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中国论文,特色论文,努力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11”事件以来，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在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中国的蓬勃发展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为了更好地抓住机遇，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发展的主动权，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研究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变化的特点和规律。要加强外事工作的战略研究，不断丰富我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所谓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从中国人自己的角度，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研究国际关系发展变化规律和特点，从中概括出带有中国人印记的新观点、新论断，提出中国人的新思想和新思维。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服务的，也是为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服务的，它之所以为今日之必须，是因为西方的种种国际关系理论既不能科学解释中国的和平发展，也不能理解中国新的外交战略中提出的一系列对全人类和平发展具有重大启发意义的新思想、新论断。正是中国和世界形势的发展呼唤着我们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中国威胁论”的理论根源
200多年前，西方一位巨人拿破仑曾经把中国称为沉睡的巨人，并以一种惊羡的口气预言中国“一旦醒来，将震撼世界”。现在，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特别是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拿破仑的预言正在变为现实，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面对着中国的振兴发展，海外或则赞叹，称雄狮已醒，21世纪是东方中国的世纪；或则慌乱，害怕中国的强大影响自己的称王称霸，各种“中国威胁论”不胫而走；还有人怀疑中国能否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否会由于各种矛盾无法解决而崩溃；也有人嫉妒，恶语中伤，恨不得中国被重新瓜分，沦为殖民地。美国保守派学者卡根认为，19世纪末德国统一后的崛起和日本明治维新后崛起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说明，大国的和平崛起是不可能的。崛起的中国不会融入西方建立的东亚安全体系、自由价值观以及自由世界秩序。
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经典现实主义关于强权政治理论，是西方一些大国处理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思想源泉。其中地缘政治中的均势理论常常在他们的对外政策中奉为圭臬。根据强权理论中的均势原则，摩根索宣称“帝国主义是一种旨在推翻现状、使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的强权关系颠倒的政策”。根据这个“定义”，1942年丘吉尔拒绝解散大英帝国，只是想维持帝国现状，因此，“他不是作为帝国主义者”说话的；美国夺取维尔京群岛，也是某种“维持现状”之举，因此也不是帝国主义。反之，古往今来国际关系史上，凡是要推翻强权关系现状的，不论其是进步还是反动的，一律叫做“帝国主义”或者“侵略者”。
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中亚四国顺应和平与发展时代潮流建立起来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这一组织奉行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友好开放政策，特别是它倡导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20字“上海精神”，证明它是完全不同于冷战时代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但是，在长期习惯于按照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观察和思考国际关系的战略家们看来，事情完全不是那么简单。按照他们的地缘政治理论，上海合作组织是“东方的北约”，是华沙条约组织的“复活”。中国和俄罗斯联手成立这一组织是为了排挤西方某些大国的影响，是谋求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冷眼旁观俄罗斯和中国会为争夺什么主导权闹翻，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差异那么大，根本无法合作，成不了什么气候。他们根本不相信有什么“上海精神”会被严格地遵守。在他们眼里，什么永远做“好朋友、好伙伴、好邻居”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奉行的是“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原则，因此要让他们理解“上海精神”的确非常困难。
我们常常说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国际社会应该抛弃冷战思维，树立新的安全观和发展观。但是，西方的冷战思维是根深蒂固的。这不仅因为他们自信有强大的实力继续谋求霸权，而且还在于他们长期的国际关系理论在支撑和影响着他们的思维。而他们的国际关系理论又来自他们长期的政治哲学和文化传统，特别是历史实践。“以己度人”可能是人类的天性。在许多情况下，它也许很有效和很方便，但是，遇到不同文明、不同历史传统的民族行为时，就常常会出现误解和冲突了。“中国威胁论”就是那种思想懒汉的“以己度人”的产物。《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作者大言不惭地写道，展望21世纪，“中美对抗将是世界最主要的两大势力对垒”，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影响促使它朝着“更加咄咄逼人，更加无视国际舆论的方向前进”。对于这些无知和偏见，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简单的蔑视和气愤上，我们更需要给以理性的批判和耐心的解释。而这正是我们加速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迫切需要之一。
二、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
我们是否能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这个问题与社会科学一直存在的两种观点相关。一种观点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都是以发现客观规律为目的，所以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一致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其根本不同就在于社会世界研究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既然研究的是人，就不可能价值中立，就不能将人当做金属、机械或自然现象。所以，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界的规律，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社会世界的规律和理解社会世界的意义。自然科学以客观的物质存在为本体，以“解释”为基本的认知方法。社会科学包含了无法回避的主观存在，社会事实本身就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在发现规律方法中，“理解”是重要的途径。我赞成第二种观点。我认为，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发展了不同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他们在认识和处理社会问题时，必然会形成不同思维习惯并得出不同的结论。同时，因为人类具有共性，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理论也必然具有共性。因此，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具有两个特征：一是起源于中国地缘文化语境的理论；二是在发展过程中获得普世性的意义。
理论是为现实服务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霸权维持。经典现实主义以权力概念为核心，提出了一整套以权力对抗权力的现实主义原则，反映的是二战后到1970年代时期，美国确立霸权的外交政策需要。经历了越南战争和石油危机后，加上第三世界兴起，美国霸权面临着衰退问题。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转而研究如何维持霸权，避免过快衰退问题，所谓新现实主义即结构现实主义强调，国际规则和制度可以延缓霸权的衰退，霸权体系并不会随着硬实力的减少而立即瓦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强调软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强大作用。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毫无疑问地要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服务，同时也要为人类社会建立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服务。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也离不开世界经济的共同繁荣。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为外事工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对外事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指出，建设和谐世界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必然要求。要提高中国的外交和外事工作水平，要争取和平稳定国际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必然要求我们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理论是系统化、抽象化的知识体系，它来源于实践又可以指导实践。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中国共产党人历来注重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工作，因为科学的理论确实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
当前，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一方面中国全方位有声有色的广泛的外交实践取得了重大成就，国际社会更加关注我们的行为，愿意倾听我们的声音；另一方面，我们在外交实践中确实也提出了不少新思想、新论断和新理念，如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趋势，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国际关系民主化，新安全观，“上海精神”，和谐世界与和谐地区，和而不同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等等。我们广大的外交和外事工作的实践和研究者应该具有强烈的紧迫感和充分的自信心，更加明确而自觉地解放思想、刻苦钻研，发扬攻城不怕坚的精神，围绕我国的外交战略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加紧构筑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坚决克服那种盲目追捧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这流派那流派、拾人牙慧的没志气行为。经济竞争中我们要掌握核心技术，创建自主品牌，国际交流与合作中，我们要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也离不开我们核心理念，也要创建我们自己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宝贵的思想财富
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我认为要特别注重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始终遵循这一价值观。1963年周恩来在会见外宾时，曾简要地概括了中国人办外交的哲学思想，主要有：(1)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2)决不开第一枪，人家可以先对我不好，我们决不会先对人家不好。(3)凡是对我们友好的国家，我们就以更友好的态度对待他们；如果敌视我们，我们就以同样的态度进行抵抗。也就是说，友好在先，抵抗在后，“来而不往非礼也”，否则我们就会被看成懦弱可欺。(4)“退避三舍”，你来，我先退，给你警告，再来再退，但事不过三。周恩来说：“我们中国人办事，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
1988年1月，全世界的诺贝尔奖获得人集会法国巴黎，他们讨论时有一个结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孔子的智慧，中华文明的一个重大命题是“和为贵”。这个思想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礼的作用是按“和为贵”的要求调节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使之圆满和谐。实际上，中华文明“和为贵”的思想是一个真正普遍性的原则，它在承认世界多样性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规范和制度安排，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
约翰·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中对东方文明的价值有一段非常中肯的评述。他说：“当西方国家在最近150年间享有进步和富庶的时候，大多数亚洲国家还处于贫困之中。现在，走上复兴之路的亚洲人，已有机会重申他们过去文明的伟大与光荣。结合了科学与技术，亚洲人能够向世界提供一种新的模式，这是一种现代化的，并且结合了东、西方价值之优点的模式，是一种使自由、秩序、个人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注相和谐的模式。东方崛起的最深刻结果就是新的现代化模式的诞生。”
20世纪初，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谈到中国传统文化时指出：“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以公理为基础而不以武力去解决争端。”使罗素忧心忡忡的是，“西方人究竟是能让中国人保留这种美德，还是使中国出于自卫而采取日本式的军国主义，还须拭目以待。”无独有偶，精通近十国文字、英语水平被孙中山誉为中国第一的文化怪杰——辜鸿铭在他具有世界影响的名著《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也指出：“事实上，要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他断言，如果美国人研究中国文明，将变得深沉起来；英国人将变得博大起来；德国人将变得纯朴起来；法国人将由此获得一切——深沉、博大、纯朴和他们目前所具有的更完美的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