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新变化与中国对外经济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政策论文,新变化论文,中国对外论文,经济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与前景
1.“格局性变化”与“静悄悄的革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宇燕研究员指出，当今世界格局进入了一个转型变化期，通过观察历史可以看到，真正的革命都是静悄悄地发生的。正如工业革命一样，深处工业革命时代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所处的时代就是影响人类生活、影响人类进程的革命时期，当今的世界正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时期，处于“静悄悄的革命”进程中。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张幼文研究员认为，世界格局在二战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内在的革命就是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静悄悄的革命”的提法值得深思。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稻葵教授认为“静悄悄的革命”是对客观的、正在进行中的、到目前为止的国际形势演变的一个描述，尽管主观上讲中国人不希望有剧烈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在人才储备、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等方面对革命的准备也是不足的，但是，客观现实可能会背离我们的主观愿望，世界的格局可能会以某种比较激烈的方式在未来演变。
2.世界经济格局的确定取决于未来国际规则的确定
张宇燕认为世界经济格局中，需要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各个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及其背后蕴藏的利益关系。世界格局的主要体现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大国之间在面临利益和博弈时达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表现是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当前我们面临的体系或制度是非中性的。一个国家对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的影响力主要由其经济实力、货币的力量和价值理念(软实力)三方面因素决定。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取决于未来国际规则的确定。各国博弈，讨价还价的焦点主要就在于未来国际规则的确定。未来十年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至关重要。现在世界经济的变化中，主要是物质与实体经济在发生变化，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增强。到底什么样的环境适合中国的发展问题，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具有实力和余力的中国打算做什么事、怎么做、什么时候做，这些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也是学者们很难回答的问题。中国和许多新兴经济体在未来的国际谈判中应发挥应有的作用。
3.不确定因素对世界格局及其变化的影响
张幼文认为认识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及其变化趋势，关键是理清四个不确定因素。第一，导致这场危机的世界经济不平衡走向何方。这场危机中的不平衡包括贸易不平衡、虚拟经济发展和实体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人类发展和自然资源供给之间的不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比重被打破。所有这些不平衡在近期不可能改变。前面几个不平衡的应对措施都是政府扩大开支，没有触及根本原因。第二，美国经济地位下降后，什么国家可以引导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美国的经济地位、货币地位下降以后，新兴经济体在崛起，但新兴经济体的扩张基本上都是规模性的扩张。我们需要新兴产业、主导型产业、金融产业、服务产业来引导世界经济的发展。而这些新兴经济体是无法承担这些责任的。第三，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会对世界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世界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过去世界格局最大的变化是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崛起。而中国崛起以后开始承担世界责任，但一些国家认为中国发展对其的负面影响超过了正面影响。中国现在开始谈发展的包容性，希望世界和谐发展，但世界能否接受中国的发展方式是不确定的。第四是世界从产品合作体系到要素合作体系这样一种转型会走到什么地步，会怎样进行发展。
4.世界经济格局是否会出现大变动？
与会的很多专家认为当前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形势严峻，但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杜厚文教授指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无论是从军事、经济、金融，还是从科技方面看，美国在未来二十年仍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个基本格局不会变化，欧洲的情况也没有大家所想得那样严重。他对美国和欧洲依然充满信心，认为虽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就谈到了美国经济衰落的问题，但几十年后的今天，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美国经济和欧洲经济都不会垮下去。
二、欧洲债务危机的发展、演进与前景
1.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原因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原因有三，第一是信贷扩张、房地产泡沫及由此产生的银行风险控制问题。所有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危机之前都存在信贷扩张状况。信贷扩张可能与欧元区的成立有一定的关联，加入欧元区后，处于边缘国家的风险溢价大幅下跌，其借贷成本降低，由此助长了信贷的扩张。第二，财政政策缺乏监督。欧元区成立后，很多国家的财政赤字率超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的3%以下的规定。但是市场却忽视了这一点，仍然以低利率向其提供资金。第三，金融危机是欧洲债务危机的导火索，金融危机使欧洲央行损失惨重，房地产泡沫破灭，银行坏账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和个人出现的大量坏账转嫁到银行，最后银行又转嫁到政府，政府为金融危机埋单。但是同时经济下滑的时候政府税收收入下降，支出方面却存在刚性。此外，欧元区自身的缺陷也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欧元区是一个货币联盟，并不是一个财政联盟，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更主要的是它缺乏经济政策的协调，危机爆发后，这种制度缺陷使得各国缺乏统一的政策来应对。
2.欧洲债务危机下一步的演进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认为欧债危机还要继续恶化，甚至严重恶化。欧洲的危机已经从开始的第一阶段演进到现在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债务本身的问题，私人投资者认为一些国家如希腊的债务会违约，推高其收益率，这些国家政府要支付的利息会增加，导致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大幅上升，原来是一个可持续的财政状况，也会被市场推成不可持续，这是财政或者债务危机的第一个阶段。现在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银行开始出现问题，最近的数据表明银行间的违约风险比正常情况下提高了8倍。随着危机的深化，大国或者相对健康的国家救助弱国的意愿在下降，债务危机本身也是一个迅速扩大的过程，救助的人均成本大幅度提高，导致救助的可行性下降。
3.欧元区是否会瓦解？
汪涛认为，不论是弱国还是强国，离开欧元区的代价都很大。弱国如希腊退出欧元区的代价是巨大的，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预计它第一年的成本就会达到GDP的40%～50%，之后每年还会面临巨大的成本。如果德国这样一个强国退出的话，今年的成本大概相当于GDP的20%～25%。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德国把希腊、爱尔兰等国全部拯救下来，成本要比前面的20%～25%小，这只是经济成本，政治成本更是难以计算。欧洲一体化带来的软实力是要下降的。历史上每一个法定货币的瓦解都带来某种军政、独裁或内乱，所以欧元区虽然出现诸多问题，但走回头路的风险可能更大一些，成本会更加巨大。
4.欧洲债务危机的前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研究员认为，欧洲是否能解决当前问题简单来说只要看四个指标：经济增长速度、基本赤字增长速度、利息的支付问题、通货膨胀率。欧洲的经济增长速度较低，很难降低财政赤字，因为这会引发政治问题，利息支付取决于外国人是否买欧洲的债券或欧洲央行能否把利率降下来。
李稻葵认为从目前来看，尽管欧洲各国的结构性的基本财政赤字并不太严重，但是国际社会、投资界、金融界、资本市场对欧洲是非常担忧的，欧洲个别国家如希腊可能出现违约，违约之后，这些国家不得不进行内部改革，削减福利开支，降低实际工资，降低单位劳动成本，跟上德国人的步伐。违约之后，德法的金融机构会马上出现问题，会带来新的一轮金融动荡。
汪涛认为欧洲目前要通过一揽子计划稳住市场信心，包括欧洲央行扩大购买主权债务的数量，欧洲实现某种程度的一体化，容许弱国债务有序的重组，弱国要逐步减少赤字，而强国应有一定的财政转移，当然弱国要出让一部分财政主权，赢得改革的时间，为长期解决欧债问题打下基础。
三、欧洲与美国的经济问题：孰重孰轻？
一方面是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欧洲债务危机，一方面是对全球经济增长有重大影响的美国经济问题，两者的轻重缓急及发展趋势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议。
这一问题首先由李稻葵教授的发言引出。李稻葵认为当前世界表面上表现出来的危机是在欧洲，但是未来世界重大的危机可能来自于美国。欧债危机调整相对较快，可以在三五年之内能够解决，但是美国问题却很难在几年内解决。美国的情况非常严重，国内经济出现了二元经济。美国不仅有非常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群体，还有大量的没有国际竞争力的劳工阶层，美国的国民性在发生变化，新移民中的70%是讲西班牙语的，这部分人很难融入美国社会，这就是美国正在产生的内部的衰退。这种二元经济反映在政治上也是二元的，有国际竞争力的代言者共和党与没有国际竞争力的代言者民主党出现了政治上的争夺。现在美国看不到里根式的领袖人物，没有明确的改革的政治意愿和改革思路。因此美国的情况可能更难解决。
马骏、汪涛、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等学者则认为欧洲债务危机比美国的危机更严重。
马骏认为，扩大货币供给量、汇率贬值、提高税收、违约是具有独立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典型国家在发生债务危机后的四种解决办法。欧洲中央银行中有重要的政治平衡的力量，采用发行钞票的方法是困难的。欧元区也无法采用汇率贬值政策。欧洲不存在提高税收的空间。违约对危机严重的国家像希腊是一个大的事件，违约会造成一系列事件，冲击银行体系、实体经济，并且会传导到全球。马骏不同意欧洲国家整体债务占GDP比例并不高的观点，认为由于欧元区的体制中没有解决债务问题的功能，出现短板效应，几个最差国家的表现即决定整个欧元区的表现。
汪涛认为美国下一轮危机要在五六年以后，时间上看比较久远，欧债危机则是迫在眉睫，目前的情况下，欧债危机可能是更值得关注的。欧洲的问题是不同的政治体制、不同政府间的问题，更难以解决。虽然美国相对欧元区来说，整个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要高些，但欧洲债务主要集中在那些竞争能力比较差、偿还能力比较弱的边缘国家而不是集中在核心竞争能力比较强的国家，欧洲没有一个真正的联邦体制来解决这个问题，又不可以像美国那样印钞票，因此市场对他们没有信心。
黄海洲认为美国未来五年没有李稻葵讲得那么悲观。美国的债务问题的关键点是人们对美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实际上美国国债问题由来已久，其问题的解决最重要的是要靠增长，然后再靠通货膨胀，增长是治本，通胀是治标。如果欧洲出问题，可以买美国的国债，欧洲的经济问题如果不是很严重，仅是轻度衰退，反而会对美国经济有好处。美国的金融、政府与居民部门出现了问题，但实体经济没有太大的问题。
余永定认为前面两种观点没有本质的区别，欧洲和美国的问题区别在于长期与短期，快与慢。从长期来看，美国问题是更大的问题，美国和欧洲都有债务问题，美国不仅有非常大的内债，而且有非常大的外债，欧洲则基本没有外债，所以欧洲基本是内部老大老二老三的斗争问题。从短期看，欧洲的问题更迫在眉睫。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李向阳研究员认为，在应对主权债务危机问题上，美国比欧洲有更多的政策工具。美国作为全球霸主有特殊地位，跟南欧相比，它可以施行QI、QII、QIII等量化宽松政策，而相比之下，南欧国家则无法去投放货币，也无法实现货币贬值。美国今后也可能通过通货膨胀、美元汇率的贬值来转嫁国家债务，而南欧国家完全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金融权力已经交给欧洲中央银行。欧、美两大经济体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只不过在应对主权债务危机问题上，美国有更多的政策工具。
四、日本、俄罗斯的经济现状与前景
1.日本经济的现状与前景
复旦大学孙立坚教授认为日本地震后经济复苏较快，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原因是：第一，企业的国际化对促进日本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柱是制造业，是日本出口和创新的核心技术，日本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较高，各国的救市政策，新兴市场国家的强劲需求给日本带来了机遇；第二，日本政坛虽然更迭较为频繁，但日本的经济一直能延续下来，因为日本不是政府的中央治理机制，而是精英治理机构，执行年工序列制，一些执行部门可以不受首相的影响而延续其原来的发展模式；第三，日本没有出现恐慌，反而形成了全民摆脱危机的共识，即使日本存在巨大的财政压力，日本各界对日本经济复苏仍充满信心，他们坚信只要日本企业能够扛过危机阶段，日本的贸易顺差是能够对冲财政赤字的。
日本供给方面的比较优势是日本经济长期发展的支撑力量。日本具有丰田、本田等一批以品牌优势来占有国际市场的大企业，而其上游是专门从事供应链生产的中小企业。虽然受地震影响，但日本这一供给模式依然处于优势地位。解决日本经济问题的关键是通过增长和出口，给国民创造可持续的收入，支持国内的结构调整，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以及增强日本民众对未来的信心。
中日经济合作存在几方面的矛盾，包括日本市场的开拓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间的矛盾、日本从美的政治体制和亲中的企业体制之间的矛盾。危机之后，日本倾向亚洲一体化，寻求亚元存在的可能空间。日本的金融业在十年间开始不断调整，从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转向以金融机构银行为主导的直接经营模式，即机构参与的直接经营模式。日本认为现在是日本金融机构走向国际化至少走向亚洲的重要契机。在看重性价比的金融危机时代，日本传统的生产优势发挥不出来，日本对外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受到汇率的影响。日本力推人民币国际化，希望人民币国际化业务方面的合作，寻求增长的源泉。
东南大学徐康宁教授认为，从长远看，日本经济是“远虑大于近忧”。日本在灾后很快走出来，日本今天面临的经济环境与三十年前相比完全不同。日本当初能够很快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发挥了其比较优势，创造了亚洲的雁形模式。近年来，随着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兴起，日本制造业的优势今天依然还存在，但是已经不太充分，日本在全球经济分工的地位下降。如果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更多的是靠其经济实力，那么日本在未来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将会下降。
2.俄罗斯经济的现状与前景
辽宁大学程伟教授指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独立的二十年，总体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叶利钦时期，被西方称为产量下降的一代，各项经济指标急剧恶化；第二阶段是普京时期，可以称为较快增长时期；第三阶段是梅普组合以后，现在经济进入了遭受重创时期。虽然国内外认为俄罗斯的经济非常糟糕，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俄罗斯的经济数据，可以看出在经济大幅度下滑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指标还可以，这是由于俄罗斯政府在反危机过程中，并没有把提高经济增速而是把反通胀和控制失业作为首要目标。总体看，俄罗斯反危机的经济现状虽然是严峻的，但政府是可以控制的，老百姓是可以理解的。
俄罗斯现代化的有利因素有三，第一，俄罗斯开始进行经济结构的大调整，调整过去主要靠能源原材料等出口的增长驱动方式，提高技术产品和新经济产品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俄罗斯的第二波私有化已经开始，进行了大量的全面的固定社会资本的改造；第二，俄罗斯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很好，对经济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第三，俄罗斯建立了24个特区，包括远东、西伯利亚的开发问题也纳入日程，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利因素方面，一是俄罗斯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太低；二是通货膨胀率过高。
俄罗斯第二个十年规划采取两步走战略，2011-2015年重点为实现创新经济或现代化打基础，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打基础。第二个十年保五争六，2016-2020年在创新经济基础上实现5%～6%的增长速度。2020年的总目标是进入世界五大强国行列，人均GDP达到3.5万美元。在未来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当中，俄罗斯是不容忽视的力量，大趋势上看还有可能是提升的态势。
杜厚文认为，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美国最大的对手不是中国，而是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一定是军事力量强、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那些小国是很难当大国的。
五、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再认识及中国的角色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乔依德认为，认识对象的变化和认识主体所处环境的变化需要我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再认识。从认识对象看，储备货币美元的地位正在发生变化，美国经济在全球比例下降，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比例下降。从认识主体所处环境的变化看，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所占的比重上升，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程度加深。在2008-2009年经济危机的第一阶段，人们已经看到国际货币体系所存在的缺陷，如储备价值不稳、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国际货币体系最后贷款者缺失、不利于减少全球贫富差距等。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进行再观察，可以看到上述问题在危机的第二个阶段更明显，“特里芬两难”更进一步凸现。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应采取渐进的方法，明确由一个全球的治理机构来管理全球的信用的目标。如果一下子做不到这个终极目标，作为一种过渡的方法，可以有管理的多元储备体系，这个“多元”不仅包括美元、欧元，也包括以后的人民币乃至非主权货币(如SDR)等。关于中国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做的再思考，一是要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二是要关注人民币进入SDR(超主权货币)篮子的问题，人民币很有可能在2016年元月进入SDR篮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丁一凡研究员指出开放资本账户、人民币自由兑换并不是人民币进入SDR篮子的必要条件。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要求一个货币进入SDR篮子时必须是可自由兑换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时候还存在资本管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怀特(Harry White)都认为资本管制对促进国际贸易包括投资是有利的，而非有害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元和马克进入SDR的时候日本和德国都是实行资本管制，实行汇率挂钩。中国完全有理由对现在国际上的要求提出反对，因为这不符合历史惯例。
上海交通大学潘英丽教授认为，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已经具有核心的地位，但是我们对此的认识还没有到位。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重大的缺陷是，对美元过度依赖的同时又无法约束美元，美元很可能陷入慢性危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很可能是最大的受害者，因此中国应该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大推动力量。从目前的政治格局来看，中国是无可替代的核心推动力。美国是现存体系的缔造者和既得利益者，没有改革的动力。欧洲的改革建议是以IMF为核心，以SDR为方式，小修小补，欧洲现在自顾不暇，无力来推动改革。亚洲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受害者，需要中国来挑头，日本不太可能挑头，而是希望让人民币和亚洲国家的其他货币共同承担升值压力。在此种情况下，中国的核心地位和挑头作用是不可推卸的。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案，归结起来有三类：一类是世界美元本位制，第二类是SDR走向全球单一货币，第三类是建立多元储备货币体系。潘英丽认为大经济体的货币要加入，欧元、美元、人民币可能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起到一个稳定的支撑。对大国货币或是国际货币的约束，对国际货币发行的货币政策要进行全球的监控和协调，对国际汇率的波动进行管理，对国际资本的流动在全球范围内征收统一税。再加上对全球资本流动的征税来稳定美元的体系。通过建立全球金融治理结构，实现中美之间的合作，然后通过G20达成某种协议，最后由IMF去执行。美国是否会接受中国提出的约束它的方案？中国可以把资本账户开放作为筹码，要求美国对国际汇率和国际资本进行管理。现行体系虽对美国具有吸引力，但长期来看对美国经济存在威胁。从长期来看，美国应与中国合作，创建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环境。中美合作方式是，中国维持美元稳定，美国支持中国主导亚洲，中国开放金融和服务业，美国开放实业，中国加快转型，美国进行技术援助。
六、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选择
(一)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余永定认为当前世界经济的大环境可以作以下概括：世界经济的复苏处于停顿状态，美国和欧洲的债务危机严重，商品价格上升，发展中国家面临一种新的危机即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危机。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下降，必将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造成影响，中国出口依存度较高，对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可能性要有高度的警惕。美元贬值及美国国债风险度的提高都会使中国外汇储备面临遭受严重损失的威胁，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的挑战，而且是新的挑战。2011年中国主要的任务是反通货膨胀。中国抑制通货膨胀的任务是长期的和严峻的。中国的长期挑战，一方面是中国的不平衡、双顺差，另一方面是中国缺少技术创新、技术革命的能力。
余永定着重强调了双顺差的原因及解决思路。多年来，中国外汇储备增加的主要来源并不是经常项目顺差而是资本项目的顺差。中国双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FDI的挤出效应。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纠正缓慢，金融危机前中国的资本项目顺差大量增加，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增速下降，现在又在上升。未来一段时间内，逃离美元资产、欧元资产、日元资产的资金将可能流入中国，这将对中国的金融稳定造成极大的冲击。在中国存在较大的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情况下，美元的贬值对中国资产价值的冲击非常大，存在价值重估效应。汇率变化导致国际投资收入头寸变化就是价值重估。中国在政策选择方面将处于两难选择：人民币升值，中国马上就会受损；而如果不让人民币升值，外汇储备将继续积累，未来将面临损失。最理想的办法是在不大幅升值的情况下，加紧结构调整，减少经常项目顺差，通过资本项下的管理抑制资本的流入。
(二)中国在经济危机中的机会与政策选择
1.中国是否应该救助欧洲国家？
余永定、李稻葵、杜厚文等学者均认为目前中国不应救助欧洲国家。杜厚文指出，各界对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存在高估；中国应该首先解决国内的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等诸多问题，而不是先救助其他国家。
马骏认为一方面由于危机处于恶化状态，中国购买欧洲的债券要非常谨慎，另一方面是要有所准备，准备购买私有化的便宜的资产，要做相应的预案和准备，及时把握一些可能是稍纵即逝的机会。李稻葵认为欧洲的债务问题还不明朗，债务的价格还会下降，目前应先按兵不动，如果投资应尽量投资于实体经济。
2.中国未来的政策选择
马骏认为，未来如果全球出现深度衰退，中国不得不进行经济刺激时，一定要把握好政策的力度，下一轮刺激要更多注重财政政策，防止过度使用货币政策，因为货币最容易导致通胀。李稻葵也认为，中国如果有第二轮刺激政策的话，应主要依靠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金融政策。同时，财政领域的经济刺激计划要与财政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重新整顿国家的资产负债表，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应对金融危机。
本文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国际经济新变化与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理论研讨会的主题报告观点综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东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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