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辞职启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事论文,蔡元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上海书店影印本)
1919年5月4日下午一时，当北大学生在北大红楼后面的空场排好长队，人人手持一面白色小旗，队首高举北大五色校旗，浩浩荡荡走向校门，准备朝天安门方向进发时，看见身形瘦小的蔡元培校长挡在门口。当时在游行队伍里的杨晦在回忆这个场面时写道：“临出发时，蔡先生在出口那里挡了一下，说有什么问题，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要求。不过，同学们不肯，他也就让开。”(《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①223不过，在同为北大学生且当时也置身于游行队伍的孙伏园的回忆录里，这个场面却未见蔡先生的身影，挡在那里的是另一个人：“游行出发以前，步军统领衙门派一个官来劝阻，学生告以目的在争外交，不必劝阻，这官就走了。”(《回忆五四当年》)①25
再来看蔡先生自己的回忆：“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20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的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①177言下之意，是当时在场，但没有加以劝阻。
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描写这个场面时写道：“这时北京政府曾尽力设法阻止这次大集会游行。教育部派了一个职员随同几个军警长官，在4日上午11时左右便到达北京大学，由蔡元培在场召集学生(有些报道说，蔡当时不在)，听他劝告不要参加游行，但是学生听了这位代表长谈，双方辩论以后，拒绝接受他的劝告。这段插曲唯一的作用是使北大的学生队伍晚到了一些时候。”②150
我们或许没有必要纠缠于蔡校长是否曾在校门口阻挡学生这一细节，而应研究他对于学生运动的一般态度。至于政府方面，当它获知北大学生将要上街游行以抗议巴黎和会的秘密交易时，也不是一味加以阻止。只要不失控，学生的游行示威大可配合政府在巴黎和会的外交斗争。游行的组织者说，他们的游行线路的终点是东交民巷使馆区。兹引1919年5月5日北京《晨报》记者有关5月4日中午各路学生队伍汇集到天安门时的报道：“记者到时，学生不过六七百人。少顷，各大队学生手持白旗，纷纷由东西南各方云集而来。……(法政专门学校代表称)等大家到齐，我们便要游街示众，叫我们国民也都知道有这种事体。游街后再到东交民巷英、美、法、意各国使馆提出说帖，表示我们的意思。完后还要转到这里，开会商议善后办法。……(教育部某司长劝说无效、步军统领李长泰出现在天安门红墙旁)，学生代表又向李统领婉言道：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各学生大呼走走。李统领亦无言，旋取下眼镜，细读传单，半晌后对群众曰：那么，任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言毕，嘱咐警吏数语，即乘汽车而去。学生全体亦向南出发。”③17
但在东交民巷递交说帖之后，游行队伍却朝赵家楼涌去(据匡互生等人回忆，这并非游行组织者的预先安排，而是一些激进学生秘密组织——如同言社、工学会、共学会等等，均有无政府主义或社会主义色彩——的密谋，他们出发前就随身带了火柴和煤油，按匡互生1925年的说法，是准备“伴大队游行至曹、章、陆的住宅时候，实行大暴动”①306)，并火烧了赵家楼，殴伤了章宗祥。余下的事史书记载甚详，不再赘述。不过，即便到了5月下旬，也即北京五四事件已引发全国抗议风潮致使局面大有失控之虞时，总统府和教育部虽已公开发布好几道厉言要惩办肇事学生的命令，但这主要属于空口威胁性质(防止事态出现异动)，也是为了敷衍日本方面的“外交抗议”，但专门负责全国治安的政府内务部则在5月23日发给各省区最高军政长官关于如何处理各地学潮的电文中指示：“查青岛问题发生以来，我邦学子，感于外界之刺激，发其爱国之热忱，奔走呼号，不遑宁处，冀以国民之朝气，策助政府之进行，用意至深，殊堪慰许。惟是爱国之道，应以择术为先，既以拯救祖国为前提，应有恪守范围之表示；若夫徒尚意气，激生事端，招友邦之责言，贻国家以巨患，是其志愿本欲爱国，而其行动造成祸国之媒，当非莘莘学子所忍出此。沦胥之惧，原为血气所同，第救国之方，当求正轨，无益之举，必误歧途。本部有维持治安、预防危害之责，用特掬诚相告，俾期弥患无形。邦人君子，其韪斯言。除分行外，相应电请照查转饬布告各属一体周知，是为至盼。”④343事后看来，这的确是政府处理各地运动的基本方针，即希望学生以“正轨”(和平游行，而非激生事端)的方式配合政府的外交。
不过，当时的政治情势颇为复杂，而大学校园公开的和秘密的学生政治团体又各有其不同的政治目标。此外，对皖系操纵北京政府心怀不满的各种政治势力——尤其是一直与北京政府抗衡的南方政治势力以及直系、奉系等其他北洋势力——都希望暗中利用学生，对学潮推波助澜，以使其失控，从而削弱北京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一时间，一向被认为“以学问为业”的大学生竟成各种政治势力争相利用的对象，学生自身也高度政治化了。
5月4日下午，当蔡元培望着北大游行队伍一路高呼口号朝天安门方向远去时，他的心情一定矛盾重重，但其中一种心情是幻灭——自1917年1月上任来，他一直努力经营的这个“研究学理的机关”在这一刻不再是一个学术的乌托邦了。在此，我们必须先区分他作为政府任命的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和作为“自由的个人”之间的不同角色：就个人而言，他肯定支持学生的和平游行，甚至也会像其他社会名流一样忙着拍电报表示声援，但作为国家以“高深学问研究”(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政府要求于北京大学的是为国家培植以期他日之用的高级人材)相托的“最高学府”的校长，他必须劝阻学生从事政治运动。
何况，教育总长傅增湘于事发次日即训令各校校长：“昨日午后一时，突有本京公私立专门以上学校十三处，学生约二千人，齐集天安门，对于青岛问题，开会演说。继复游行街市，麇集赵家楼曹宅地方，纷扰滋事，实属狂热过度。当经本部严切通过直辖各校及私立专门以上各学校训令内开：查学生在校修业期间，一切行为言论，自当束身法则之中，不得轶出规范以外，乃本日午后一时，因外交问题，本京各校学生聚集一二千人游行开会，竟至酿成事端，殊堪惊骇。本部为维持秩序，严整学风起见，用特切实通令各校，对于学生，当严尽管理之责。其有不遵约束者，应即立予开除，不得姑宽，以敦士气而重校规，仰即遵照。”④336-337
如今，蔡校长既约束不了北大学生，又不愿遵令开除肇事学生，于是，对他来说，就只剩下一个选择——辞职。不过，在辞职以前，他奔走于政府部门，要求政府释放于4日下午被捕的学生。有意思的是，政府也接受了赵家楼之火“为电线短路起火”之说，以为学生开脱。5月7日上午11时许，蔡校长从京师警察厅将十多名被捕的北大学生保释回校。在看守所度过了两天三夜的被捕学生像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等候在北大校园里的同学们的热烈欢迎：“汉花园红楼北面的广场里放了五张方桌，北京大学全体学生都在广场上等候着被捕同学的归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借来了三辆小汽车，每辆都装满了人；我在红楼门外远远望见三辆小汽车出沙滩来了，即刻回到广场上的同学队伍中，三辆车里面的被捕同学大约十二至十四人，全体站立桌上和同学见面。情绪紧张万分。因为太紧张了，被捕同学没有一人说话，在校同学也没有一个说话。当时大家只是热泪交流。”两天三夜的羁押、不安的等待、突然被释放以及随即置身于如此情绪洋溢的凯旋仪式，使年轻而缺乏经验的英雄们都有点快支撑不住了，于是又从桌子上被请到红楼的休息室里稍事休息，“休息室中除被捕同学以外，有蔡元培先生，也许还有一、二个学生会的工作人员”。①258-259休息室窗外是密密麻麻等候在那里的同学，而安静的休息室似乎只听得见学生会的几个工作人员轻微的步履声。
孙伏园还提到休息室里的一个细节：蔡校长削了一个梨，给一位被捕学生吃。这个细节描述，并非一句闲笔，它试图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蔡校长此刻的心情和休息室内外的北大学生一样。不过，在这个情绪骚动不宁的场面中，蔡校长多少像一个多余人。实际上，五四事件的当天，蔡元培就想到了辞职。仅仅为了营救被捕学生，他才延缓了辞职计划。5月4日当晚，当群情激昂的北大学生在北大三院礼堂开大会，宣布联合各校共同罢课以抗议警署白天逮捕示威学生的行为时，蔡校长也到了会。“这天晚上礼堂里外都挤满了人，蔡校长也到了会。”杨晦回忆道，“他当场说：发生这件事，他当校长的要引咎辞职，不过一定负责把三十二个学生保释出来。”①225蔡校长说他“要引咎辞职”，此语殊不可解，因为他没说明他到底“咎”在何处。5月7日，全部被捕学生已被释放，他随即于次日向徐世昌总统提交了辞呈：
为呈请辞职事：窃元培自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以来，奉职无状，久思引退。适近日本校全体学生又以爱国热忱，激而为骚乱之举动，约束无方，本当即行辞职；徒以少数学生被拘警署，其他学生不忍以全体之咎归诸少数，终日皇皇，不能上课，本校秩序极难维持，不欲轻卸责任，重滋罪戾，今被拘各生业已保释，全体学生均照常上课。兹事业已告一段落。元培若再尸位本校，不特内疚无穷，亦大有累于大总统暨教育总长知人之明。敬竭诚呈请辞职，并已即日离校。一切校务，暂请温宗禹学长代行。敬请大总统简任贤者，刻期接任，实为公便。谨呈。⑤293-294
辞呈中有“全体之咎”一句，而作为校长，蔡元培的“咎”则是“约束无方”。徐大总统接辞呈后，随即发布《大总统指令》：“该校长殚心教育，任职有年。值兹整饬学风，妥筹善后，该校长职责所在，亟待认真擘理，挽济艰难。所请解职之处，着毋庸议。”⑤294徐世昌此令并非虚礼，实际上，自蔡元培离京南下之后，国务院总理龚心湛和教育部代总长傅岳棻(总长傅增湘此时已辞职)也三番五次来电慰留，傅岳棻甚至还委派教育部秘书与北京大学师生代表一起去杭州组成迎蔡北归复职的代表团。
5月9日，既然学生已被保释回校，蔡元培于是给北大师生留下一纸寓意晦涩的辞职启事，就不辞而别了，连行踪都没有告诉任何人。该启事写道：
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名，惟知我者谅之。⑥535
启事的后半部分，即“北京大学校长之职”之后的文字，是一个简单的声明，很好理解，但解释辞职原因的那两句却因塞入了分别取自《风俗通义逸文》和《诗经》的句子，意义变得非常隐晦。本来，“我倦矣”之后，可紧跟“我欲小休矣”，表示辞职原因，然后再接上后面的辞职声明。虽然这样依然没有说明因何而倦，但给予他人解释的空间却变大了。如此说来，塞入这两句古文，恰恰是为了缩小解释的空间，也因此“惟知我者谅之”。北大学生想弄清蔡先生引这两句古文的含义。一个名叫常惠的学生于是给国文教授程演生去信询问。程的答复如下(为参照蔡元培自己后来给出的解释，我这里抄录的是蔡元培加了按语的程信)：
“杀君马者道旁儿。”《风俗通》曰：杀君马者道旁儿也。言长吏养马肥而希出，路旁小儿观之，却惊致死。按长吏肥马，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驰驱不已，至于死。
梁张士简用此意作《走马引》曰：良马龙为友。玉珂金作羁。驰骛宛与洛。半骤复半驰。倏忽而千里，光景不及移。九方惜未见，薛公宁所知。敛辔且归去，吾畏道旁儿。
蔡先生用此语，大约谓己所处之地位，设不即此审备所在，徒循他人之观快，将恐溺身于害也，与士简诗意正相合。所以上文曰：“吾倦矣！”自伤自情，抑何深痛！[元培按：引此语但取积劳致死一义，别无他意。]
“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毛诗·大雅·民劳》第二章曰：“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无纵诡随，以谨昏奴。式曷寇虐，无俾民忧。无弃尔劳，以为王休。”
蔡先生用此语，盖非取全章之义。所谓民者，或自射其民耳(孑民)。言己处此忧劳之余，庶几可以小休矣。倘取全章之义，则不徒感叹自身，且议执政者也。[元培按：引此语但取劳则可休一义，别无他意。]
常惠君足下：顷迅蔡先生启事中引用之语，兹已检查明确，希即转示同学。“杀君马”之语，外面误解者亦甚多，且有望文生义者，谓君者指执政，马者指曹章，路旁儿指各校学生。若是说去，成何意义？可发一笑。贤者明哲保身，抑岂忍重责于学生耶？纵观右所条举之书及诗，蔡先生引用此语之本心，读者当可了解矣。⑥335-336
蔡元培的辞职启事等于给北大师生出了两道殊难解其意旨的古文题，但时过境迁之后，他却断然否定了他人的过度阐释，自己给出了一个相当平庸且重复的解释。如果仅为了说明“积劳致死”和“劳则可休”，则不必如此麻烦地引用这两句古文，而且其中一句还十分偏僻。按蔡先生的文体风格，多数时候直言不讳，虽偶尔委婉，但不至艰深难解。引两句哑谜似的古文，是为了隐藏自己的真实意思。换言之，他有不得不说而又不能明说的苦恼。能体此意者，可能只有胡适和蒋梦麟(五四以后，胡、蒋两人的教育思想迅疾向蔡元培的“大学理念”靠拢，胡适更是大批“主义”——主要指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显然，这两句古文大有深意，而非蔡先生后来解释的那么简单。
或许，我们可以在蔡元培上一年5月向总统和教育部递交的《辞北大校长职呈》中找到一些线索。与1919年五四运动相比，1918年5月22日北大学生的请愿游行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为要求政府废除“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北大学生结队走出校门，前往总统府请愿。队伍出发前，蔡校长赶到学校加以劝阻，未果，便立即向总统和教育部递交了辞呈。两封辞呈内容多有重复，但呈给教育部的那一份对辞职原委交代得比较详细，兹录如下：“窃元培自任北京大学校长以来，办理不善，早承洞鉴。顷本校学生对于‘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多所怀疑，曾蒙总长面嘱，以该约并无危险等情，宣告于全体学生，元培谨已遵行。不意昨夜学生开会讨论，决议于今晨八时由各班长率全体学生诣总统府要求废约。元培特于七时到校，多方劝告，并许以代达意见于大总统，而彼等不肯听从，毅然列队进行。元培平日既疏于训育，临时又拙于肆应，奉职无状，谨此辞职。”⑤171经总统、教育部和北大的慰留，蔡元培收回辞呈，而学生的请愿游行也以总统向他们保证“不以牺牲国家利益”而和平结束。在这两份辞呈中，蔡校长无一字涉及自己的身体状况。他的辞职，是因为学生不听他的劝告，而他作为校长，未能尽到训导和约束学生的作用，故引咎辞职。我们再来看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的一个长篇脚注中对蔡元培1919年5月9日的辞职启事的分析：
启事登出后不久，学生们都想探求蔡氏的真意所在。其中有一个学生常惠请教北大文学教授程演生引文的来源，程在5月11日曾给他一封阐释的回信。当时各界人士对蔡氏所引诗句，解测纷纷。据程演生给常惠的复信说：“‘杀君马’之语，外面误解者亦甚多，且有望文生义者，谓君者指政府，马者指曹、章，路旁儿指各校学生，若是说去，成何意义？可发一笑。贤者虽明哲保身，抑岂忍重责于学生耶？”因此他认为蔡引“杀君马”句的用意，“大约谓己所处之地位，设不即此审备所在，徒存他人之观快，将恐溺身于害也。与士简诗意正相合。所以上文曰：‘我倦矣！’自伤之情，抑何深痛！”至于引《民劳》诗句，程以为：“蔡先生用此语，盖非取全章之意。所谓民者，或自射其名耳(孑民)。言己处此忧劳之余，庶几可以小休矣。倘取全章之意，则不徒感叹自身，且议执政者也。”
但是蔡本人一年以后却解释说他引“杀君马”句，“但取积劳致死一义，别无他意”。他引《民劳》诗，“但取劳则可休一义，别无他意”。这固然也许是事实，可是当时各方的臆测，更是流行，而且这些引语也的确可能含有刺评执政之意，只是说得相当微妙罢了。②199
程演生对启事中所引“杀君马者道旁儿”一句的解读，是蔡校长“恐溺身于害”，仿佛蔡校长考虑的是身家性命。由于当时社会上谣传曹汝霖和章宗祥已出资300万雇人暗杀蔡校长，那程的解释似乎有某种可信度。杜威6月24日发自北京的一篇题为《中国的学生造反》的电讯稿(载纽约《新共和》杂志)，也谈到了军阀的密谋，其中说：“各省纷纷谣传中国军阀为了打倒反对势力而准备好要走屠杀的极端。谣传甚至要来一场政变，以求永久稳固军阀和亲日派政府的把持。北京大学校长因为是新知识分子和自由分子的领导人，为军阀所憎恶。他辞职后突然隐匿不见了。因为根据报道，不但是他自己的性命，连那些数百学生的性命也受到了威胁。”②198页脚注，214页注释54杜威是应蔡元培之邀来北大教书的。他5月1日由日本坐船到上海，见到了从北京南下上海专程迎他北上的胡适和蒋梦麟(都是他在哥大的弟子)，并在上海盘桓有日。他们三人并未目睹5月4日的北京学潮。
杜威不懂中文，所谓“根据报道”，无非是根据外文报纸的报道以及别人的转述，但这个“别人”不会是胡、蒋两人——他们自己也是通过报纸和北京来信了解北京的事态的，对其详情并不十分了解。但可以肯定，尽管他们会向杜威谈起北京的事件，却不会散布诸如“屠杀”、“政变”之类的谣传，为本已汹涌诡谲的政潮添乱，他们此时考虑的是如何迅速恢复大学秩序。那么，杜威或许是从《字林西报》或《密勒氏报》等英文报纸看到这些传闻的。但这位强调“证据”的实验主义哲学家为何向美国发去一篇捕风捉影的报道？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其实也是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政治失败，因为和会的欧洲战胜国的代表实际上否定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提议，而且他曾建议德国将山东半岛归还中国，而不是转给日本。杜威就像美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一样不希望看到一个亲日的中国政府，因此传播一些于这个政府不利的谣言，肯定符合美国的利益。另外，美国驻华使馆也支持学生的反日运动，在北京当局拘捕学生后，美国使馆曾对北京政府施压。
杜威的报道还说，受到军阀的威胁，“北京大学校长”“辞职后突然隐匿不见了”。但杜威写下这句话时，他不仅知道蔡先生身在何处，而且在上海时就和蔡先生见过面，因为蔡先生自辞职出京后，中经天津，早已回到上海(和杭州)，而教育部和北大派来的代表也正在与蔡先生商量回任的事。
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总会伴随大量的谣言。此乃社会运动的一个典型特征，它可以激活热情和想象力，以维持运动的活力。尽管曹、章两人可能对蔡先生恨之入骨，但不会笨到共同出资300万雇人暗杀蔡校长并笨到使这一计划泄露出去。何况老革命党蔡先生非贪生怕死之辈。清光绪三十年(1905)，他参加暗杀团，并将暗杀团扩大为光复会(任会长)，当次年邹容死于上海西牢时，他为邹筹办丧事，而且在这一年开始学习制造炸弹。民国的建立，使他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这个时代不再陷入革命和动乱，而是一个建设时代，而建设需要人才，这正是他出任北大校长时在就职演说中高倡“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治校理念的原因。
蔡先生以添加按语的方式否定了程演生对辞职启事所引“杀君马者道旁儿”和“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两句的解读。但蔡先生自己的解释也站不住脚。如果“杀君马者道旁儿”被解释为“积劳致死”，“民亦劳止，汔可小休”被解释成“劳则可休”，则两句的意思就几乎重复了，取一句即可。更不好解释的是，按蔡的按语，既然辞职是因为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担忧，那也只是人之常情，可能会有一点伤感，但断断不会“自伤之情”达到“抑何深痛”的地步。
蔡尚思先生则将两句古文分而释之：“一年以后，(蔡)又解释说，引《风俗通义逸文》典故，‘但取积劳致死一义，决不是责怪学生’；引《诗经·民劳》两句，‘但取劳则可休一义’，不是讥讽执政。蔡先生和学生一样爱国，但他觉得学生行动过于激烈。北洋政府可恶可恨，但蔡元培无能为力，可以不合作，却不敢彻底决裂……蔡元培留笺出京是一种消极的抵抗。”⑦59这种阐释将“杀君马者道旁儿”与“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两句并列起来，仿佛一句对一事。
但“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老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更可能是因果关系，是因为“倦”才欲“休”。倦，《辞海》的相关释义有三条，即“疲劳、懈怠、厌倦”，兼言心理和身体，但蔡先生的解释等于把“我倦矣”完全限定在身体方面，仿佛在1919年5月9日时年52岁的蔡先生突然担心起自己的身体健康来，因惜命而辞职南归。倘若原因如此简单，只涉及对自己身体状况的关注，那直言便是，他人也不会误解，为何非得引两句古文，仿佛故意叫人费解？此外，如上文所说，倘若仅因担心“积劳致死”或感到“劳则可休”，那启事中透露出的那种深痛的自伤之情也不好解释。
尽管程演生和蔡本人不认可将《诗经·民劳》中的“民亦劳止，汔可小休”阐释为“讥讽执政”，但这却是当时人和后来人的一种流行的说法，因为《毛诗序》就是这样解释《民劳》的：“《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如此一来，蔡元培引《民劳》中的诗句，就似乎是冲政府去的，是蔡元培自比召穆公，讥刺对造反学生压制甚厉的“厉王”的政府。但同样根据《毛诗序》的解释，《诗经》中“下刺上”的诗句比比皆是，如《羔裘》“刺朝也”，《楚茨》“刺幽王也”，《信南山》“刺幽王也”，《甫田》“刺幽王也”，《瞻彼洛矣》“刺幽王也”，等等，为何选择《民劳》？《郑笺》虽沿袭了《毛诗序》的“召穆公刺厉王”一说，但又有所偏离：“厉王，成王七世孙也。时赋敛重数，徭役繁多，人民劳苦，轻为奸宄，强陵弱，众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虽刺厉王虐政，但同时也讥刺虐政下的人民作奸犯科、恃强凌弱和以众欺寡。朱熹的解释更倾向于后一种：“《序》说以此为召穆公刺厉王之诗。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辞耳。未必专为刺王而发。然其忧时感事之意，亦可见矣。苏氏曰：人未有无故而妄从人者，维无良之人将悦其君而窃其权以为寇虐，则为之。故无纵诡随，则无良之人肃，而寇虐无畏之人止。然后柔远能迩，而王室定矣。”倘若蔡氏意在讥讽执政，则不会自伤若是。何况，他本人就是政府任命的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实际上，自1917年1月9日上任，到1919年5月4日运动爆发，政府并没有干涉过北京大学的内部事务，这也是北京大学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拢聚了如此之多政治信仰彼此不同甚至水火不容的学者的原因。他没有道理讥讽政府，顶多会认为政府对5月4日事件处置失当。
但这还是没有解决启事中透露出的那种深痛的自伤之情。一个人只有感到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的失去才会如此自伤，仿佛自己花了如此之多的心血从事的一项伟大事业居然片刻间归于虚无。如果这样解释，那蔡元培引《民劳》来说明“我欲小休矣”，就不是因为“劳则可休”，而是“忧时感事”。这就接近了朱熹对《民劳》的解释，而如果认可这一点，就等于接受了朱熹关于《民劳》为“同列相戒之辞”的说法。以此说来，蔡先生引用《民劳》，既不是为了讥刺执政，也不是为了说明“劳则可休”，而是痛感“无良之人”的做法使他筚路蓝缕建立起来的学术乌托邦毁于一旦，而他感到自己已无力挽救这一局面。殿堂既毁，他只好隐去。“我欲小休矣”一句，其中的“小休”是顺势沿用“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中的“小休”，其意不是“休息片刻”(众解家多有误解)，因为“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中的“小”不是实词，而是语气助词。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此诗)历言‘小康’、‘小休’、‘小息’、‘小憩’、‘小安’者，非谓民劳之甚，宜小小安息之也。古人以‘小’为语词，犹以‘大’与‘中’为语词也……此诗上言‘劳止’，以‘止’为语词，若但言‘汔可康’、‘汔可休’则不辞，故以‘小’字助之成句，非谓民不必大安息，且小安息之也。‘小’为语助，盖失其义久矣。”⑧919简言之，“我欲小休矣”等于“我欲休矣”。休，除了“休息”的词义，还有“辞官”、“辞职”，如《杜工部草堂诗笺·旅夜书怀》：“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既然“小休”意为“辞职”，那就与蔡元培“劳则可休”一说不搭界了。
弄清了蔡元培引《民劳》的用意，再回过头来探究他引《文史通义逸文》中“杀君马者道旁儿”一句的用意，就比较容易获得底解。此句已隐含了一种空间的转换，即“马厩”与“道”，也就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和一个开放的空间。此马本来养在马厩里，不事驰驱，但乘者却将它骑到了大道上，而且在道旁儿的激励下，将其驰骋至死。我们知道，蔡先生经常使用这一组空间概念：校内/校外，大学/社会、学术/政治。大学是一个远离政治的以学术为其唯一目的的地方，在这样的独立环境里，才能使学术获得进展、学生获得培养(养马而肥)，但这匹马被“乘者”(学生政治组织或者“学生政治参与热情”)骑到了外面，并在“道旁儿”(社会各界以及校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激励下，不停地驰骋，终至累死。他梦想中的“学术国”就这样名存实亡了。其实，引“杀君马者道旁儿”的底解，在1919年8月蔡元培发表的《告北京大学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中：
诸君自五月四日以来，为唤醒全国国民爱国心起见，不惜牺牲神圣之学术以从事于救国之运动；全国国民，既动于诸君之热诚而不敢自外，急起直追，各尽其一分子之责任；即当局亦了然于爱国心之可以救国，而容纳国民之要求：在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社会上感于诸君唤醒之功，不能为筌蹄之忘，于是开会发电，无在不愿与诸君为连带之关系。此人情之常，无可非难。然诸君自身，岂亦愿永羁于此等连带关系之中，而忘其所牺牲之重任乎？世界进化，实由分功；凡事之成，必资预备。即以提倡国货而言，贩卖固其要务，然比有制造货品之工厂，与培植原料之农场，以开其源。若驱工厂农场之人材而悉从事于贩卖，其破产也可立而待。诸君自思，在培植制造时代乎？抑在贩卖时代乎？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其言教育也，始而专门技术，继而普通学校，最后乃始知纯粹科学之必要。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当此教育万能科学万能时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手纯粹科学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所以对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抑诸君或以唤醒同胞之任务，尚未可认为完成，不能不为若干日之经营，此亦非无理由。然以仆所观察，一时之唤醒，技止此矣，无可复加。今若为永久唤醒，则非有以扩充其知识，高尚其志趣纯洁其品性，必难幸致。自大学之平民讲演，夜班，教授，以至于小学之童子军，及其他学生界种种对于社会之服务，固常为一般国民之知识，若志趣，若品性，各有所适用矣。苟能应机扩充，持久不怠，影响所及，未可限量；而其要点，尤在注意自己之知识，若志趣，若品性，使有左右逢源之学力，而养模范人物之资格，则推寻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也。且政治问题，因缘复杂：今日见一问题，以为至重要矣，进而求之，犹有重要于此者。自甲而乙，又自乙而丙丁，以至癸子等等，互相关联。故政客生涯，死而后已。今诸君有见于甲乙之相联，以为毕甲不足，必毕乙而后可，岂谓乙以下之相联而起者，曾无已时。若与之上下驰逐，则夸父逐日，愚公移山，永无踌躇满志之一日，可以断言。此次世界大战，德法诸国，均有存亡关系，罄全国胜兵之人，为最后之奋斗，平日男子职业，大多数已由妇女补充，而自小学以至大学，维持如故，学生已及兵役年限者，间或提前数月毕业，而未闻全国学生均告奋勇，舍其学业而从事于军队若职业之补充。岂彼等爱国心不及诸君耶？愿诸君思之。仆自出京，预备杜门译书，重以卧病，遂屏外缘。乃近有恢复五四以前教育原状之呼声，各方面遂分加责备，迫以复出。仆遂不能不加以考虑。夫所谓教育原状者，宁有外于诸君专研学术之状况乎？使诸君果已抱有恢复原状之决心，则往者不谏，来者可追，仆为教育前途起见，虽力疾从公，亦义不容辞。读诸君十日三电，均以力学报国为言，勤勤恳恳，实获我心。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诸君与仆等，当共负其责焉。⑥340-341
文中提到的“诸君十日三电”，指北大学生1919年7月10日以“全体学生”的名义向远走杭州的蔡校长拍发的三份内容相近的电文，其中之一为复电：“佳电蒙允不坚持初志，感激之私，无任涕零。自先生恝然(冷淡状——引者)南旋，生等夙夜诋惧，茫无所归。不图今兹复得承教君子。旷时废学，惟有痛心。兢兢自守，辛无陨越。此后当益自策励，求学救国，万不至逾越轨范，以贻先生忧。校务万端待理，请即日北上。临电迫切，惟先生命之。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叩。”⑤307实际上，蔡先生是在学生代表向他保证“校外集会，以后谢绝参与”和“要求今后学生行动，服从指挥”两项条件后，才答应北上回职的。⑦59这种表态又见蔡氏1920年5月《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一文。此文开篇肯定了五四学生运动对于时局的积极作用，但很快笔调一转，写道：
但是学生界的运动，虽然得了这样的效果，他们的损失，却也不小。人人都知道罢工罢市，损失很大，但是罢课的损失还要大。全国五十万中学以上的学生，罢了一日课，减少了将来学术上的效能，当有几何？要是从一日到十日，到一月，他们的损失，还好计算么？况且有了罢课的话柄，就有懒得用工的学生，常常把这句话作为运动的目的，就是不罢课的时候除了若干真好学的学生以外，普通的就都不能安心用工。所以从罢课的问题提出以后，学术上的损失，实已不可限量。至于因群众运动的缘故，引起虚荣心，依赖心，解释上的损失，也著实不小。然总没有比罢课问题的重要。
就上头所举的功效和损失比较起来，实在是损失的分量突过功效。依我看来，学生对于政治的运动，只是唤醒国民注意；他们运动所能收的效果，不过如此，不能再有所增加了；他们的责任，已经尽了。现在一般社会也都知道政治问题的重要，到了必要的时候他们也会对付的，不必要学生独担其任。现在学生方面最要紧的是专心研究学问。试问现在一切政治社会的大问题，没有学问，怎么解决？有了学问恐怕还解决不了吗？所以我希望自这周年纪念日起，前程远大的学生，要彻底觉悟：以前的成效万不要引以为功。以前的损失，也不必再作无益的愧晦。“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打定主意，无论何等问题，决不再用自杀的罢课政策。⑥285-287
蔡先生在此两文中将学生运动一喻为“牺牲”，二喻为“损失”，再喻为“自杀”(与启事中“杀君马”意同)。社会各界“开会发电，无在不愿与诸君为连带之关系”，“引起(诸君的)虚荣心”，等等，恰似乘君马者因“道旁儿”的惊羡而产生虚荣，驱马狂奔不息(注意蔡氏将其喻做“夸夫逐月”，逐“月”而死)。“道旁儿”不是指学生，而指“无在不愿与诸君为连带之关系”的校外社会各界以及南北各种政治势力，他们又是开会又是发电，既对学生的政治行动表示敬意，又希望他们继续(例如此时称北京政府为“伪政府”的南方的孙中山希望学潮“继长增高”⑨429)，学生在虚荣心和政治参与热情的驱使下，不惜以牺牲学术为代价，来从事政治运动。“学术”这匹肥马因学生的过多的校外政治参与而累死了，死于道旁儿的鼓励和乘者的虚荣。胡适在五四之后写的一段文字，也可作为参照：“学生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也就习惯于使用权力。”他劝学生回到自修室和图书馆，在那里先“把自己铸造成器”。
显然，蔡元培辞职启事中抛给北大师生的“杀君马者道旁儿”和“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两个谜语，用意很深。但是，一年后，当蔡先生自己在北大为他出版的《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中以按语的方式给出解释时，他早已返回北京大学复校长职。面对满怀愧疚地热烈欢迎他回来的教员和学生，他已不可能对他何以在辞职启事中引用这两句古文作出真实的解释，只能像外交辞令一样归于“健康原因”。其实，当1919年7月教育部派秦汾为政府代表、汤尔和为教职员代表，携同学生代表四人，赴上海请蔡先生复职时，蔡先生向他们提出“校外集会，以后谢绝参与”和“要求今后学生行动，服从指挥”两项条件后，方答应北上复职。假若他的辞职启事中所引“杀君马者道旁儿”和“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但取“积劳致死”和“劳则可休”之意，那他怎么会莫名其妙地提出上面两项要求作为复职条件？“校外集会，以后谢绝参与”不正是要求“君马”从“道上”(校外)回到马厩，而“要求今后学生行动，服从指挥”不正是劝诫“同列无纵诡随”？
但蔡元培并不即刻北上复职，而是以病体不胜舟车之劳为词，请蒋梦麟代行校长职，直到9月16日——也就是答应北上复职两个月后——才返京。如果即刻返京，虽能很快平息谣言并促成北大秩序的恢复(政府屡次敦请他复职，亦有此考虑)，但“健康原因”之说则不攻自破了。他只有在杭州“抱病”一段时间，才能圆自己的托词，似乎他辞去校长之职并屡次以病推辞复职之请，绝非如外交辞令。不过，查遍蔡先生自己的记载，直到6月中旬，在复国务院敦请其北上复职的电文中，他才第一次给出了“因病”的解释。国务院敦请再三，蔡校长又固辞，于6月20日复电云：“惟卧病经旬，近又加重，即愿忝颜北上，亦且力不从心。”(《复国务院电》)⑤300他甚至请自己的弟弟(蔡谷卿)在报上登广告，说自己患了胃病，并伴有寒热。不过，病得“力不从心”的他在这一段时间却有许多应酬，在7月14日，他居然还邀蒋梦麟从上海来杭州，共游花坞一天，临了还赋诗六首，足见其托病而已。但这却骗过了无数的人，甚至包括时在北京的胡适(他写信来问安)。直到8月9日，也就是他已接受回任的请求之后，他才真的偶染寒热了。他在《杂记》手稿中对此有详细记载：“9日，晴，大风。午后40分发冷，1时40分发热，2时30分热退。”并于病中赋诗一首(《病中口占》)：
托病居然引到真，旧疴未尽更增新。
寒冰火焰更番过，地狱原来在我身。
巨人不疟古所传，血液充强理或然。
不见微生名小鬼，亏他悬想近真诠。⑤316
他说得很清楚，是“托病”。至于“旧疴”，已非一日，亦不成其为“辞职”的借口。所以，蔡元培后来对5月9日辞职启事中的两句古文的解释，纯属能够让各方面接受的“合理的解释”。各方面也宁愿将他的辞职归于“健康原因”：对政府而言，是破除了强迫其辞职的传言；对北大学生而言，是解除了学生当初不听其劝阻的内疚；而对蔡本人而言，是化解了因他的骤然辞职引起的各种揣测。唯有“因病辞职”，才能使因“五四”事件而变得有些尴尬的各方关系重归于好。曾历经政场风云的蔡元培是有谋略的，知道将“托病”变成“真病”的重要性。
其实，蔡先生辞职启事的那两个谜语的底解，亦见于他离京后的5月16日在天津《益世报》刊出的一封致北大学生信：“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意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五日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⑦595月5日，即教育部训令高校校长约束本校学生勿使滋事的日子。他已约束不了，所以说“引咎辞职”。“惟在校言校”一句后面省略了关键的一句，而缺了这一句，整个一段话便殊难说通。“在校言校”不是“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的原因。关键是那个“惟”字，它表示一种转折，即作为一个国民，他对学生的爱国热情表示同情，但作为校长，他关注的是北大的学术独立性，而学术独立性因学生的干政而丧失，所以作为校长，他当引咎辞职。而之所以“不于五日提出辞呈”，是因有学生被警署逮捕，他作为校长当尽力救出他们，所以推迟到8日方辞职。言下之意是，如果没有学生遭逮捕，那他于运动爆发的次日就辞职而去了。换言之，在5月4日中午北大学生不听他的劝阻，成群结队走出校门的那一刻，蔡先生就感到自己作为大学校长的失败，遂决定引咎辞职。他意识到，他的大学理念只不过是存在于他的心中的一个理念而已。但他或许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当他在校门口徒劳地劝阻北大学生时，实际上是在徒劳地阻挡他的实际治校政策(与其治校理念正好相反)在学生那里激发出来的一种政治参与热情。[例如在1918年10月天安门的欧战胜利庆祝中，他多次登台演讲，鼓励大学走向社会，说“大学职员的责任，并不是专教几个学生，更要设法给人人都受一点大学的教育”，这等于要把“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建成“平民大学”，混淆了初级教育与高等教育的不同功能，而且他在演说中像李大钊一样高呼“劳工神圣”，显示出“布尔什维克”——即政府所称“过激党”——的热情，此外，他甚至自毁校规，对那些不参加提灯游行的北大学生予以惩戒：“苟有不到者，请本班同学自检举之，然后施以相当之惩戒。同班诸生，决不恕此无情之同学，而为之容情。”(《黑暗与光明的消长》、《劳工神圣》、《对北大学生全体参加庆祝协商战胜提灯会之说明》)⑤215，219，224]他在学生那里激发出了这种政治参与热情(当然，他并非唯一一个激发北大学生政治热情的人，此前北大的新文化派教授们也是如此)，但当这种政治热情在1919年5月爆发出来时，他却突然意识到他梦想中的学术乌托邦瓦解了。他感到自己作为校长必须对这场失败负责，所以才说“引咎辞职”。
蔡元培的“大学理念”最初本来是为中国造就一个“研究学理的机关”，不料却造就了一批充满革命热情而且随时准备上街的青年，使北大变成了一个“运动的机关”。当北京五月四日事件的消息传到山西太原时，山西省长阎锡山和山西大学的学生章廷谦都感到受了鼓舞。5月6日，阎省长致信蔡校长，谓已从山西大学挑选了90名学生到北大插班旁听，“俾诸生得听教言，藉资启发，尤所盼祷”(《阎锡山致蔡元培函》)⑤310。章廷谦(川岛)是这90名学生之一，他于10月正式转入北大哲学系，为自己没有赶上5月4日的天安门广场游行和火烧赵家楼而感到遗憾——对那些曾亲自参与此事并感到自己创造了历史的北大老生来说，那已成了一笔足以让新来者羡慕不已的象征资本。他后来回忆道：“北大当时是‘全国最高学府’，但也是五四运动的大本营，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在青年人的心目中，这要比它在教育界的声誉更具有吸引力。”(《五四回忆》)①318引文中那个表示转折意味的“但”字和那个表示程度的“更”字非常关键，它道出了1919年前后北大的功能性分裂：一部分仍三心二意地留在冷冷清清的“研究学理的机关”，另一部分则与“运动”和政治挂上了钩，而这后一部分对多数青年学生的吸引力更大。
对北大“暴得大名”，胡适1922年10月曾有过一番反思，那时，几十个北大学生因校方收讲义费而气势汹汹找蔡校长，差一点和校长动起手来。胡适说“这件事，在局外人看起来，很像是意外的风潮；在我们看起来，这确是意中之事”，言下之意，是学生已习惯用“街头手段”解决问题，“古人说，‘暴得大名，不祥。’这话是有道理的。名誉是社会上期望的表示。但是社会往往太慷慨了，往往期许过于实际。所以享大名的，无论是个人，是机关，都应该努力做到社会上对他的期望，方才可以久享这种大名。不然，这个名不副实的偶像，终有跌倒打碎之一日。北京大学以二十年‘官僚养成所’的老资格，骤然在全国沉寂的空气里，表示出一种生气来，遂在一两年内博得‘新文化中心’的大名！这是不祥的事。这样的社会期望，就是兢兢业业的努力去做，也还不容易做到；何况北京大学这几年来，疲于索薪，疲于罢课，日日毁坏自己呢？我们在这三年中，没有一年不提出很恳切的警告。现在大觉悟的时期应该到了。几年的盛名毁在几十个学生手里，这并不足奇怪，也不足疼惜。实不副名，要名何用？我们希望北京大学的同人们能痛痛快快的忘记了这几年得来的虚名，彻底觉悟过来，努力向实质上做去，洗一洗这几年‘名不副实’的大耻辱！”⑩438-439
他不是第一次提到北大“名不副实”，1920年12月17日，时当北大刚刚举办24周年纪念会之后，他谈到北京大学在学术上的贡献：
我们今天反观北大的成绩，我们不能不感觉许多歉意。我们不能不说：学校组织上虽有进步，而学术上很少成绩……我们纵观今天展览的“出版品”，我们不能不挥一把愧汗。这几百种出版品之中，有多少部分可以算是学术上的贡献？近人说，“但开风气不为师”(龚定庵语)。此话可为个人说，而不可为一个国立大学说。然而我们北大这几年的成绩只当得这七个字：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这不能不归咎于学校的科目了。我们有了二十四个足年的存在，而至今还不曾脱离“裨贩”的阶级！自然科学方面姑且不论：甚至于社会科学方面也还在裨贩的时期。三千年的思想、宗教、政治、法制、经济、生活、美术……的无尽资料，还不曾引起我们同人的兴趣与努力！这不是我们的大耻辱吗？(11)
胡适经常混用“新文化中心”和“新文化运动中心”两词来描绘1917到1919年的北京大学，不过，这两个词并非一个意思。“新文化中心”意味着“新文化”的集中介绍、翻译、研究和传播之地，但自清末以至1919年，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中心”。“新文化”在全国呈星罗棋布之状(其主要地点，如上海、天津、北京、武汉、广州等地)，此外还有无数学会以及热衷于“新学”的个人。北大在1917到1919年输入的“新文化”，只要翻一翻《新青年》，就可知道主要是对已由他人译介过来的“欧西学说”的再介绍，但再介绍的态度已与他人不同，即强调“全盘西化”。换言之，北大这几年并没有输入多少“新文化”，使其“暴得大名”的是对于“新文化”和“旧文化”的一种新态度，即以“革命”或者说“运动”的方式摧毁“旧文化”，以确立“新文化”的统治地位，所以它才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但这与学术无关，不仅因为学术不分新旧中外，不预设前提，还因为学术写作有一套“非个人化”的理性的话语体系。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刊物，《新青年》的文风受到不少“中立者”甚至新文化派的同情者的批评，如胡适的朋友张奚若在1919年3月13日致胡适信中谈到《新青年》诸作者时说他们中除一两个外，“其余强半皆蒋梦麟所谓‘无源之水’”，“这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议论，不但讨厌，简直危险……他们许多地方同小孩子一般的胡说乱道”，“他们说话好持一种挑战的态度，——谩骂更无论了……此外，这些脑筋简单的先生们，又喜作一笔抹杀之说”。王国维在1911年谈到“学之义”时说：“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学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以上三说其理至浅，其事至明，此在他国所不必言而世之君子犹或疑之，不意至今日而犹使余为此哓哓也。”(12)202如果北大新文化运动派的目标是全盘西化，那么这只是一个“革命”主张，而非学术主张。
蔡元培在1917年1月就职演说中提出他的治校理念(“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如稍后提出的“大学者，研究学理之机关也”)时，是想将北大办成一座类似“修道院”的学术机构(从北大进德会章程便可窥知一二)，但他实际采取的措施却与之南辕北辙，例如他一开始就为北大任命了一位不是学问家的文科学长(直到1919年离开北大，陈独秀也没有发表过任何学术论著)，并委之以文科用人大权，这样就使陈独秀得以在北大云集一批对从事“文化革命”而不是学术研究更感兴趣的人。就学术而论，当时比陈独秀、胡适、刘半农更有专长的人多如牛毛。
五四事件之后，北大开始艰难地回复到1917年1月蔡元培提出的治校理念上来。这恰恰是对五四运动进行反思的结果。蔡元培以及与之同声相应的蒋梦麟、胡适等人极力在北大“恢复五四以前教育原状”，强调大学作为一个远离当下的政治目标而为国家储备将来之人材的学术机构。这本来也是政府一直明载于教育章程的有关北大的教育宗旨(蔡校长不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首倡者，他不过重申了政府教育文件关于北大的定位)，因此，具有强烈对比意味的是，1937年7月7日之后的政治局势比起1919年5月来更为险恶，因为日本已开始大举进犯中国，但北大不仅不鼓励学生投笔从戎，反倒举校远迁西南大后方。这体现了蔡元培当初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法学校“维持如故”、学生未“舍其学业而从事于军队”的社会分工观念，即作战是军人的职责，不是学者和学生的职责。重要的是各司其职，而学者和学生的职责是读书和研究，切不可为一时感情冲动而拼光了国家未来的人材。事实证明“西南联大”以及其他远迁大后方的大学为战后中国的重建储备了专业人才，并使学术得以延续下来，而如果像五四运动那样全部“投笔从戎”，在战场上拼光了，或荒废了学术，则胜利到来之时，国家又将陷入人才匮乏之境。必须牢记于心的是，那一代教育家的基本信念是“教育和学术乃立国兴邦之本”。
注释：
①《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②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
③转引自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民众运动》，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⑤《蔡元培全集》，第三卷，高平叔编，中华书局，1984。
⑥《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版影印本。
⑦蔡尚思：《蔡元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⑧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9。
⑨孙中山：《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书》，《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
⑩胡适：《这一周》，《胡适文集》(3)。
(11)胡适：《回顾与反省》，1922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
(12)王国维：《国学丛刊序》、《王国维遗书》(三)，上海书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