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城市文化认同分析——基于杭州、上海等地公办学校的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等地论文,杭州论文,上海论文,儿童论文,学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随着“两为主政策”的实施，以公办学校为主的接收流动人口子女就学的格局基本形成。截至2010年，浙江省接收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读书大约116万人，其中75%的就读于公办学校；①上海接受47.05万名流动儿童，其中33.6万余人在公办学校就读，占总数的71.41%。②作为乡村文化的接受者，流动儿童早期习得的文化，不论是语言、生活习惯还是社会礼仪等等都与城市文化间存在较大差异。当他们跟随父母从农村社会进入城市时，似乎是从一个弱势文化圈进入了一个强势文化圈。③对于在城市公办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而言，由于校园生活和人际交往中较民工学校就读的孩子有更大的异质性，他们所面临的文化差异更强烈。面对文化差异及其带来的压力，他们是抛弃农村社会文化传统和习惯？还是保持着农村的生活习俗？是学习、接受、适应城市文化？还是无法适应，面临困境？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
一、文化认同及其意义
(一)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形成归属感及内心的承诺，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文化认同既是一种个体认同，也是一种社会认同，是个体获得文化群体的“我们感”的途径和过程。文化认同通常源自亲缘与地缘连带的亲缘关系认同、祖籍地认同、方言认同、宗教信仰认同、生活习俗认同、文化价值认同等。④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依据。⑤
目前学者们主要就全球化与文化认同的关系、跨国移民的文化认同以及文化认同与和谐社会建设等展开讨论，对儿童、流动儿童的文化认同研究非常有限。陈世联等对少数民族儿童文化认同展开研究；蒋华等对流动儿童表层、中层和深层三个层次的文化适应进行考察；⑥何海波对流动儿童文化自尊进行讨论，认为其文化自尊在整体上是积极、肯定的。⑦
(二)文化认同对社会融入的意义
文化认同的目的是寻求生存方式的持续性，缘于历史的断裂或社会的断层。传统社会文化变迁缓慢，风俗、习惯、价值观等继承性强；现代社会使原来稳固的社会系统转变成为流动性社会，规则和习俗的继承性减弱。同质化的社会更多的是无意识地被动接受既有文化，而现代社会迫使人们思考自己的文化归宿和价值观选择。⑧对于流动儿童而言，他们面临着父辈文化的断裂，城乡文化的差异，在其成长过程中，面临着思考自己的文化归属的问题。
文化认同是影响着社会适应、社会融入的重要内容。在朱力看来，社会融合包含经济、社会和心理或文化层面。心理或文化层面的适应是属于精神上的，反映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只有心理和文化的适应，才能使流动人口完全融入于城市社会⑨。杨菊华认为，流动者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始于经济整合，经过文化接纳、行为适应、最后达到身份认同的境界。⑩2006年，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移徙的成功在于移徙者和东道国社会的相互适应。……融入社会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有能力使用当地语言进行交流、准入劳工市场和就业、熟悉风俗习惯、接受东道国的社会价值、有可能与直系亲属相伴或团聚和有可能入籍。”(11)文化认同作为“成功的移徙者”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有重要影响。本研究的城市文化认同是指流动儿童了解、评价和选择城市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逐渐形成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过程。
二、研究方法
(一)样本与资料
本次调查在杭州、上海等城市进行。考虑到小学1-2年级的学生阅读能力和理解表达能力的限制，在调查问卷的填写中会有一定的困难，故此次调查对象为3-6年级的公立小学以及初一到初三的公立初中上学的流动儿童。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320份，回收有效问卷1238份，其中，上海250份；杭州270份；武汉150份；福州230份；南昌200份；温州220份。被调查样本年龄95.1%在13岁及以上；男生占55.7%，女生占44.3%；非独生子女占72.1%；在居住年限上，在城市生活了5年以上的占51.9%。另外，为了能深入了解流动儿童对城市文化认同状况，笔者对一些流动儿童和家长做了深入的个案访谈。
(二)研究思路
认同形成的心理机制分为思想趋同、行为趋同和体验整合三个环节(12)，本研究主要测量在这三个环节流动儿童城市文化认同状况。其中，思想趋同操作化为城市文化了解、城市文化情感和文化学习意愿三个维度；城市文化行为趋同操作化为城市文化学习状况，包括语言学习、衣着模仿和风俗习惯遵守三个层面；而城市文化体验整合则操作化为自我身份认同和社会认同两个维度。
三、城市文化思想趋同
(一)文化了解
文化有不同的层次与水平，当流动儿童进入城市，他们对城市文化的了解状况怎样？对不同层面的文化了解状况是否存在差异？调查显示，流动儿童对城市文化“非常了解”比例最高的是城市小吃(27.9%)、其次是城市人衣着打扮(25.4%)、再次是城市方言(听懂)(24.3%)，了解城市的风俗习惯(18.0%)和城市方言(说)(16.3%)的比例较低；而在“不了解”的比例上，最不了解的是城市方言(说)(24.6%)，其次是城市风俗习惯(14.0%)，再次是听懂城市方言(12.6%)。(见表1)
蒋华在研究中指出，文化适应具有多层性：表层、中层和深层的文化适应，每一层的文化适应又包含诸多要素。个体来到新的文化环境中，三个层面的文化适应同时开始，但速度却不一样，语言适应比起外表和饮食的适应，需要个体付出更大的努力(13)。与蒋华的发现类似，流动儿童对城市文化的辨识上表现出外在的、表面化的表层文化特质了解较多，而风俗习惯等深层次的文化特质了解较少的特征，相对于城市的衣着和饮食而已，城市的语言、习俗的了解和掌握要更难。另外，笔者发现，当把语言辨识分为听和说两部分之后，流动儿童对城市方言(说)的了解状况要低于城市风俗习惯。这主要是由于笔者用风俗习惯作为深层文化特质的代表，而未涉及到价值判断等中小学生较难理解的文化内核，由于同处于中华汉文化圈内，各地风俗习惯差别不大，易于理解；与此不同，我国各地，尤其是南方地区方言迥异，了解语言规则，应用语言难度大。因此，虽然风俗习惯是深层次的文化特质，但是对它的辨识和掌握要优于对中层文化特质城市方言(说)的状况。
(二)文化情感
文化本无优劣之分，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语言、服饰等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不同语言、服饰、行为模式等有了高低优劣之别，而这成为文化认同建构的前提条件。在城市生活中，通过城乡文化比较，流动儿童对城市文化的情感状况如何？
调查显示，流动儿童对于城市小吃的喜爱程度最高(73.2%)，喜欢城市风俗习惯的次之(51.1%)，对城市方言的喜爱程度最低(23.6%)；对城市小吃、城里人衣着、风俗习惯主要是持“喜欢”和“一般”的态度，持消极态度的相对较少。(见表2)流动儿童对表层文化的评价最好，深层文化次之，而对中层文化评价最低。流动儿童对不同层次的城市文化持不同态度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可及性的影响。农村的物质匮乏，当流动儿童接触到丰富多样、在农村中从未见到的各类小吃时，他们很容易被俘虏；而且小吃价格相对廉价，其可获得性高，流动儿童容易接触得到，能对其有很好的了解；虽然流动儿童对城市的衣着打扮熟悉的状态也较好，他们可以看到“城里人”的穿衣打扮，但是如果想和城里人一样穿着，尤其是消费一些品牌时，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持，其可及性较低。二是学习付出和生活经历。要了解城市方言，尤其是说城市方言需要付出加大的努力，当他们因不能理解城市方言或者感受到城市居民的语言排斥时，容易产生消极的情绪；相对而言，城市习俗学习的难度小，且对生活影响小，因而较语言更容易被接纳。
(三)文化学习意愿
在对城市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和情感判断的基础上，流动儿童对学习城市文化持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是否愿意学习城市文化，和城市儿童共享城市文化？调查显示，在城市文化学习中，流动儿童学习积极性由高到低依次是，“城市方言”、“衣着打扮”、“风俗习惯”，56.4%的流动儿童想学习城市的方言。而最不想学的依次是“风俗习惯”和“衣着打扮”，45.5%的流动儿童不想学习城市的风俗习惯。(见表3)
在流动儿童城市文化情感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在各种城市文化中，他们最不喜欢城市方言，但是在文化学习意愿中，其学习城市方言的积极意愿最为强烈，流动儿童在文化情感和学习意愿中体现了一种矛盾的心态。罗纳德·沃德华认为：“标准变体(语言)可以给说话人带来声望，把使用它的人和不使用它的人，即那些继续使用不标准变体的人区别开来。”(14)正是语言体现出的符号性的特质，虽然学习城市方言难度大，但是，不论是流动儿童父母还是其自身都有学习城市方言的意愿。
杭州话我听不懂，平时在学校同学也很少讲方言，我爸爸希望我能学会杭州话，那样就没有人知道我是外地来的小孩了。我自己也想学啊，学好杭州话我就是杭州人了！(个案1，初二，女)
四、城市文化行为趋同
流动儿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需要掌握所在城市日常社会互动的文化符号和背景知识，以形成适应城市生活的“手头知识”，这是一个通过学习与模仿实现文化资本积累的过程，同时也是通过实践在城乡文化之间进行选择的过程。
(一)城市方言学习
语言是文化认同一种渠道，一种标志，也是文化认同的一个支柱。方言作为辨识祖籍地的明显特征，其所形成的区隔性增强了区域之间的壁垒，同时，也增强了方言区内的群体一致性，从而形成内群体认同。(15)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农民工的语言态度、语言使用等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不同结论：雷开春认为农民工愿意维持原有语言习惯；朱虹认为女工更倾向于用城市方言进行交流；俞玮奇、夏历等则认为普通话成为农民工对外接触时最主要的工具。那么，流动儿童语言学习、应用状况如何？
1.家庭中语言应用
库尔马斯认为移民在三代内会发生语言转用，绝大多数第一代只是把当地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语言作为自己的外语，只有第二代才成长为双语人，通常在家说母语，在其他领域说当地占主导地位的语言，他们真正面临着语言选择的问题。(16)雷开春认为听懂城市方言是一个自然熟悉的过程，随着居留时间的增加，与本地人互动增多，听懂能力会逐步提升，但这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只有主动开口讲本地话才能体现出新移民对本地文化的认同。(17)通过访谈，笔者发现，家乡方言是农民工家庭交流的重要工具。
在家里当然是说老家方言了，不会说杭州话，我们家没人会说。(个案2，初一，男生)
在家里，我喜欢说方言，说普通话感觉怪怪的，但是很多时候又会不知不觉地用到普通话，很多东西，用方言是不能表达的。(个案3，初二，女生)
另外，“你在家里讲普通话吗？”调查显示，16.8%的流动儿童不讲普通话，32.5%的偶尔讲，31.2%的经常讲，19.5%的只讲普通话，在家庭生活中，普通话成为交流的重要工具。家庭域通常被认为是少数族群语言得以维持的最后一个领域，如果外来人口的家乡方言在家庭域中消失，那么也就意味着语言转用过程的彻底完成。(18)从农民工家庭语言使用状况来看，语言转用过程还未彻底完成，正处于一个进行期。
2.公共场所语言应用
库尔马斯认为移民的第二代一般在除家庭以外的场合会选择当地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语言。流动儿童“在学校与同学”(教育域)、“在日常生活中与朋友”(朋友域)最常使用的语言也主要是普通话。(19)儿童大量时间在学校度过，在这样一个正式的场合中，方言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事实上，方言市场被认为是存在于语言之外……作为一种社会准则，方言是一种被礼貌社会排除在外的语言。”“方言通常等同于不标准或次标准，而且时常带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这种自卑的含义也会传递到那些说方言的人身上。”(20)
我在学校几乎不说方言，即使有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同学，我们也很少在学校里说方言，怕同学笑话。拿方言来朗读课文？肯定不行的，那样根本念不了，很多都不知道该怎么读。(个案4，6年级，男生)
我的普通话不标准，上课发言的时候老是会有口音，有时候会被同学笑话，我一般不会举手发言，老师点到了才会发言。我想学好普通话，这样就没有人会笑话我了。(个案1，初二，女生)
我觉得普通话比老家方言好听些，我喜欢讲普通话，城里小孩都讲普通话，也有的讲当地的方言，但是还是讲普通话的多。(个案5，5年级，女生)
在公共场合语言应用中，流动儿童建构了对标准普通话的一种观念，即认为普通话就是城市重要的语言，其地位甚至超过了城市当地方言，而在学校的学习、生活中说普通话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对家乡的方言存在一定的抵制心态，甚至为自己的口音而困扰。流动儿童能否说好普通话？调查显示，76.9%的流动儿童认为自己的普通话标准，8.9%的认为自己的普通话“不标准”，14.2%的不知道自己的普通话是否标准。“你有没有担心自己的口音会被其他同学笑话？”的调查显示，48.4%的流动儿童表示“从来都不担心”，26.2%的表示“偶尔会担心”，1.8%的表示“经常担心”，23.6%的表示“我的普通话很标准”。
(二)衣着打扮模仿
吉登斯认为：“在今天，穿着和社会认同并没有完全分离，并且穿着仍是性别、阶级地位和职业身份的符号工具。……身体外貌涉及所有身体表面的那些特征，如包括穿着和装饰模式，而特定个体和他人都可看见这些，并且往往用它们作为线索来解释行动。”(21)由于经济能力有限，农民工家庭成员在衣着款式、搭配上仍然与城市居民有着明显差异。“阅读或者穿衣服，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阅读或者撰写文学文本……正如一个群体内化了文学语法，使他们能够把语言句子转换成文学结构和意义，同样，另一群人内化了服装的语法，使他们能够把衣物转换成服装结构和意义。”(22)对于服装结构和意愿流动儿童有何认知？对自己的穿着打扮给城市人留下的印象是怎么样的自我评价？他们是否因穿着而自卑？调查显示，5.2%的流动儿童认为，自己的衣着打扮在本地同学看来“很土气”，25.4%的认为，本地同学“喜欢自己”的衣着打扮，68.3%的认为本地同学对自己的衣着打扮“无所谓”，1.1%的流动儿童认为，本地同学“讨厌”自己的衣着打扮。从总体来看，对自己的衣着给予负面评价的比例并不高，只占6.3%，但在访谈中发现，日常生活中，流动儿童对自己的衣着并不是这么自信。
我家小孩在市里一个很好的初中上学，那天他和我说，妈妈，你给我买双耐克鞋吧，班上同学都穿这个。还有一次，他对我说，以后你能不能给我买些好点的衣服，哪怕里面的衣服补丁加补丁也行！我那儿子成绩好，城里的小孩也愿意和他玩，有时候同学过生日也会叫上他，他也要面子。他们现在穿校服，大家也比不了衣服，他们就比谁鞋子、书包牌子好。他们班里有钱人家多，我们虽然在城里很多年，在城郊买了房子，但是城市里花费大，我这小店也赚不了多少钱。在网上给他买了一双，100多块钱的，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商店里700多，我舍不得给买的。(个案6，高女士，有一儿子在上初中)
“流利地道的语言能够屏蔽掉这些外来的学生在外表和饮食上的差异。外表要素也重要，但并不时时刻刻重要。在重要场合显得重要一些，如，在课堂上和升旗仪式上。在非重要场合则不那么重要，如，放学之后和周末等。”(23)从高女士的案例来看，由于平时着装都是与城里小孩一样的校服，没有太大的差异性，她儿子就是希望母亲能在能显示区别的鞋子、书包上不致太土，希望母亲在“关键时刻”、“重要场合”让他穿着的不至于丢人，至于“里子”、“非关键场合”怎么样他并不在乎。
(三)风俗习惯遵守
风俗习惯指个人或集体的传统风尚、礼节、习性，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作为共享的符号系统，它是群体认同的重要依据。与语言习得一样，对本地风俗习惯的了解和熟悉，会随着时间的累积获得提高，但这同样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与融入意愿和排斥预期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与说本地话更容易与本地人接近不同，遵守本地风俗习惯是一种文化仪式上的认同，对个体在主观意愿上融入没有一定的关联。(24)熟悉、遵守本地习俗无助于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减小。(25)但是学习城市的风俗习惯，有助于理解本地人的行事，对于减少对本地人的排斥预期有一定的帮助。对于流入地的风俗习惯的学习，流动儿童的积极性并不高，在他们看来，一方面，流入地和老家的风俗习惯差异并不大；另一方面，即使是不学习城市的风俗习惯也对其学习生活并无多大影响。
学习城里的风俗习惯，知道城里人怎么过节，挺好的，但是我们家不会去按他们的方式去过节，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影响啊！同学们不会因为我们过节吃的和他们不一样而笑话我们的。(个案4，6年级，男生)
我家还是按照老家的习惯过节的，中秋节在我们那边是很重要的节日，我感觉南方人更重视端午节些。其实南方和北方过的节都是一样的，就是过节吃的东西不一样。我们过端午就吃个粽子，听同学说他们要吃什么“三黄”我也记不得是哪三样了，没必要和城里人吃一样的东西，吃自己喜欢的就好了。(个案7，初2，女生)
春节、端午节、中秋节这些承载着中华文化的重要节日，周而复始、潜移默化地强化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情感认同，它们个体起到“定义”作用，“赋予裂变、碎片的个体以深度，使其避免成为赤裸的现代人”。在流动儿童看来，风俗习惯更多的是与这些节日联系在一起，表现在节日的吃穿用度之上，而对其他人际交往中的行为模式或规范他们并无太多体会。
五、城市文化体验整合
体验整合是个体通过接受反馈信息，进一步消除意义和情感障碍，实现新旧经验和知、情、行的一体化过程。(26)在这个过程中，个体认识“自我”、认识社会，形成“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有两种认同的需要。其一是通过寻找“我”与“我群”的差异而获得“自我认同”，它使个体获得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性和唯一性；其二是通过寻找“我群”与“他群”的差异而获得“社会认同”，它使个体获得一种与众相同的一致性和同一性。为了同时满足这两种需要，个体总是在寻找二者之间的平衡(27)。
流动儿童在自我身份认同上，通过对“农民工子女”称呼的态度考量，40.3%的“非常不喜欢”“农民工子女”这个称呼，9.6%表示“不喜欢”，20.2%的感觉“无所谓”，8.6%表示愿意接受这个称呼，21.6%的“完全接受”这个称呼。对于大多数流动儿童而言，他们不喜欢这样的称呼，在他们的眼中，“农民工子女”这个称呼就是一个带有歧视性的符号。
我不喜欢人家称呼我农民工子女，我们并不觉得自己和城里小孩有什么大区别，但是这么一叫好像我们就低人家一等似的。我们的父母只是工作和城里人不同，大家应该都是平等的。(个案7，初2，女生)
由于流动儿童身份的独特依附性，笔者在考察流动儿童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同时考察其对父母的身份定位。流动儿童是否认同父母“农民工”的身份？调查显示，40.8%“非常认同”，10.9%“比较认同”，16.2%“一般认同”，10.4%“不认同”，21.5%“很不认同”。2/3的流动儿童不认同父母的“农民工身份”。一方面，近50%的流动儿童不喜欢“农民工子女”的称呼，不到30%的流动儿童接受这个称呼；另一方面，在对父母身份的认同上，近2/3的流动儿童认同父母的“农民工”身份。流动儿童在身份认同上还存在着一定矛盾性，一方面，他们希望摆脱“农民工子女”的身份，另一方面，他们必须面对父母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经济社会体系中弱势地位和身份。
在社会认同上，“你和本地的同学有区别吗？”调查显示，7.4%的流动儿童认为自己和城市小孩有“很大的区别”，47.3%的认为“有区别，但不大”、37.1%的认为“没有区别”、8.3%的表示“不知道”。他们在对自身和城市儿童的具体差别是如何认识的呢？杨宜音认为，以文化作为一个相对具有独立意义的属性形成个体的内群体认同，是个体在选择自己所认同的群体时，有意识地依据由语言、文化价值和文化习俗等因素构成的文化属性来进行。(28)但是在我国独特的二元体制之下，除了语言、文化价值和文化习俗等因素之外，制度身份差异是流动儿童感受到差别感的主要来源。调查显示，在流动儿童眼中，城乡儿童的区别源于“出生地”(39.3%)，“家庭生活水平”(31.7%)，“学习成绩”(14.6%)，“衣着打扮”(4.9%)。正是这样的“我群”和“他群”感之下，流动儿童形成了他们的城市归属感。许多学者提出不同与父辈强烈的“打工心态”、“过客心态”，二代移民对流入地有更强的感情，对流入地社会更具有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是否赞同“城市只是我们暂时居住的地方”的调查显示，20.5%的流动儿童非常同意，27.4%的比较同意，不同意和很不同意的只有26.3%，就是说只有不到30%的流动儿童把城市作为他们永久的“家”！
六、结语
克维斯托指出，一个种族文化提供一个“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装的是“符号、习惯和世界观”，他们构成在新进入社会建立“行动战略”的文化要素。(29)有些移民群体之所以能比别的群体更快和更显著地取得成功，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文化强调的态度、愿望和价值与主流社会的文化价值能够很好地协调适应。流动儿童城市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对城市文化的认知和自我行动的策略，是他们试图获得城市社会接纳的最初尝试，也是他们扮演城市人角色的开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经由文化思想趋同、文化行为趋同和文化体验整合三个过程，并经历了文化辨识、文化比较、文化类属和文化定位四个步骤，通过文化辨识了解文化、通过文化比较形成文化情感，通过文化类属和文化定位寻找适应城市文化的最佳行动策略，实现城市文化行为选择，在此基础上，最终实现文化认同。流动儿童的文化认同存在以下特点：首先，是个渐进的、由表及里的过程。虽然流动儿童对不同层次的文化特质了解学习同时展开，但是他们对不同层次的城市文化特质的态度与行为存在差异，对于易接触、易学习的文化特质他们更能好地理解，而且情感上更亲近；对于难接触、难学习的文化特质，他们在理解和应用上有困难；其次，流动儿童选择性地接受城市文化，对于具有“符号性”、“标志性”，能缩小与城市儿童差距的文化特质他们更愿意积极实践，以便使自己纳入城市文化体系；再次，他们并未完全抛弃乡村的文化，在一些场合、一些场所他们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原有的文化生活习惯；最后，流动儿童文化认同是一个主动学习和被动调试并存的过程，由于城乡文化差异和制度排斥的存在，流动儿童并未形成清晰的身份认同，仍然具有乡城“我群”“他群”之分、对城市的归属感较弱。文化认同是多元文化间和谐的基础，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今天，如何消除文化认同的制度性障碍，让多元文化在城市空间更好地并存与发展；如何有效地引导流动儿童形成清晰的文化认同，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都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
注释：
①梁东波：《浙江将拓宽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升学通》，《青年时报》2011年3月14日。
②苏军、焦苇：《33.6万农民工子女就读公办学校》，《文汇报》2011年1月6日。
③余秀兰：《中国教育的城乡差异——一种文化再生产现象的分析》，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34页。
④杨宜音：《文化认同的独立性和动力性：以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的演进与创新为例》，载张存武主编《海外华族研究论集(第三卷)》，华侨协会总会出版社，2002年，第407-420页。
⑤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⑥蒋华等：《流动儿童对城市文化的适应研究》，《教育科学研究》2007年第11期。
⑦何海波：《流动儿童的文化自尊研究》，《教育科学论坛》2009年第12期。
⑧韩震：《论全球化进程中的多重文化认同》，《求是学刊》2005年第9期。
⑨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
⑩杨菊华：《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人口研究》2009年第1期。
(11)联合国秘书长报告：《国际移徙与发展》，2006，http://www.un.org/chinese/focus/migration/103.htm。
(12)周晓虹：《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3-61页。
(13)蒋华等：《流动儿童对城市文化的适应研究》，《教育科学研究》2007年第11期。
(14)罗纳德·沃德华：《社会语言学导论(第五版)》，雷洪波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1页。
(15)杨宜音：《文化认同的独立性和动力性：以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的演进与创新为例》，载张存武主编《海外华族研究论集(第三卷)》，华侨协会总会出版社，2002年，第407-420页。
(16)俞玮奇：《苏州市外来人口第二代的语言转用考察》，《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1期。
(17)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认同研究》，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69页。
(18)(19)俞玮奇：《苏州市外来人口第二代的语言转用考察》，《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1期。
(20)罗纳德·沃德华：《社会语言学导论》(第五版)，雷洪波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3页。
(21)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12页。
(22)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页。
(23)蒋华等：《流动儿童对城市文化的适应研究》，《教育科学研究》2007年第11期。
(24)史斌：《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分析》，《南方人口》2010年第5期。
(25)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认同研究》，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71页。
(26)王玲：《农民工语言认同与语言使用的关系及机制分析》，《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27)陈世联：《文化认同、文化和谐与社会和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3期。
(28)杨宜音：《文化认同的独立性和动力性：以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的演进与创新为例》，载张存武主编《海外华族研究论集(第三卷)》，华侨协会总会出版社，2002年，第407-420页。
(29)丹尼尔·U.莱文，瑞依娜·F.莱文：《教育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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