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于实，思于古，精于时——谈陈军先生的语文教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文教学论文,陈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文教学研究领域始终充满着尖锐犀利的辩驳与争论，这些论战激发了语文教学研究的活力，也为很多真诚思考的教师们提供了前行的动力。然而，真要建设好一门学科，仅有活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一种沉稳的姿态和朴素的思考。换句话说，除了竞技场上的斗士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些在田野上默默耕种的人。这些人，就是陈军先生在其著作《语文教学时习论》中多次提到的“农夫”，无疑，其中也包括了陈军自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尔兰诗人希尼曾写道：“在我手指和大拇指中间／那支粗壮的笔躺着／我要用它去挖掘。”将自己的写作和先人在沼泽、农田里的劳作对应起来，这或许可以解释他诗歌中那种朴素之力的由来。而当我读完陈军先生的著作，感到这支笔也同样躺在他的手中，那种朴素之力也同样蕴涵在他的思考中。
陈军先生已在中学语文教学这方园地耕耘了近30年，始终甘于教学的清贫，乐于研究的艰苦，挺立在语文教学研究的潮头；面对语文教学理论的急转流变，始终保持着谦虚、沉稳、不夸饰、不激进的治学态度；勤于思考、研究，著述数百万字，其思如江河之涌，其文如山林之秀，文质皆美，每读每新，而撮其要者为九字：立于实，思于古，精于时。
一、立于实——语文教学的实践性要求理论研究应注重实践，不可忽视对具体的教学技艺的思考，任何教学理论最终要在实践中体现作用
语文教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此，以合理解释、有效引导语文教学为任务的语文教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该是语文教学实践。陈军先生曾说过，“语文教学思想，不外乎‘学’的思想和‘教’的思想，说到底是‘教’学生‘学’的思想”。教和学都是具体的实践行为。
陈军先生承续了20世纪80年代“重实”的研究风格，关注教学实践，在他的文章中随处可见一些“古老”的词汇，如积累、重复、设计、训练、典范性、问题等等。这些词汇反映了陈军的思考重点，即语文教学研究应以“教学”为重，而非“语文”。“语文”应当研究，但它不是语文教学理论的本体、主干。他曾表示，任何语文教学研究成果都应该能运用于实践，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他自称是平凡的农夫，而非耀眼的明星或模特，在这种夫子自况中，多少也有对一些研究者过于注重理论的现代性却忽略了实践的不满。
在他的《语文教学时习论》中，没有哪一篇文章不涉及到具体的教学行为、教学方法，任何理论、观念他都会放在实际中加以考察、研究。在体现他教学思想主体的“语文教学思想的基础分析”这一部分中，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在《（论语）中的教学智慧》一文中，他将《论语》的相关文字归为“教”“学”两类；在《现代语文教学思想的确立》中，他提出“以训练为主线、以思维训练为核心、以典范课文为教学凭借及现代语文能力评估思想”是现代语文教学思考的结晶；而最容易写成纯理论文章的《语文教学本体论》，在他手里也成为可为一线教师提供具体指导的教学参考。
是的，今天我们再不能盲目尊崇“知识就是力量”，以人的个性和智慧为核心的创造力才是时代广场上的主角。但没有知识的奠基，创造将是苍白无力的。我们也可以学习哲学家，谈论语言是存在，语言是精神，但首先我们应该让学生能听会说，能写会看。我们不能忘记这样的现实：学生是尚未成人的孩子，不是什么专业人士，他们需要引导、提示，需要你放开手时还在旁边看着……陈军一直坚持这种理性认识，并将此作为自己教育研究的立足点。在面对一些对语文教学训练的责难时，他深知“这种批评的错误在于以个人成长后的语言驾驭、体验来否定成长中的语言教育能力训练，作家只想到自己当前具有的语言驾驭能力的现实，忘记了自己涂鸦期的语言驾驭的拙劣情景。”而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表示，“以‘返璞归真’为借口，以重视人文性来排斥教学的科学化，同样是‘违时之教’。”作为一个随笔、散文写作可达专业水准的人，他所说的这番话，他的这个立场应该是值得思考的。
二、思于古——语文教学理论要从自身的传统中演化，从经典教育理论中脱胎，或者可以说是“创造性转化”
古代教学思想，主要是《论语》中的教学思想，是陈军先生近年来的研究主轴。除了《语文教学时习论》外，他还写了《学而篇教育思想层次研究——〈论语〉夜读散记》《孔子思考论——兼谈中国语文教学立意命脉》等数篇万言长文。他对《论语》中语文教育思想的梳理、研究细致深入，令人称绝。他称自己是在“醉读”《论语》，在醉读中“眼前时时幻化出乡间秋天的月色，月色下时隐时现的萤火，耳畔有河水流动的声音，声音里又仿佛夹杂着先贤的呓语”。
阅读经典向来有两种方法：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前者重学术功底，后者重精神思想。陈军读《论语》却是二法兼备。陈军每以注经之法入手，罗列众家之说而详加辨析，可谓细致。但注经绝非意趣所在，在辨析中陈军就已暗暗渗透自己的观点，因此，其后的“六经注我”便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如《语文教学时习论》中先是展示皇侃、王肃、朱熹、刘宝楠、杨伯峻等人关于“时”“习”之义的观点，继而分析、比较，最终确定“时”的含义是“适当的时候”，“‘习’的本质是‘行’，而且是重复式的‘行”’。继而推演出“不违学时”“为时设境”“因时定教”的原则，并揭示“习”的教学论意义，将“习”分解为“知识教示”“分项练习”“疑难点拨”“实现目标”几个阶段。再如《〈论语〉中的教学智慧》，也以同样的方法归纳出学习心理状态的三境界“知、好、乐”，学习方式的三境界“自得、再得、共得”。
从以上的例子中可以看出，陈军的“我注六经”，其目的还是“六经注我”。陈军之所以在古典中寻章摘句，自讨苦吃，其实是在为语文教育找一个立身之地，寻一个坚实的基础。他最近撰写的《孔子思考论——兼谈中国语文教学立意命脉》，由孔子谈到中国语文教学的立意命脉，很明显就是在为语文教育“立心”，即文中所说的“把孔子之‘思’整理出来，用以指导我们当前的语文教学论确定科学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指导思想”。
为语文教学寻一安身之所，也是很多人的愿望。陈军的特别之处是，他没有急于建设一个贴上个人标签的理论系统。翻阅一下他20多年来的论文、著作，我们发现他似乎从来不曾有过那种类似理论“青春期”的阶段，他从未激烈地推翻过什么，也没有兴高采烈地宣布发现了什么。他始终如一地表达着对前辈的景仰，对传统的尊敬。
教育研究的首要思想资源应是以往的教育理论，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消化前辈的理论成果，挖掘经典的教育思想，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不应成为语文教学理论的主体。每门学科都是有自我主体的，这里引用一位诗歌理论家的话，以证此说不孤：“（现代诗学）必须是以科学的理论体系从诗歌本体出发……而不是以语言学、社会学等等来谈论诗歌的诗学……它不应也不可能替代现代诗学。”
三、精于时——“时”是“点拨法”的精髓，是艺术，是科学，更是实践
“精于时”，换个具有现代派风格的话来讲，就是“精通时间的艺术”。“时”在陈军那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自师从蔡澄清先生后，“点拨法”便成了陈军一贯的研究对象。在《语文教学时习论》中，有关“点拨法”的文章独占半壁江山，可见陈军于此用力之勤，自视之重。“点拨法”是蔡、陈等老师在教学实践中摸索出的“秘籍”，是实践经验，所以很有用，但同时也需要理论的梳理和建设。不过，遗憾的是，以往的研究范围虽广，却没有一个核心概念将点拨的精髓点出。而“时”就是这个呼之欲出的核心概念。
“时”就是“在一定的时候”“在适当的时候”。这个概念不仅贯穿陈军的点拨理论，甚至起到了基石的作用。“时”有科学的、规律的要求，根据学生的成长阶段将学习“划分成若干阶段，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学习内容和学习要求”，这就是“学时”。学生的语文学习任务应根据“学时”来确定，不能颠倒顺序，如陈军所言，小学重记忆，高中重思辨，不可互置，亦不能偏废。
“时”也含有时代要求。今日之语文大不同于百年前的语文：范围缩小了，学习时间减少了，学习和培养的任务、目的也有根本不同，所以，一些正确的方法，如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语文的深度来自阅读的广度，由于极为有限的教学时间，便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至于讨论语文教学仅执于人文一端，也是值得思考、商榷的。语文是人文的，人文的熏陶是语文的重要任务，但教学也应是一门科学。将课文进行僵化地条分缕析自然愚蠢，但在将人文的内容教给学生时，还是应该探寻、遵循一些规律。
“时”也有艺术的要求，这里的艺术指的是一种微妙的判断。“点拨法”所谈的点拨，究竟是何时、何处、何法，这是没有什么固定模式的。叶圣陶先生所言“相机”，蔡澄清先生所言“当点则点，当拨则拨”，也只能用一个“时”字来概括。
不过，虽然何时、何处、何法是不确定的，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只能坐等良机。艺术的创作虽没有固定的规律，但是我们可以为创作做些准备，寻找一些素材，提供一个好环境，还可以不断尝试。这就是“时”的实践内容。陈军提出，教学要为“时”设“境”，要因“时”定“教”，这些都是在为“时”的到来做准备，也可以说是“时”的规律，是“点拨”的规律。“时”于是从科学、从艺术又进入了实践范畴。教学是经验中的艺术，教学理论不能忘记对实践进行总结、提高。而且，也不能忘记它最终是要作用于实践的，因此它不能只是巍峨华丽，却凄神寒骨，住不得人的词语宫殿。这恐怕也是陈军先生的苦心所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此句若不拘于原意，而以比喻观之，或可为陈军先生的研究做一注脚。
陈军先生著述颇丰，要之为“立于实，思于古，精于时”九字，只是我的个人意见，怕是会得到“无知者无畏”的嘲笑了。然而，任何研究都要等学力足够的人来做的话，那天下的学问恐怕要减少十之八九。
行文至此，本应结束。但突又想起陈军先生的“模特”“农夫”之喻来。陈军于散文之道实有心得，论文亦多文章笔法，如叶丛春花，林间鸣鸟，自有一种清新的美感。这种笔法非仅为增加文章的韵味，更是要使读者于枯燥的理论外更多一份感性的认识和形象的感受。若说人文，这应该也是人文了。“模特”“农夫”喻指两种研究风格，无高下左右之分，一重理论之完整，一重实用之效果。谁更好一些，这个定论不必急着下。现在都要做“学者型”教师，看得上“农夫型”教师者可能不多。只不过，若是能多一些陈军先生这样的“农夫型”教师，中国的语文教育是不是就会少兜些圈子，多前进几步呢？这个问题再过些年头，答案应该会更明确。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文副标题为“谈陈军先生的语文教学思考”，而不是惯例的“思想”，在我看来原因是思想和思考是不同的。思考是行动，思想是结果，思考是进行时，思想是完成时。我相信陈军先生的思考会永远前进，永远是进行时。这也是我由衷的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