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理论与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民主主义论文,中国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 －38151（2000）02－0053－06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被卷入了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虽然可以说从那时起，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思潮就开始萌芽，但是真正认识到中国应以“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并自觉提出各种现代化理论试图指导或影响中国的现代化方向则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尤其是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论争，不仅明确提出了“现代化”这一全新的概念，而且参与论战的学者们从各自阶级、阶层的利益出发，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现代化蓝图和设想，其中的合理之处在今天仍不失其借鉴意义。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科学指导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并没有直接参加当时的论战。但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毕竟只是当时形形色色的现代化思潮中的一种。各种现代化思潮，无论是新的社会因素的反映，还是旧的社会条件的表现，可以说都有共同的矛盾焦点，表现了同一个时代特征，形成一个整体。因此，研究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发展，应从当时各种社会现代化思潮的发展中去把握。正如传统的思想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渊源一样，各种繁杂的现代化思潮也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养料。离开现代化思潮的整体，试图单纯描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轨迹，必然脱离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也就难以作出科学的分析。
一
近年来西方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主要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学术界提出来的。这些理论传到中国，使人们以为现代化理论完全是舶来品。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中国现代化运动从自己的实践中提出现代化的概念和观点，要早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约20年。
“现代化”一词，在五四运动以后关于东西文化观的争论中已偶尔出现。例如在柳克述所著的《新土耳其》一书中，就将“现代化”与“西方化”并提（注：柳克述：《新土耳其》，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337页。）。1929年，胡适在《文化的冲突》一文中， 正式使用了“一心一意的现代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 ）的提法（注：HuShih,Conflict of Cultures,China Christian's Year Book,1929.）。但“现代化”一词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科学词汇在报刊上使用，是在30年代。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创刊周年纪念，发行特大号， 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编者写到：“须知今后中国，若于生产方面，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进展，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现在我们特地提出这近几十年来，尚无切实有效方法去应付的问题，作一回公开的讨论”（注：《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讨论的重点是两个问题：（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先决条件；（二）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一个方式，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促成的现代化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实现这方式的步骤又应当怎样。不难看出，这两个问题也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需要回答和解决的。当时学术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如陶孟如、樊仲云、吴泽霖、周宪文、郑学稼、金仲华、吴觉农等人都参加了这次讨论。从讨论的结果来看，大家在现代化的内涵、现代化的方式等问题上争论激烈，但在讨论中，基本上都趋向于用“现代化”这个新概念来取代“西化”、“中国化”等概念。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全盘西化”再到“现代化”，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把握和对中国发展道路探索的不断深化，其意义是不容低估的。正如哲学家冯友兰所指出的：“以前人们常说我们要西洋化，现在人常说我们要近代化或现代化。这并不是专是名词上改变，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上底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这一觉悟是很大底。”（注：冯友兰：《新事论》，《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225页。）
毛泽东最早使用“现代化”一词可能是在1945年赴重庆谈判时的参政员茶话会上的讲话中，当时，毛泽东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这时才形成现代化的设想。 实际上早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已经全面、科学地描绘了他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蓝图，只不过还没有使用“现代化”这一概念而已。很难说毛泽东开始使用“现代化”一词是受了哪一个人的影响，我认为，对于“现代化”这个频繁在报刊上出现的词汇以及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大张旗鼓的讨论，毛泽东是不可能不加以关注的。从1941年毛泽东开列的一份报纸、书刊订购清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及经济形势是非常了解的（注：毛泽东所列书目清单，请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8页。）。 尽管“现代化”一词在当时还颇多歧义，但它毕竟更能准确地反映世界形势和中国的发展方向。在后来的《论联合政府》及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新民主主义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现代化”或“近代化”一词也开始出现于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著作中。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又鲜明地指出，古代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废除使我们取得了“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页。）。作为指导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能够敏锐洞悉世界历史潮流，将“现代化”这一崭新然而更科学的范畴吸收到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无疑使之更加丰富和更加完善了。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一个农村居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传统农业国之中进行的。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关键的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即根据中国的国情去探索中国从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的具体道路。这就是我们常谈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在当时中国的广大知识界并没有取得共识，三四十年代的“工化”与“农化”之争就是这一状况的真实写照。“农化”还是“工化”？这是早在五四前后就与“孔化”还是“西化”同时提出来的一个争论的问题（注：陈宰均：《工化与农化》，《甲寅周刊》第1卷，第29号。）。 但争论的真正活跃是伴随着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在30年代才出现的。30年代出现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各派是这个时期宣传以农立国发展道路的主要力量。其中又以主张中国文化复兴的梁漱溟为代表。他认为“中国工业不是没有起来的问题（欧战期间有显著的抬头），而是起来之后又被摧残的问题”（注：梁漱溟：《乡村建设》第4卷，第28期。）。因此， 他毅然“否认了一切西洋把戏”（注：李紫翔：《“乡村建设”运动的评价》，1935年7月20日《益世报》（天津）。 ）。明确反对中国以“近代国家”作为奋斗目标，与农化相对立的是大力宣扬西化的以吴景超为代表的《独立评论》派。在《我们没有歧路》一文中，吴景超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们只有努力赶上工业化的路。才可以图存。我们只有一条路是活路。”（注：《独立评论》第125号。）
在今天看来，“以农立国”的思想从根本上来说，不过是我国长期经济落后、农民小生产者占优势的历史传统的反映，当然是反现代化的。就是“以工立国”派的言论也大都是学理式的，鲜有符合中国国情的真正有效的办法。不过在当时，“工化”与“农化”之争还是产生了很大影响，各派提出的许多论点，特别是有关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农业是基础、工农之间的关系、工业化与政治民主的关系以及中国工业化面临的阻力与困难等问题的讨论，至今仍有教益，并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中的工业经济思想不无影响。1943年，毛泽东开始明确提出：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工业国家。在1944年5、6月，又说：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要搞工业革命。1945年4月，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三四十年代“工化”与“农化”之争最重要的结果在于，大家逐步认识到，从世界大势看去，中国的经济发展要取得成功，必须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而这与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实践所得出的结论竟是不谋而和。这说明，面对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这一共同的主题，尽管阶级立场各异，世界观、方法论也不相同，但在希望中国早日富强这一点上，双方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虽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阶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不可能担当起振兴中华的重任，但他们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他们对中国现代化的许多探索不无开创性与合理性。而每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不拒绝吸取任何一种理论当中的科学和有益成分的。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现代化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发展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二
在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毛泽东讲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话。他说：“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像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是不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糊涂的。”（注：《毛泽东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这是毛泽东对党内主观主义者的批评，但是无疑也可适用于绝大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他们有改造世界、改造中国的主观愿望，他们的一些理论和观点有时也具有某种合理性，但他们没有科学的理论武器，这在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论争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因此，在注意吸收其中合理内核的同时，毛泽东从没有放弃对那些错误理论和观点进行批判的责任。当然，在批判的同时，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身也毫无疑问地获得了发展。
在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讨论中，有那么一部分资产阶级学者，充当国民党的御用文人，竭力攻击共产主义，阉割孙中山的真“三民主义”，其实质是为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张目。毛泽东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在一份为延安高级干部会议报告草拟的提纲中，他鲜明地提出：“在思想斗争问题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义或中间三民主义的思想，应该加以严正的批驳。”（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20页。）不久，毛泽东即写出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写了一篇理论性质的东西，目的主要为驳顽固派”（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0页。）。 在这篇标志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光辉篇章中，毛泽东不仅严厉驳斥了资产阶级顽固派那些否认共产主义的荒谬说法，而且对全盘西化、封建复古的思想和理论也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他关于未来新中国的设想，为中国指明了实现现代化的现实道路和正确方向。当然，应当指出的是，不论是以陈序经、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还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甚至以辜鸿铭为代表的“甲寅派”，他们都是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和观点出发，来为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出自认为最合适的药方，尽管我们不能同意他们的主张，但对他们希望复兴中国的愿望还是不能不看到的。在这一点上，以叶青为代表的国民党御用文人之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前面说过，30年代关于“农化”还是“工化”的论战曾对毛泽东的工业化设想产生过积极影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毛泽东还针对当时流行一时的“以农立国”思潮，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武器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在致艾思奇的一封信中，毛泽东提到：“梁漱溟到此，他的《乡村运动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乡村运动理论》，应是《乡村建设理论》——笔者注）（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18页。）这说明，对梁漱溟的“以农立国”思想， 毛泽东是了解的，而且并不赞成。在另外一封致秦邦宪的信中，毛泽东对“以农立国”思潮的民粹主义本质进行了分析。他写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8～239页。）。
与同时代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比，尽管都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为目标，但由于毛泽东能够用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同时他又是一位投身于火热斗争实践的革命家，这就使毛泽东必然要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如前面所说，虽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怀有济国救世的良好愿望，但由于阶级的局限性以及历史条件的限制，使他们对中国现代化的设想只能停留在文字上而不可能变成现实。只有以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不仅确立了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而且找到了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正确途径。它们的理论结晶就是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
三
与同时代的其他现代化思潮相比，新民主主义理论具有它们所无法比拟的科学性和实践性，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毕竟它们诞生于同一个时代，都立足于相同的国情，面临相同的矛盾焦点，受到相同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这就使新民主主义理论又不能不具有某些当时中国现代化思潮所具有的一般特征。
（一）中国现代化思想运动的一大特色在于它注重从文化层次来探讨中国的出路问题。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中国问题本来无可厚非，但是把中国问题归结为根本是一个文化问题，那就成问题了。西力东渐引起的冲突，在中国原来的士大夫阶层中的反映，首先是中国文化的危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近代中国新兴的知识分子大多出身地主小资产阶级家庭，并身受儒家思想的基础教育，又远离现代经济生活，因此也很难摆脱用传统的思想模式来观察现代世界的变迁。“中国的失败自然是文化的失败，西洋的胜利自然亦是文化的胜利。”（注：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这种文化决定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一直很有影响。在清末的争论是保文化所以保国家。五四以来关于中国出路之争也长期都是围绕东西文化之争这个焦点，而很少涉及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是中国现代化探索的一个根本性的弱点。这种思想方式甚至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思维也有一定的影响。40年代初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无疑是关于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光辉篇章，但《新民主主义论》也是作为说明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而提出来的，文中用了很大篇幅来论述中国的文化革命问题，相对来说却较少提到中国的经济问题。一直到建国以后，也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思想模式的影响，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接连不断，并一直被提高到发展道路的高度。最突出的是毛泽东将其发动的一场最大的政治运动也称之为“文化大革命”，连这个形式上最彻底反传统文化的大革命也没有跳出传统思想方式，这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二）对资本主义主要从批判层面去认识，而忽略了资本主义所具有的现代化的一般特征。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被动适应世界现代化挑战的过程。中国全民族对现代化思想的觉醒及其认识的成熟程度，取决于对现代世界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程度。30年代讨论现代化一词时，北大教授孟森有言：“即以现代化字面而论，必有一形成之现代化，而后从而化之。”（注：孟森：《现代化与先务急》，《独立评论》第77号。）意思是必须对“形成之现代化”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才谈得上自己的现代化。而在当时，可称之为“形成之现代化”的只有一些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中国是否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有了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呢？在清代闭关锁国之时，所谓“睁眼看世界”，不过是从一个窄缝中远远望几眼而已。辛亥革命后，大开门户，西方思潮汹涌而入，又得了消化不良症。新文化运动是有成绩的，但主要是反偶像崇拜，扫荡旧思想，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不可能深入细致；就东西文化比较进行的讨论也大多流于表面，不少是哲理式的议论，后来又匆匆收场。中国知识界还没来得及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历史进步性取得较深入的认识和应有的评价，对资本主义的各种批评已纷至沓来。中国共产党虽然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但中国共产党一开始成立就卷入实际革命斗争，它的一个“极大的弱点”就是“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221页。）。虽然自建党之始，社会主义就被中国共产党确立为奋斗目标，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超过马、恩、列、斯等人著作上的描述和构想。到30年代中期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又基本上以苏联模式为蓝本。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的认识大都是学理性的、概念化的，对两者作为工业社会的共同特征就更缺乏科学的分析和了解，这是中国现代思想界认识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和弱点。毛泽东在其构筑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彻底的，但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所具有的现代社会的一般特征就较少论述。当然毛泽东也曾强调过外国一切好的东西，我们都要学习，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哪些是合现代化规律的，哪些是非现代化一般特征的东西都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这种抽象的论述很难真正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在更多的情况下，就算提及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也大多是从暂时利用和策略的角度出发。这对建国后利用资本主义的有利一面来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不能不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三）较少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现代化的出路问题。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但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向现代化艰难迈进的。严重的内部衰败化与边缘化决定了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第一要务只能是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以获取现代化的前提。这是没有疑问的。但由此也使当时的现代化思潮具有了这样一个特点，即由于长期以来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政权、军事、民主斗争的方向上，因此冲淡了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尤其是对于经济发展对现代化的决定性作用认识不足。在三四十年代的现代化论争中，争论的焦点是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尽管也有“中国怎样现代化即是等于怎样发展中国的生产力”（注：《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这样的精辟之论，但终究声音太过微弱。中国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国家的独立，为中国的现代化创造了必要的前提，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功绩。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长期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政治和军事斗争，因而也存在对生产力的相对忽视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指导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中不包含发展生产力的内容。例如，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页。）他又说“我们搞政治、 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页。）。这些话就是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深刻的。但是，由于缺乏对生产力发展规律和手段的细致研究，使得毛泽东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途径都放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这可以说是导致建国以后在发展生产力过程中产生曲折和失误的重要原因。因此在总结这一时期的经验教训时，固然不应当忽视个人的责任，但历史地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误并不是哪一个人的过错，而主要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关于生产力的发展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算是基本解决了。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要适应现代世界潮流，迎头赶上，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要经历多么艰苦的认识历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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