：本文中的市镇指明清时代文献中被称作“市”或者“镇”居民点，原则上不包括府城，但包括那些被称作“镇”的县城，惟不涉及19世纪后半叶逐渐高度城市化而在晚清仍属县级的上海县。有关上海城市史的研究动态可参钱曾瑗：《上海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上海》（《中国学术》2001年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的讨论当作优先任务，对于市镇周边的农村或者市镇与农村关系的关注则嫌不足，即便有，也往往只具有作为市镇研究附属品的意味。虽则如此，本文仍拟在市镇史研究的脉络下，回顾一下国内外以往有关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的各类探讨（注：按：由于获取渠道的阻隔，此处对以往研究的介绍肯定还有不少的遗漏。即使对文中提及的成果，由于作者学力有限，评介不当之处，亦在所难免。望方家不吝纠正！），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研究中可能出现的某些趋向作一简要前瞻。
一、国内（含台湾）学者的相关研究
最早直接涉足江南市镇研究的国内学者是傅衣凌，他1964年发表《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一文，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框架下，肯定了市镇的成长，把市镇经济视作传统地主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注：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他的开创性研究，为以后的明清江南市镇研究奠定了基础。1970年代，台湾学者刘石吉首次对江南市镇作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他当时在《食货月刊》和《思与言》上发表的三篇论文，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1987年以《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为书名在大陆出版。刘石吉的著作尽管在史料上有所局限，但其分析问题的趋向及提出的一些基本看法，如将江南市镇划分为棉织业市镇、蚕桑丝织业市镇、米粮业市镇，以及对太平天国运动后的江南市镇的发展、市镇数量的分析，迄今仍很少为中外学者所超越。不仅如此，刘石吉的主要贡献还在于，对大陆1980年代以来的江南市镇研究具有启发和推动作用。他的台湾同行李国祁在1981年发表了《清代杭嘉湖宁绍五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初稿》一文，将传统市场分成省城、府城、县城、镇市、定期集市五个等级，强调了交通线路对市镇分布外在结构的影响，并对施坚雅的六角形模式作了一定的修正。（注：李国祁：《清代杭嘉湖宁绍五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初稿》，《中山文化学术论文集刊》第27集，1981年。）刘铮云则从另一个角度，通过考察清代苏州地区的义庄分布，揭示出义庄有集中于城市与市镇的趋势。（注：刘铮云：《义庄与城镇——清代苏州府义庄之设立及分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八本第三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7年，第651页。）近年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范毅军先后发表数篇长文，综合利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对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张性质以及市镇发展和地域开发的关系作了专门讨论，预示出市镇史研究中的跨学科趋向。范毅军重视各种空间讯息，如市镇所在的地形、地貌、总体分布以及与水路交通路线的位置关系等，对于探讨明清市镇的作用和城镇化的意义；并且以为明清江南市镇的广泛成长，本质上只是在量上做一种扩充而已，并未能在质上有所突破。（注：范毅军：《市镇分布与地域的开发——明中叶以来苏南地区的一个鸟瞰》，《大陆杂志》第102卷第4期，2001年；范毅军：《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张性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三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2年；范毅军：《明中叶太湖以东地区的市镇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年第一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年。）
自1980年代初，有关明清江南市镇研究的论文，开始频繁出现在国内各类史学刊物上。以樊树志、陈学文为主要代表人物，他们注重江南市镇的实态研究，为深入了解明清市镇的作用与意义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陈学文：《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同时期，王家范（注：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陈忠平（注：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宋元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明清江南市镇人口考查》，《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范金民（注：范金民：《明清时期苏州市镇发展特点》，《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等学者作的研究亦颇引人注目。尽管樊树志宣称：“仅仅从经济史角度研究江南市镇显然是不能令人满足的，市镇作为一个地理实体，兼具经济、文化等多种功能，因而需要多角度、多侧面地进行全方位的探讨”，[2]（P11）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更热衷的是对江南市镇的数量、类别、层级和历史作用等问题的探讨，于市镇和农村的关系方面竟然没有任何专文。需要指出的是，研究明清江南市镇史的几大家其实并没有忽略市镇与乡村之间的连带关系。例如，陈学文曾经强调市镇对乡村的辐射力，认为市镇的发展逐渐将城市关系渗入乡村，推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经济结构的演化，在此基础上，市镇对乡村产生强大的向心力，是技术、文化、生活的中心，是缓解农村过剩人口的消融剂（注：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36页。韩国学者吴金成的看法，与陈学文类似：在市镇中所发生的各种现象渗透到乡村，使农村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进而为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经营方式的变化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由于市镇能够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谋生途径，绅士和商贾以及从农村中分化出的游手无赖等过剩人口涌入了新兴市镇内，江南市镇就是在吸收乡村劳动力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参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樊树志和王家范没有过份渲染市镇的“中心地”作用，而将市镇与农村置于相对平等的位置。前者认为，研究市镇结构不能仅仅局限在街市以内，更重要的是弄清市镇与周围四乡（或称乡脚）的关系；四乡的范围大体显示了市镇作为一个基层商业中心的延伸面，是市镇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四乡向外输出手工业品或农产品先在市镇里集中，再经牙行和客商散往各地市场。（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12页。）后者则指出，江南市镇与农村之间，无论从形成途径上，还是空间格局上，均存在着纵深联系；江南许多市镇之所以在明中叶之后呈勃兴之势，完全是由于其四乡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推动。（注：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惜乎众多学者或把市镇视为联络县城和农村的中介（注：例如范毅军认为，明清市镇应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自成人文聚落的一个环节，但由于传统经济发展程度，城乡之间非可判然两别。某些大镇近于都市，而许多小镇则与一般乡村聚落区别不大，只不过几户的村店而已。参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九卷三期，1998年。），以及乡村城市化的重要一环（注：樊树志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也就是乡村不断城市化的过程。参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或以传统城乡界线模糊不清为由，把市镇与农村实为一体作为“理解策略”，从而回避了市镇与农村的关系问题，更遑论对此作专门的讨论了。
1990年代末以来，相关研究层出不穷，接连有小田、包伟民、范金民、王卫平、单强、陈国灿、吴仁安、张海英、龙登高（注：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单强：《江南区域市场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陈国灿：《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龙登高：《江南市场史——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等人的专著面世。这些著作对乡土生活、社会诸相、社会风习、会馆公所、商路及其格局等方面的探讨颇有新意，并逐渐突破经济史研究的窠臼，转从社会史和文化史角度考察明清以来的江南市镇。惟一遗憾的是这些成果仍然没有涉及城乡关系。虽然有学者以为，“市镇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存在于农村经济上面’，是农村专业经济发展的结果”，但还是有将市镇作为农村社会变迁和社会诸问题的“指示器”的意味，（注：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5、6页。）并进而把农村视作市镇的附属品。另有学者用“乡镇”一词替代“市镇”，除了突显市镇社会的乡土本色以外，没有给市镇史的研究增添新鲜的内容，反而有混淆市镇和农村的模糊界线的嫌疑。（注：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从乡村史或社会经济史角度研究明清江南区域社会的成果，往往也会涉及到一些市镇发展方面的内容，可是，大多只将市镇经济等同于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进行考察，同样没有把市镇和乡村的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注：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罗仑主编，范金民、夏维中著：《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段本洛、单强：《近代江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就总体而言，在1990年代，除了吴建华曾对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镇密度和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动撰写过专文外，（注：吴建华：《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镇密度和城乡人口结构变动》，载《城市史研究》（第11～12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国内学术界涉足城乡关系研究的论著可谓屈指可数。进入21世纪以后，就管见所及，王瑞成的《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人的城市文化史》是惟一的一部著作。该书下篇以徽商为例，讨论了近世乡族观念下的城乡关系。从全书的问题意识看，尽管未能给徽商研究带来重大突破，但专以活动在城镇里的徽商与乡土社会之间的联系作为考察对象本身，已足见其前沿性。（注：王瑞成：《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人的城市文化史》，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另外，余子明立足全国范围，极其粗略地探讨了晚清绅士群体从乡村流向城市这一现象，多少触及到知识精英在近代城乡二元对立格局下，单向涌入城市对乡村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注：余子明：《从乡村到都市：晚清绅士群体的城市化》，《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李伯重从经济史视角重新定位了江南郊区市镇工业的性质，他认为在明清当地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郊区市镇工业尽管与农村工业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仍然应该归属于城市工业；他还以市镇人口数量、居民职业、空间距离等因素作为指标，把市镇定位为“间接城市化”地区，从而揭示出城乡之间界线的模糊性。（注：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上）、（中）》，《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02年第1期。）
尽管自1980年代末以来，已有不少学者把研究的兴趣放在市镇管理相对于乡村管理的特殊性上，（注：林绍明：《明清年间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陈忠平：《宋元明清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张研：《清代市镇管理初探》，《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但这些成果多属通论性质，没有把长时段的市镇管理实态落实到具体市镇。最近，赵世瑜和孙冰以湖州的双林镇为例，回溯了自明以来该镇各种权力资源的组合和实际运作，并通过发生在晚清的东岳庙风波，揭示出地方宗族、士绅、民间祭祀组织、外来人口和官府在处理矛盾冲突过程中的不同表现，从中透视了双林镇权力资源和权力关系的历时性变化，以及市镇与乡村权力运作的差异。[3]
从民间信仰透视城乡关系，是研究明清以来的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另一个主要关注点，相关成果或多或少受到了日本学者滨岛敦俊的启示。早在1990年代末，赵世瑜就注意到“城隍下乡”和城市庙会的乡村化现象背后所凸显的城市对乡村的支配作用，并揭示出乡村的主动参与意识及对城市统治关系的挑战，表现了乡村对城市生活的参与，从而将城乡放在平等的地位，没有过份强调城市的“向心力”。（注：赵世瑜：《庙会与明清以来的城乡关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4期。）吴滔最近对清代苏州地区镇庙与村庙的关系作了多层次的探讨，透过镇城隍庙和“解钱粮”习俗的出现，审视了民间信仰在农村与市镇交往中某些图象。他认为，民间信仰中呈现的上下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城乡的等级差别基本吻合，但也不是一概而论，很多位于大镇之间的市集甚至村落有时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注：吴滔：《清代苏州地区的村庙和镇庙：从民间信仰透视城乡关系》，《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近年来，一些学者还对生活在市镇与农村里的不同人群特别是士绅地主的生活实态产生了浓厚兴趣。洪璞在日本学者稻田清一的基础上，对清末至民国江南地主日常活动的空间范围作了后续研究，对比了乡居、镇居和城居地主在日常生活中截然迥异的社会交往圈和空间活动范围，从中归纳出地主由乡居到镇居再到城居的“单线”离乡过程。（注：洪璞：《乡居·镇居·城居——清末民国江南地主日常活动社会和空间范围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吴滔选取清代吴江震泽二县作为研究个案，从“发生学”角度，关注了比特定社会集团范围更广的空间内的个人活动（如选择城居还是乡居）及其主观动机，通过士绅住所的变动、士绅在耕读与服贾之间的职业选择及乡村公益活动组织者身份的变化等几方面的论述，揭示出清代江南士绅的生活空间及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注：吴滔：《在城与在乡：清代江南士绅的生活空间及对乡村的影响》，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
二、日本学者的研究趋向
日本学者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起步较晚，对江南的关注更多以农村社会为主，晚近才开始注重城市问题。（注：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有关明清市镇的早期研究，除了藤井宏曾在论述徽商活动时偶尔触及江南市镇的论题以外，（注：[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载《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更多关注的是华北、四川等地的定期市。（注：[日]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再加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大多数有关江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受“发展阶段论”的制约，没有突出“江南”的独特性，甚至把“江南”作为讨论的附属品。（注：巫仁恕：《岸本美绪，〈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十七世纪中国の秩序问题〉》，《新史学》十一卷三期，2000年。）在这一阶段，即使是作为专门性的江南地域史的研究，也主要关注乡绅地主等支配阶层及与这一群体相对密切的制度，譬如村松祐次对租栈的研究和铃木智夫对《租核》的研究即是代表。（注：[日]村松祐次：《近代江南の租栈——中国地主制度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日]铃木智夫：《近代中国の地主制—租栈の研究译注—》，汲古书院1977年。）直到1979年，川胜守发表《中国近世都市的社会构造——明末清初江南都市研究》一文，才标志着日本学界明清江南市镇研究之发轫。川胜守在该文中指出，市镇作为县城与乡村的中介，在明末清初显著增加，与此过程呈鲜明对照的是，明初设置的课税局和巡检司规模缩小并日渐废弛。乡绅阶层通过结交官府和利用自己的优免权掠夺土地，致使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或从事工商业，或充当吏胥衙役和游手无赖，成为城镇里的寄生阶层。（注：[日]川胜守：《中国近世都市の社会构造—明末清初江南都市につぃて—》，《史潮》新6号，1979年，第65—91页。）之后几年，他与林和生分别探讨了水路交通和江南市镇发展的关系。川胜守考察了江南市镇的发展及其中的交通要素，特别是与水运交通方面的关联，从而揭示出宋明时代江南市镇发展的条件，具体地说，就是运河及大小支流沿岸如何形成市镇；林和生则强调了水上交通对太湖平原市镇经济的决定性影响（注：[日]川胜守：《长江デルタにぉけ镇市の发达と水利》，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编：《佐藤博士还历纪念中国水利史论集》，国会刊行会1981年；[日]林和生：《中国近世の地方都市の一面—太湖平原の镇市と交通路につぃて—》，京都大学文学部地理学教室：《空间景观·ィメジ》，地人书房1983年；[日]林和生：《中国近世にぉける地方都市の发展——太湖平原乌青镇の场合》；梅原郁编：《中国近世の都市と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在1980年代，日本学者明显受“施坚雅模式”的影响，例如，斯波义信在探讨宋元明清都市与农村史时，力倡以施坚雅的理论方法作为研究导向。（注：[日]斯波义信：《中国、中近世の都市と农村—都市史研究の新しぃ视角—》，载《近世都市の比较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共同研究论集》第1辑，1982年。）不过，由于日本学者向有研究村落共同体的学术传统，他们倾向于把江南市镇的研究具体落实到基层社会中，以市镇或城乡间的空间范围为参照，观察地方社会的构成及其运作过程。这使他们更注重讨论城镇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涌现出许多有份量的研究论文。例如，小岛淑男透过城居地主、商人与在乡农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阐述了清末江南地区市镇与周围农村的关系。他认为，城镇是农民肥料的供给地、农产品的贩卖市场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地，反过来，农村为城镇提供了劳动力。（注：[日]小岛淑男：《清朝末期の都市と农村—江南地方を中心に—》，《史潮》新8号，1980年。）在小岛淑男之前，佐伯富也曾有专文论述近世中国的都市与农村，惟主要的着眼点放在有宋一代，鲜少涉足明清的情况。（注：[日]佐伯富：《近代中国の都市と农村》，《历史教育》第14卷12号，1966年。）
19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森正夫等学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方法重新检讨江南市镇史，在他们出版的论文集中，所论详于当代而略于古代。梅津正伦对江南地形、水文环境与市镇网络形成的讨论，森正夫对朱家角镇略史的勾画，稻田清一对清末镇董的身份、角色、职责和管辖区域的探讨，以及石原润、林和生、林上等对上海、苏州周边集落空间构造的调查研究，均体现了与以往江南市镇研究不同的旨趣，成为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典范。（注：[日]森正夫：《江南デルタ市镇研究—历史学と地理学かろの接近—》，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年。）高桥孝助通过研究上海都市化的扩大与周边农村，弄清了法华乡通过水路、桥梁、村道将农村与市镇相接，人、物、钱、情报因此往来不息；（注：[日]高桥孝助：《上海都市化的扩大与周边农村——1920年前的上海县法华乡》，《上海研究论丛》第8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稻田清一的《清末江南一乡居地主的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一文则揭示了清末吴江县的一个乡居地主柳兆薰在市镇与乡村之间频繁游走的事实。（注：[日]稻田清一：《清末江南—乡居地主的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此二文为日本史学界的明清江南城乡关系史研究传统增添了新的视角。1999年川胜守将他20年来的论文结集出版了《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一书。（注：[日]川胜守：《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空间と社会形成の历史学》，汲古书院，1999年。）同时，他用市镇社会史涵盖传统的市镇经济史，使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了。两年后，由森时彦主编的《中国近代的都市与农村》，是将一些学者有关近代中国的都市、市镇和农村的研究论文以论文集的形式编辑出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城乡关系史研究著作。（注：[日]森时彦：《中国近代の都市と农村》，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报告，2001年。）同年出版的夏井春喜的著作，通过研究近代江南的地主制，对村松祐次的某些认识加以深化。（注：[日]夏井春喜：《中国近代江南の地主制研究》，汲古书院，2001年。）
基于多年研究明清江南社会的心得，滨岛敦俊从民间信仰的视角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明清江南社会城乡关系转变的故事：明初，江南农村处在承担漕粮北运的粮长阶层和乡居地主的支配之下，他们为米谷运送役务所困扰。一些巫师为迎合乡村社会统治层的愿望，制造出适合漕运及商运需要的保护神，庇佑水运平安无事。明后期，由于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支配江南的乡居地主没落，城居地主的数量越来越多，总管信仰的存在基础随之解体，原来支撑这种共同信仰的显灵传说失去了意义。在农村社会中小农占压倒性优势，饥馑和米谷价格成为农民日常最为切实的问题。乡居的巫师们不得不创造出适应于小农愿望的“施米”的传说，“总管神”摇身一变，成为在漕运饥馑之际与民同甘共苦、向贫民周济食米而迎来悲剧性死亡的神灵。牺牲自我而把米谷发放给农民，成为新的总管信仰的核心内容。滨岛敦俊在此基础上重申了费孝通曾经概括的“乡脚”世界在城乡结构中的重要性：16世纪中叶以降，江南三角洲在经济上所起的变动，小农民的生活空间也随之变化，即其范围已不再限于聚落或社，而是扩大到了以市镇为核心之市场圈。（注：[日]滨岛敦俊：《农村社会——觉书》，森正夫等编：《明清时代史の基本问题》，汲古书院，1997年；[日]滨岛敦俊：《总管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と民间信仰》，研文出版，2001年。）由此意味着日本学界对明清江南城乡关系史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欧美学者城乡关系研究的学术脉络
欧美中国城乡关系史的研究，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理论为起点。韦伯用西方的标准进行衡量，将中国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忽略了城乡间的密切联系，更没注意到中国城市行政上的等级愈低，乡土气息愈浓厚的特点。（注：史明正：《西方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近代中国研究通讯》第十三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85—97页。）有鉴于此，牟复礼（F.W.Mote）重新审视了马克斯·韦伯在西方经验下作出的城乡之间存在着鲜明对立的论断，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大多是由农村组成的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座孤岛，将传统中国的历史情境运用异域理论资源进行理解需要相当地慎重。在研究明代南京和苏州的著名论文中，牟复礼得出结论，中国社会不象西方社会那样城乡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而是表现出连续性。（注：[美]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Mote,Frederick W.A millennium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form,time and space concepts in Soochow',Rice University Studies,1973.vol.59,No.4,pp35-65.）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城镇发展史的初期，往往热衷于建构理论框架，而忽视了区域间的差异性，喜欢把一些解释力有限的结论强加在全国范围内。饶济凡（Gilbert Rozman）在中日城市化的比较研究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他认为，近世中国的城市人口分布呈“上小下大”的金字塔结构，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寥寥无几，人口绝大多数居住在成千上万的村镇里。如果说他所揭示的这一现象尚与中国当时的实情相差不大的话，在探索造成城市化指数偏低的原因时，饶济凡的解释就不太能够站得住脚。他将之归为城市间的交通不便，由此难以形成信息和商品交流的网络，中央政府因而不能充分调动和利用人力物力，从而削弱了其征收捐税和调剂物资的机能。（注：Gilbert 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npan,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在中国的大片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这样的情况的确存在，而在江南地区，水运资源非常丰富，城市化指数较其他地区高，市镇网络发达且组织性强，和他的假设完全两样。饶济凡的另一部著作，重点分析了清代直隶、山东的市场聚落和人口结构，同样没能在解释近世中国城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方面有所突破。（注：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Settlements in Ch'ing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伊懋可（Mark Elvin）是较早关注江南市镇的西方学者，他在1970年AI写作了《市镇与水道：1480—1910年的上海县》一文，注意到明中叶以后地主从农村迁进城镇的事实，他还考察了明代晚期至19世纪上海县的水路管理制度所折射出的城乡关系的转变（注：[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居密（Mi Chu Wiens）察觉到16至18世纪城居地主和乡居佃农之间关系的改变：频繁的奴变使盛行于晚明的奴仆制度于17世纪末渐趋消亡，18世纪以后，城居地主已不再使用奴仆制，江南的商业化和城镇化显著地改变了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在“一田两主”制下，城居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日渐疏远、非个人化；尽管农民在城居地主手下比乡居地主更缺少同情，但由于不用直接缴纳赋税并有机会拖欠地租，佃农从地主那里获得了更多的独立。（注：Mi Chu Wiens,Lord and Peasant:The Six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Modern China,vol.6 No.1 January,1980,pp.3-39.）兰金（Mary Backus Rankin）通过对清末浙江省青镇的沈氏和南浔镇的庞氏、蒋氏、周氏、张氏和刘氏等士绅家族进行个案分析，发觉这些家族的部分成员在迁入上海以后，非但没有割断反而加强了与乡土社会的联系，由此她反思了城市与乡村以及传统与现代两对在当时流行一时的“二分法”对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的有限解释力。除此而外，她的研究还多少涉及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江南市镇如何进行管理的问题。（注：Mary Backus Rankin,Rural-Urban Continuties:Leading Families of Two CheKiang Market Towns,Ch'ing-shih Wen-vol.3,No.7 Nov.1977.）
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以经济活动为主要划分标准，将全中国划分成九大区域，多少改变了西方人心目中对中国历史简单而直观的理解，令他们不得不对中国城市的地区性多样化和专业化重新加以认识。尽管施坚雅的学说本身没有涉及中国社会的城乡经济观和文化观，但他所提出的融会贯通的市场网络概念暗示着城乡关系的紧密性和连续性，使人们注意到每一区域都拥有本身内在的等级空间体系，城乡之间的交流频繁，相互调剂和融合，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乃至农村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施坚雅还仿效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提的中心地学说，根据市场规模和功能，把传统中国的市场体系分成八个等级，其中较低的三级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属于市镇的范畴。他认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即关系网）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所决定。（注：[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作为人类学家出身的施坚雅，强调基层市场对于农民实际生活的功用，不过是想纠正人类学家只着眼于村落小团体的倾向，并没有刻意否认村落共同体的意思。但是，在他以后，过去对于中国城市和农村的较为流行的认识，无论认为二者间是自发的对立，还是相反认为二者彼此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异，都逐渐让位于对城市中心地及其区域腹地发展的相互联系程度的研究。（注：William T.Rowe,"City and Region in the Lower Yangzi",in Linda Cooke Johnson,ed,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p.1.）罗威廉（William Rowe）在其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中，关注的是以汉口为代表的商业市镇而非作为治所的府州县城，突出了县级以下市场中心的重要性。（注：Rowe William T.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他和其他美国史学家一样，都以为中国的村庄，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高度结合于大的贸易体系，越来越忽视村庄这一级单位。（注：[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第23页。）直到20世纪80年代，黄宗智重申了村庄研究的重要性，以他对华北和长江三角洲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为标识，（注：[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3年。）使上述局面得以相当改观，并引起了美国中国学界对农村社会史和农民学的兴趣。黄宗智没有忘记用他的过密化理论透视中国历史上的城乡关系：“过密化下的耕作者所生产的剩余虽然一定递减，但他们却能支持庞大而复杂的城市，并供养高度发展的社会上层和城市文化。……大城市的产生伴随着农村的人均低收入，都市的‘发展’伴随着农村的过密化，正是中国历史上上层社会文化和农民文化之间显著差别的导因。”[4]（P331-332）
在黄宗智两部著作出版之后，有多部有关江南城镇与乡村关系研究的英文专著问世。白凯（Bernhardt,Kathryn）从国家、地主士绅和农民三方的关系入手，探讨晚清至民国长江三角洲因商业化和城市化所导致的地主和佃农之间关系的改变；（注：Bernhardt,Kathryn.Rents,Taxes,and Peasant Resistance:the Lower Yangzi Region,1840-1950,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石锦（James C.Shih）运用计量方法，勾画了太湖地区明代至清代社会精华分子的逐渐选择城居的倾向；（注：James C.Shih.Chinese Rural Society in Transition:A case Study of Lake Tai Area,1368-180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夏明德（Lynda S.Bell）从晚清到民国无锡小农家庭广泛从事蚕丝生产这一事实为案例，透视了近代江南城乡关系的新格局。（注：Lynda S.Bell,One Industy,Two Chinas:Slik Filatures and Peasant-Family Production in Wuxi County,1865-1937,Califof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虽然如此，西方城市史研究的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是对于大城市的研究远远超过对中等城市、小城市甚至更低的市镇的研究；第二种倾向是过去十年中国城市的研究过多集中在20世纪的工业化时代，至多上溯到19世纪（注：William T.Rowe,"City and Region in the Lower Yangzi",in Linda Cooke Johnson,ed,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pp.1-2.）——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研究的旨趣主要集中于城镇本身，对城乡关系问题只是附带地加以讨论。张琳德（Linda Coke Johnson）利用地方志作为主要材料，追溯了上海从一个市镇发展成为贸易港口近800年的历程；（注：Linda Cooke Johnson,Shanghai:From Market Town to Treaty Port 1074-1858,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由她主编的论文集《中华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收录了迈克尔·马默（Michael Marael）、保罗·圣安杰洛（Paolo Santangelo）、夫马进、安东尼娅·芬安妮（Antonia Finnane）和张琳德（Linda Cooke Johnson）对苏州、杭州、扬州、上海等城市的研究；（注：William T.Rowe,"City and Region in the Lower Yangzi",in Linda Cooke Johnson,ed,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许亦农（Yinong Xu）在苏州城市建筑史的脉络下，探讨了中国传统城市的空间与时间变化，（注：Yinong Xu,The Chinese city in space and time: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form in Suzhou,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0.）显示出西方学者对城市史的偏爱。赵冈在前人基础上对明清江南的新型市镇作了重新审视。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见解，认为江南的市镇是超层级的，从一开始便依赖全国性的市场，没有明显的层级关系。层级式的关系只适用于内地的传统市镇，每个市镇都是内向性的以满足小范围内的农村消费者为其主要功能，按其商品流通的范围来看则是逐层扩大。江南所产的丝绸、棉花等纺织品，在本区域的居民间没有太多的市场与销路，而必须由各市镇直接与全国性市场发生运销关系，并不透过层级来聚散。（注：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第176、181页。）袁清则对市镇类型的划分进行了反思。他以为，对不同的市镇，仅依靠其单一特产来分类，虽能提供一个概括性，但未免过于简单化了。（注：[美]袁清：《盛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和商业化》，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编辑组：《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2002年，科大卫（David Faure）和刘陶陶（Tao Tao Liu）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城镇和乡村：认同与感觉》的问世，标志着西方学者突破了以往研究或过于注意城镇或只关心农村聚落的“偏科”现象，在城市史和乡村史研究之间架起了一座理论桥梁。无论从选题还是作者的研究背景上看，整部书都体现出多学科多视角的丰富介入；研究者不再仅仅以城市为中心，已开始注重以乡村世界为出发点探讨城乡关系。其中，科大卫选取乌青、濮院和南浔三个江南市镇为案例，将家族在江南市镇确立支配地位（rise of the lineage）的时间追溯到元明之际。16世纪，随着新迁入市镇人口的增加，土著家族和新兴家族之间的矛盾加深，这集中体现在镇庙控制权的争夺上。由此多姓共同支配市镇的格局开始确立，士绅阶层逐渐取代家族介入市镇管理。（注：David Faure and Tao Tao Liu,Town and Country in China:Identity and Perception,Houndddmills,Basingstoke,Hampshire and New York:Palgrave,2002.）科大卫与前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给我们讲述了三个江南市镇几百年的管理运作过程，而对于具体市镇权力格局形成的“发生学”探讨，在科大卫之前，几乎没人关注过。当然，仅仅凭一本论文集，就想涵盖明清以来城乡关系的所有问题，显然是不切实的。全书大多数作者仍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观”的窠臼，以城市特别是上海这样的“特殊城市”为主要研究内容，来讨论近世城乡的二元格局，多少有隔靴搔痒之嫌。实际上，城乡一体还是城乡分割，都是相对而言的。用两分法来剖析近世的城市与农村是过于简单的和不适宜的，正如编者在《导言》中所说：“城乡区分的观念一直外在于中国传统思想，即便今日也仅是部分融入中国社会而已”。[5]（P14）
四、几点认识
综上所述，以往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多数偏重“传记式”的历史沿革发展（注：刘石吉：《小城镇大问题：江南市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杭州：“中国东南区域史国际研讨会”论文，1998年9月。），以传统城乡界限模糊不清，城乡的延续性远大于市镇的独特性为出发点，把市镇置于都市的范畴或者广阔的乡村社会中进行考察，极少注意城市—市镇—农村的连续体的意义。从城乡关系的视角，探讨市镇与周边农村的互动作用，几乎可以说刚刚起步。
具体说来，在已有的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研究中，对于市镇和农村聚落两者之间是否有“有形的边界”，往往存在重大的分歧。部分学者把以某一固定市镇为中心且不具有自上而下指定的行政统属性质的市场圈，作为四乡农村的“中心地”来理解，认为市镇和四乡之间存在着以水栅、河道、民居和桥梁等为标识的含混边界。另一些学者则根据所谓“市镇居民”兼营农、工、商多种职业的实际情况，强调工农之间界线模糊以及农村居民和市镇居民在职业与居所两方面的不一致，进而质疑市镇与农村之间存在有形边界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明白，在市镇与农村之间即使具有地理意义上的有形边界，亦不妨碍不同人群之间通过经济、祭祀、婚姻等层面的交流来打破这个边界，由此形成一套以人群为标准而不是以地点为标准的关于市镇和农村区分的“新理念”。举例来说，如今在市镇研究中经常被学者们借用的“乡脚”一词，已渐成为市镇商业辐射区的专有名词，它包括市镇本身以及市镇的周边地区，即包裹市镇的农村。而据笔者在“乡脚”一词来源地的吴江县的田野经验，当地人不仅将民间信仰活动的地域广度称之为“乡脚”，甚至把交往或者活动所及的最远地点和家乡之间的距离也叫作“乡脚”。探寻诸如“乡脚”这样的乡土词语所包含的丰富含义，进而从市镇与农村的各个角落选择个别的人群行动作为参照系，通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接触和互动，揭示出明清江南城乡界线的模糊性和生活在当中人群的多层化关系，无疑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传统社会中的城乡关系。在传统时代没有对人群进行专门的“市镇籍”和“村籍”划分的前提下，界定市镇的空间范围显得相当困难，而市镇的规模、人口又是处在不断变动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市镇和农村间是否存有有形边界的课题，尚有很多扎实的工作要做。
以往学者研究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的关系，还有把地方秩序成立的框架放到国家或者特定集团中去的倾向，将士绅与平民、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单向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而实际上，城乡交往中所呈现出的不确定和流动性，比起被我们凝固起来的“社会经济结构”要生动复杂得多。“结构决定论”的根本弱点就在于给许多本来是“因人异事”的动态依赖现象纳入了“虚假必然性”的框框，使其失去了在历史现实中屡见不鲜的互动性和多样性的色彩。就明清江南市镇研究本身而言，正如范毅军所总结的，相当一部分学者有过份强调市镇在明清两代的独特发展而几乎忽略了它在唐宋以来历史序列的延续性的趋向，（注：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1998年第九卷第三期。）较为缺乏像科大卫、赵世瑜所做的对某些江南具体市镇长时段运行过程的个案分析。如果我们不了解江南基层行政组织的运行模式，只以“举例子”的方式空谈市镇与农村的关系，或者反过来说，没有从城乡关系的角度考察市镇和农村的运行实态本身，都无法给我们的研究带来更多的裨益。总之，我们只有将经济、社会、文化等静止的要素还原到流动、鲜活的历史过程中去，通过揭示这种过程中的种种复杂关系，才能超越把研究单位简单地划分成二元对立的格局，避免“城乡一体”或“城乡二元”的简单理解模式。
标签：江南论文; 明清论文; 城乡差异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清史研究论文; 中国社会出版社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