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面复苏中的宏观调控：稳健操作，着力长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稳健论文,宏观调控论文,操作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双松”政策已见成效，经济进入全面复苏
2008年10月以来，中央及时果断地调整政策，将财政政策从“稳健”调整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调整为“适度放松”，实行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和调整振兴十大产业发展规划，高密度采取减税增支、降息松贷等政策措施。半年多后，产生了明显的效果，虽然涉外经济仍未明显改观，外贸出口仍继续大幅度下降，但国内投资和消费全面转旺，国民经济总体上基本摆脱了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从低谷转入快速复苏的轨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1.先行指标持续向上。2008年下半年，中国投资者、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信心自今年春节后逐渐恢复。企业家信心指数从今年一季度的95％左右恢复到二季度的100以上。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在2008年11月见底38.8后逐月上升，但头两个月还在50(景气度分界线)以下，3月上升到50以上后持续4个月保持在53左右。工厂订单最近几个月也从50以下提高到50以上。出口订单近两个月明显转升。尽管家电等制造品需求增加使过剩产能不断得以释放，但钢铁限产和基础设施需求增加加快了去库存化进程，二季度各月企业库存数量逐月减少。库存构成中，被迫性存货减少，主动性存货增加。工业产成品占用资金增速从2008年11月的25％以上降到目前的10％以下。这些先行指标持续向上，表明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景气度持续向好。
2.货币信贷高速增长。货币供应量方面，M2增速在2008年11月降到本轮调整最低的14.8％后，连续6个月加速上行，今年5月达到25.7％。M1增速见底晚一些，但加速度更大，从今年1月的6.7％加速到5月的18.7％。目前两个指标的增速，均高于1997-2007年各年的水平。信贷方面，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增长，从2008年10月的14.6％提高到今年6月的30％以上，其绝对增速略低于1984-1986年平均31.7％的水平，但如果将目前价格总水平下降因素考虑进来，实际信贷增长为近30年中最高水平，属于超常规增长。从数量看，1～6月累计新增贷款完成接近7万亿元，既大大超过2008年4.9万亿元的规模，也明显高于《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全年新增贷款计划“5万亿元以上”的预期目标。
3.投资和消费需求两旺。今年以来，外需急剧收缩，中国的出口增长大幅度下降。由进口减速快于出口减速带来的顺差，上半年预计比2008年同期减少接近1/4，这对GDP增长形成较大的下拉力量。但是由投资和消费构成的内需高速增长。投资方面，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头5个月累计增长34.8％(考虑投资品价格下降因素，实际增长达到40％左右)。这个增速，比长期平均增速(1982-2008年为21％)要高出66％。消费方面，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在4月高位触底(14.7％)后出现加速趋势，5、6月分别为14.8％和15.2％(考虑CPI上涨-0.9％，实际增速超过16％)，明显高于长期平均增长(1979-2008年为15.2％)的水平。今年以来消费品市场出现全面转暖，汽车、家电、装饰材料、旅游和餐饮等市场持续旺盛，城、乡两个市场都很活跃，这是多年来少有的情况。
4.主要市场全面活跃。一是资本市场上涨。上证指数于2008年10月下旬在1600多点位置触底后，已持续8个多月上升，今年6月底接近3000点，累计升幅超过80％。有色金属、农产品等商品的期货市场也出现了连续几个月上升的势头。股市、期货市场持续活跃，表明投资者信心全面恢复，市场的悲观预期转为乐观预期。这是总体经济全面复苏的晴雨表。
二是汽车市场兴旺。这次全球危机，虽然对2008年下半年和今年头两个月中国汽车产销有显著影响，但没有改变自“入世”以来汽车进入居民家庭的总趋势。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汽车，2001年为0.6辆，2005年增加到3.4辆，年均增加0.7辆；2008年至8.8辆，年均增加1.8辆。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对汽车购置实行了减税、补贴等刺激措施，城乡居民买车的积极性明显提高，汽车市场逐渐活跃，汽车销量逐月增加，在全球汽车销量排名中连续6个月排名第一。1～2月月均销售80多万辆，3月以来月均销售110万辆左右。买车族从城市延伸到农村，城市从高收入家庭延伸到中等收入家庭。新趋势显示，本轮汽车消费浪潮将强于2002-2007年那一次。
三是房地产市场转暖。全国70个大中城市平均房价的同比上涨率，自最高峰开始回落到目前已经有20个月，从2008年12月到今年5月连续6个月负增长，但4、5月负值变小，环比出现了连续2个月正值。由于房屋存货量较大，“去库存化”还需要时间，但近两个月各地住房销售量快速增加，部分城市房价的环比出现明显上升。从最新趋势看，全国房价同比负增长有可能在第三季度结束，市场总体上逐步恢复到“雷曼破产”前的常规水平。在刚性消费需求回升之后投资性需求逐渐增加，库存逐渐减少，房价止跌回升的城市数量将增加，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复苏转为全面复苏，将促使总体经济快速复苏。
四是家电、文化和旅游市场活跃。在“家电下乡”等政策刺激下，各类家电销售看好，特别是农民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电脑等耐用消费品的积极性高涨，政府实施“以旧换新”的新政策后对家电市场产生新的刺激。电信、文化、体育用品市场今年3月以来也出现快速增长势头，电影院票房收入增长加快。虽然出境游和入境游遭受到金融危机和最近甲型H1N1流感的影响，但国内旅游市场依然比较活跃。
5.工业生产明显复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增加值增长，今年头两个月达到本轮调整最低的3.8％后，3、4、5月份提高到8.3％、7.3％和8.9％，估计从6月开始将再次恢复到“两位数”增长。这表明，工业生产已经走出低谷，进入明显复苏阶段。在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原材料及工程机械工业的需求的新背景下，东南沿海地区越来越多城市扭转了工业大幅下滑的趋势，受全球危机影响最大的两个“三角”(珠三角和长三角)今年二季度以来逐步恢复增长。1～5月，江苏和广东分别为11.7％和3.1％，比1～4月高0.4和1个百分点。浙江从4月的0.2％提高到5月的3％。工业投资1～5月的增速，江苏达到25.1％，浙江实现了5.7％，上海也实现了0.1％。6月上旬工业用电由负转正，两个“三角”6月以后的工业增长将继续加速。中西部地区工业增长今年以来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占国民总产出43％左右的工业复苏，必然促使总体经济复苏。
6.总量增长触底回升。作为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结果性指标的财政收入，1～5月累计增长-6.7％，而其中的5月份转为增长4.8％，这是国民经济转向全面复苏的重要标志之一。一季度GDP的增速虽然只有6.1％，比2008年四季度的6.8％回落0.7个百分点，但降幅比四季度收敛1.5个百分点。根据总需求模型中少数变量回升到所有变量回升的趋势进行综合分析，预计今年二、三季度GDP的增速将分别达到8％、9％左右，四季度有可能超过9.5％，全年可获得8.2％或略高的增长业绩，明显高于世界银行最近预计的7.2％。中国经济增长从2007年二季度到今年一季度走完了“V”的左边，第二季度转入“V”的右边。之后如何走，取决于进一步的政策措施和措施执行的情况，但趋势变化规律显示，一旦新趋势出现，这个趋势就会保持较长时间的惯性，随着新需求增加，这个上升趋势会被不断强化，进入新一轮加速上行的增长轨道。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当注意防止出现大起大落。经济一旦进入全面复苏，表明新一轮上升周期开始，如果上行速度过快，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来得快，去得快，产生“电体效应”，不利于经济稳定向上。
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复苏的节奏较慢，GDP增长逐年加速的速率采取渐进提高的方式，结果GDP增长速度在1999年见底7.6％后出现了连续8年的上升期，到2007年13％才结束上升趋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是改革30年中，经济上升时间最长的一次。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宏观调控始终坚持稳中求进的政策取向和措施操作，这是一条宝贵的经验，值得记取。
7.经济结构趋向改善。本次全球危机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负面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难得的结构调整机遇。由于中国政府提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转型”的方针，在采取措施扭转经济下滑趋势、尽快恢复上行趋势的同时，出台了力度很大的调结构、促转型的政策措施，所以今年以来的中国经济结构出现了新的积极变化。
一是需求结构改善。出口两位数负增长，消费和投资的名义增长分别为15％和35％左右，表明外需占总需求的比重下降，而内需占比重提高，经济增长成果中较多份额用到国民福利改善而不是单纯增加外汇储备上。在投资和消费关系中，除了城乡居民的私人消费保持快速增长外，公共消费领域和准公共消费领域的投资比重提高，公共交通、城市公用事业以及学校、医院、养老院和其他民生性公共消费品的投资和生产加快。在增加私人消费同时，增加更多的公共消费品供给，有利于全面改善投资与消费的关系。
二是产业结构改善。在社会总投资中，一般加工工业投资所占比重下降，农业、农村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所占比重提高，特别是对经济持续增长构成“短板”的铁路、城市地铁、农村公路、农田水利和环境治理等领域的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在产业和行业中，一般工业的增长速度降低，金融商贸、教科文卫等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提高；“两高一资”行业占比下降，信息、新能源、新材料和新医药等低能耗、高技术的行业开始出现加快发展趋势。这些新的结构变化，为解释1～5月工业增长而用电下降的“背离”现象，提供了基本答案。
三是区域结构改善。本次经济快速触底回升的主要动力，是中西部地区和前期发展相对滞后的部分东部地区。今年前4个月，珠三角、长三角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增长还在历史低位徘徊，有的地方如东莞还没有走出负增长区间，但中西部地区投资和贸易活跃，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一季度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19.8％、34.3％和46.1％，中西部明显快于东部，其中有的西部省份接近60％。1～4月，中西部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为47.4％，同比加速3.2个百分点。从GDP增速看，除天津(16％)外，排在前5位的都是中西部省区，几乎全部达到两位数增长水平。从财政收入看，中西部的增速快于东部和全国平均水平，全国1～4月同比增长-8.3％(4月为-13.6％)，广西北部湾地区达到12.8％。东部经济增长减速时中西部经济加速，出现区域经济“景气交叉”，可减缓总体经济下滑趋势。在东部的出口减少、产业转移加快和经济增长减速的情况下，中西部经济增长加速，既有利于缓解东、中、西部差距扩大趋势，逐步实现从“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向区域协调发展转变，又有利于扩大内需，加快国民经济触底回升，因为中西部地区人口和劳动力多，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潜力大。
二、全面复苏阶段面临新的矛盾和问题
1.外贸出口压力较大。今年一季度，我国出口增长-19.7％，4、5月进一步降为-22.6％和-26.4％，呈现加速下降之势。即使下半年美、欧经济触底回升将使中国出口环境恶化得到一定抑制，但还是存在一些新的不确定性。一是提高出口退税率的空间缩小，该措施的边际效应呈现下降趋势；二是美、欧和其他贸易伙伴实行各种直接或间接的保护主义，如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附加条款”规定计划内所列项目必须购买本国货物和雇佣本国劳工等，限制了中国的商品和劳务输出；三是今年以来美国调整过度消费模式，消费率下降，储蓄率提高，虽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矛盾，减少中国债权利益损失，但会使美国人购买“中国造”商品的能力下降，收缩中国的外需。
2.农民消费后劲不足。以补贴等方式增加居民消费，是各国反衰退的重要举措，但持续性有限。增加就业和收入，是居民消费持续增长的前提和基础。中国今年一季度与2008年四季度相比，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分别下降了4.3和7.4个百分点。在农民工失业后再就业增长缓慢、粮食和猪肉价格下降的背景下，农民收入增长面临挑战。而在农民占总人口比重高达55％左右的背景下，农民收入不能持续增长，必然影响国民总消费持续增长。这是今后一段时期宏观经济政策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
3.民间投资动力不强。今年以来，投资加速增长主要来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资金推动的公共品投资，以私人物品为对象的民间资本投资的增长依然缓慢，中小企业投资和贸易仍旧不活跃。其原因，一是私人物品市场的需求不振，存货较多，新订单增加较少，企业因担心销售困难而不敢扩大投资和生产；二是即使产品有销路也缺乏资金，虽然一季度银行信贷余额出现超常规增长，但民营中小企业获得信贷资金的份额较低，在资本市场IPO已停止数月，货款回收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中小企业资金不足；三是有的行业准入门槛较高，限制较多，中小企业进入困难，投资的行业机会较少；四是中小企业经营规模小，技术水平低，缺乏参与自由竞争的能力，需要更多的政策性扶持，但目前这方面的支持还不够。
4.物价变化转向很快。从近30年的经验数据看，中国GDP增长和CPI变化之间的时滞大约为6～8个月，如果GDP增长从一季度前的减速趋势转为二季度开始的加速趋势，那么可以预见CPI变化将在今年第三季度末或第四季度初完成由负转正。如果这个预测正确，那么本轮CPI在负值区间停留的时间就只有三个季度左右，与1998-2002年CPI年均变化率基本上都在负值水平相比，时间大为缩短。CPI变化快速转向，势必增加经济形势判断和政策措施选择的难度。
今年第四季度和明年上半年，CPI再次回归上行通道，但上行高度受到四方面的因素制约：一是国内粮食和畜牧业供给规模超常规扩大，工业生产扩张速率降低使得工业用粮和工业用畜牧产品的需求明显减少，市场上将出现短期食品供大于求情形，使占CPI权重较大的食品的价格趋于下降，这会对CPI上涨形成制约；二是耐用消费品的产能大、存货多，消费品需求增加初期，企业既可以释放存货，也可以提高生产开工率，释放已有产能，以低成本方式提供新供给，这都会抑制消费品价格上涨；三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储蓄率提高、消费率下降，导致有效需求收缩，这既会使美国贸易赤字逐渐减少，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趋势，也会减少国际通货膨胀向中国的输入。
从明年中期开始，中国物价上行的速度将会明显加快，而且PPI向上攀行的速率和强度可能要大于CPI，资源品和不动产的价格可能出现爆发式上升，形成下一个更大的资产价格泡沫。做出这个判断的理由，一方面在于市场的最新表现，另一方面在于政策的刺激效应。从市场看，今年夏季以来，国际原材料期货的价格快速上涨，铜、锌、镍和原油的期货价格上涨几乎都在很短时间内走出了一条“V”型右边的路线。从政策看，为了应对危机，各国都采取了历史上少有的财政、货币“双扩张”政策，美国、日本、英国、瑞士等国央行基准利率接近于零，货币供应量大幅度增加，给市场注入了大量新资金，一旦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货币乘数升高，将会有数量巨大的流动性首先进入大宗商品市场和不动产市场，快速推高资产价格。最受益的将会是掌握着重要资源的巴西、俄罗斯、澳大利亚、中东和其他资源出口国家，而资源依赖度高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将会遭受很大的负面影响。国际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必然显著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幅度越大，对资源的进口依赖度不断提高的中国经济来说，要支付的“涨价成本”就会越高。经济复苏如果不是靠“破坏性创新”，不是靠建立在“结构性复苏”基础上的效率改进，而是靠货币投放和投机资本共同推动的资产价格膨胀，对全球和中国来说，可能要承受比危机前还要大的泡沫化和之后更惨重的泡沫破灭风险！
三、下半年宏观调控两条主线——保增长和调结构相结合
1.宏观政策取向短期不变，但货币信贷措施操作取向稳健。经济触底之后，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促进持续回升，既要防止出现“二次衰退”，又要防止反弹速度太快，防止透支未来。虽然经济运行某些领域如中小民营经济还得不到所需要的资金，存在结构性资金不足的情况，但是，M1、M2、信贷和投资连续几个月超常规增长，潜藏着未来风险，不排除对政策措施操作着力点、策略和方式进行适当微调，逐渐减少应对救急目标的超常手段，避免埋下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未来隐患。当然，货币信贷措施操作微调要注意时机和力度，在近2、3个月CPI和PPI仍将继续负增长、局部经济领域回升基础还不牢固的背景下，一些放松的政策措施的“退出”不能太快、太急，要注意渐进性。
2.继续落实一揽子刺激计划，保持公共投资稳定增长。在扭转经济下滑趋势中，由政府财政支撑的公共投资做出了重要贡献，它们对经济发挥了杠杆作用，既带动了相关的项目配套，促使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活动，也给原材料和工程机械等领域创造了巨大的有效需求。为了促使经济转到持续回升的轨道，中国下一步宏观调控仍将按照一揽子刺激计划的任务要求，在社会投资全面活跃之前一直保持公共投资的力度。即使在社会投资增长回到常规水平的情况下，公共投资的减少，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也将会是较为渐进的，就像2004-2007年的情形一样。
3.努力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提高民营投资的积极性。中国经济在触底后能否实现持续回升，既要看公共投资增长的持续性，又要看民营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而这又取决于对民营资本投资的政策支持力度和国内市场对民营资本开放的程度。今后中国将努力改善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实现公平的行业和市场准入，拓宽中小城市民营企业融资的渠道，改善税费政策环境，以改革方式全面激活民营资本投资，增加民营资本的投资机会，促使民营经济快速发展。
4.采取积极的消费政策，促进居民消费持续增长。出口困难增加了扩大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必要性，而人均收入水平快速提高又为扩大居民消费增加了可能性。200８年，中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城市化率超过45％，城乡恩格尔系数分别降到37％和43％左右，具备了“消费转折”的基本条件，居民有能力购买大宗消费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采取积极的消费政策，可以产生事半功倍的扩大内需效果。2008年10月以来，中国政府先后采取了“家电、汽车和摩托车下乡”和“以旧换新”的城乡家电消费的刺激政策，产生了愈益明显的效果。今年以来，进一步加大城乡居民购买大宗消费品的信贷支持措施力度，加大公共消费设施和民生方面的财政投入力度，加快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步伐，这都将为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持续增长提供越来越好的条件。
四、促进重化工业升级，加快新技术产业发展
为了完成工业化任务，中国今后若干年在传统重化工业领域还有较大发展空间，不会放弃这项重要的发展任务和内容。但我们也意识到，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对中国经济发展既具有长远战略意义，也具有现实可行性。一方面，在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汽车和家电逐步普及到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和农村家庭，人们对新动力能源汽车和节能家电的新需求不断增加，新能源、新材料的市场需求巨大；另一方面，老龄化率的提高，必然会产生巨大的新医药需求和市场。为了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政府加大了政策支持力度，从市场准入、财税金融、投资贸易和公共服务等方面，逐步采取了促进措施。抓准、抓好产业发展方向，既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又能拓展经济增长空间，为危机后实现新一轮经济持续增长注入新内容。
建议采取如下几项重要措施：
1.把发展“三新产业”作为国家战略，实现经济新一轮快速增长和结构转型升级。每一次新的科技和产业革命都会给国民经济带来两个重大收获：经济出现新一轮快速增长，经济结构出现转型升级。以第三次科技和产业革命为例，从1913-1938年到1951-1980年的工业年均增长率，德国和法国分别从1.6％、0.4％提高到5.7％和4.7％，美国和英国从1.7％提高到4.1％和2.４％，日本从7.1％提高到11.1％；从GDP年均增长率看，德国和法国分别从1.6％、0.9％提高到6％和5.2％，美国和英国从2％和1.1％提高到3.8％和2.5％，日本从4.7％提高到9.9％。①可见，主导、推动第三次科技和产业革命的5个主要工业发达国家都获得了经济加速增长的收获。在经济结构方面，由于新技术应用和产业组织改善使效益很高的集约型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在GDP中，集约因素所占比重持续提高，粗放因素所占比重持续下降。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到1962-1971年，两个比重出现30个百分点的变化，集约因素比重从45.2％提高到75.2％，粗放因素比重从54.8％下降到24.8％。这说明，主导、推动科技和产业革命既可以实现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又可以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
为了应对能源资源环境方面的长期挑战以及周期性危机与结构性失衡并行的短期挑战，我国经济要在同一个时期实现经济恢复增长和结构转型升级两个目标，目前可供选择的重要国家战略之一是：积极主导、推动第四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加快“三新产业”发展，在全球危机后的大国竞争中争取主动。这就要求我们，从发展战略上超越以往“物时代”的视野，从“见物不见人”转到“人和物和谐统一”；及时、果断地调整已经推行了半个世纪、现已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以粗放和数量为基础的重化工业增长模式；增强“三新产业”在制造业和其他传统产业发展中的渗透、扩散效应，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炭等高耗能产业实行“稳增长、上质量”的政策导向，将竞争力趋向下降的现有“世界工厂”和“制造中心”转变为更好发挥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优势的“创造和研发中心”，全面提升国民生产和消费活动的3R水准，促使总体经济真正转到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轨道上来。
2.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在大国“三新产业”竞争中争取更大的主动权和发展权。进入本世纪以来，特别是本次全球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大国，都在争夺“三新产业”的发展和控制权。美国奥巴马新政一改布什政府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绕弯子”的政策，在给金融业止血、稳定汽车和房地产业基础上，将反危机政策和战略重点逐步转到新能源和生物科技及其产业开发上，并正式提出要在美国开展一场新动力能源革命。历史经验表明，新技术和产业革命是解决经济危机的最佳手段，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是建立在掌握世界当时最前沿科学技术基础上而实现的。21世纪以来人类最前沿且愈益显示应用价值的科学技术是新动力能源和基因工程。本次危机之后，再次引领全球经济持续增长的大国，将是掌握新动力能源和新医药革命之核心技术的国家。②基于这个战略判断，美国财政部在靠借外债支撑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列支400多亿美元用于新能源开发，对生物医学领域的基础性投入超过100亿美元，以图在新能源技术上取得优先于他国的重大突破，促使以延长寿命为目的的生命医学研究在临界点上获得新突破，以主导和引领新能源和新医药产业的革命。2008年第四季度，微软研发投资增长21％，英特尔在净利润下降90％的情况下研发预算仍高达54亿美元。③除了美国以外，创新能力排在前列的日本、瑞士、芬兰和瑞典，对新能源、新材料和新医药技术研究和开发，或者是直接增加财政开支，或者是减税和增加消费补贴。德国政府今年4月表示，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要占全部能源消耗的47％，那时德国境内的新能源汽车将超过100万辆。英国和法国政府也已宣布将为新能源汽车购买者提供一定的补贴。
在支持屋顶光伏发电系统方面，美国目前有30多个州实施屋顶并网光伏发电净电量计量法政策。日本今年恢复了中断了两年的居民屋顶并网光伏发电系统的投资补贴政策。德国继续对光伏发电实行为期20年的固定电价。预计2010-2013年光伏发电将首先在实行较高平均零售电价的国家如日本、德国、西班牙等率先开始商业化发展。
发达国家的新能源政策行动如此之快，对我国既是促进，也是挑战。如果不抓紧增加财政投入和补贴、减少税负、不在金融上提供低息或贴息贷款，不从资金上给以更多的支持，不在其他相关政策措施上采取非常规行动，在新能源、新材料和新医药技术研究和产业开发方面，我国就有可能再次被排斥在新技术产业革命的“中心”以外，延长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时间，甚至错失大国崛起的机会。为了既扩大内需以减缓低端工业出口大幅下降带来的压力，又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赢得对“三新产业”发展更大的主导权和发展权，我国应当进一步采取增加财政投入和补贴、大幅度减免税赋、提供低息和贴息贷款、尽快开通创业板以增加直接融资，为“三新产业”快速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条件。
3.全面提升国民教育水平和质量，培育和引进人才，为“三新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本。任何发展都要靠人，“三新产业”发展更要靠受过高等教育、有现代知识的人才，靠在财富创造中不是更多使用“地矿”而是更多利用“脑矿”的人力资本。尽管到目前为止的诺贝尔奖还没有一个授给中国内地的学者，现代产业核心技术的绝大部分依然掌握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手中，但我国的人力资本正在以各发达国家从未有过的速度增长，毕业和在校的大学生、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的人数可以与一个或多个欧洲国家相媲美。
从2000年到2008年，我国普通高校招生、在学和毕业的人数分别年均增长22％、33％和55％；研究生招生、在学和毕业人数分别年均增长31％、41％和61％；学成回国留学人员年均增长55％。每10万人口中拥有在校大学生数，2000年只有723人，目前超过2000人。学习工程学的学生人数20年前不足8万人，目前增加到60万人左右，而美国目前不足10万人。④
与老劳动力相比，我国的新劳动力，特别是近几年加入到国家知识劳动大军中的“80后”，个人知识和技能素质快速提高。与欧美国家的“80后”相比，他们对知识和技能的认知、掌握和应用能力不相上下，而且更勤奋、更有成就理想的渴望。这是我国加快发展“三新产业”的主力，是重要的内因，也是大国崛起的“根”和“本”。
但是，与欧美国家的教育相比，与发展“三新产业”的需要相比，目前我国教育发展的整体水平还较为落后，特别是农村教育落后。虽然国家规定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但农民实际受教育年限目前不足8年。在7.8亿从业人员中，拥有高知识、高技能的熟练劳动者比重过低，包括大部分“农民工”在内的、基本只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占比重过大。我国想要掌握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导权，就必须尽快改变这种教育和知识发展格局。
4.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激发和保护个人、团体和企业的创新精神。最近，英国《经济学家》公布了2004-2008年全球82个经济体的创新绩效排名，我国从2002-2006年创新绩效排名第59位上升到第54位。排名快速上升表明，我国申请专利数量、研发水平和劳动力的技术能力明显提升，这主要得益于实施国家创新政策，增加教育培训和R&D的投入，较快提升了国家的整体创新力。2000年以来，国家研发项目支出每年平均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从0.9％提高到2008年1.52％。⑤
但是，我国仍缺乏促进持续创新的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仍存在某些漏洞，保护效果不很理想，严重影响了国民进行潜心研究和持续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为此，我国应对各种发明专利采取更为严格的法律保护，避免发明人利益受到侵害。要完善专利申请体制机制，给专利申请者提供更多便利，改变技术发明多、专利申请少的局面。⑥
5.制订统一的行业标准，为“三新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以发展新动力能源汽车产业为例，既要在电动机和电池上有创新设计，达到替代或节省能源的目的，更要为新能源的广泛使用提供便利，这就要求有统一的行业标准和完备的基础设施。在标准和相关设施建设方面，我国的政府部门、汽车制造企业和电力公司还缺乏共同谋划并能付诸实践的可行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和行动是必要且急需的，没有统一标准和相关设施，新动力能源汽车的产业化发展进程就会受阻。新能源产业发展是这样，新材料和新医药的产业发展也是这样。
6.增加政府采购，从消费端支持新能源、新材料和新医药产业的发展。为了缓解“三新产业”产品初始期生产和营销的困难，缩短“三新产业”产品市场开发的时间，直接有效的办法是：在采取补贴等措施增加民间消费的同时，增加该产品的政府采购。如果政府带头，将机关、事业单位的公车、全国的警车逐步换购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动力能源汽车，如比亚迪(BYD)等，就可以扩大消费覆盖面，带动新动力能源汽车的研究和产业化开发，促进生产和销售，降低成本和价格，加快汽车充电站的建设，形成便利、高效的新动力能源汽车运营体系。
为了促进新材料、新医药产业发展，政府可在办公楼建筑材料和公共医疗报销清单中，列入新材料、新医药商品目录。这会产生示范和推广效应，加快新材料和新医药产业发展的步伐。
7.放松管制，降低门槛，促进“三新产业”在竞争中自由发展。对于不利于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行政式管制，应当尽快取消。按照国家利益至上的最高原则精神，加快新技术研究及其产业化的体制机制改革，打破行业垄断，促进市场竞争，推动新技术自由开发和应用，为“三新产业”快速发展提供良好的体制条件。在严格保护专利技术基础上，实现技术开发的自由竞争，是新技术产业快速成长的基本要素。
8.建立严格的安全监管和全面质量审查制度，保障“三新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与任何新产业发展一样，“三新产业”发展在对人类产生正效应同时，可能伴随负效应。科学而明智的选择，不是全面排斥，而应坚持“逐步、有选择利用”方针，总体减少或局部避开负效应。在新技术产品使用前，实行最严格的安全监管和全面质量审查制度，保障新材料、新医药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注释：
①徐天新、梁志明主编：《世界通史(当代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页。
②鲍银胜：《新技术革命，走出危机的必然选择》，《上海证券报》，2009年4月23日。
③章玉贵：《中国不可缺席金融危机后的产业革命》，《上海证券报》，2009年4月25日。
④国家统计局编：《2009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第185-186页。
⑤国家统计局编：《2008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第188页。
⑥以化学药专利申请为例，总申请案中，有91.6％为国外企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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