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新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①邓小平作为当代运用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大师，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的一系列新的理论创造，尤其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等三个问题上的论述，极大地丰富了唯物史观的宝库。本文仅就其要者，谈谈学习《邓小平文选》的一点体会。
一、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原理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在唯物史观的这一根本问题上增添了新的内容
社会物质生活、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社会精神生活、社会意识是第二性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一经产生，又反过来对社会存在以巨大的影响。这是马恩创立的唯物史观的最一般原理。邓小平在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勇敢捍卫唯物史观，拨乱反正，并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新的发展。
（一）砸碎“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一切从社会客观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这原本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但是，在1957-1976年长达20年的时间里，我们却将社会意识的反作用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以致发动了一场冠以“文化”之名的“大革命”。“文革”结束后，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又提出“两个凡是”的主张，力图用革命导师的只言片语阉割、裁减无限丰富、飞速发展的社会实践。在此“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两个凡是”不行，“实事求是”才是“最根本的东西”！②他强调“实事求是”四个字是毛泽东对唯物史观最一般原理的高度概括，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思想指南。如果反对实事求是，“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③邓小平认为，没有思想的大解放，没有人们从僵化和半僵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不突破“一切统一口径”的禁锢，就没有真正的实事求是。因此，他反复要求人们“开动脑筋”，“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干出一番新事业，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新发展。他警醒全党：“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④要实事求是，就必须以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说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成为“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先导的话，那么，邓小平随后提出的衡量一切事物成败得失的“生产力标准”则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他极力反对随便贴姓“资”姓“社”标签，强调不要搞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论，根本的主要的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⑤
（二）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改革之际，党内又出现了一种“淡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用的错误倾向，即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前途、精神、情操的宣传“不热心”，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精神污染“不警惕”，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行动“不制止”，以致酿成1989年的动乱。邓小平对此作了坚决斗争，要求人们完整准确地理解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原理，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和指导作用。首先，他在理论上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规定为标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及其发展程度的重要范畴，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概念。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之一；其次，他亲自领导意识形态工作，带头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主持制定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以此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和行动；亲自拟定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标准，大力提倡“五讲四美三热爱”的社会公德；他大张旗鼓地宣传具有时代精神的先进典型，等等；同时，他提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概念，亲自部署、毫不手软地领导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他认为，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实行一系列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二、邓小平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独创性地运用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于改革实际，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问题上得出了一系列新结论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这一规律，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出分析。毛泽东运用这一理论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作了精辟概括，初步分析了“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⑥，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前进和发展的辩证规律，对唯物史观作出极重大贡献。但众所周知，其理论上的局限和实践中的偏颇也是显而易见的。邓小平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提法，但同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⑦他带头深入研究，得出了一系列符合规律的新结论。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新思想
邓小平在深入总结过去总是从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中去寻找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战略性错误的深刻教训的基础上，作出了三项事关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和命运的新结论：第一，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并且一时难以改变这种落后状况，因此，我国现阶段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实行循序渐进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二，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基本矛盾就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社会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生产资料重新回到生产者手中，生产关系基本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之后，社会最基本矛盾就不再主要表现为阶级矛盾和斗争，它与社会主要矛盾又重归一致；第三，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就是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成为我们的中心任务。正是基于上述科学分析，邓小平果断作出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制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而在战略指导方针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
（二）生产关系的新论断
为确立真正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邓小平带领全党具体深入地研究社会主义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而且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企事业单位之间很不平衡的特殊国情，大胆提出了前无古人的经济体制新构想：第一，坚决破除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大二公”模式，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全民、集体、个体、私营、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以及各类股份制经济多样方式并存：第二，打破生活资料分配的“大锅饭”形式，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政策；第三，排除人们对于“市场经济”的偏见，从社会主义市场需要出发，全面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其中包括经济管理体制、计划体制、价格体系、税收制度、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等，确立基本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生产力要素的新观点
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分析生产力要素时，都很重视科学技术。马克思不只一次地讲过：生产力中也包含科学；科学力量是生产力。在这里，他强调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巨大影响力，说明了它对生产力诸要素的渗透作用和直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促进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的能动作用。毛泽东进而将科学技术的进步当作一场“革命”，多次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技术进军”。但他们并未将科学技术本身作为生产力的基本要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要素仅仅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力。毛泽东也认为：“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拘泥于经典作家的词句，这是邓小平的创造性格。鉴于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向现实生产力迅速转化，特别是高科技的出现和发展的情况，邓小平站在历史与时代的交汇点上，敏锐地认识到科学技术的新质变必然孕育生产力的新突破。早在1975年领导科技工作整顿时，他就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无畏气概肯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0年之后，他进一步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经验，在肯定马克思的说法“非常正确”的同时，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掌握科学技术的专家和科技人员是生产力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的崭新观点。他预示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世纪，因此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特别是要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五）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新途径
邓小平认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⑨接着又对这种改革的性质、范围、步骤、方法作了科学地规定。他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意义上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场革命是全方位的，因为“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须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⑩16年来，我们正是按此新途径，才迎来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欣欣向荣的局面。
三、邓小平坚持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原理，一切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同时教育人民，引导亿万人民群众自觉创造自己的新生活
唯物史观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历史，因而基本上也是劳动群众的历史。邓小平高扬唯物史观的旗帜，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实施了一系列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激发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的新举措，使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观具有了新的时代气息和新的改革精神。
（一）弘扬进取精神，反对腐败蜕化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毛泽东还将此规定为党和军队的根本宗旨。遗憾的是，由于主客观的原因，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执政党内出现了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其它腐败蜕化作风，如家长制现象、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等。这些作风“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群众”(11)，如任其发展就会危及党的执政地位，葬送社会主义大业。因此，改革伊始邓小平即宣布：“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12)此后，他对新时期的腐败现象及其根源、克服的途径和方法等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形成了我们党独具特色的反腐败理论。邓小平还亲自领导全国规模的惩治腐败的斗争，并将这一斗争贯串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他说：“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腐败。我们前进的步伐会更稳健、更扎实、更快。”(13)他总是谆谆告诫全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特别是领导者时刻都“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14)全党都要以此为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勇于开拓，积极进取。
（二）建立广泛民主，代替高度集权
为真正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力，邓小平提出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改革任务，并领导了一系列旨在发扬民主、健全法治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致力于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人民政协会议制等根本民主制度，把人大常委会和政协机构设到县级，把普遍直接选举扩大到县级；其次，使党和国家的各种会议和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众组织都能成为充分反映群众意见、开展批评和争论的讲坛，坚决实行“三不主义”；同时强调将民主扩展到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一切方面。他要求各级党和政府创造条件，不仅使人民有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还要使每个工人农民都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他将继续发扬民主规定为我们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因为，“归根结底地来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而党的所作所为无非是要反映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15)；而我们今天从事的改革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只有“取信于民”(16)，我们的事业才能万古长青。
（三）完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
鉴于以往个人专断作风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损害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大刀阔斧地进行领导体制的改革。他认为，“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17)因而必须实行领导集体内的民主集中制，用集体领导代替个人领导。邓小平率先垂范。在领导集体中，他虽为核心，但始终尊重集体；他经验丰富、知识渊博而且气魄宏伟、高屋建瓴，但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善于吸取和凝聚集体智慧；如果有所成就他也从不居功自傲，而是归功于集体。在《邓小平文选》中，我们可以随处看到这样的言论：“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我也讲了一些话，但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上我就懂得不多了”(18)，等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他创立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庞大理论体系，对党、对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贡献卓著。但这一理论又是他虚心吸取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果。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身处领导集体核心而不慕高位，他深受群众拥戴而不羁留于权势。他辞去一个又一个重要职务，最后彻底退休。并且每次都出于他再三恳求。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威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因此自甘“从政治舞台上慢慢地消失”。(19)如此淡泊明志，充分显示其彻底唯物史观的革命风格。
（四）实行科学决策，避免盲目决策
“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20)邓小平曾借用英雄安泰不能离开大地的神话来教育领导者不要脱离群众，强调“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么，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人民的“儿子”和“公仆”意识极强的邓小平如是说，更是如是做。他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但是，他又同时告诫所有领导者：群众的意见一定不会都是正确的和成功的，务必要对群众意见加以“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21)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科学的决策。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其中的每一项决策和每一步实践，都是他集中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果。邓小平的唯物史观体系博大精深，随着社会主义改革的深入，它越来越闪耀出其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
注释：
①⑤⑨(13)(16)(1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292；372；136、149；327；298；273、311；83；23；303页。
②③④⑦(11)(12)(14)(15)《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5、42；113；132-133；168；287；164；123；205页。
⑥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3-374；319页。
⑩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17)(20)(21)《邓小平文选》(1938-1965)第223；205；207；207页。
(18)转引自《长江日报》1994.4.12.第六版。见《人民日报》1992.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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