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进》、共进社与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
黄 正 林
〔摘要 〕20世纪20年代，一批在北京等地求学的陕西籍青年学生，受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影响，创办了《共进》杂志和共进社。之后，《共进》由最初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转变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共进社也从一个关心陕西社会的青年社团成长为一个有政治抱负和远大理想的政治团体——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共进》和共进社在陕籍学生、学界和省内外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进社群体”。该群体的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选择了信仰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作出了贡献，也对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组织在陕西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陕西青年；《共进》；共进社；马克思主义传播
《共进》和共进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一批到北京等地求学的陕西青年学生创办的杂志和社团。该杂志和社团不仅团结了一批陕籍青年学生，使他们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且他们学成归来后，不仅给陕西带来了新思想、新文化，还成为陕西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在陕西最早的建立者。在以往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社团和社团期刊的研究中，学术界关注的主要是当时有巨大影响的社团和社团期刊，以及成长为革命领袖的同志创办的社团和期刊，大多数社团和期刊尤其是未成长为中共领袖的地方知识精英所创办的社团和期刊被关注度并不是很高，甚至被忽略，如本文要研究的《共进》及共进社就是如此注 梁星亮的《共进社和〈共进〉半月刊》(《西北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是一篇介绍性的短文；尚季芳的《民国时期的陕西旅京学生与陕西社会——以〈秦钟〉〈共进〉杂志为例》(《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2期)认为，《秦钟》与《共进》走过的道路是旅京陕籍学生不断认识社会、改造自己、再改造社会的道路，使陕西社会从传统向现代慢慢转变。另外，《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在描述马克思主义在陕西传播时也涉及陕籍青年与《共进》杂志。 。如果把《共进》杂志、共进社和陕籍旅京青年群体放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文化运动和国民革命的大背景下去思考，该问题尚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因此，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新文化运动与《共进》杂志的创办、共进社政治主张的转变、共进社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等。
一、新文化运动与《共进》杂志的创办
近代陕西西学和新文化传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刘古愚、朱先照等近代教育家。刘古愚是近代陕西著名教育家和维新变法的代表人物，以传播西学和实学为职志，特别是甲午战争后，极力提倡维新变法，鼓吹政治改良，有“南康北刘”之称。晚清时期刘古愚讲学的三原宏道书院等成为陕西传播西学和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主要阵地。其学生李子逸、茹卓亭、杨西堂等留学日本(因创办《夏声》杂志，被称为夏声派)，“多数参加了同盟会”。[注] 杨明轩：《共进社与西北革命》，《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0页。 著名学者吴宓曾说：刘古愚“为关中近世大儒……雄深笃健，能以至诚感人。近数十年中，吾陕知名之士，无不出其门下”[注] 吴宓：《空轩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6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页。 。朱先照是继刘古愚之后在陕西传播西学与实学的教育家。甲午战争后，朱先照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潜心研究经世之学，认为“中国改革，非科学经学并重不为功。乃与耶教徒西方人氏相往还，复与孙君芷沅，发起设励学斋，广购科学书籍报纸，以劝导有志之士，而西北结社之风，自此开，新学知识亦由是日起”[注] 《陕西乡贤事略》，1935年，第182页。 。戊戌变法失败后，朱先照开始信仰孙中山学说，“自信益坚，而倡导加励。及闻中国同盟会成立，见孙先生之演说，则劝学者加盟，以响应于西北。对于保皇立宪诸说，随时随地指斥其非，由此益定西北革命思潮。辛亥起义，西北主持革命者多出其门”[注] 于右任：《朱佛光先生墓志铭》，《三原文史》第1辑，1985年，第133页。 。因励学斋提倡新学，吸引了大批陕西有志青年到那里读书学习，接受新文化、新知识和新思想，也造就了一批革命青年，于右任说：“陕西提倡新学最力而又最彻底的，当推三原朱佛光先生(先照)。”[注] 于右任：《右任文存》，海豚出版社，2015年，第17页。 受刘古愚、朱先照等影响，在关中各书院、学堂就读的青年学生接受了维新思想和西学，成为陕西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者，有的成为陕西最早的同盟会会员。如辛亥革命时期陕西革命党人井勿幕、宋向宸、李元鼎、徐朗西、柏筱余、于右任、茹欲立、邹子良等都是三原宏道书院的学生[注] 毛焕明：《三原宏道书院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在咸阳》，1987年，第160页。 ，成为近代陕西新思想、新文化的第二代传承者和传播者。
民国初年，参加辛亥革命后返陕的同盟会会员与一些进步人士在陕西创办新式学堂，继续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如留日学生群体夏声派刘定球、田蕴如、宋向宸、焦子静等发起创办了三秦公学；杨松轩(鹤年)创办咸林中学，有“陕人之言教育事业者，独推鹤年为先进”之说[注] 《杨鹤年》，《西北辛亥革命事略》，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9页。 ；成德中学校长董雨麓思想开明，使该中学“成为许多青年学生向往的学校”[注] 屈武：《屈武回忆录》上册，团结出版社，2002年，第37页。 。他们培养的一批胸怀大志追求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到外地求学，如宏道书院的杜斌丞、李子洲，三秦公学的杨钟健、杨晓初、刘含初、呼延震东、魏野畴、常汉三，成德中学的耿炳光、屈武，咸林中学的潘自力，陕西法政学堂的杨明轩等，在北京、上海、武汉、天津等地逐渐形成了陕籍学生群体，尤其以北京最为集中，大约有100余人[注] 杨钟健：《关于共进社的回忆》，《共进社和〈共进〉杂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03页。 。这些学生活跃在新文化运动的舞台上，组织社团、创办刊物，抱定改造陕西社会的志向，返陕后成为思想文化界的新鲜血液，可视为陕西新思想、新文化的第三代传承者，就是这批学生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了陕西。
对于Z向位移，1#承台1号、2号角Z向最大位移约为-0.76 mm，3号、4号角点Z向位移最大为-0.80 mm，沉降差为0.04 mm，转角为0.0004°。2#承台1号、2号角Z向最大位移为-0.33 mm，3号、4号角点Z向最大位移为-0.32 mm。沉降差为0.01 mm，转角为0.0001°。
1919年3月，旅京陕籍学生发起组成了三秦公民救陕会，创办了《秦劫痛话》，主要针砭时政，开社会风气，揭露地方军阀在陕西的各种恶政。时人认为：“谈文化运动政治运动的人，大半从‘五四’说起，因为‘五四’是中国近代青年运动一大关键。但谈到陕西的运动——文化的政治的——却不能从‘五四’说起，因为‘五四’前两三月，已有了很有组织的运动了。”[注] 杨钟健：《谈陕西近年青年界出版物》，《共进》第65期，1924年7月10日。《共进》杂志的期次量词，前期用的是“号”，后期用的是“期”，本文将“号”“期”统一称为“期”。 五四运动爆发后，陕籍学生刘天章、李子洲、杨钟健等积极参加爱国运动，李子洲被推举为游行大会主席团成员，表现十分出色，为运动做了许多工作，使他们经受了一次新文化的洗礼。罗章龙回忆说：“北京学联有个总务科，清一色，几乎全是陕西籍学生，在李子洲等同志的领导下，他们工作得十分出色，受到了人们普遍的赞扬。”[注] 罗章龙：《亢斋岁月 西北风霜——忆李子洲同志》，《李子洲传记·回忆·遗文》，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9页。 杨钟健说：“‘五四’运动对我也有不小的教育作用。从此以后，我参加的会社更多；对于新的刊物，不但喜欢看，还喜欢投稿。以后在本科的四年中，我可以说年年在学生运动中尽了一份力量。”当时湘籍学生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等新民学会成员寓居北京三眼井左巷七号院，左巷六号院就是陕籍学生租住和活动的中心。杨钟健回忆说：“我同毛泽东先生，早于‘五四’之前，在北大便有过接触。”1921年，杨钟健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并当选为执行部主任后，与毛泽东还有过一次书信往来。[注] 杨钟健：《杨钟健回忆录》，地质出版社，1983年，第25、28页。 可见，作为邻居和有共同理想的青年学生，陕籍与湘籍在京学生有比较多的交往，常常集聚在一起聊天，“从国家民族大事，到学术思想问题，及至生活趣闻，多所谈及”[注] 罗章龙：《亢斋岁月 西北风霜——忆李子洲同志》，《李子洲传记·回忆·遗文》，第88页。 。从上述回忆来看，旅京陕籍学生在五四运动期间表现十分突出，对他们的思想旨趣和未来职业选择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旅京陕籍学生思想水平有了较快的提升，对中国社会认识深刻了许多，如他们觉得创办的《秦劫痛话》“动机是相当幼稚的，尽管起了一些暴露陕西实况的作用，但还……谈不到有反抗的勇气”[注] 杨钟健：《关于共进社的回忆》，《共进社和〈共进〉杂志》，第404页。 。《秦劫痛话》停刊不久，1920年1月，刘天章、李子洲、魏野畴等以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创办了《秦钟》，宗旨是唤起陕西人的自觉心，介绍新知识于陕西，传播陕西状况于外界，并宣称：“现在的时候，非我们青年学生，脚踏实地，拿出改造的真精神，和那恶社会奋斗不可；也非我们陕西同胞，自己觉悟不可，那些害人的官僚，实在是靠不住的，大家快醒来！大家快醒来！”[注] 楼底：《秦钟月刊宗旨的解释》，《秦钟》第2期，1920年2月20日。 《秦钟》比《秦劫痛话》更激烈地抨击时任陕西督军陈树藩，揭露其军阀本质与祸陕行径，引起陈树藩的恐慌。他指派人到北京对旅京陕籍学生采取分化政策，“使学生会渐渐分化为反陈和中间观望的两派”[注] 王伯材：《记忆中的共进社和〈共进〉半月刊发行经过》，《共进社和〈共进〉杂志》，第456页。 。故《秦钟》出版6期后就停刊了。
①有效性:记录两组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患者治疗前后疼痛程度、腰椎功能变化情况,其中疼痛程度经VAS量表评价(视觉模拟评分法,得分范围0-10分,分数与疼痛程度呈正相关)、腰椎功能经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评价(即ODI评分,分数越高则提示腰椎功能越差);②安全性:记录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秦钟》的停刊，并不意味着旅京陕籍学生屈服于地方军阀和守旧派势力，他们更加关注陕西教育界与思想界的各种变化。时值新文化运动蓬勃之际，反孔反旧礼教之风弥漫全国，而时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郭希仁却相悖而行，“葺文庙，立孔教会”[注] 景梅九：《郭希仁先生碑记》，《西北革命史征稿》下卷，上海书店，1990年，第139页。 ，自任会长。他极力提倡尊孔读经，并“手编《尊孔百喻》以自励，并著《新旧说》一篇以见意”[注] 温良儒：《郭希仁先生事略》，《西北革命史征稿》下卷，第133—134页。 。1920年8月27日是孔子诞辰纪念日，郭希仁要求各校学生一律到孔庙朝拜。此举遭到西安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王授金的拒绝。王授金参加了蔡元培为董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他在该校任教期间积极倡导教育改革，反对旧教育制度。他反对参加孔庙朝拜，召集师生进行演讲，“号召师生学习新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富强康乐而奋斗。事后还把讲演稿在报上发表，以扩大影响”[注] 《王授金》，吴崇信、梁星亮主编：《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第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9页。 。郭希仁以“违犯定章，有乖厥职”为名，将王授金解聘[注] 《陕西教育志资料选编》下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页。 。这一做法引起了旅京陕籍学生的不满。李子洲、刘天章、魏野畴、杨钟健、刘含初等11人联名上书郭希仁：“顷闻九月三十日，北京《晨报》载，对于陕西女子师范讲演训令一则，不胜骇异。贵厅长自问比林琴南何如？比康长素又何如？胆敢阻挠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在中华民国法律之下，学术自由、信教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人人皆知，而教育厅何能不知，乃竟非法干涉，妄施阻挠，似此藐视国法，贻祸教育，殊属荒谬绝伦。若不设法挽救，遗害何堪设想！”[注] 《西安评孔风潮之余波》，《晨报》1921年1月23日。
迫于舆论的压力，1921年5月，郭希仁不得不辞去教育厅厅长职务。这件事被称为“评孔风潮”。此次风潮在旅京陕籍学生和陕西教育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反对郭希仁的胜利，对陕籍学生起了激励作用，加之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使旅京陕籍学生萌生了再次创办刊物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以改造陕西社会的想法。“一九二一年已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两年，北京乃至各地的刊物此伏彼起，出版得很多，也鼓舞了大家的信心。于是大家决定出一个以陕西为主要对象的《共进》半月刊。”[注] 杨钟健：《关于共进社的回忆》，《共进社和〈共进〉杂志》，第407页。 1921年10月10日，李子洲、刘天章、杨钟健等人创办了《共进》杂志。为什么要创办这样的刊物，创办人从“内力”和“外力”给予解释：“内力就是我们自己热腾腾的良心，迫的我们不得不把所谓‘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的千斤重担担在肩上”；“外力是陕西年来土匪遍地，民贼肆虐，天灾流行，民不聊生……种种悲惨的景象，迫得[的]我们不得不赶快起来，做我们所当做所能做的事情。”[注] 本刊同人：《刊行的原因》，《共进》第1期，1921年10月10日。对引文中一些明显错误的字词、用法或表述，引者以加“[]”的形式予以订正，特此说明。 因而，“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成为该刊初创时的宗旨。
二、《共进》杂志政治倾向的转变
4月26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联组会议，专题询问国务院关于农田水利建设工作情况。受国务院委托，水利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银监会等六部委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本期“特别关注”全文刊发）。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2012年举行的第一次专题询问。受吴邦国委员长委托，乌云其木格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共进》创刊后其文风和政治倾向的变化，以1922年10月10日共进社成立为标志，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共进》创刊到共进社成立，即《共进》创刊第一年。该刊主要关注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陕西教育界的新动向，主要针对复古思潮展开斗争。郭希仁辞去教育厅厅长后，继任者沙明远是安福系政客，总统徐世昌要他在陕西推行颜李之学(17世纪在北方形成的学术流派，以颜元、李塨为代表)，引起了旅京陕籍学生不满。《共进》发表文章指出：“颜李不是我们陕西学生所需要的，我们需要真的知识，不是假的道学。”[注] 强健(杨钟健)：《谨防假冒》，《共进》第3期，1921年11月10日。 刘天章发表文章对沙明远提出了警告，希望不要走郭希仁的老路，要与懂得新式教育的教师合作，办好陕西的教育[注] 赖泥(刘天章)：《沙明远听着！》，《共进》第3期，1921年11月10日。 。另外，《共进》发表文章对陕西复古主义思潮进行批判，主张进行教育改革，“新思潮的波已涌进潼关了，新学制的实行已开始运动了。陕西的学校有改革的必要，是不待说的”。改革内容包括学制、课程设置、教材内容以及辞退旧人、添聘新人等方面。[注] 李登瀛(子洲)：《陕西师范学校应革新的几点》，《共进》第14期，1922年4月25日。
二是揭露陕西军阀的黑暗统治。《共进》杂志创办时正是镇嵩军刘镇华督陕之时，杂志发文征集刘镇华在陕各种罪状：“刘镇华以半匪武人，趋附陈树藩入据吾陕，三年以来，于吾陕政治上、文化上一无建白；惟知引用私人，搜括民财，种种罪状，擢发难数，而又身拥重兵，成民治之怪闻。本刊同人认为，刘氏不去，吾陕政治，永无上正轨之日，特征求刘氏历年祸陕罪状，择优公布，以便共驱此獠，而进吾陕政治于光明之域。”[注] 《本刊编辑室特别启事二》，《共进》第4期，1921年11月25日。 随后发表“去刘”的文章，提出了“去刘”的理由、办法并列举刘氏在陕西的各种罪恶；提出“去刘”之后要在陕西实行“废督”和“裁兵”；指出“打倒军阀”“提携平民”“拥护无产者”是《共进》团体的三大责任[注] (刘)天章：《去刘之后》，《共进》第16期，1922年6月25日。 。在创刊一年的时间里，“本社几以全力对付刘镇华。在这一年的刊物中，几乎莫有一期不提到刘镇华的罪状”[注] 王子休：《共进生活四年历史之概观》，《共进》第90—91期合刊，1925年10月10日。 。尽管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上，反对刘镇华基于“陕人治陕”的口号，具有狭隘的地方主义色彩，但反映了打倒军阀的时代最强音。
第二阶段，从1922年10月到1926年9月刊物被查封，刊物的指导思想、认识水平和斗争目标都在变，逐渐转变为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和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期刊。通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参与主办《共进》的陕籍学生思想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1920年3月，李大钊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李子洲、刘天章等成为该会的骨干力量，不但阅读了各种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著作，而且到长辛店、保定等地发动和组织铁路工人开展罢工斗争。杨钟健“一段时间固定在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里工作”，李子洲等人“多次到长辛店及铁路沿线的一些地方演讲、宣传，参与了组织革命工会、建党建团、发动罢工斗争诸项工作”。[注] 罗章龙：《亢斋岁月 西北风霜——忆李子洲同志》，《李子洲传记·回忆·遗文》，第93页。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先后介绍刘天章、李子洲入党，成为陕西最早的中共党员。在他们的影响下，《共进》杂志的政治倾向随之发生了变化。
第一，明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政治主张。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陕籍青年学生对中国社会和军阀政治有了明确的认识，并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中国社会。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共进》发表宣言指出：“年来我们中国政局，一天坏似一天，军阀及一切恶势力，一天巩固一天。”文章对军阀及其靠山进行鞭挞，把帝国主义和军阀政治看作当时中国两大恶势力，“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实借军阀的恶势力予以澎[蓬]勃与作恶的莫大机会，所以认为首先努力于打倒军阀。因为打倒军阀，是对内谋政治清明的唯一的第一步方法，而于解除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亦为釜底抽薪的办法”，提出要从“根本铲除军阀”。[注] 《本社宣言》，《共进》第33期，1923年3月10日。 《“打倒军阀”的意义》一文指出，中国近代内乱和工业不发达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存在的结果。“我们在人类社会进化的历程上看来，推翻帝制的该是工人、商人、农人。但是中国社会是经过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的侵略以后，社会才起了变化，并不是国内的工人、商人、农人各阶级自己发展到有推翻帝制的势力。所以中国国内的工商农各阶级至今日在政治上得不到权力，而还受军阀的压迫、剥削，使工业不得发达。”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不仅从经济上压迫中国，而且“豢养几个反动的军阀，供给军阀的枪械，供给军阀的借款，同时又供给土匪的枪械和子弹”，所以“军阀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所豢养的走狗”。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国内军阀 “一面在利用土匪的军队掠夺、剥削我们，一面在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的豢养，混乱中国，使中国的商业不振，实业不能大规模地开办，教育不能普及和提高，更以经济控制着我们的咽喉，使中国变为完全的外国殖民地”。所以，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按照我们的需要改造出一个新的政治制度”。那么，如何打倒军阀？就是要以“阶级斗争”的方法进行革命，主要方法是由工人、商人、农人组成“阶级化的国民军”作为打倒军阀的主力军。通过革命，“一面是铲除直接压迫我们、剥削我们的强权阶级，一[以]便建立使我们的利益得以发展的政治的、经济的组织；一面是斩杀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引导者和保护者”。[注] 康：《“打倒军阀”的意义》，《共进》第44期，1923年8月25日。 1925年五卅惨案后，《共进》出版了“上海惨杀案专号”，揭露英日帝国主义制造的五卅惨案，提出了自己解决“沪案”的政治主张。这些都表明，《共进》杂志已经实现从只局限于反对陕西军阀到反对全国军阀和帝国主义的转变。
共进社成员还在士兵中宣传马克思主义。1925年初，刘天章到冯玉祥的国民二军(驻地在开封)训练学生军；秋季，魏野畴等参与办理杨虎城部三民军官学校(驻地在耀县)；同时，共进社成员李象九担任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石谦团的连长时，谢子长、史唯然、阎揆要、李致煦(李瑞阳)等到连部工作。他们除了做正常军事工作外，还“指导士兵阅读《共进》《共产主义ABC》……他们不但宣传共进主张、共产主义，后来还插起红旗轰轰烈烈地搞起社会革命”[注] 杨明轩：《共进社与西北革命》，《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77—78页。 。通过宣传马克思主义，“士兵的觉悟也有了较大的提高”[注] 李象九：《清涧起义前后》，《清涧旬邑等地的武装起义》，1988年，第77页。 ，为土地革命时期的兵运工作奠定了基础。
陕西外出读书的进步青年，大多数成为共进社成员。随着部分共进社成员学成归陕，执掌陕西中等教育，先后在西安、三原、渭南、华县、绥德、榆林、南郑等地建立分社，许多中学生加入了共进社。1926年，“在总社注册者，已经有六百多名，再加上陕西三道各中学进步的学生社员，总数约在一千名以上”[注] 杨明轩：《共进社与西北革命》，《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73—74页。 。这样，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进社群体”。作为群体，其共同特点是：(1)在陕西接受了新式教育后，有了新思想、新文化基础，他们怀揣着各种梦想在外求学，多数成为20世纪中国各个领域的精英人物。(2)他们在外求学期间受到了新文化和新思想熏陶，家乡观念比较浓厚，特别关心陕西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发展，进而关心中国及世界革命，并团结在共进社的旗帜下，以《共进》杂志为阵地，提出了一系列改造社会的主张和见解。(3)部分成员成为陕西省最早一批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带动下，有一批共进社成员选择了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者和革命者。
《共进》杂志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对旅京陕籍青年和在陕西本地读书的学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通过阅读《共进》杂志，使他们最早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潮和唯物史观。
1926年蒋介石制造打击共产党的三二〇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共进》杂志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党右派。在《共进社第三届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广州革命政府的地位，日形巩固，其领导全国革命的势力，已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中国的革命潮流，固然日见澎涨[膨胀]，但同时因阶级的分化，反动势力的形成，如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及东方文化派，不断的向革命势力加以侮蔑和讥讽。但是中国的革命高潮，仍是急激的进展，民族革命的呼声因孙中山的北上、五卅惨案的鼓荡已由珠江流域发展到了长江流域及黄河流域。”[注] 《共进社第三届代表大会宣言》，《共进》第104期，1926年8月16日。 可见，基于唯物史观的影响，该《宣言》对中国革命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华中科技大学档案馆在学生毕业季即时推出了“毕业了，请办好这档子事！”，通过推文，提醒毕业生们一旦没有档案，会给个人生活及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毕业后在转正、职称申报、办理养老保险、公务员或者考研政审，以及开具一些证明，如亲属关系、出国、考研等，都要用到档案。
受唯物史观的影响，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问题是《共进》认识论上的变化。《共进社第三届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因帝国主义的侵略，“促成被压迫民众深切的觉悟和强大的组织，现在各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反帝呼声，已使帝国主义渐形寒心而失措……我们看出帝国主义国内阶级的分化，弱小民族的彼此联合和帝国主义的相互冲突，已使全世界组成为两大营垒：一为帝国主义者如英美日法等国，一为反帝国主义者如中俄，及其他各弱小民族。这两大势力现在正在决斗，但因帝国主义自身的各种矛盾，无产阶级严密的组织和被压迫者人数的超越，我们断定帝国主义必然失败而根本消灭”。[注] 《共进社第三届代表大会宣言》，《共进》第104期，1926年8月16日。 这种观点显然受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论述的影响。中国社会形成了两大对立阶级，“一为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军阀，与军阀之走狗政客官僚，劣绅污吏，同一切恶势力合为统治阶级；一为受此统治阶级压迫之大多数民众，农工小商，被统治阶级。少数统治阶级压迫、宰割、屠杀多数被统治阶级，无所不用其极，使大多数民众困苦流离，转乎沟壑，造成了今日中国这种纷扰万状，民不聊生的乱象”。共进社呼吁唤醒民众、组织民众和武装民众，“以民众的武力打倒一切统治阶级”。[注] 《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宣言》，《共进》第88期，1925年8月16日。
(3) 强风化泥灰岩(T1d)③：褐黄色，泥质成分，风化裂隙发育，岩芯多呈碎块状夹土状，碎块状岩芯粒径一般为1～5 cm，干时可用手折断或捏碎，遇水易软化，为软岩，岩体基本质量等级为Ⅴ级，厚度0.9～6.9 m，分布不均匀。
第五，明确表达了对中共革命、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的支持。早在1922年7月，《共进》第17期全文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是该刊创刊后第一次发表中共的文件，表明赞同中共的政治主张。针对国民革命时期陕西农民运动的发展，《共进》发表文章主张“实行积极的农民运动”。如何实行积极的农民运动？(1)组织农民。把农民组织在农会、佃农协会或雇农协会，有了组织机关，“散漫的农民才可团结起来”；有了农民组织，还要组织“消费协社”“借贷协会”“谷价公议机关”等，“对于农民的利益方算切实，方能使农会基础坚固”。(2)教育农民。多兴办农民补习学校或讲习所，对农民进行教育，包括“限租问题”“限田问题”“推翻贪官劣绅”“打倒军阀”“抵制洋货”“实行收回人民的主权”等，促进农民觉悟。(3)农民斗争。一是经济斗争，要求减租、减税，改良待遇等；二是政治斗争，要求实行普选、组织民团、集会自由等。[注] 静值：《农民运动的三要点》，《共进》第54期，1924年1月25日。 《共进》还给予国民革命时期陕西兴起的学生运动极大的关注：“近年以来，全国青年的觉悟大有一日千里之势，为解放，为自身利益的奋斗也一次比一次的努力和激烈，那些专制旧思想，军阀恶势力，经济劣状况，是他们惟一的障碍，也是他们惟一的敌人。他们作种种的斗争以求打倒他们的敌人。不但青年是这样，教职员有时候也不得不这样。明白这个道理，陕西学潮的真实原因不难解决了。”[注] 《陕西一片学潮声》，《共进》第98期，1926年1月15日。 这些主张对推动国民革命和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共进社及其政治主张
共进社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产物。五四运动后，随着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社会和政治思潮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各种社团蓬勃兴起，造就了共进社成立的土壤。“国内的新思潮正在蓬勃，国际上的外交问题，正在吃紧，又加上万恶的安福党正在执权，三者相乘就演成了‘五四’‘六三’等等惨剧。民气好像是代[带]着弹性的，压力愈大反抗力亦愈大。在青年学生界，这种现象，尤为显著。共进社的胚胎，就是由于这种反抗恶势力的民气激起的。”[注] 子休：《“共进生活”的面面观》，《共进》第47期，1923年10月10日。 王子休在共进社成立4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文章说：“五四之役，首都的北京，实为运动的中心，组织本社之发起人多为参加此次运动最激烈的分子……因有五四运动，便鼓起本社同人反抗恶势力的精神，因有军阀的火拼便促成本社同人反抗恶势力的决心。因五四运动后民众势力之散漫，及陕西连年军阀专横之特甚便产生了共进社这样特别的组织。”[注] 王子休：《共进生活四年历史之概观》，《共进》第90—91期合刊，1925年10月10日。 该社创始人刘天章指出：“远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以前的一年中，是共进胎生时代。在这年中，中国政局纷乱，陕西政局纷乱不成样子。人民处此外交势力高压，中央政局凌替，地方军匪残扰之下，于是生出一种反动：对外谋世界列强势力浸凌之反抗，对内谋全局之整理和地方之耙[爬]梳。是种心理集中结果和初试，便是轰轰烈烈的‘文化运动’和‘五四外交运动’。由此次运动之结果，人人更感觉到种种的不自由，更感觉有联合的必要。因此便产生今日中国到处无千无万的团体。共进便是应此潮流而胚胎的团体之一。”[注] 天章：《培养时代的共进生活》，《共进》第23期，1922年10月10日。 杨明轩后来回忆说，共进社创立，“(1)承继了十余年来西北革命历史的传统；(2)受了国内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影响；(3)痛恨关学余孽郭希仁的尊孔读经复古反动教育；(4)鉴于陈(树藩)刘(镇华)祸陕所组成的地方性的革命团体”[注] 杨明轩：《共进社与西北革命》，《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73页。 。因此，一批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陕籍青年组成了共进社，该社团一成立就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本社既由同志组合而成，当然含有修养意味在内，而况一个团体的组合，各分子仅仅宗旨相同，而气味与品格不在一最低限度之上，绝难望其永久团结，更说不到伟大的成功。”[注] 《一九二二年本社会议案概略》，《共进》第23期，1922年10月10日。 正是出于此种目的，制定了《共进社简章》，规定：“本社由志愿革新之青年组织而成，以‘提倡文化，改进社会’为宗旨。”[注] 《共进社简章》，《共进》第23期，1922年10月10日。 共进社的成立是《共进》半月刊创刊以来的一次脱胎换骨的大变革，抛弃了过去狭隘的地域观念，关注社会的整体改造和建设。
《共进》创刊初期，并没有章程和具体的组织系统，主要依赖积极分子联络，办刊也是“几个人凑在一起，商量一下就行了”[注] 《杨钟健关于共进社的一次谈话》，《共进社和〈共进〉杂志》，第420页。 。但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受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影响，共进社成员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部分成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的信徒。正如杨明轩回忆说：“共进社一部分进步的社员，受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和苏联[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启示，先后参加了CP、CG。从此，共进社奋斗的方向，有了大的转变，一切文字宣传和活动，都完全执行了青年团的路线。”共进社还翻印了《共产主义ABC》《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及其他小册子，“广为传播”。[注] 杨明轩：《共进社与西北革命》，《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74、75页。 随着更多的共进社成员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加入中国共产党，共进社的政治目标越来越清晰，随之转变为中共的外围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西北的进步青年学生，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注] 杨明轩、赵通儒、常黎夫：《纪念李子洲同志》，《李子洲传记·回忆·遗文》，第71页。 。共进社的政治主张也越来越清晰。1924年11月，共进社发表的对时局的宣言中表明了“努力方向”和“最低限度”的目标是：“(一)取消曹锟之总统，消灭军阀专政痕迹；(二)组织平民政府，采委员制；(三)另立直接参政，及能保证充分发展平民经济能力之约法；(四)厉行地方自治，克日推设城市乡村各种自治机关，省长及县知事概由人民直接选举；(五)遣散现有军队，实行征兵制度，审视内外情势，确定兵额，由中央军事机关筹划、统帅，分驻边塞及要隘；(六)确定身体及言论出版之自由，取消治安警察法及出版法；(七)解散现有国会，严惩违法贿选之议员；(八)组织特别法庭，惩办玩法行贿之总统曹锟，保全法律尊严。”[注] 《共进社对于时局宣言》，《共进》第69期，1924年11月1日。
共进社的政治宣言和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最低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注]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第9页。 是一致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共进社逐渐由一个“提倡文化，改进社会”为宗旨的改良主义社团转变为一个“彻底革命的团体”了[注] 亢民：《共进社与世界革命》，《共进》第90—91期合刊，1925年10月10日。 。
消灭军阀是共进社的政治主张，而对铲除陕西军阀势力尤为强烈。1925年1月，共进社发表对陕西政局的宣言，一方面，抨击和声讨陕西地方军阀，“(一)驱逐刘镇华吴新田孔繁锦及各客军离开陕境。(二)声讨私通刘镇华及为私利遗祸地方之陕军首领及肇祸人。(三)召集各县真正民意代表，组织会议，办理陕西善后事宜。(四)收没祸陕各要人的家私，以作陕西善后的经费”。另一方面，要求“增高民智，扩张民权，厚裕民生”，具体主张包括：“(一)消除武人权力，实行废除督军、军理、督办等制，分期解散所有军队，举办民团省警，以维持地方治安。(二)扩充教育经费，并使独立，设施[实施]平民教育，限制宗教宣传，绝对使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之自由。(三)限制私人财产，征收所得税，废除冗税厘金以保劳动工人农人生活。(四)厉行地方自治，克日推设城市乡村各种自治机关，省长县长概由人民直接选举。(五)严禁种烟，括[廓]清土匪，澄清司法以保障民权。(六)设立工厂，开发矿产，兴筑铁道，以增进陕人福利并安置陕西贫民。”[注] 《本社对陕局宣言》，《共进》第75期，1925年2月1日。 5月4日，军阀吴新田部闯入陕西省立一中，酿成流血惨案。共进社立即发表讨伐宣言，谴责军阀祸陕行径，指出：“吴新田为安福走卒，数年来盘踞陕南，陕南同胞，已备受其苛索奸杀之苦，其罪实不减于万恶的刘镇华；故驱刘驱吴，陕人早俱决心。不料北京段政府，今竟不顾民意，又任吴为吾陕督办……刘祸方除，吴祸又继，吾人为国事计，为陕人计，已当重整旗鼓，作驱吴之运动。况此时吴初任都[督]办，在省会法律之地，竟敢公然无故惨杀学生，蹂躏教育，其存心叵测，目无法纪……此种野蛮匪军，若得久踞吾陕，则吾陕前途将更趋于恶化了”。为打倒军阀吴新田，共进社号召“各界合作，团结一致”；“学生与教育界须始终团结，作此次运动的中坚，以罢课罢教为最后的手段”；“游行示威，演讲宣传，作争人格、争自由、打倒军阀的政治运动”；“决心驱逐吴心[新]田，但同时须不忘打倒一切军阀的口号，以免被(其)他军阀所利用”。[注] 《本社对吴新田军惨杀学生宣言》，《共进》第82期，1925年5月16日。 共进社还公开发表《本社所接吴新田军惨杀学生之报告》《本社致陕西各界请援助学生信》《本社致陕西旅京同乡会的信》等，动员民众声援学生，以达驱吴的目的。在共进社的努力下，驱吴运动取得了胜利。
共进社发表宣言指出帝国主义侵略导致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国家，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1925年五卅惨案和五卅运动爆发后，6月20日，共进社发表宣言指出：“陷中国于半殖民地，使中国失去独立者，帝国主义也。帝国主义之侵掠中国，尤以英国为特甚。关税盐税操之于彼，威海卫期满而不交还，租界军舰遍布中国，经济侵掠更推第一。犹以为未足，此次在沪在汉之以长枪大炮轰击我手无寸铁之同胞，至于百数十人之多，目无中华，至于此极，为保障同胞生命安全计，为恢复中国独立计，为正义人道计，此次对英宣战，均属不可稍缓，义理昭彰，无需多赘。”[注] 《共进社敬请全国同胞即日对英实行宣战》，《共进》第84期，1925年6月15日。 认为只有发动全国民众的力量才能进行彻底的反帝斗争，“非靠国民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图自存，不足以御外侮，因为我们国民的力量是强大的，是威武不能屈的，全中华的国民团结起来实行对英日经济绝交，是我们最大的武器——致英日死命的武器”[注] 志颖：《上海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共进》第84期，1925年6月15日。 。五卅运动期间，共进社为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在政治宣传上作了不懈的努力。
深刻批判和揭露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充满了罪恶和矛盾。“以我们的观查[察]而论，资本制度坏到极点，万无维持之必要了！因为他发达到今日，矛盾很多，危险迭生，使大多数人类，困苦呻吟于他的圈壳之内，他再没有维持全人类生活的机能了！我们并不是偏心同情于劳苦的工人，来诅咒资本制度，实在是看见由资本制度生出的矛盾与危险太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和矛盾包括哪些方面？一是榨取者剥削生产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方面是享有生产机关者，一方面是生产者，结果生产虽多，但都为享有生产机关的资本家榨取而去，仅以一小部分给生产者，叫他们衣不能暖，食不能饱，这是怎样不公平呀！”二是存在着经济危机，即资本主义制度一方面存在着“生产过多的结果”，另一方面“多数生产者反不能维持生活”。三是经济危机导致经济恐慌。发生经济危机后，资本家为了转嫁危机，“不是把这[货]物烧弃，增高价值；就是闭锁工厂停止生产”，导致工人失业。上述三个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正因为资本主义有这样弊端，共进社所倡导的不仅仅只完成国民革命，而且“已经明了社会进化之趋势，已经明白了不到资本制度不[被]打倒的时候，世界人类永无太平日子”。[注] 亢民：《共进社与世界革命》，《共进》第90—91期合刊，1925年10月10日。 《共进》发文深刻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维持不住这个社会，必须由共产制度代兴，这是由社会进化原理——唯物史观——推衍出来，没有人能够否认的”[注] 山水：《国民应速自动的与苏俄联盟共谋反抗英美帝国主义》，《共进》第49期，1923年11月10日。 。共进社已经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认为“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必经的步骤，她现在虽然不断的作国民运动，然同时又去作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备工作了”[注] 亢民：《共进社与世界革命》，《共进》第90—91期合刊，1925年10月10日。 。共进社号召民众，“革命事业之刻不容缓，更不能不鼓起精神，加倍奋斗，使统治阶级早日倾覆，多数民众早日获得真正自由平等”。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后，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共进社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即“(一)实施真正的民主政治；(二)发展公有的新式产业。使一般民众各得安宁、自由，享其美满快足之生活，得见真正政治经济平等之天日”。[注] 《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宣言》，《共进》第88期，1925年8月16日。 共进社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但其思想已经具有了朦胧的社会主义意识。
四、“共进社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
第三，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3年“五一”劳动节，《共进》发表了3篇相关文章，对马克思及《资本论》给予高度评价：“马克司[思]是一个大经济学者。他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派的始祖。他阐明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意义，使资本和劳动得到新的、真正的解释，《资本论》便是他的经济学的名著。马克司[思]又是一个大社会学者而兼大历史哲学者，他发现了‘唯物史观’，使我们得到社会进化的原则，更使我们得了研究社会学和历史学之科学的方法。马克司[思]又是一个最有力的社会主义者。他著有《资本论》三卷，《共产党宣言》《哥达党纲批评》……他将社会主义从空想的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更发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使无产阶级得了到自由的道路。但是马克司[思]不只是一个大思想家，他还是一个实际运动的战士。”[注] 武止戈：《五五》，《共进》第37期，1923年5月10日。
从1921年到1926年，先后回陕的共进社核心成员有北京大学的李子洲、刘天章、杨晓初、刘含初、王子休、呼延震东、耿炳光、郝梦九、方仲如、赵绍西、董汝成、段绍九等；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魏野畴、杨明轩、张耀斗、常汉三、何寓础、魏惜言、田伯荫等；武昌中华大学的王尚德等。
《共进》杂志从创刊到1926年9月停刊，先后5年，共出版105期，还出过4期增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不多见的延续时间比较长、影响较大的刊物之一。“共进刊物出世的第一年，每期不过销行一千份，而销行的地方不过陕西省城各学校和极少数的几个县份，现在(指1925年——引者注)不但普遍陕西全省各县署，各学校各重要机关，而且销行到全国各大埠，甚至到了台湾、日本、欧洲各国”[注] 王子休：《共进生活四年历史之概观》，《共进》第90—91期合刊，1925年10月10日。 ，该刊最多时“发行三、四千份”[注] 方仲如：《人民永远怀念他》，《魏野畴传略·回忆·遗文》，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4页。 ，“直接寄至陕西各地者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注] 王伯材：《记忆中的共进社和〈共进〉半月刊发行经过》，《共进社和〈共进〉杂志》，第458页。 ，主要读者是共进社成员和陕西中小学校师生，“给西北社会，尤其是中小学校学生、教员这一阶层，输入了新思想、新学说、新文化、新的民主(介绍苏联)与科学(社会科学)知识”[注] 杨明轩：《共进社与西北革命》，《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74页。 。因此成为新思想与新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陕西传播的桥梁。
中学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场所，中学生是主要受众。共进社成员执陕西中等教育之牛耳，使陕西教育界风气为之一新，也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奠定了基础。1921年，魏野畴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陕西，被聘到华县咸林中学任教。他建议学校聘请王复生、王懋廷等到校任教，一起公开讲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除“积极介绍新文化书刊外，还以各种形式，组织学生学习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同时在课外，给学生讲授《社会进化史》《社会科学概论》及其他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通过咸林中学的进步师生，把马列主义思想传播到关中各地”[注] 杨明轩：《魏野畴与西北地区共产主义思潮的启蒙运动》，《群众日报》1951年7月2日。 。魏野畴等是陕西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22年7月，王尚德大学毕业后，受武汉中共党组织负责人董必武、恽代英派遣回陕西建立中共党团组织。他创办赤水职业小学(以下简称“赤职”)，选用《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作为教材，把《新青年》《向导》《共进》《中国青年》等作为学生的课外阅读刊物，并组织学生开读书会、办墙报、演讲会、辩论会等，“通过这些形式使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积极、主动地去学习、探讨”。[注] 中共渭南市委党史研究室：《陕西革命的先驱者——王尚德》，《王尚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10页。 1923年夏季，李子洲从北京大学毕业，“受李大钊同志及北方区委的重托，回到陕西开辟工作”[注] 罗章龙：《亢斋岁月 西北风霜——忆李子洲同志》，《李子洲传记·回忆·遗文》，第95页。 。此时，杜斌丞任榆林中学校长，他先后邀请魏野畴、李子洲到该校任教，对当地师生的政治思想有很大的影响。曾与魏野畴、李子洲同时任教于榆林中学的王森然回忆说：“早在魏野畴领导下，很多同学曾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李子洲又培养出一批进步的、信仰马列主义的学生骨干，杜斌丞教育救国的夙愿实现了。”[注] 王森然：《榆中校史上不平凡的一年》，《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在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86页。 李子洲尽管在榆林中学任教只有短短几个月，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把新文化和新思想融于教学之中，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马列主义的启蒙和陶冶”[注] 王子宜：《李子洲在榆林中学》，《陕西教育志资料选编》下卷，第63页。 。1924年夏，李子洲被任命为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以下简称绥德四师)校长。他解聘了一部分知识体系陈旧的教师，聘请了一些具有新知识、新文化的教师，如王汉屏、杨明轩、常汉三、王懋廷、田伯荫、何寓础、罗端先、赵绍西、呼延震东等教师都是共进社成员。7月25日，他在开学典礼上郑重宣布自己是马列主义者，“办四师的目的，不仅只是为给陕北培养新的师资，改变陕北文化落后的面貌，更重要的是为了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学生，唤醒工农劳动大众起来改造中国，为实现人类最理想的共产主义而奋斗”[注] 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马克思主义在榆林中学和绥德第四师范早期的传播》，《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在陕西》，第329—330页。 。1925年，共进社成员郝梦九任渭北中学校长后，先后延聘了魏野畴、赵葆华、耿炳光、杨晓初、关中哲等共进社成员到校任教，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可以在学生中自由传阅，“一些教师更在课堂上公开宣传马列主义”[注] 王经如：《渭北中学与西安围城》，《新城文史资料》第5辑，1988年，第71页。 。同年暑假，耿炳光、魏野畴在渭北中学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夏令讲习会，参加者除了中共党团员，多数是渭北青年社社员和进步学生，由魏野畴、耿炳光、王尚德、关中哲等授课，主要讲授国民革命和打倒军阀的道理[注] 《耿炳光》，《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35页。 。1925年，韩仲范任渭阳中学校长后，“不少思想进步的知名教师，应聘相继前来任课”，如方仲如、杨晓初、武伯伦等。他们不仅给学生传授新知识，而且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渭阳中学建立了中共党团组织，一些师生加入了党组织，学生中团员发展到六七十人，占学生总数的1/3。课程教学和课外阅读、活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了常规课程外，还组织学生在课余或假期下乡，“以演戏、讲演、访问等方式，做革命宣传工作，在韩家集、隆兴、辛市等地逐渐建立了党团组织”。[注] 参见孟德润：《革命高潮中的渭阳中学》，《渭南市文史资料》第1辑，1986年，第54—56页。 这些都说明共进社成员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力量，他们任教的榆林中学、绥德四师、渭北中学、渭阳中学、咸林中学和“赤职”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参加国民革命和加入中共的陕西青年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曾求学于上述学校。
第四，旗帜鲜明地支持国民革命运动和反对国民党右派。1923年10月国民党进行改组后，次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了国民革命运动。《共进》发表文章赞扬国民党改组，“把从前党内的坏分子全数淘汰，重新整刷，作革命之事业。现在内部组织非常完密，精神异常振兴，中国前途的希望全在国民党身上”[注] 守之：《国民党与中国》，《共进》第62期，1924年5月25日。 ；呼吁“吾人当速起努力于国民革命旗帜之下”，“努力反抗我们共同的仇人——军阀和列强”[注] 山水：《中国国民党改组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共进》第55期，1924年2月10日。 。屈武给予改组后的国民党高度评价：“国民党有他极鲜明而适合于中国现在的政治主张；国民党有他人格伟大不屈不挠的领袖(指孙中山——引者注)。国民党是救国的，不是卖国的；国民党是为全国国民求幸福的，不是为少数人求幸福的；国民党是主张国民自由的，不是剥夺国民自由的。国民党的主张是进步的，不是退步的；国民党对于卖国的剥夺人民自由和利益的北方万恶政府实行革命的，不是盲目无意识捣乱的；国民党有极完善合理之建设的计划，不是一味破坏为能事的。”因此，号召陕西青年“应当毅然决然毫不迟疑地加入国民党来做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来推翻这万恶军阀的政府，来实现民治政治，来建设国民政府”。[注] 屈武：《国民党与陕西青年》，《共进》第66期，1924年7月25日。
该种应用以异步数据的方式，没有封装协议，需要保持数据的原始性，不能更改数据，不能少传、多传，否则会导致电报报文或监控信号的数据丢失，从而该报文无法进行正确的还原或监控信号出错[3]。异步传输方式与同步传送方式相同，能及时准确无误的传输异步数据，并且在发送端口异常或者tcp异常的过程中，能最大程度的保障数据的完整传输，从而把传输数据的出错率降到最低。1.3 VHF业务应用
所有数据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单因素ANOVA分析，每个处理3个重复，结果以“平均值±标准误”来表示。当P＜0.05时，认为有显著性差异，并进行Tukey's多重比较。
组织青年社团和创办刊物是共进社成员在陕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途径。1925年8月魏野畴、关中哲创办的《西安评论》，是国共合作时期陕西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魏野畴在发刊词中指出：“本报要以极诚恳与勇敢的精神，根据目前确切的事实，依国民革命的理论与政策，发出不能讨喜欢的评论……惟愿吾陕政治日进于清明，勿走入反动之途程！文化及教育事业赶追时潮，勿开倒车；宗法势力从此失去其潜势力，帝国主义与军阀势力之压迫从速解除，使重苦之民以此得到和平自由独立与幸福。”[注] 魏野畴：《本报的使命》，《西安评论》第1期，1925年8月12日。 该刊“一方面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政策策略，一方面无情揭露封建军阀等‘恶势力’的罪行”[注] 关中哲：《魏野畴与〈西安评论〉》，《魏野畴传略·回忆·遗文》，第98页。 。刊物的作者主要是共进社成员，有张秉仁、赵宗润等。《西安评论》把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号召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魏野畴撰文指出：“(一)尽量的努力扩大学生的反帝运动；(二)促各界的反帝运动继续扩大，成立西安工农学商大联合；(三)使西安反帝运动的热潮，激荡到省以外各县、各乡村镇。”[注] 魏野畴：《勖西安反帝运动各团体》，《西安评论》第3期，1925年8月18日。 他提倡教育革命，在教育宗旨里增加“中国政治于经济的背景，要实施民族反抗运动教育，民族教育或民族革命教育”；主张课程革命化，裁撤或改造反动而无用的内容，“增设社会科学，救国科学，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中山主义等”内容；在培养学生方面，“提倡学生研究政治，研究时事，自由集会结社，热烈的参加群众运动”[注] 魏野畴：《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革命教育》，《西安评论》第4期，1925年8月24日。 。刊物还发表《农民的苦痛》《敬告西安工友》《同情于西安的下层阶级》等文章，呼吁改善工农生活和受教育的机会。刊物在群众中影响很大，一度印数增加至2000份，被誉为“革命舆论的唯一指导者”[注] 关中哲：《魏野畴与〈西安评论〉》，《魏野畴传略·回忆·遗文》，第98页。 。
在榆林中学，李子洲、王森然组织青年学社、青年文学研究会、陕北教育改进会等社团，创办《榆林之花》《榆中旬刊》《塞声》等刊物，从文学与教育改革入手，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灌输革命思想。1924年7月，魏野畴在西安组织青年文学社(10月改名为青年生活社)，创办《青年文学》(10月改名为《青年生活》)，以“揭露西安文化教育的腐败现象，团结教育广大青年，提高新文化思想水平，积极参加政治斗争”为宗旨。同年，张秉仁、张金印等创办《陕西青年》，以“提倡新文化，讨论青年问题为中心内容”。12月，武止戈、魏野畴等创办《西北晨钟》，发表文艺、政治、哲学、时事等评论文章。1924年1月，三原成立渭北青年社、渭北青年联合会等组织，由张仲实、亢维恪等负责。次年8月，亢维恪等创办《渭北青年》《三原学生》等刊物。1925年4月，何镜清等创办《新社会日报》，以“提倡新文化”为宗旨，在《发刊词》中宣称“要介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注] 王淡如：《五四运动后陕西的进步报刊》，《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在陕西》，第273—274页。 王尚德和咸林中学的王复生、王懋廷等建立联系，在“赤职”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社(赤社)和青年励志社，咸林中学20%的学生参加了该组织[注] 《王尚德关于青年组织情况给邓中夏、林育南的信》，《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4—1926)》，1991年，第3页。 。渭北中学与第三师范的青年自进团、西安成德中学的青年文学社、华县谷堆小学的高九青年同志会等，都是青年励志社的成员建立起来的。
第二，赞扬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23年11月，为纪念俄国十月革命胜利6周年，《共进》发表文章高度赞扬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崩坏，社会主义社会要代之而兴，我们用科学的态度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注] 《俄罗斯革命第六周年纪念》，《共进》第49期，1923年11月10日。 。认为苏维埃革命的目标是工农解放乃至全人类解放，“苏维埃——劳工会——俄罗斯负着解放全人类的使命，牺牲一切，为的是我们苦同胞”；苏维埃革命是为了“人人都得作[做]工生产，人人都得享物质的精神的幸福；人人都能享真正‘自由’‘平等’”，这就是“解放全人类的目标”[注] 山水：《国民应速自动的与苏俄联盟共谋反抗英美帝国主义》，《共进》第49期，1923年11月10日。 。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共进》发表文章称赞列宁是“空前的伟大天才的领袖”，是“帝国主义的锁链的世界社会革命的指导者”，是“中兴的马克司[思]主义的创建者”。作为中国青年“应认识真正的列宁，学列宁革命的方法。大家集合到革命的旗帜之下来”！[注] 松：《列宁之死与中国青年》，《共进》第55期，1924年2月10日。 对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的赞美，既表达了《共进》杂志对十月革命的态度，也表明了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全世界都将随着俄罗斯而起社会革命了。在这革命将起的时候，远在后屋的陕西当也是免不了的——不过是时间的问题。陕人现时的幸福，被军阀与土匪式的军队剥夺殆尽，民主主义的革命当亦为期不远。”[注] 武止戈：《驱刘，我的主张与陕西的将来》，《共进》第23期，1922年10月10日。
从2013年2月10日到2013年2月25日，建筑物监测点的沉降量明显增大，2013年2月25日后，建筑物沉降速率明显降低，且沉降量与监测时间为正相关。
综上所述，1921年至1926年期间，有一大批共进社成员从外地学成归来，他们主要分散在陕西不多的中等学校，利用课堂和课外时间组织学生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很多学校组织了青年团体、创办了适合青年学生阅读的刊物，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途径。学生们通过阅读共进社成员从外地带回的进步书刊和创办的期刊，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并走上了革命道路。如榆林中学学生谢子长、刘志丹、霍世杰、曹力如、阎揆要、张秀山、王子宜等；绥德师范的贾拓夫、刘澜涛、常黎夫、崔玉湖、雷五斋、白如冰、百寿康、白坚、张德生、朱侠夫、张达志、白介夫等；渭北中学的潘自力、吉国桢、杜松涛、张秉仁、陈述善、李维屏、雷光显、关中哲等；“赤职”的武维化、刘映胜、张宗适、姚志哲、张宗逊等，他们走上革命道路，是与共进社成员宣传马克思主义分不开的。
如耳鼻咽喉科检查，如果检查者技能不熟练，在检查过程中可能会对标准化病人造成伤害，因此在OSCE中一般不设置耳鼻咽喉科检查项目。另外，标准化病人一般不能找未成年人，因此儿科项目检查也较难设置。
分析：本题设计基于轴对称，即AB=AC、CD=AD.以边与边之间的数量关系来控制角的大小，此类问题一般需化归特殊三角形，常见的特殊三角形有等边三角形、30°与45°的直角三角形.分析条件存在30°的特殊角，思路自然向等边三角形转化，即需要构造等边三角形.同时分析问题求∠ACB的大小，由于AC=AB，即求等腰△ABC的顶角∠BAC的大小.
五、余 论
20世纪20年代，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各种社团和刊物如雨后春笋般萌芽，争先恐后发表见解，讨论解决中国当下的问题和讨论中国未来的前途，《共进》与共进社就是其中的一员。《共进》从创刊到被查封，其政治主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现了从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共进社也从一个关心陕西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青年社团成长为一个有政治抱负和远大理想的政治团体——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团结在《共进》和共进社周围的陕籍学生形成了共进社群体，部分成员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们学成回陕后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传播，为陕西的文化、教育注入新的活力。在他们的影响下，陕西的一大批青年学子走上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在中国革命史上大放异彩。陕西早期共产党和国民党组织都是这批青年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
1923年7月，中共北方区委成立后，李大钊批准李子洲、王懋廷暂时以北京区委直属特别通讯党员在陕北发展组织。次年11月，绥德四师有了3名中共党员，便成立党小组，田伯荫任组长。该小组是陕北最早建立的党组织。1925年，绥德四师已经有20多名中共党员，包括谢子长、刘志丹、白明善、乔国桢、史唯然、马明方、霍维德、郭洪涛、阎红彦等。[注] 薛生德：《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领导陕北建党和革命运动》，《中共中央北方局·北方区委时期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605页。 截至1926年6月，陕北建立了中共党组织7个，其中绥德四师3个，有党员31人；宜川驻军中建立特别支部2个，党员21人；榆林中学特别支部1个，党员7人[注] 《耿炳光给宗礼、柏桂的信》，《中共陕西组织初建及早期活动》，1998年，第402—403页。 。1925年10月，安存真、魏野畴等建立中共西安特别支部，隶属中共豫陕区委领导，安存真任书记，关中开始有了党组织[注] 《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党务报告》，《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9年)》，1991年，第81页。 。11月，豫陕区委派黄万平到西安发展并建立党组织。次年1月，在中共西安特别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西安地方执行委员会，黄万平任书记，有党员20余人。[注] 杨范清主编：《中国共产党西安历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杜衡在其“自白书”中说：中共党组织在“西安主要的是经过北平共进社的关系，共进社多系共党分子，该社中间分子魏野畴亦加入共党。魏在陕西教育界很有声望，能得到一般青年的信仰，当时魏即抓取了西安各学校的优秀分子，成立SY的组织，以后渭南与西安关系发生，即成了统一的组织，最后即发展至渭北，以渭北中学校为活动中心。由此，西安、渭南、三原，即成了共党在关中地区活动的中心，而西安是策源地，魏野畴成了西安共党的有名首领”[注] 杜衡：《陕西共党的沿革》，《中共陕西组织初建及早期活动》，第569页。 。可见，魏野畴在中共陕西党组织建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26年12月15日，为推动陕西国民革命运动，中共北方区委向中央建议统一陕西党的组织，[注] 《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党务报告》，《中共陕西组织初建及早期活动》，第41页。 中共中央采纳了该建议。次年1月28日，陕甘区委成立，由耿炳光负责。3月中旬，中共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11人，代表9处党组织和388名党员(国民联军中的党员未计算在内)。会议成立了中共陕甘区委，耿炳光为书记，魏野畴负责宣传，李子洲负责组织，亢维恪任农委书记，陈家珍任军委书记。会后增补刘天章、杜衡为区委候补委员。[注]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组织史料(1925.10—1987.10)》，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3页。 不仅陕甘区委领导人大部分是原共进社成员，而且各支部领导人，如赤水支部王尚德、三原支部张仲实、绥德支部田伯荫、延安支部呼延震东、宜川第一支部李象九、宜川第二支部谢子长、乾县支部张含辉、礼泉支部秋步月等也是原共进社成员。
1924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届二次会议决定在全国各地建立团组织。5月30日，共进社成员武止戈到“赤职”找到王尚德，传达团中央指示。在武止戈的帮助下，成立了赤水团支部，王尚德任书记，不久扩大为特别支部，吸收渭南、华县、三原等地的青年师生加入团组织。6月，武止戈与陕西省立第三中学的魏野畴取得联系，举办暑期讲习班，召开青年座谈会，讲解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性质、任务等，鼓励青年学生参加到国内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去，并吸收一批进步青年加入青年团，建立了由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的青年团西安支部。[注] 《武止戈》，吴崇信、梁星亮主编：《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2—93页。 1925年2月1日，王尚德主持召开了赤水、西安团组织和华县、三原青年团体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各县团支部[注] 《渭华起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页。 。暑假期间，王尚德、魏野畴、耿炳光、李子健、关中哲、赵葆华等在三原县城举办了暑期讲学会，有西安、三原等地百余名青年学生参加，[注] 参见《王尚德》，吴崇信、梁星亮主编：《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第2卷，第176—178页。 对推动陕西青年学生运动和国民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1927年6月，共青团陕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辖有陕西省的西安、渭南、三原、泾阳、绥德、延安6个地委及37个特支、2个支部，团员2400人[注] 《陕西省志·中国共产党志》(上)，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1页。 。各县青年团的领导骨干大部分是原共进社成员。杨明轩回忆说：“共进社自国民党改组，一方面在党领导下通过国民党积极参加各项活动，一方面介绍社员入青年团，竭力扩大团的组织，所以说在干部上共进社给西北党作了准备工作”[注] 杨明轩：《共进社与西北革命》，《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77页。 。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一批共进社成员不但加入了共产党，也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建立做了许多工作。早在1924年孙中山宣布北上时，李子洲、王懋廷、杨明轩就在绥德筹设国民党陕北特别党部[注] 赵通儒著、魏建国整理：《陕北早期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44页。 。次年8月18日，共进社成员王授金、魏野畴、刘含初、杨明轩、李子洲等共同发起成立了陕西省国民党员俱乐部，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团结国民党左派，积极发展组织[注] 田克恭：《西安教育史的重要篇章——纪私立成德中学——中山中学——省立二中》(上)， 《西安文史资料》第4辑，1983年，第136页。 。同时，共进社成员焦易堂受于右任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派遣，到西安组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9月12日，焦易堂、魏野畴、刘含初、杨明轩等在西安召开全省国民党党员谈话会，通过了由焦易堂、杨明轩共同为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筹备委员的议案[注] 康民、秦生：《西北高原起春雷：西北五四运动与大革命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64页。 。9月26日，以国民党员俱乐部为基础，成立了国民党陕西临时党部，
选举魏野畴、刘含初、雷晋笙、王授金等为执行委员。临时党部还派出共青团员到三原、渭南、绥德、延安等地筹备成立国民党县党部。[注] 张守宪、董建中：《安体诚》，《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3卷，第190页。 经过筹备，1927年1月21日，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出席会议代表70余人，大部分代表为跨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于右任、史可轩、魏野畴、李子洲、刘含初、杨明轩、王授金和苏联顾问赛夫林、乌斯曼诺夫出席会议。会议选举刘含初、赵葆华、李子洲、魏野畴、张性初、张含辉、王授金等13人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注] 《陕西省志·中国共产党志》(上)，第287页。 由此可见，在国民党陕西省各县党部成立过程中，共进社成员发挥了重要作用。
Co -Advance ,the Co -Advance Community ,and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Shaanxi
Huang Zhenglin
Abstract : In the 1920s, while a group of students from Shaanxi province studied in Beijing and elsewhere, they were influenced by the Communists such as Li Dazhao and they established Co -Advance and the Co-Advance Community. Thereafter, Co -Advance changed from being a publication that originally spread the new culture and the new ideas to a publication that spread Marxism. The Co-Advance Community also grew from a youth organization focusing on Shaanxi society to a political organization with political aspirations and lofty ideals, which was a CPC peripheral organization. Co -Advance and the Co-Advance Community had increasingly more influence among the Shaanxi-born students, and in academia,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province, and a “Co-Advance Community group” was gradually formed. Some of the young intellectuals in this group chose to believe in Marxism, which not only contributed to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Shaanxi but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cialist Youth League, the CPC, and the Kuomintang organization in Shaanxi.
〔中图分类号 〕D231；A8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3815(2019)-02-0042-15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陕甘宁边区制度史研究”(15ZDB042)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西安 710062)
(责任编辑 朱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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