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史》历志看西学对清初中国科学的影响——以黄宗羲、黄百家父子的比较为例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史论文,西学论文,清初论文,为例论文,百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史》历志的编纂，是清初科学界与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同时，“西学中源说”又是当时以及后世学界颇为流行的风潮。因此，《明史》历志纂修过程中“西学中源说”的影响与反抗，便成为学界瞩目的一个焦点。本文仅从黄宗羲、黄百家父子关于《明史》历志的不同旨趣与影响，就西学对清初中国科学的影响的具体案例作一探讨。
一 “西学中源说”：黄氏父子之态度、背景与影响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是“西学中源说”的较早提倡者之一，其《叙陈言扬句股述》（1679）云：
句股之学……皆周公、商高之遗术，六艺之一也。自后学者不讲，方伎家遂私之。……珠失深渊，罔象得之，于是西洋改容圆为矩度、测圆为八线、割圆为三角，吾中土人让之为独绝，辟之为违天，皆不知二五之为十者也。……今因言扬，遂当复完前书，尽以相授，言扬引而伸之，亦使西人归我汶阳之田也。[1]
黄宗羲既倡“西学中源说”，这不能不对其修志思想产生影响。黄宗羲曾专为郭正中作传，即《黎眉郭公传》（1677）。[2]崇祯丁丑（1637），郭正中被举纂修历法。时言历者四家，除原设之大统、回回而外，别立西洋为西局，布衣魏文魁为东局，彼此排击，言人人殊，纷若聚讼。据黄宗羲载：
其年十一月庚辰夜望月食，十二月乙未朔日食，灵台测验，月食则公法与西法相去止七十余秒，日食则公法与西法相去止六十余秒。各局之法，相去至一二分者。历法之验，尤在日之食甚，食甚合天合朔始真，西法犹后天一刻五十分，惟公独合。
以上这段文字，不见于黄百家（1643～1709，字主一，号不失，晚号黄竹农家，黄宗羲季子）《明史·历志》以及定本《明史·历志》。此处的“其年”，从行文语境来看，当指崇祯十年丁丑，即1637年。依黄宗羲所记，这两次灵台测验，当在崇祯十年十一月夜望月食和十二月朔日食。这与黄百家《明史·历志》卷二以及定本《明史·历志一》（基本上是黄百家《明史·历志》稿本卷一和卷二之缩减本）所载崇祯九年正月十五日辛酉晓望月食以及十年正月辛丑朔日食有出入，原由待考。
黄宗羲接着传述道：
公以诸法有所短，亦有所长，有时离，亦有时合，会通四家，而后可以求无差之定法。西人欲主西法，而以中法为佐；公欲主中历，而以西洋诸历为佐。因言自尧舜以迄今日，历岁四千二百七十四年，其间修改七十余次，创法十有四家，未有专从外国而毁弃中华者。故西人之《崇祯历书》虽成，而颁朔仍行大统者，公力持之也。然西人有宠于上，遂赐公金币，出就原官。
郭正中“主中历，而以西洋诸历为佐”与自古“未有专从外国而毁弃中华者”的治历倾向，颇合黄宗羲“使西人归我汶阳之田”之旨趣，故他对郭正中的主张有一种掩饰不住的欣赏之情。
与黄宗羲、方以智、王锡阐和王夫之等明遗民因亡国之痛在文化心理上产生逆反作用而主“西学中源说”相比，作为新生的一代，虽然也少遭离乱，但黄百家的历史包袱相对要轻得多，加之1680年代后半期在京的见识——特别是与传教士如南怀仁、徐日昇、安多、毕嘉和白晋等人的密切交往包括虚心求教，使黄百家对中学、西学及其关系有了比较客观与公允的认识。[3]譬如，“郭氏之弧矢割圆，创术奇矣。顾欲得一算，展转推求，历久始得，甚繁难也。平心论之，实不如西术之三角八线，又简便又精密。”[4]“……至元郭守敬治授时，承前世历法七十余改、十有二创之余，更出精思，用句股实测、弧矢立算，其所考正凡七事、创法凡五事，历法至此可谓集大成矣。然而纬道未备，不能究五行之细行；而于交食，则犹有失推者，总不若西历之精密也。”“西人制器，无器不精。水使锯纺，钟能自鸣。重学一缕，可引千钧。种种制作，不胜具论。”[4]（“眼镜颂”）反映在修志思想上，黄百家对“西学中源说”未着一字，相反，却能够对西方科学以及来华传教士的科学素养予以明确称赞。黄百家《明史·历志》卷一：
（万历）二十九年（1601）二月，大西洋人利玛窦进贡土物，继龙华民、罗雅谷、庞迪峨、邓玉函、熊三拔、汤若望等先后至，玛窦等俱精天文历法。盖彼国以此为大事，五千年以来，聪明绝群之士，聚而讲之，为专门之学。
这段文字，在汤斌、王鸿绪以及梅毂成稿本中均被删除。黄百家以上“盖彼国以此为大事，五千年以来，聪明绝群之士，聚而讲之，为专门之学”的议论，其实就是对“西学中源说”的直接挑战！——在黄百家看来，西方天文历法源头既古，又以此为大事，“五千年以来”绵延不辍，“为专门之学”，因此是与中学独立并行，自成体系的。
同样，黄百家《明史·历志》卷一在评述郭正中时说：
崇祯二年（1629），议用西洋法，命礼部侍郎徐光启董其事。时则又有布衣魏文魁之历，代州知州郭正中之历，俱诏立局测验，连大统、回回、西洋共五局，内廷亦立仪器，临测参校累年，西法独密。
这里，已丝毫见不到其父黄宗羲“惟公独合”的影子，相反却是“西法独密”。从黄宗羲对郭正中的欣赏以至于鸣不平，到黄百家绝口不提“西法犹后天一刻五十分，惟公独合”之事，反而说“西法独密”，这反映了在对郭正中的评价问题上黄氏父子截然不同的态度，相应地也折射出他们对待西方天文学评价上的不同态度。
但要指出，黄百家虽然对西方科学技术推崇有加，但又对其天主教义多持否定之论：“西人之学术多难信！”[4]（“怪竹辨辨”）黄百家所谓“多难信”的“西人之学术”，实指天主教义而言。万斯同《明史》抄本397卷“方技传”最后有“利玛窦传”，据黄炳皇《黄氏世德传赞》和白晋[5]的记载，万斯同所收录者当为黄百家的《利玛窦传》，其中黄百家明确指出天主教义“所言诞妄不经”。
黄百家对中西学的客观公允态度，还表现为并非盲目的“全盘西化”，而是主张在吸收西学的同时，对中学也应保护并发扬。同样是记述郭正中事迹，黄百家《明史·历志》卷二载：
……已而会同测验，惟天经所推为密。……代州知州郭正中言：“中历必不可尽废，西历必不可专行。当今四历各有所短，各有所长，故明寺有云：测验推步，参合诸家。又云：考究会通，画一之定法。西法不妨于兼收诸家，务取而参合是谓。兼收西法，而非专尚西法；参合诸家，而非专用一家也。故辅徐光启亦云：熔西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义取兼收，意无倨尚。恶得举一废百乎？且臣详译西局书，有三长五七谬可商、八宜改；其间细微违误须订正者，更约有一百二十余条。”一十年（按：抄误，应为十一年，即1638年）正月，诏仍行大统历，如交食经纬，晦朔弦望，因年远有差者，新法推测屡近，准旁求参考，同回回科存监。
这里，“惟天经所推为密”，说的其实也是“西法独密”。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郭正中关于中西历法关系的思想及言论，黄百家所述则为“中历必不可尽废，西历必不可专行”以及“西法不妨于兼收诸家，务取而参合是谓。兼收西法，而非专尚西法；参合诸家，而非专用一家也”，意思很明白，就是不应该“专尚西法”、“专用一家”，换言之，其中西法是居主要或核心作用的，至少也是中西历法的地位平等。这样，就与其父“欲主中历，而以西洋诸历为佐”的传述有了实质上的不同，这也是父子间对待中西学关系态度上的一种差异。黄百家在记述郭正中时所持的吸收西学的同时也应对中学进行保护并发扬的主张，尽管基本为定本《明史·历志一》所接受，但却删略了许多，态度也暧昧甚至后退了许多：
（崇祯）十年（1637）正月辛丑朔日食……而食时推验，惟天经为密。时将废大统，用新法，于是管理另局历务代州知州郭正中言：“中历必不可尽废，西历必不可专行。四历各有短长，当参合诸家，兼收西法。”十一年正月，乃诏仍行大统历，如交食经纬，晦朔弦望，因年远有差者，旁求参考新法，与回回科并存。
应该说，定本《明史·历志一》的以上态度是黄氏父子的某种折衷。梅毂成之修《明史·历志》，时值“西学中源”风潮正盛，其继承乃祖衣钵，继续倡导此说，固不足怪。同时，西法之优也已是不争之事实，对此，梅毂成也承认：“西法之不尽戾于古，实足补吾法之不逮。”[6]所以，在中西学之间进行上述折衷当是势之必然，即由于对传教士的极度不满[7]，使之不愿或避讳正面称颂西学，但同时作为一位史家，又必须具备起码的秉笔直书的精神，可能其结果便是类似以上的折衷处理。
二 相关的评价：异同及其原因与影响
1.回历与西历的关系
在《答万贞一论明史历志书》中，有一段话足以反映黄宗羲对于回历与西历关系的看法：
《崇祯历书》，大概本之回回历。当时徐文定亦言西洋之法，青出于蓝，冰寒于水，未尝竟抹回回法也。顾纬法虽存，绝无论说，一时词臣历师，无能用彼之法参入大统，会通归一。及《崇祯历书》既出，则又尽翻其说，收为己用，将原书置之不道，作者译者之苦心，能无沈屈？
徐光启以回回历为例，说明新历编纂绝对不能再像处理回回历和大统历那样让中西两种历法系统各自保持独立，那样，大统历的错误就得不到真正的解决，回回历的优点也得不到切实的发挥。因此，新编历书不能再重蹈覆辙，而应该走会通合一的道路。黄宗羲“顾纬法虽存，绝无论说，一时词臣历师，无能用彼之法参入大统，会通归一”，说的就是回回历没有能被明代学者会通起来一事。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但以上黄宗羲关于《崇祯历书》的评价却是完全错误的，即《崇祯历书》窃取了回回历的内容而未明确注明出处。而这种错误认识，又导致了黄宗羲对《崇祯历书》及其作者甚至包括徐光启的偏见，“及《崇祯历书》既出，则又尽翻其说，收为己用，将原书置之不道，作者译者之苦心，能无沈屈？”
不过，黄宗羲能看出西方天文学与伊斯兰天文学之间的亲缘关系，已较梅文鼎为先。后来梅文鼎与黄宗羲一样，将两者之间的源出关系弄颠倒了：
然回历即西法之旧率，泰西本回历而加精焉耳，故惟深知回历而后知泰西之学有根源，亦惟深知回历而后知授时之未尝阴用其法也。[8]
盖今泰西《天文实用》又本此书（按：《西域天文书》）而加新意也，不知者或谓此即《天文实用》，而反谓回回之冒窃其书，岂不陋哉？[8]（“西域天文书补注”）
梅文鼎关于回历与西历关系的这种看法，甚至得到了乾隆四十六年（1781）九月纪昀等人的首肯，并认为“是皆于中西诸法融会贯通，一一得其要领，绝无争竞门户之见。”[8]（“勿庵历算书记提要”）
与黄宗羲、梅文鼎相比，黄百家则对西方天文学自依巴古以来到第谷时代的发展脉络十分清楚，知道回历与西历同传于“额日多”国，是属于同一传统的不同分支，从而避免了其父黄宗羲和梅文鼎的错误。黄百家《明史·历志》卷二：
西洋新法，其初与回回历同传于厄日多国多禄某，故其立法……大旨相同。其后西洋则有亚而封所、歌白泥、麻日诺、未叶大、第谷辈更加密焉。
此外，黄百家《上王司空论明史历志书》也说：“回回历昔与西洋本历同传于厄日多国，其五星纬度，中历之所未有也，精神全在立成。”
定本《明史·历志一》对回历与西历关系的看法与黄百家基本一致：
西洋人之来中土者，皆自称瓯罗巴人，其历法与回回同，而加精密。……瓯罗巴在回回西，其风俗相类，而好奇喜新竟胜之习过之。故其历法与回回同源，而世世增修，遂非回回所及，亦其好胜之俗为之也。
2.明代历学的特色及水平
在《答万贞一论明史历志书》中，黄宗羲从与宋代历学思想与水平的比较中，对明代历学的特色及水平进行了总结：
有明历学，亡于历官，顾士大夫有深明其说者，不特童轩、邢云路为然。有宋名臣，多不识历法：朱子与蔡季通极喜数学，乃其所言者，影响之理，不可施之实用；康节作《皇极书》，死板排定，亦是纬书末流；只有一沈括，号为博洽，而《春秋》日食三十六，又为卫朴所欺。有明真度越之矣。
黄宗羲认为，虽然明代历学亡于历官，但却起于民间，并且水平也高；就历学的实用和水平而论，明代要远胜于宋代。
黄宗羲这条意见的前半部分，基本上为黄百家和定本《明史·历志》所接受，但后半部分似不见于黄百家著述和《明史·历志》定本。
黄百家《明史·历志》卷二：
按：有明一代历官，皆墨守郭氏成法，不敢能修改。其不在历官而知历者，如郑世子而外，颇不乏人。武进唐顺之、山阴周述学、长兴顾应祥、嘉兴袁黄、漳海黄道周皆能有所发明。
定本《明史·历志一》：
按：明制历官皆世业，成、弘间尚能建修改之议，万历以后则皆专己守残而已。其非历官而知历者，郑世子而外，唐顺之、周述学、陈壤、袁黄、雷宗皆有著述。
看来，对于有明一代治历人物的评价——尤其是明代历学亡于历官、起于民间，黄百家以及定本《明史·历志》总体上是接受了黄宗羲的意见。
3.周述学、唐顺之、邢云路及其关系
早在1671年，黄宗羲就专作一篇《周云渊先生传》[9]，以表彰他的这位同乡先贤，同时为后来《明史》历志的编纂提供了有关周述学的传记资料，《明史》卷299“周述学传”实即黄宗羲《周云渊先生传》之节略。传中，黄宗羲论及了回历——尤其是其纬法即行星历对中国历法发展的影响，以及周述学中西会通——特别是独创了中国历法史上关于行星运行精确描述的贡献。
关于周述学、唐顺之（荆川）与邢云路的关系，黄宗羲在传中也有评述：唐顺之与之同学，其与人论历，皆得之述学，而亦未尝言其所得之自。岂身任绝学，不欲使人参之耶？丙午（1666），见其《历宗通议》，而后知邢云路《律历考》所载，皆述学之说，掩之为己有也。
此外，黄宗羲《明文海评语汇辑》（1668～1675）卷176也称：
荆川历学得之山阴周云渊名述学。云渊著有成书，而荆川于数论之外无他见也。但怪荆川论历，曾不将云渊说起，岂秘其所从得耶？后来邢云路作《律历考》，本出布衣魏文魁之手，云路掩之为己有。然考中所载历议，又窃之云渊，而不留其姓名。展转相掩，不可解也。[10]
以上黄宗羲关于邢云路掩袭周述学的看法，基本上为黄百家所接受。黄百家《明史·历志》卷二：
顺之与述学慨从前历家但有经度而无纬度，不能穷五星之凌犯，至西域之历始有经纬之说，而哑钟久绝，欲演其法以会通中西。顺之卒而弗果，述学乃创纬法，续弧矢经，撰《历宗中经》、《历宗通议》、《中西历理》。后邢云路作《古今律历考》，盖掩为己有，其实《律历考》多出魏文魁之手，而云路又复掩之者也。盖由其学，知者甚寡，故互相掩袭，矜为独得也。
然而，黄百家并没有接受其父关于唐顺之袭周述学之说，而是认为唐、周二人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黄百家《明史·历志》卷一：“愈时又有唐顺之、周述学等前后论历。”
定本《明史·历志一》则称：
唐顺之未有成书，其议论散见周述学之《历宗通议》、《历宗中经》。……邢云路《古今律历考》，或言本出魏文魁手，文魁学本肤浅，无怪其所疏授时，皆不得其旨也。
这样，就成了周述学袭唐顺之了，将黄宗羲之说正好翻了过来。并且与此相应地，定本《明史·历志七》即“回回历法一”在列举明代研习回回历的诸人中，更划掉了周述学：
而明之习其术者，如唐顺之、陈壤、袁黄辈之所论者，又自成一家言。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大的反差，根子很可能出在梅文鼎身上。梅文鼎明确说：
唐荆川顺之论回历之语载王宇泰肯堂《笔尘》中，颇有发明，殊胜《历宗通议》。或反谓荆川历学得之云渊者，非定论也。[8]
唐荆川太史顺之亦深明西域之法而加之以论说，周云渊处士述学因之为《历宗通议》、《历宗中经》。[8]（“古今历法通考”）
这其实就是针对黄宗羲论点的批评。如此，梅毂成沿袭乃祖之见，方有如上定本《明史·历志》之说。大概也是受乃祖的影响，梅毂成的定本没有提到周云渊与邢云路的关系，但却将黄氏父子关于邢云路袭魏文魁的观点作为最主要的一家之说加以引用，因为如果是邢袭魏，而魏“学本肤浅”，那么，邢云路《古今律历考》所疏授时“皆不得其旨”也就不足为怪了。而认为邢云路《古今律历考》疏解授时历的部分多不得要领，正是梅文鼎的看法：“然细考之，则与古法殊略，所疏授时法意亦多未得其旨。”[8]（“古今历法通考”）
仅就《明史》历志纂修过程中黄宗羲、黄百家父子旨趣与影响的比较而论，其中西学的影响已然深刻而错综，思想交锋也颇为激烈，由此当可窥见西学对清初中国科学影响之深切与复杂之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