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来伊斯兰教研究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教论文,二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30(2006)02—0072—05
20世纪20年代以来，伊斯兰教的学术研究在陈汉章、陈垣、金吉堂、傅统先、马以愚、白寿彝、顾颉刚等国内著名学者的带领下兴起，他们在《史学与地学》、《东方杂志》和《禹贡》上撰文论述了中国伊斯兰教的史源和流变，如《中国回教史》(1926年)、《回回教入中国史略》(1927年)、《中国回教史研究》(1935年)、《中国回教史》(1937年)、《中国回教史鉴》(1940年)、《中国回教小史》(1943年)和《中国伊斯兰史纲要》(1946年)等。顾颉刚主编的《禹贡》上刊出了2期“伊斯兰教与回族研究专号”(第5卷第11期，1936年8月1日；第7卷第4期，1937年4月16日)，所收论文虽然只有20多篇，但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一时期的伊斯兰教研究成果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1978年以来，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在学科规划、研究领域、学术成果及队伍建设等方面显示出勃勃生机，形成全面深入研究伊斯兰教的繁荣局面。在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1.伊斯兰教历史研究
在我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包括世界伊斯兰教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两个方面。
1978年以来，世界伊斯兰教研究始于译介国外著作。王怀德和周祯祥翻译了法国学者昂里·马塞的《伊斯兰教简史》(1978年)、马坚翻译美国学者希提的《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吴云贵等人翻译巴基斯坦学者马茂德的《伊斯兰教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马肇椿和马贤翻译英国学者刘易斯的《历史上的阿拉伯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纳忠翻译埃及学者艾哈迈德·艾敏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该书共8册，资料丰富，内容详尽，现已出至第6册(1982年第1册、1990年第2册、1991年第3册、1997年第4册、2001年第5册、1999年第6册)。孙硕人等据英译本翻译了《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卡尔·布罗克尔曼著，商务印书馆，1985年)。这些著作虽各具特色、各有所长，但各地作者因受各自世界观的影响，不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1987年、1990年，金宜久主编的《伊斯兰教概论》、《伊斯兰教史》分别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学者集体著述的世界伊斯兰教通史著作。特别是后者全面系统地评述和介绍了伊斯兰教在各个不同时期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发展、演变的过程。有人评价：“本书内容丰富、立论稳妥、叙述简明，吸收了中外伊斯兰学者近10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被认为“是当代我国学者了解伊斯兰教历史的较佳读本”①。1992年，王怀德、郭宝华合著出版了《伊斯兰教史》(宁夏人民出版社)，马明良2001年出版了《简明伊斯兰教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纳忠两卷本《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学者对世界伊斯兰教史的研究，结束了中国无伊斯兰教通史论著的历史，为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石。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伊斯兰教研究蓬勃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势头，为伊斯兰教史的面世创造了必要条件，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进入90年代，先后有冯今源的《中国的伊斯兰教》(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秦惠彬的《中国的伊斯兰教》(商务印书馆，1994年)发表。1998年，李兴华、秦惠彬、冯今源、沙秋真合著的《中国伊斯兰教史》问世，该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系庞大。这一时期还出版了秦惠彬的《伊斯兰教志》、米寿江和尤佳的《中国伊斯兰教简史》、马明良的《简明伊斯兰教史》、周燮藩和沙秋真的《伊斯兰教在中国》。水镜君和英国学者马利亚·雅绍克著《中国清真女寺史》(三联书店，2002年)，是一部研究中国穆斯林妇女清真寺的专著。中国清真女寺是伊斯兰教在我国本土化的产物，是我国乃至世界特有的文化现象。它不仅是一部跨学科的开拓新领域的著作，也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穆斯林妇女的专题史。
吴云贵、周燮藩合著的《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2000年)是一部近现代伊斯兰教史，它对殖民主义背景下产生的种种思潮和运动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科学地归纳和剖析了它们的各种表现，可以说是这一领域的总结性著作。
2.教义、教法的研究
伊斯兰教教义、教法的研究基础就是对《古兰经》和圣训的研究。我国学者对《古兰经》和圣训的研究多体现在译介方面。
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今，《古兰经》在我国的通译本共有14种，其中已故王静斋阿訇译注的《古兰经译解》和北大教授马坚先生的译本最为流行，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中外穆斯林的一致好评。马坚先生的译本有“忠实、明白、流利”之特点；王静斋的《古兰经译解》集原文、夹注、注释、附说、略解、备考、眉批等内容为一体，是国内较具权威性的译解本。2003年5月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于赛因哈吉用柯尔克孜语翻译的《古兰经》。至此，除汉译本外，我国已有了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柯尔克孜语版本的《古兰经》。
我国对圣训的研究大约始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以前，伊本·奥德尔选编的40段圣训《虎托布》和哈桑穆丁选编的40段圣训注释《艾尔白欧》是这段时间的研究成果。这两部选编注释本均系波斯文。《至圣宝训》(镇江清真寺刻本，现保存在北大图书馆)、《至圣宝谕》分别于光绪十九、二十年刊行。
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前，我国的圣训研究的成果主要有：李廷相译著的《圣谕详解》(两卷本，天津光明出版社，1923年)、桂乍加么屋甸编著、周沛华和汤伟烈翻译的《至圣先知言行录》(又名《穆罕默德言行录》，上海伊斯兰文化供应社，1926年)、马玉龙编《圣训四十章》(北京清真书报社，1935年)、庞士谦阿訇翻译的《脑威四十段圣谕》(1947年，有北京黎明学社本和东四清真寺印本)等。1950年5月，北京黎明书社出版了阿拉伯圣训学家艾·伊·伊布拉欣编著、由马宏毅先生翻译的《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4年后，回民大众出版社印行了该书的中阿对照本。1954年，陈克礼阿訇译注了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圣训学家纳绥夫·阿里·曼苏尔教授编辑的《塔吉圣训》(《圣训之冠》)上卷。
1981年，我国学者宝文安和买买提·赛来合译的《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埃及穆斯塔发·本·穆罕默德·艾玛热编、坎斯坦拉尼注释，2004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发行)汉、维吾尔文本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民族出版社出版；1985年，马贤的《〈圣训珠玑〉译文》在《中国穆斯林》上连续刊发，2002年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1988年，台湾回教协会出版了《圣训之冠》全集(5卷本)；康有玺翻译、杨宗山先生审定的《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第一、二部相继于1999年1月、2001年5月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这期间，也发表了介绍圣训和圣训学家的论文，如李兴华的“《圣训》简介”(《世界宗教资料》1981年第1期)、王银的“《圣训》中的法律问题概述”(《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马通的“教法学家与圣训”(《中国穆斯林》2000年第5期)、丁俊的“圣训学泰斗布哈里及其《圣训实录》”(《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白剑波的“圣训学者穆斯林”(《世界宗教文化》2001年第2期)、玛纳的“塔志圣训集”(《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2期)等。可以说，改革开放至今是圣训研究的“黄金时期”。
教义学的研究在我国略显薄弱，我国学者译介和撰著的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中亚布哈拉人欧麦尔·奈赛斐著《教典》(《尔歌一德》)，是马突里迪教义学派的一部名著，为中国穆斯林经堂教育教材之一，有许多学者曾解读注释《教典》，其中赛尔顿丁·太弗塔萨尼的注释最为著名。刘智在《天方典礼·采辑经书目》中称《教典释难》。同治九年(1870年)，马复初在昆明刊印赛氏注释本《教典释难经解》；光绪十九年(1893年)，马致本又刊印赛氏释本名为《天方释难要言》。1924年，杨仲明译为《教心经注》；40年代中期，马坚翻译为《教典诠释》(又名《教义学大纲》)，1988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将这本书再版发行。新时期最早对教义学系统叙述的是金宜久主编的《伊斯兰教概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几年后，吴云贵著《伊斯兰教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面世，它是我国学者研究教义学的第一部专著，是研究教义学的奠基之作。
我国教法学的研究起步较晚。伊斯兰教法是伊斯兰教的核心，被认为是“真主对于人类生活的全部诫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教法学的研究只有王静斋翻译的《伟嘎业》(天津伊光月报社于1931年、1935年分别印行了上、下集。该作1986年经马塞北重新整理后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丁蕴辉翻译的《欧母戴》(天津清真南寺1934年石印)，穆楚帆、穆子清编译的《汉译伊雷沙德》(北平清真书报社1934年印行)，二不都·木台二滴原著、林兴智翻译的《回教继承法与其他继承法之比较》(商务印书馆，1946年)，埃及学者胡祖利著、庞士谦阿訇翻译的《回教法学史》(月华文化服务社1950年发行)等。改革开放后系统论述教法的研究集中体现在金宜久主编的《伊斯兰教概论》一书中。此后，主要有库尔森著、吴云贵翻译的《伊斯兰教法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和王静斋编译、马塞北整理的《选译详解伟嘎业》(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这两部著作都是国外研究教法的专著。从1993～2004年10年间共公开出版了8部学术著作：吴云贵撰著的系列教法学著作《伊斯兰教法概略》、《真主的法度——伊斯兰教法》和《当代伊斯兰教法》(分别于1993年、1994年、200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面世，对这一学科具有积极的学术指导意义(《当代伊斯兰教法》一书，是结合当代伊斯兰教复兴论述伊斯兰教法的一部力作，堪称我国学术界伊斯兰教法研究的最新成果)；赛生发编译的《伟嘎耶教法经解——伊斯兰教法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高鸿钧著《伊斯兰法：传统与现代化》(1996年10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04年9月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作的修订本)；马正平翻译的《伟嘎耶教法经》(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张秉民主编的《伊斯兰法哲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另外，还有青年翻译组翻译的《伊斯兰教法》(上、中、下，1998年内部出版发行)。伊斯兰教法的研究，从1983～2004年20多年的成果看，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时代特点。
3.哲学与苏非主义及教派门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研究出版了约11部关于阿拉伯伊斯兰哲学的译著。如陈中耀翻译的美国学者马吉德·法赫里的《伊斯兰哲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秦惠彬翻译日本学者井筒俊彦的《伊斯兰教思想历程—凯拉姆·神秘主义·哲学》(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相继刊行，蔡德贵著《阿拉伯哲学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也在同年问世。此后，几乎每年都有一部研究著作面世，显示出我国学者的研究实力。如秦惠彬的《伊斯兰哲学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1994年)、李振中和王家瑛的《阿拉伯哲学史》(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5年)与陈中耀的《阿拉伯哲学》同时出版、沙宗平的《伊斯兰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蔡德贵、仲跻昆主编的《阿拉伯近现代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和张文建、王培文合译的《阿拉伯哲学——从铿迭到伊本·鲁世德》(穆萨维著，商务印书馆，1997年)等，这几部著作对阿拉伯伊斯兰哲学进行了翔实的论述，但都如后一部译著的副题所示，没有突破从铿迭到伊本·鲁世德的框架。2001年，蔡德贵主编的《当代伊斯兰阿拉伯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刊行，同年刘一虹的《当代阿拉伯哲学思潮》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至2003年王家瑛3卷本的《伊斯兰宗教哲学史》出版，是近年来我国研究伊斯兰教哲学较为全面的一部学术著作，它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无限广阔、纷繁复杂的伊斯兰哲学，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突破原有框架，全面、细致地研究了伊斯兰宗教哲学及其派别，是一部兼具系统性、科学性的学术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我国对于苏非主义的学术性分析，最早见于金宜久主编的《伊斯兰教概论》。1995年，金宜久著的《伊斯兰教的苏非神秘主义》一书，就苏非派的起源、发展过程、苏非神秘主义学说体系、苏非功修道路、苏非派与逊尼派、十叶派的区别等，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2000年李琛的《阿拉伯现代文学与神秘主义》是一部研究苏非主义对当代阿拉伯文学影响的力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元文祺等人翻译的《波斯经典文库》(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则为研究苏非主义的神秘诗，特别是鲁米的玛斯纳维提供了原始资料。2002年相继问世的两部专著：唐孟生的《印度苏非派及其历史作用》和张文德的《中亚苏非主义史》，预示了苏非主义已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
“教派门宦”问题是我国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的热点。1981年勉维霖的《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出版，书中以作者在50年代末期的调查为基础，对宁夏伊斯兰教的格迪目、虎夫耶、哲赫忍耶、嘎德忍耶、伊赫瓦尼五个教派门宦作了介绍，并对其分布特征、历史演变、教义修持及与世界伊斯兰教的关联作了精辟分析，被视为当代教派门宦研究的开山著作。1983年马通的《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制度史略》出版，以极为丰富的资料，揭示了中国伊斯兰教内部一个内涵复杂、支系纷繁的宗教世界，将教派门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作者在30年调查探索的基础上，分析各主要教派门宦的演变过程和相互关系，又撰写了《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一书，于1986年出版。马通的著作不仅把中国教派门宦的研究引向深入，而且推进了中国苏非主义研究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轨。
在此之后，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有较大进展，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和深入，并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有关个别门宦和历史事件的论文有：杨怀中的“论十八世纪哲赫耶穆斯林的起义”、陈慧生的“试论清代白山派和黑山派之间的斗争及其影响”、马辰的“马元章与哲赫林耶教派的复兴活动”、马福海的“嘎的林耶门宦杨门始末”、冯今源的“关于门宦教派问题的刍议”② 等。由西北门宦溯源至新疆依禅派，进而揭示其与中亚苏非教团道统渊源的论文有：王守礼的“新疆依禅派研究”，金宜久的“苏非派与中国门宦”，陈国光的“回回25世到中原考——关于新疆伊斯兰神秘主义在内地传布问题”、“新疆伊斯兰教史上的伊斯哈克耶——兼论我国哲赫忍耶门宦的来源”、“中亚纳合西班底教团与我国新疆和卓、西北门宦”③，周燮藩的“伊斯兰教苏非教团与中国门宦”④，王怀德的“苏非派的演变与门宦制度形成的特点”、“略论依禅派的形成及其特点”，潘志平的“中亚和新疆和卓的兴衰”，刘正寅的“和卓家族兴起前伊斯兰教派在西域的活动及其政治背景”等。还有一些论文研究由苏非教团到苏非主义学说，从而与世界伊斯兰教的研究汇合。
格底木在中国称“老教”、“遵古派”，指保持伊斯兰教入华后形成的传统，是与明末清初后产生的门宦及新教派有别的中国穆斯林社团。相关的论文有：冯增烈的“‘格迪目’八议”、冯今源的“中国伊斯兰教教坊制度初探”、李兴华的“格底木史初探”等。至于伊合瓦尼，在中国称“新兴教”、“遵经派”，指19世纪末叶产生的，以“凭经行教”、“尊经革俗”为号召的新教派。相关的论文有：马克勋的“中国伊斯兰教伊赫瓦尼派的倡导者——马万福”、马占彪的“试论马万福及其依赫瓦尼教派”、刘德文的“中国伊斯兰教伊赫瓦尼派在西宁的传播”等。也有人追溯其思想渊源，如冶青卫的“试论伊赫瓦尼与瓦哈比派的关系”等。对于西道堂，究竟是教派还是门宦，至今学术界未有定论。1994年5月和1995年7月，有两批专家学者应邀对西道堂作了各为期近半个月的学术考察。这在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考察的成果陆续发表。相关的论文有：关连吉的“西道堂历史概述”、朱刚的“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信仰述评”、高占福的“甘肃伊斯兰教西道堂历史与现状调查”、陆进贤、陆聚贤的“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等。2004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的《马启西诗联赏识》一书，论述了西道堂历史和社会现实意义，也反映出学术界的一些新观点。
4.相关学科的研究
对汉译著述的研究源自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关于中国穆斯林经堂教育，在20世纪30～40年代已有王静斋的“中国回教经堂教育的检讨”、庞士谦的“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希拉伦丁的“经堂用语研究”等论文，以及马坚译《回教教育史》等。自1989年《经学系传谱》整理出版后，对明清之际经堂教育的兴起、传承、流派等问题特别是苏非主义对于经堂教育以及后来的汉文著译的影响，有准确、明晰的叙述。有关的论文如金宜久的“苏非派与汉文伊斯兰教著述”、李兴华的“汉文伊斯兰教译著的宗教学”、纳国昌的“回族伊斯兰汉文译著活动的作用及影响”等。至最近五六年，金宜久的《中国伊斯兰探秘——刘智研究》(东方出版社，1999年)、孙振玉的《王岱與及其伊斯兰思想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沙宗平的《中国的天方学——刘智哲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梁向明的《刘智及其伊斯兰思想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相继问世等，使这一领域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新亮点。
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深入发展，直接带动了地区伊斯兰教研究。1980年后，除了一大批论文问世外，一系列资料集和调查报告相继发表，一些地区伊斯兰教的论文集陆续出版，如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和泉州历史研究会合编的《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甘肃民族研究所编的《西北伊斯兰教研究》、刘正寅和魏良弢合著的《西域和卓家族研究》、李进新著的《新疆伊斯兰汗朝史略》等。值得一提的是，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的学者，在1979年后，组织人员翻译、整理了大量资料，作了多次实地调查，发表许多高水平的论文，在此基础上编写的《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陈慧生主编)的出版，是地区伊斯兰教史研究的一个重大成果。
此外，对民族史、中外关系史等方面的推动也很明显，其中在回族史的研究中，由于有白寿彝的长期研究和指导，相关成果更多。如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所合编的《回族史论集》、杨怀中的《回族史论稿》、白寿彝主编的4卷本《回族人物志》、李松茂的《回族伊斯兰教研究》、勉维霖的《中国回族伊斯兰宗教制度概论》、杨怀中主编的《伊斯兰与中国文化》、余振贵的《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邱树森主编的《中国回族史》、丁宏的《百年中国穆斯林》等。2003年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两卷本《中国回回民族史》的出版，为我们呈现了最新的学术成果。
20多年来伊斯兰教基础学科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可以预设，中国学者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会发挥更大的学术潜力，必将站在世界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的高峰。
注释：
①余振贵、杨怀中：《中国伊斯兰文献著译提要》，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8页。
②以上论文均载《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会议论文集》。
③载《世界宗教研究》1985、1987、1988年。
④载《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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