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宏[1]2003年在《学校对学生道德成长影响之检讨》文中提出学校德育实效性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本研究立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背景，从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就学校教育对学生道德成长的作用进行探讨，并从学校生活的角度关注学校对学生道德成长的影响，主要讨论学校对学生道德成长产生的不适宜性影响。 本文的基本观点：目前，学校在促进学生道德成长方面存在着不少违背教育宗旨或本义之处，这是学校德育实效性问题的一个症结。学校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教育宗旨是最大限度的开发人的潜能、完善人的道德人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学校工作的教育性，即学校教育的本义，也是学校教育存在的必要性。现实的学校教育中，片面强调各种功利性目的，使学校教育远离其宗旨，表现出许多非教育性的特征，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本研究不追求理论的创建，重点是检讨学校工作中存在的妨碍学生道德成长的问题，其实践意义在于帮助学校教育工作者反思其教育实践，充分认识学校教育的有限性与可能性，从关注学校生活质量与学生生命质量的高度促进道德成长，真正提高学校德育的实效性。 本研究主要包括四个部分： 一、导言部分：提出研究的问题，简介研究的过程，并简要阐述我国转型期社会的时代特征以及对人的精神面貌提出的新要求。 二、学校教育在学生的道德成长方面应该发挥的教育作用。主要包括公共生活规范的养成、德性陶冶、正确的价值观导向叁个方面。 叁、现实学校生活在学生道德成长方面产生的不适宜性影响。主要表现为叁个方面：学校的学习生活中知识传授与学生的品格形成相分离；学校的社会生活中制度化生活和师生关系影响了学生主体人格的养成；学校的政治生活中民主意识的淡薄以及集体无意识行为影响了学生公民人格的形成。 四、改进学校教育的建议：学校教育要关注学生的学校生活质量。主要包括转变教育观念，提高学校生活质量的一些建设性意见，以及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李莉[2]2013年在《农村小学学生管理对学生道德成长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学生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德育价值。小学是儿童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的重要发展期,是自觉养成优良品行的关键阶段。我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给学生管理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探讨农村小学的学生管理工作对学生道德成长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研究主要以学生管理工作中的学习管理、活动管理、生活管理和心理健康教育管理四个模块为研究切入点,选择经历了学校撤并的Y市S小学为研究对象,力图揭示出当前农村小学学生管理工作对学生道德成长的影响。布局调整后的学校学生管理工作既有普遍性的表征也有特殊的问题。通过对S小学学生管理工作和学生道德成长情况的相关性研究,表明,学校布局调整后,其学生管理方式给学生的道德成长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学习管理方面,在保证非应试学科教学、优化课业形式、重视学习辅导的同时也存在着功利性、形式化、课程德育功能落实不足等问题,这一方面使学生获得了更多的道德理论知识,另一方面却不利于学生深入理解道德常识的内涵；活动管理方面,在丰富活动内容、创新活动形式的同时也存在着活动繁多等问题,这一方面增加了学生参与道德活动和进行情感体验的机会,另一方面却忽视了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和道德情感的激发；生活管理方面,新增了就餐管理和午休管理两个模块,全天候督导制使学生的不良行为得到有效督导,但简单的规范约束缺乏情感关怀,限制了学生德性养成的场域,不利于道德规范的自觉内化；心理健康教育管理方面,新的师生沟通机制增强了学生对新学校的归属感,但由于许多相关工作尚未有效启动使得学生的心理困惑得不到及时有效疏导。学生管理工作要充分发挥其对学生道德成长的引导作用,学校必须认识到学生管理工作对于学生道德成长的价值,建立以提升学生道德认知水平为核心的学习管理机制、以丰富学生道德情感为核心的活动管理机制、以养成良好行为习惯为核心的生活管理机制、以形成积极心态为核心的心理健康教育管理机制。
赵燕[3]2016年在《清末民国时期儿童文学教育学术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教育学的视角研究儿童文学教育还处于探索阶段,所以借鉴历史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梳理了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的发展线索,即从近代儿童文学教育早期独立性起步,到五四运动之后的激进式发展,再到反思期和深化期。在这几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教育杂志》作为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教育期刊,始终关注儿童文学教育问题,并以近40年的历史忠实地记录了其发展历程。为此,本研究的目标是:首先以一部《教育杂志》期刊的起伏演变为缩影,从中获得有关儿童文学的地位与作用、教育价值、课程、教材、教法、教师等丰富的史料;然后以教育活动史的视角,通过对史料的分析,确立了学术视野下移、微观化的研究取向,探寻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并为儿童文学教育拓展出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由此而形成的研究内容与论点如下:首先,通过对《教育杂志》在办刊过程中的历史评介,分析了《教育杂志》作为儿童文学教育发展一个典型缩影在中国近代教育历史中特殊的地位与作用,从而凸显出它以非官方的形式记录的历史资源,推动了儿童文学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深入开展。与此同时,考察了《教育杂志》与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主要对日本现代教育思潮、欧美进步主义儿童教育观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近代儿童观的演变、各种课程、教材和教学法的推广等做了认真梳理,在此基础上探讨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从而形成全部研究的基本理论格调。其次,以《教育杂志》及其史料为基本来源,对儿童文学课程、教材、教法和师资等问题进行了集中的讨论。一是在课程方面,分析《教育杂志》中公布的儿童文学的课程标准,掌握当时的教育行政部门对儿童文学教育的相关政策导向,同时梳理了儿童文学课程分阶段的实施情况与争论经过,以《教育杂志》为窗口全面展现了官方和民众对儿童文学教育课程的关注点。二是20世纪二叁十年代,"儿童文学化"逐渐成为小学语文教材的主流,语文教材的"儿童文学化"也引发了诸多论争。《教育杂志》以详实的史料忠实地记录了五次有关儿童文学教材论争的过程,认真审视这些争论观点,对现今语文教材中儿童文学的比重问题亦有启示。叁是教育杂志》从民初、五四到国家本位时期,儿童文学教学法呈现出不同阶段的发展特征,国人通过大量的新式教学实验,摸索与寻找适宜于近代新教育发展的儿童文学教学方法,以此推动儿童文学理念在中国的深入开展。四是探讨了《教育杂志》中改善儿童文学教育的师资问题,具体措施有加强师培、制定俸给标准和优待条件以及改善教学环境和提升教师的修养等;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个案研究——以连载于《教育杂志》中的教育小说《倪焕之》为例,讨论了小学教师与儿童文学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对《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期进行了深入的追溯,探讨了有关儿童文学"新"与"旧"的争论、渐进式的发展以及本体性的问题等,从而得出相关的历史观点是,教育传媒与儿童文学教育应形成了一种互动式关系,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发展。
何光全[4]2010年在《1949-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研究》文中认为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81年“拨乱反正”基本结束这段历史时期,我国教育领域开展了许多教育批判。研究这些教育批判,对于人们了解这方面的历史,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都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学术界对这方面的历史虽然有所研究,但还比较零散,还特别需要对其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81年“拨乱反正”基本结束这段历史时期教育领域所发生的教育批判及其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对这段历史时期教育批判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基本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对该历史时期具有典型意义和重要影响的教育批判事件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对该历史时期教育批判的基本性质、主要特点、历史影响、经验与教训以及对于教育批判的基本理论问题的启示等进行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论文除导论外,正文内容共分叁大部分：第一部分：1949至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的背景与概况。该部分主要运用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分为建国初期(1949-1952)、过渡时期(1953-1956)、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6-1966)、文革时期(1966-1976)、拨乱反正时期(1976-1981)五个时期对1949至1981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批判的历史背景、动因、基本过程、基本线索、基本事件、基本历史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全面考察。第二部分：1949年至1981年重大教育批判事件的案例研究。主要运用历史研究、个案研究等方法,分章对武训精神批判、陶行知教育思想批判、陈鹤琴活教育理论批判、关于过渡时期主要教育问题的争论、全面发展教育与因材施教问题的争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批判、胡适学术与教育思想批判、凯洛夫《教育学》批判、对教学原则若干问题的争论、“爱的教育”批判、孔子及儒家教育思想批判等重大教育批判事件的过程、内容、性质、特点、影响以及涉及的相关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分析和评价。第叁部分：对1949年至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问题的反思。主要运用了哲学、解释学、比较法等理论研究方法,对该历史时期教育批判进行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反思。分别对这一时期的教育批判与其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背景及其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践考察,对该历史时期教育批判的基本性质与主要特点、历史影响与基本经验及教训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反思和总结。在此基础上,对教育批判的本义及教育批判与教育批评、教育评论、教育争论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开展教育批判等问题进行了理论研究。论文的主要结论有：①1949年至1981年间的中国教育批判是在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重要变革的背景下,对中国教育改革之路的探索。当然,有时的这种探索步入了歧途。②1949年至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的主要实践倾向是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斗争与政治、学术批判的交织：多数时间的教育批判在批判方法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形而上学：多数时间教育批判的组织与实施方式以“群众性”、“运动式”为主要特点。③1949年至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的内涵是丰富的、多元的、复杂的,它不仅指向教育思想或理论,而且也指向具体的教育活动或实践,涉及了中国教育的价值取向、指导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及教学方法、课程、教材等诸多教育思想、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基本问题。④1949年至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对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经验和教训都是深刻的。从主要指导思想和主要结果来看,该历史时期许多教育批判成为了极左错误指导思想的阐释和体现途径,使教育批判异化成了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及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许多教育批判不仅体现和延续了新中国建国后教育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样的错误。⑤开展教育批判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教育批判应该是肯定与否定的辩证统一,应该是“事实”澄清与“价值”判断的统一,或“无原则”批判与“有原则”批判的辩证统一,应该坚持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的辩证统一。总之,论文对1949年至1981年间我国教育批判历史及相关问题做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范围、研究主题和内容、史料发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等都有一定的创新。但由于论文研究这段历史时间跨度较长、研究对象较复杂,涉及问题较多,因此,本文在史料的取舍、研究内容的进一步深入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杨哲[5]2014年在《断裂与融合：农村小学布局调整后学生道德成长个案研究》文中认为2001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要求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和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在这-政策的指引下,大量农村学校被拆并,学校布局结构得到了优化升级,教育资源得到重组,学生的校园生活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农村教育教学水平得到了提升。同时,由于学校在布局方而的调整,导致学生学习生活的环境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被撤并学校的学生从熟悉的、亲切的家校来到了相对陌生的社区学校意味着他们与家长交往的频率下降、与老师的交流重新陌生,还需要重新适应新老师的教学风格、教学习惯以及而对复杂化的同伴关系。这些因素的制约使得布局调整后学生道德生长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或多或少的遭遇和危机。本文通过描述一名普通农村小学生在学校布局调整前与原环境的融合、道德品质的健全到布局调整后与新环境的疏离、道德成长出现危机的案例,从中剖析学校布局调整后影响学生道德成长的各种因素,从而探讨解决之道,力促新的融合。通过研究对象道德融合到断裂的描述,合理结合博尔诺夫的非连续性教育思想,正确认识学校布局调整对于学生发展连续性方而的影响,重视这一重大的人生遭遇,呼吁家长、学校和社会重视这一变化对于学生道德层而的影响,从而加强对于学生道德成长的人文关怀。
杨坚[6]2013年在《教育的抑或惩罚的？》文中研究表明现代意义上的检讨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当下发生在学校情境中的检讨实践虽然存在着与政治检讨之间的历史连续性,但已经几乎褪尽意识形态特征和政治指向性。现代的学校检讨以一种教育的面貌示之于人,作为一种教育或惩罚的方式发挥着自身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在教育学的视野下审视其教育性或教育的价值。笔者以Y中学为个案深入观察了当下教育实践中的检讨活动过程。通过研究发现,在Y中学的检讨实践可以分别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正常形态的检讨,称为检讨教育;一种是异常形态的检讨,称为检讨惩罚。检讨最初只是教师在日常的教育实践中所使用的一种教育手段,但是,出于检讨实施者与检讨执行者之间的冲突,检讨教育常常并不能很好地实现其初始意图。由此,检讨教育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生了转向,其结果是原本作为教育方式的检讨渗透进深刻的惩罚意识,由检讨教育转向检讨惩罚。检讨惩罚意在对犯错的学生施以痛苦,通过公开检讨和规定检讨书的字数损害其面子或尊严,损耗其体力和时间,并引起精神上的焦虑。两种形态的检讨惩罚实践皆诉诸于唤醒学生内在的羞愧心理,借助羞愧的力量达到改正学生错误行为的目标。尽管羞愧只是一种获得有效性的机制,并且存在过强或过弱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但对于学生的道德社会化而言,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教育力量。转向的发生,除了检讨教育固有的缺陷之外,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视角看来,教师身处其中的考评制度和道德规范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性动力和约束。严格的教师考评制度迫使教师尽力按照客观的规定完成自己的任务,但另一方面,教师自身的良心或职业道德的精神因素使得教师无法彻底地接受机械管理的训练方式。两相夹击之下,长期存在的检讨传统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折衷办法,既完成管理上的任务,又不至于完全丧失教育的精神。作为一种微观教育现象的检讨,在实践的过程中反映出其与某些更大的教育议题存在本质的联系。通过检讨活动所反映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在教育活动中,如何保持教师的努力与学生的自觉之间的平衡?二是教师或教育如何应对教育系统的管理化趋势?由对检讨活动的研究而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是,如何在追求教育的管理效率与追求教育的人文性、复杂性和长效性之间达到一种和谐与平衡?
周先进[7]2009年在《“学会关心”取向的教学价值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学会关心”取向的教学价值观研究旨趣在于突破长期以来学术界把“学会关心”定位为一种德育模式的基调,作为德育的“势力范围”和审视对象,摆放于德育的思维逻辑和言说方式的境遇之中,而是自觉地把“学会关心”定位为一种教学价值观的论断,使得它的运行转移到教学价值论的轨道之中来。这既兼顾了德育关照的范围,又提升了它的审视角度和逻辑定位。处于教学价值论视域中的“学会关心”是一种教学价值观的存在。“学会关心”作为一种教学价值观,有它的存在来源、思维主张、理论命题、言说方式和行走路线。本研究以哲学价值论作为分析问题的起点,用教学价值论和教学伦理学作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两种重要动力,来揭示“学会关心”取向的教学价值观的形成、诉求、构建和实现。受“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的控制和影响,获取知识取向的教学价值观一度成为浸透学校教育教学时空中占主导地位和染有“霸主”性质的教学价值观。这种教学价值观牵制和控制着当前学校中的整个教学活动,尤其是教学目的观、教学内容观、师生关系观和教学评价观等方面。具体说来,教学目的观定位为“知识人”的追求;教学内容观演变成“教材化”的定格;师生关系观堕落为“主体一客体”式的存在;教学评价观走向了“单向度”的操作。这种教学价值观下的学校教学活动已经暴露出多样异化和种种危机,使得课堂教学功利化、控制化和技术化局面的显现,导致教师在教育世界中迷信知识、目中无人,话语霸权、对话缺失,责任淡薄、关心式微,学生也走向了精神的“萎靡”和关心的“失落”境遇之中。教学是培养人的活动,是使人成“人”的实践。然而,受当前教学价值观的影响,教学失去了应有的责任和忘记了教化的使命,使得人变得功利、无情与冷漠,人与自我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走向对象化、驶入“主客体”式的在世结构中,而不是和谐统一、共生共长和“万物一体”的在世结构中。于是人越来越走向自我禁锢、越来越失去自由和幸福,人和万物处于危机之中对自由和幸福追求的人性本能使得人类对其习惯的价值观作出自我检讨、修正,并呼唤另一种范式的价值观。“学会关心”取向的教学价值观形成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大体说来,“学会关心”取向的教学价值观形成受世界范围内的“学会关心”理念的召唤。它的理论基础主要为人类思想史中的“万物一体”哲学、“生存论”哲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它形成的条件在于教育中的关心能够满足学生的整体生命成长的需要,即关心与学生身体的成长、关心与学生理性的成长和关心与学生非理性的成长。除此之外,教学具有关心的可能品性也是重要其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学会关心”取向的教学价值观的形成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带着使命而来。这就表现为“学会关心”取向的教学价值观的诉求问题。在本研究中,笔者认为,这种诉求主要体现为敬畏学生生命,具体表现为重视身体、保护身体,崇尚理性、塑造理性,呵护非理性、培育非理性;崇尚人文关怀,具体显现为守望“尊重”、怀抱“理解”和走向“承认”;塑造健全人格,具体体现为教学要营造学生求“真”、向“善”、趋“美”条件和氛围。学生关心品质和健全人格的形成,依赖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秉承这些信念和追求,以关心的氛围培育关心的品质。学生要“学会关心”,首先教学活动就必须充盈关心理念。这就必然要求影响教学活动的规范和行为的当期教学价值观自觉地进行反思和构建。本研究以教学活动的基本构成部分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师生关系和教学评价作为分析框架来进行当前教学价值观的反思和构建,促进学生“学会关心”,促进其关心品质的形成。这体现为教学目的观从只重视知识,到学生身体、理性和非理性相统一的整体关照;教学内容观从“教材化”的格调中,迈上“预设”与“生成”的相结合的大道中去;师生关系观从“主体一客体”的在世结构到“主体间性”的在世结构;教学评价观从“单向度”的操作到“差异性”和“多元性”运作思路中。基于这样的教学价值观的变革和构建,才能够使得教学活动的基本元素有了关心的成分,才有利于学生生命整体的成长,形成其积极的情感和关心品质。“学会关心”取向的教学价值观的构建对于学生关心品质的形成是重要的。但是,教学要有效地、真正地促进学生关心品质的形成还必须依赖一定角度和方法的具体教学操作。在本研究中,笔者以教学主体为起点,构建出促进学生“学会关心”的教学操作,即教师层面的“教育爱”和学生角度的“践行关心”。研究表明,教师的教育爱对于学生关心品质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没有爱的教育,也就没有学生的“爱”的形成。另外,在教育有意识、有目的的设计下,让学生去践行关心,关心自我、关心他人、关心动植物与地球、关心人类创造的物质世界,这也是形成学生关心品质的重要路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践行关心过程中,学生不要为了关心而关心,而要在教师的帮助下,形成理性的“关心”观。同时,学校也要自觉地建立践行关心活动的机制和规范。
叶一舵[8]2010年在《台湾学校辅导发展研究》文中指出虽然台湾学校辅导在华人社会的学校教育中具有“样本意义”与“样板价值”,但台湾学校辅导的发展迄今还是一个尚未进行系统化研究的领域。本研究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角度,采用“纵横贯通”与“史论结合”的研究思路,通过文献法、历史比较、个案研究、口述历史(访谈)以及现场考察等方法,对学校辅导的发展作较为系统的研究。台湾学校辅导的兴起是一种历史的必然。50多年来,学校辅导历经以下发展进程并体现不同的发展任务与发展特征：(1)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学校辅导开始萌芽。其中,侨生教育成为直接的推动力量,侨生辅导成为学校辅导的开端。(2)20世纪60年代初、中期,学校辅导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探索,为其建制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3)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以“九年国教”在国中全面推行辅导工作为标志,学校辅导正式建制并成为一种教育制度。(4)20世纪80年代,学校辅导进入一个全面推展与不断完善的阶段,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辅导工作体系。(5)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后期,随着“辅导工作六年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学校辅导的专业效能得到全面提升。(6)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伴随着教育改革运动的“统整”理念及政策变革,学校辅导在充满争议中进行着艰难的转型。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台湾学校辅导的发展具有自身突出的特点,有自己的成功经验,也有一些不足及存在的问题。同时,学校辅导的发展正面临着机遇与挑战。而这些,也都给正处于探索推进阶段的我国大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带来诸多有益的启示。
郭慧君[9]2016年在《小学社会科的品格教育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我国整体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人已经从如何活着逐渐发展成如何更好地生活,国人生活水平迅速提升的同时,国人道德水准的提升却没能同步,最凸显的便是媒体频频报道的诸如旅游不文明、社会诚信缺失、责任感欠缺、社会公共规则的淡视等不良现象。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社会出现的这些价值失调,究其原因不外乎全球化竞争对中国产生的冲击、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冲突、市场经济与社会平等的对立、个人主义与集体福祉的抗衡等。社会的现状必然影响和投射到了青少年的道德表现,“知行分离”现象便是集中的体现。小学生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主体,他们的品格修养决定着未来国家整体的道德水平。在当今世界,民族素质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国家发展实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中共中央也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纲要和若干意见,为未成年人的品格教育工作提供纲领性支撑。“良好品格是健全人格的根基,是公民素质的核心”,在国际竞争加剧的当下,迫切要求基础教育课程也要更加重视未来公民的道德教育。当下研究小学生品格的“知行统一”有了更好的社会氛围和政策基础:在中央强力反腐、对八项规定长抓不懈的形势下,社会风气较之前有了明显的改善,为品格教育实施的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学校对青少年进行个体品格素质的培养符合了社会时代发展要求;考试招生政策的大力改革,为应试松绑,更多关注了学生学业外的品格表现,2016年教育部正式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要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便是良好的信号。那么,小学生品格教育的实施现状如何,成为了很多学者关注的目标。本文主要围绕叁个问题展开论述:“品格教育是什么?”、“品格教育教什么?”、“品格教育怎么教?”。首先,“品格教育是什么”的问题。我认为,品格教育就是培育学生成为具有良好品行的社会公民的教育活动。品格教育是一种培养学生知善、爱善、行善的教育活动,消极目标是希望学生“独善其身”,积极目标则是希望学生“行善天下”、“成为全球公民”。从对上海市小学生品格教育现状的调查数据开始,结合文献分析研究,分析当前小学生品格行为表现现状,阐述造成当前现状的原因,明确了品格教育的现实意义。其次,“品格教育教什么”的问题。品格是个人具有并与美德有关的特质,好品格可以获得别人的尊重和信赖、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个人幸福的必要条件。好品格重要性毋庸置疑。当下品格教育传授的核心价值,应当是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对于小学生来说,紧扣“做人”、“做事”两个维度,以“诚信—责任—勤奋”为基本原则和核心价值,我认为应基本具有十项品格——爱国、诚信、守纪、责任、自信、关怀、集体观、公平民主、正直自律、勤奋等内容。同时围绕品格及品格教育进行了理论层面的分析。对研究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品格的基本概念、原则与策略,品格核心价值、行为准则和类别,品格教育原则等;并探讨了品格及品格的核心价值的内涵,对品格的形成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探析了品格表现不佳的原因,归纳总结社会科中品格教育的原则。再者,“品格教育怎么教”的问题。以小学社会科为主要依托,围绕“强调学生体验与反思、重视品格的内化”展开。品格教育的教学方法相当多元,无论是氛围的营造,还是正式课程与非正式课程的涵盖,以及教材、教学方法等的选取,都应该围绕着让学生参与、体验、讨论与反思,让学生发现美德的价值与美好,进而内化为自己品格特质的一部分。小学社会科的品格教育实施策略探讨:借鉴我国传统文化的当今道德教育价值、美国新品格运动的经验等,从教育叁元素的角度切入,在小学社会科视域下,就学习者、教育者、教育环境等角度针对提高小学生“知行合一”能力的教育举措。提出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品格教育课程设计,摒弃不良的品格教育模式和手段,发扬品格教育的多元化教学方法,明确小学社会科教育目标与品格教育培养目标,让小学社会科成为品格教育实现的重要且有效的渠道。本论文,正是基于全球化和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关于小学社会科品格教育的研究,希望搭建学生认知维度与个人行动之间的桥梁。通过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精髓、美国品格教育的学习和比较,探讨适合我国的品格教育的方式和教学方法,构建出适合我国小学生品格教育的核心价值内容,推动品格教育在上海市小学乃至全国的深入推进。
王世红[10]2012年在《台湾九年一贯课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全球性课程改革趋势使特定地区的课程改革研究有重要意义，台湾课程研究渐成为现时代华人地区研究热点，课程改革的台湾与大陆比较研究成为学界重要课题，“台湾九年一贯课程”是研究台湾课程改革的理想切入点。本研究以我国台湾为区域研究对象，以台湾九年一贯课程改革为核心视点，将九年一贯课程置入台湾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并经由对台湾课程改革历史沿革的梳理与分析，全面总结九年一贯课程改革的缘起、课程目标内涵、改革的推进策略以及遇到的具体问题，适时引入课程学者在课程政策中的角色分析，藉借台湾着名课程学者欧用生的课程思想为研究个案，唤起对课程改革的理性规范与思考，深化对台湾九年一贯课程改革的理解，以为大陆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提供借鉴。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为研究绪论。阐述研究的背景与目的、研究过程与方法、核心概念与论文内容架构、已有文献整理与分析等具体问题。第二章着重进行台湾社会发展研究。台湾社会历史文化渊源流变呈多元样貌，原住民文化、闽粤文化、殖民文化、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欧美文化、海洋文化，都作为台湾文化的有机元素，沉淀、糅合于台湾文化之中，形成台湾独有的文化风貌，成为抚育课程变革的胚基。第叁章梳理台湾课程改革史。台湾九年一贯课程的实效性验证，应从历史的视角分析，探索台湾光复以来课程改革的演进历程，是从历史的观点回答为什么要推动九年一贯课程的重要途径。第四章聚焦台湾九年一贯课程研究。九年一贯课程是继台湾九年国教之后的课程改革的里程碑，被称为台湾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课程改革。九年一贯课程撞击着台湾课程模式的既定框架，但教育改革并非一蹴而就，九年一贯课程的推进也伴生了许多问题，改革仍需努力。第五章是关于台湾课程学者课程思想与理论研究。台湾九年一贯课程走过了十几个年头，台湾教育当局对其不断地调整与修缮。教育理论来源于特定的教育实践，其功能也在于解释其源于的那些特定的题材范畴。探求台湾本土课程学者的课程思想，是关注台湾课程改革的合理路径。第六章为欧用生课程思想研究。以台湾本土着名课程学者欧用生教授课程研究的学术经历和其课程思想为个案，具体分析欧用生的课程本质观、课程价值论、课程方法论、课程转型论，更为具体地、深层次地考察台湾九年一贯课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欧用生的课程研究历程也是台湾课程研究发展历史和九年一贯课程研究历程的写照。第七章是基于上述六章研究内容提出的对大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经验启示。在本章中进行了大陆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十余年的反思，并以台湾九年一贯课程经验为启发，对课程改革做更为深入地思考。
参考文献：
[1]. 学校对学生道德成长影响之检讨[D]. 朱晓宏.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2]. 农村小学学生管理对学生道德成长的影响[D]. 李莉. 浙江师范大学. 2013
[3]. 清末民国时期儿童文学教育学术史研究[D]. 赵燕.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4]. 1949-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研究[D]. 何光全. 西南大学. 2010
[5]. 断裂与融合：农村小学布局调整后学生道德成长个案研究[D]. 杨哲. 浙江师范大学. 2014
[6]. 教育的抑或惩罚的？[D]. 杨坚.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7]. “学会关心”取向的教学价值观研究[D]. 周先进. 西南大学. 2009
[8]. 台湾学校辅导发展研究[D]. 叶一舵. 福建师范大学. 2010
[9]. 小学社会科的品格教育研究[D]. 郭慧君. 上海师范大学. 2016
[10]. 台湾九年一贯课程研究[D]. 王世红.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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