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发展的自我反思与中国政治学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中国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政治学会主办的《政治科学与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注： 相比于美国政治学会主办的另一种期刊《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主要发表研究报告和论文 ，1968年创刊的《政治科学与政治学》较为侧重发表有关专业、学科方面的研究成果。 )季刊2004年第4期上，刊登了一组讨论政治科学的起源、现状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文章 ，可看作为政治学发展的自我反思。本文在比较详细地报道这组文章的基础上，试图对 中国政治学建构的目标、方法和途径作出一些思考。
一、政治科学何去何从
这组文章中的第一篇由著名政治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佐梵尼·沙特律(Giovanni
Sartori)教授撰写，题目是《政治科学将往何处去》。沙特律说，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 政治科学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西欧，他自己也是创始人之一。但现在的政治科学 实际上已非常美国化，失去了当初构建它的初衷。
在20世纪50年代，甚至在今天，英国人普遍地拒绝使用“政治科学”这个术语，而更 愿意使用“政治研究”和(或)“政府研究”的提法。在这里，“政治科学”术语究竟具 有怎样的内在含义呢?沙特律认为，传统的政治研究缺少一种专属于本学科、区别于其 他学科的语言。首先，传统的政治研究不能将叙述与认知分开；其次，传统政治研究没 有一种专属的语言，而对任何一种科学研究来说这是必须的；再次，传统政治研究没有 专门的方法论基础，即使从19世纪至二战前的政治学也主要由法学、历史学方法占据统 治地位。有鉴于此，他们竖起了“政治科学”的旗帜，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良好愿望 却在美国的土地上长出了坏果子。
那么，政治科学应该成为怎样的科学呢?沙特律说他一直以经济学为范本。但是政治学 与经济学之间有着太大的差别。第一，经济行为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个规则就是“利益 最大化”，而政治行为却是由一系列不同的动机引导的。第二，经济学家们与真实的数 字(货币数量)打交道，政治学家面对的则是被给定的、常常是专断的价值观念。第三， 经济科学在它对一些基本术语作出精确和严格的定义，并以相同的方式建立起一个累积 增长的信息“数据库”后得到了发展，而晚出了约150年的美国政治科学却很快在库恩 所说的“范式”和科学革命中蹒跚不前，每15年它都要进行一场令人兴奋但没有实质内 容的自我革命，寻找新的范式、模式和方法。
由此，沙特律质疑主流政治科学走错了科学的方向，它选定了一个不适当的科学模式 ，即硬科学、精确科学模式，而没有建立起作为软科学的自身特质，没有建立起自己独 特的方法论。尽管存在着汗牛充栋的关于“政治科学的方法论”的著作，但它们都只不 过致力于研究技术和统计过程而已，几乎不涉及“逻辑方法”和思维方法。所以现在的 政治科学成了一门乏味的科学，它缺少逻辑方法，无视纯粹逻辑和简单逻辑。概括而言 ，沙特律认为现代政治科学存在三大弊端：抛弃制度研究，转向行为研究，行为主义在 批判传统政治研究时，把孩子连同脏水一起倒掉了；变得越来越数字化和统计学化，数 量主义使我们陷入了要么得到错误的精确、要么得到精确的不相干资料的泥潭之中；注 重理论研究，忽视理论与实践的联结，而这类研究只能产生一种无用的科学。
沙特律认为，对于政治科学来说，基本术语的准确定义是十分重要的。他以民主为例 ：如果民主被定义为领导者可以通过选举产生的系统，则大部分现代国家都可以说是民 主国家。但是如果把民主定义为可以“自由选举”的系统，以上民主国家的数量则可能 减半。一个政体或国家究竟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民主的?这就涉及到民主与非民主之间的 界限问题。有两种做法，一种把民主与非民主看成是两极化的，只存在民主或非民主。 另外一种做法把民主与非民主之间看成一个连续谱，它们有程度上的差异，那么该如何 定义这个差异的程度呢?这里的前者致力于找出民主与非民主的分离点，后者致力于民 主内部的变化范围或程度，但这些问题在美国的政治科学教科书中几乎都不会涉及。
沙特律在文章的最后得出结论道：美国式的政治科学没有出路，就像一个泥脚的巨人 一样走不远。那些不厌其烦地参加美国政治学会的年会，并阅读那些难读的、大量与论 题不相干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论文的学者们，是无药可救的呆子。要拯救政治科学 ，必须抵抗学科的数量化，并在思考时多一点逻辑。[1]
对沙特律的结论，斯坦福大学的戴维·拉丁(David D.Latin)在《政治科学何去何从》 一文中提出了批评。他说，政治科学虽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但是它已经形成了一系列 定义明确的研究计划，在这些研究计划中，吸引并形成了一个国际的学者共同体。拉丁 选取讨论当今政治科学最核心的三个研究计划的新发展来证明政治科学的巨大发展潜力 。这三个研究计划分别是：规范理论，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为代表；“美国政治学”模式 ，以邓肯·布莱克的中间投票人定理为代表；民主的源泉与政治秩序的比较研究，这是 行为主义革命的奠基者如斯特恩·劳肯、李普赛特、卡尔·多伊奇等人的未竟事业，借 助于广泛的、有代表性的、连续的数据(这在以前是无法获得的)，借助于上一代人无法 想像的计算机程序，借助于计量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这一未竟事业正在得到实现。
拉丁指出，罗尔斯的正义论为自由政体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基础，也为一代政治科学 家提供了研究主题：无论是挑战他的核心论述，还是展开正义论对于当前政策的建议。 当前这种研究计划的最为明显的表现方面是关于文化多元主义的讨论。罗尔斯的正义论 从质疑被看作帕累托改进的福利政策开始，他坚持认为这样的福利原则不能构成一个正 义概念，它忽略了“原初状态”，在其中理性个人在“无知之幕”背后选择正义原则。 但是，罗尔斯的“原初状态”中只有个人，没有历史与文化。当前的许多规范理论家如 维尔·卡姆里克(Will Kymlicka)，正致力于把文化纳入正义理论传统之中。
邓恩·布莱克提出的中间投票人定理反映了竞选政党竞相争取中间投票人好感的社会 现实。最近一些研究表明，中间投票人的声音在由选举转向立法辩论时会发生变化，在 现实的立法机关中，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方式会屈从于符合中间投票人意愿的政策，至少 要比采用多元主义方式严重一些。因而不同选举方式之于以民主手段进行立法的能力的 影响是当代政治科学研究的核心课题。而且，政党们在取得立法机构中的多数地位后， 往往制定出体现政党中间群体而不是立法机构中间群体利益的公共政策。国会的各个委 员会，在它们所能影响的机构、部门中，也倾向于为该委员会的中间群体利益服务，而 不是为立法机构中间群体利益服务。选举机构中的内部选择过程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中 间投票人的利益?经济发展是否能够被接近中间投票人愿望的公共政策所加快?在复杂的 联合政府中，多党议会制度下的少数派政府如何代表中间投票人?等等。对这些问题的 研究，构成了中间投票人理论的新发展。
当前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也增添了很多新问题和新方法。亚当·普列泽沃思克(Adam
Przeworski)对由非民主向民主转变的国家所作的区分，实质上修改了李普赛特在《政 治人》中关于现代化与民主关系的经典论述。普列泽沃思克依靠长达半个世纪的大量数 据，揭示了民主政体在一些代表性国家几乎随机性地出现，它们在达到了人均GDP的下 限后得以存活。而卡罗斯·考克斯(Carles Coix)又推进了这一研究，他提供了新的证 据证明，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中，民主政体并不是随机出现的，它们出现于相对的经济 平等条件下，在这种条件下资产变得可以流动。此外，一些政治科学家致力于政治秩序 的建立基础研究。所有这些研究中，数字化、计算机发挥了巨大作用。
通过对政治科学中规范的、分析的和经验的研究计划的介绍，并且通过列举这三个最 核心、最有生命力的研究模式在当前出现的新动向、新情况，拉丁批驳了沙特律关于政 治科学没有出路的悲观论调。拉丁还指出，沙特律关于政治科学“美国化”的说法也是 不能成立的，因为即使是上述三个研究模式中最接近美国现实的中间投票人定理，也显 示不出美国在政治学科的垄断性。[2]
对沙特律更激烈的批评是(墨西哥)经济研究与教学中心的约瑟夫·科尔曼(Josep
M.Colomer)在《政治科学大步向前》一文中作出的。科尔曼赞同沙特律以经济学为政治 学发展范本的立场，但是他认为经济学不是“软科学”而是“硬科学”。科尔曼也认为 ，比起经济学的研究计划在商学院的大量应用来，政治科学在公共政策与行政中的应用 研究显得过于稀少。但他紧接着指出，任何一种社会科学，其理论的积累和建设都是应 用研究的必要前提条件。最近二三十年，应用经济学和商业研究的巨大成功，正得益于 经济学理论的长期积累。科尔曼说，每一门学科的发展都要经过四个阶段：定义和分类 ；数量化测定；原因假设；解释理论。包括沙特律在内的政治科学奠基人们实际上只停 留在第一阶段。沙特律对数量的控诉和厌恶表明“元老”们拒绝进入第二阶段，并且“ 元老”们将所有的进步视作对自己权威地位的挑战而加以拒斥。在今天，尽管许多研究 生和助理教授已成了那些没有导向的统计训练式研究计划的牺牲品，但这也许是可用数 据不断扩展的必然代价，如同我们在计量经济学领域中所感受到的那样。这种情形在其 他研究领域如物理学、实验生物学等“范本”科学那里，虽然没有那么严重，但也是存 在的。
科尔曼指出，现存的政治科学，其实还远远没有达到“科学”这个词的含义，还没有 具备上面所说的四个结构性要素。要达到这四个阶段中的最高阶段，即成为一种解释理 论，我们必须首先对研究对象进行精确划界，政治不能被仅仅看作为经济、社会结构或 文化的派生物，而应当被看作是一种能够从自身得到解释的理性活动。其次，我们需要 一个建立在经验解释模型之上的关于政治活动中人的动机的清晰定义。最后，我们需要 制定出一个连贯一致的判断标准来评价政治活动的后果。
在科尔曼看来，与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政治学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个理论上的 明显弱点，那就是经典作家占据着与新近学者相同甚至更高的地位。事实上，像马基雅 维里、孟德斯鸠和其他经典政治理论家的论文，如果没有署上他们名字的话，根本无法 在当今任何一本政治学期刊上发表。习惯于阅读当代学术文献的人查阅这些经典著作， 通常会觉得不知所云。尽管我们不能否定一些经典著作的基础性作用，也不能否定在今 天阅读它们对于验证一些基本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一些经典作家的意见在采用当代方 法后甚至能够推动政治学研究，我们今天的概念、定义、假设都是经过几个世纪才得以 形成的，但是经典著作所熔铸的一些概念是不精确的、同义反复的、几乎没有成效的， 许多假设的结果是错误的，已经被经验和后来的学术研究所驳倒。事实上，正是被那种 与思想史关系密切的“政治理论”所攻击的当前政治科学，已经熔铸了一些超越前人论 述的可靠理论基础，它们包括：集团行动、政党、选举系统、选举策略、政策议题的议 程构成、制度选择和民主的意义。因而，比起讨论柏拉图著作中的某个脚注来，达尔、 唐斯(Anthony Downs)、迪韦尔热、奥尔森和赖克(William H.Riker)更应该被列入经典 作家的名单。[3]
二、政治科学作为科学如何可能?
政治学作为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学科是不断地被界定和再界定的。我们之所以不惜较 大篇幅报道沙特律、拉丁和科尔曼之间的争论，是因为这场争论涉及到政治科学的目标 、方法，以及政治科学的美国类型等问题，正是我们今天界定或再界定政治学所面临的 核心问题。
无论从1880年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政治学院算起，还是如沙特律那样从20世纪50年代早 期算起，政治科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基本门类之一，除了学科的制度化，方法论的转 变是它区别于传统政治研究的最重要特征。传统的政治研究，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 马克思，基本上终结于哲学方法，尽管在马基雅维里那里就已经具有经验研究的某些特 征，19世纪英国的政治研究更具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倾向。在政治科学中，经验的、 实证的方法取代思辨的、演绎的方法而成为主要研究方法。甚至“政治科学”一词的使 用，既显示了赞成对科学方法要求的深入理解，又显示了政治研究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 国以后，美国政治科学与欧洲的、特别是欧洲大陆的政治研究传统的某些背离。这种新 的理解在政治科学产生后、特别在行为主义革命时代，确立了明显的统治地位。
科学自16世纪趋于成熟以来，在相当长时期内都被界定为对于超越时空、永远正确的 普遍自然法则的追寻。托马斯·胡克(Thomas Hooke)曾于1663年为英国皇家学会草拟了 一份章程，除了强调学会宗旨是“通过实验手段增益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完善一切手 工艺、制造方法和机械技术，改进各种机器和发明”外，他还指出，皇家学会“无涉于 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学、修辞学或逻辑学”。[4](P4)这里体现的 认识方式分化导致了斯诺(C.P.Snow)后来所说的“两种文化”。这两种知识领域或“两 种文化”的分化逐渐地失去了原先作为两个独立而平等领域的意义，到19世纪初，自然 科学完全占了上风：人们常常把科学与自然科学等同起来。所以，社会科学的形成本身 就是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示范下的产物。我们知道，战后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某 些学科如经济学在建立可检验的经验理论方面取得的成就，是行为主义政治学革命产生 的重要知识背景。行为主义革命是政治学史上追求“科学性”的高峰。通过行为主义革 命，政治学对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的探索更加成为自觉。
可以认为，对“科学性”的追求贯穿了政治科学的全部发展史。但问题在于，政治学 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不同，它涉及人类行为，人类行为十分复杂，缺乏稳定性，存在 太多的偶然性和变量；它独一无二且不能重复，不能做实验。而且，政治学和其他社会 科学一样，不能把价值、情感和意识形态一类东西与经验事实分开。所有政治实践的开 始，是一种把事物看作是它们应该如何的观念。从行为主义的诸多批评者到后行为主义 对行为主义实行的“革命”，再到沙特律在今天质疑政治科学走错了科学的方向，我们 同样可以看到政治科学史中的另外一条线索：政治学是科学吗?它作为“科学”，能否 成为物理学或者生物学一样的科学?
在行为主义革命之后，政治学家们从两种不同方向上求解着上述问题。在追求政治学 更加科学化的学者看来，政治科学作为一门科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他们把政治研究 史上丰富的历史文献看作是一个包袱，并倾向于引证怀特海的名言：迟迟不肯忘记开创 者的科学可能也是没有希望的。而强调政治学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的学者则强调政治理 论主要是对政治理论史的研究，强调政治学之为规范理论的意义。政治科学与政治理论 或政治哲学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推动了政治学的发展。从沙特律、拉丁和科尔曼之间 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解决方案的新进展。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在作为解释理论与作为规范理论的政治学之间仍然存在着 强大的分离力量，它们之间仍然可能不断重新开战，但是战后“追求科学主义的狂热” 时期对政治科学领域中严格分类现象抱有的神经质状况已经消除。取而代之的是它们之 间实际关联的一些新观念。拉丁通过列举规范的、分析的和经验的研究计划的新进展来 证明政治科学所具有的生命力，这同样证明了在政治科学的家族谱系中，规范理论的牢 固地位已然确立。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对政治科学的“科学性”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沙特律认为，政 治学不应被看作“硬科学”，它作为科学的基本特征是基本术语的精确、严格定义，知 识的积累等。政治学研究的数量化是走错了方向，把政治学看作“硬科学”的结果，应 予拒斥，而代之于更多的应用研究。科尔曼认为，基本术语的精确、严格定义只是政治 科学发展第一阶段的要求，数量化是必经之路，即使它造成了很多的牺牲品，那也是科 学化进程中的必须代价。建立起一种解释理论，才是政治科学发展的目标，由它作支撑 的应用研究才是可靠的。
从历史上看，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在实证主义方法与价值中立性的基础上理解科学概念 。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一科学概念正经受着严厉的批判。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库恩在 1962年发表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指出，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过程， 科学发展也不是一种渐进的、量的积累过程，而是一种渐进的中断或科学革命的过程， 科学革命则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代替旧的研究范式的过程，而范式是科学研究共同体所 共有的全部成规，包括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库恩看来，影响科学 家进行理论选择的因素很多，有客观方面的，也有主观方面的，但主观因素才是主要的 、根本性的、决定性的，科学理论或范式的本质是科学家们的主观的或心理上的信念。 新范式战胜旧范式靠的并不是逻辑的力量、理性的力量，而是心理上的宣传、共同体的 “说服技巧”。在库恩之后，费耶阿本德发展了他的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在费耶阿 本德看来，科学研究可以采取多种规则、多种方法。没有如何一种方法、规则能够成为 一切研究的基础，并保证它是“科学的”、可靠的。由此，他提出的口号是：“怎么都 行!”不仅如此，费耶阿本德还提出“科学沙文主义”、“科学专制主义”概念，指出 科学沙文主义已经成为自由社会的大敌。虽然我们不必同意库恩和费耶阿本德非理性主 义、相对主义的科学观，但他们给科学与非科学消除界线，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 启示：科学研究中事实与价值并不能截然分开，科学方法并不只是实证主义方法，实证 主义方法也并不绝对正确、有效。由此，在政治学研究中，历史、比较的方法与经验、 实证的方法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沙特律——在某种程度上包括科尔曼——则告诉我们，经验的、实证的政治科学研究 越来越数量化和统计学化，这不仅失去了传统政治研究严谨的逻辑性，也割裂了理论与 实践的联结，这类研究只能产生一种缺乏逻辑而且是无用的科学。拉丁关于比较政治学 研究的介绍可以佐证这一点。在比较研究中，从数量模型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文化和风俗习惯对一个国家维持政治秩序的影响是不明显的。但事实证明这一结论是 不正确的。我们虽然不必完全接受沙特律拒斥数量化的结论，但它至少提醒我们注意数 量化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政治科学的发展产生巨大作用，也存在着自身固有缺陷，数据 的准确性从横向看会受到不同地区纷繁芜杂的各种因素的影响，从纵向看则受到所选取 的时间跨度的影响。
由此，第三，科尔曼把建立一种解释理论看作是政治科学的目标，从他对科学发展四 阶段的描述、特别从对经济学的推崇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其基本内容：经过精确划界 的研究对象，经验的解释模型，连贯一致的评价标准等。他也同意沙特律增强应用研究 的主张，只是强调应用研究必须在理论研究的丰富积累基础上进行。一般而言，这一目 标是清晰的，也是恰当的。
值得指出的是，考虑到上述修改了的科学概念，尽管科尔曼主张的解释理论也许只涉 及定律与概括，以及理论的可检验性，但我们仍然需要强调作为政治科学解释理论的独 特性，这两者之间是一种互补性关系，而不是替代性关系。唐纳德·穆恩曾把政治研究 的模式分成两大类：自然主义模式或科学模式、释义模式或人文科学模式。前者强调根 据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原则来构筑政治学。后者则坚持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的独特性，因 为社会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它们部分是观念的和语言的。研究者必须理解他正在研究 的行动和社会形式的意义，而不能只用概括来加以解释。穆恩说，这两种方法论模式都 存在着缺陷，对于政治研究来说都是不充分的，“所需要的是一种真正综合这两种模式 的方法论观点”(注：J·唐纳德·穆恩：《政治研究的逻辑：对立观点的综合观》，载 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2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 996.米诺格也说，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是20世纪一项伟大然而又有局限性的成就，政治 科学经常以忽略纯科学的严格规限的方式摆脱其局限性(米诺格：《当代学术入门：政 治学》，第94—95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政治研究中的这两种模式在 得到适当理解和补充时，是互为条件的。只有认识它们之间的根本联系，我们才能正确 评价作为政治科学解释理论的基本连贯性。
三、中国政治学建构：目标与途径
当我们提出建构中国政治学的目标时，首先必须指出，这里的“中国政治学”指的是 政治学的中国类型，而不是说在不同国家或地域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 政治学是惟一的。在类型、流派或体系的意义上，政治学才可能有它的复数形式，像“ 一切政治学类型”、“全部政治学体系”或“所有的政治学流派”等等表述。作为一门 学科的政治学永远只有单数形式。英文“政治科学”的复数形式(political sciences) 指的是政治学的各分支学科(注：德怀特·沃尔多认为“政治学”的复数形式是一种较 不严谨的用法(参见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2页，北 京，商务印书馆，1996)。)。当然，我们仍不妨沿用中国政治学、美国政治学这种习惯 提法，但是切不可把它们理解为各种政治学，而应该理解为政治学的各种类型。
如前所述，现代政治研究中心已经从欧洲转移到美国，20世纪的政治学几乎是美国政 治学的别名。那么，提出建构中国政治学的任务，是否意味着与美国争夺政治学话语的 中心地位?答案是否定的。如科尔曼所说，全世界约80%的政治科学研究人员都集中在美 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意图脱离他们就是脱离整个政治科学。
“建构中国政治学”的命题，首先必须读作建构政治学的中国“类型”。这意味着， 政治学在中国有着一个科学化的任务。在全球化时代，政治生活、政治现象的共同性、 规律性日益显现。对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认同，是承担这一艰巨任务的前提和基 础，而深入研究这些具有共同性、规律性的政治生活、政治现象，就是这一任务的主要 内容。同时，“建构中国政治学”命题也必须读作建构政治学的“中国”类型。在这里 ，我们必须正视我国政治学发展仍然处于一种起步阶段的现状。马克思当年曾经指出德 国与英、法等国发展存在着时代落差：“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现在才 刚刚开始”。[5](P6)这种评论也部分适用中国政治学与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学之间的关 系。马克思把落后的德国的发展目标设定为：既达到英法等国的历史水平，又超越它们 。同样地，中国政治学的建构工作，也应该实现双重目标：既完成“补课”任务，与国 际的政治学发展接轨；又实现政治学的本土化、中国化。即一方面以中国政治建设与政 治发展为中心论题。在西方国家，由于政治制度已经步入稳定的发展时期，政治学关注 的中心也就相应地从制度转移到公共政策上来，而中国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要求我们仍 然需要把政治制度建设当作政治学研究的主题。另一方面，由于现有的政治学范畴、方 法、分析框架等等都是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运用这些范畴、方法、分析框架 来研究中国问题，必然会遇到它的解释力与其存在的困难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结合 中国本土经验，界定一系列清晰的政治学范畴、方法、分析框架，使之成为经验观察中 有用的工具，并指出使用这些概念工具的限度，当是建构中国政治学的重要内容。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社会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政治学遗产。但是，古代中国并没有创立古 希腊式的政治事物。与西欧社会的封建制不同，古代中国长期处于“家产制”即政治权 力不受制约和社会结构一元化(政教合一)的政治统治形式之下(注：本文采用韦伯的“ 封建制”概念。它仅仅指欧洲中世纪的那种社会政治结构，而不是泛指所有前资本主义 的社会形态。这种结构在中国存在于先秦的历史之中。秦以后尤其是“汉承秦制”进一 步完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后就意味着封建主义的全面废除。韦伯把这种政治权力不受 制约和社会结构一元化(政教合一)的政治统治形式称之为“家产制”，以区别于“封建 制”。)，从而未能发育出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制度。与此相应，古代中国也没有能 够发育出近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政治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新 中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高校中的政治学科于1952年被取消。改革开放 后，政治学得到重建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毋庸讳言，“20年来政治学的发展，与其他 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相比，显然进步很慢，与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对 政治学所要求的程度相比，存在差距更大”。[6]
认识到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现状，就要充分认识实现中国政治学科学化与中国化建构目 标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从根本上说，一条“终极解决”的途径是不存在的。我 们这里仅仅试着提出达致目标的可能性思路。
第一，建构中国政治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为指导。
直至马克思逝世的1883年，现代政治学还处于形成时期。按照丹尼尔·贝尔的看法， 马克思是现代社会科学的祖父辈人物。[7](P14)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为指导，首先， 这里的“马克思主义”是被大大扩展了的，我们必须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 、邓小平，以及在不同程度上，还有卢森堡、葛兰西、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人的著作都 给予充分的重视。其次，它要求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 治理论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
值得指出的是，从马克思本人起到所有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撰写的政治著作，大多 是特定历史事件和特定环境的产物。即使在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对政治 理论的探讨也多半不是系统的和片断的，而且往往是其他著作的一部分。[8](P1)马克 思主义政治著作的这一特点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不是现成的，而是解释学的 。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是机体的认识，“经济学”不能完全独立于“政治学”，没有“ 经济学”，只有“政治经济学”。同样地，马克思的大量政治见解总是结合经济分析和 其他分析作出的。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时，既要与经济学研究和其 他研究结合进行，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不可能懂得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又要把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见解系统化、理论化，建构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体系。
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也包含着许多矛盾、紧张点、尚未解决的问题以及由于 时代变迁需要补充发展的诸多空白。这意味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为指导，并不只是 一味地从原著中辨认与寻找，而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基础上，结合时代最重要 的经验“发现”和“创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可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为指导 建构中国政治学的过程，也将带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建构与重建。
第二，建构中国政治学，必须面向世界，学习、借鉴、吸纳国外政治学的新理论、新 方法。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治学的恢复与重建，一个重要方面是“补课”，即对西方政 治学的引进。随着我国社会政治实践的发展，一些引进的政治学理论和观点日益暴露出 自身的不足及其对我国政治学进一步发展的制约等弊端。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 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或美国中心主义必须予以揭露和批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政 治学的“中国化”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但是，作为一门科学，政治学有其特定的研 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需要 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展开。
遵循政治学发展的自身规律，我们看到，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 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引进西方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已经为中 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营养和推动力量，也为其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必 要基础。但是，从中国政治学取得更大发展的要求来看，特别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建设的客观要求来看，这种学习、借鉴、吸纳工作仍然是非常初步的。
以西方政治学为建构中国政治学的重要理论资源，我们必须大量译介西方政治学名著 名篇。在这方面我们已经作出了很大努力，但是，鉴于我们取消政治学科、脱离政治学 研究达30年之久，而这30年正是西方政治学大发展的时期；也鉴于在最近20多年来，伴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推进，西方政治学无论在研究视野、研究方法还是在研究成果上都取 得了长足进展，我们必须继续并加大这样的努力。在选题上，要特别关注一些优秀教材 、工具书和学术前沿著作。
以西方政治学为建构中国政治学的重要理论资源，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借鉴西方政治 学的理论与方法。前引科尔曼文章中说，政治科学发展必须经过四个阶段：定义和分类 ；数量化测定；原因假设；解释理论。相比之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还 基本停留在类似于政治哲学的思辨水平，基本遵循着经典解释、规范性和定性研究、制 度和机构描述以及历史探讨的方法。可见，我国政治学的科学化道路还很长。在当前， 我们必须以确立一种解释理论为目标，加强经验研究或实证分析方法及技术的研究与引 进，把定量分析方法及技术放在突出的位置，同时保持在规范政治理论研究方面业已取 得的优势，实现经验、实证方法与规范、历史方法的相补充、相结合、相统一。
以西方政治学为建构中国政治学的重要理论资源，我们还必须致力于政治学的国际化 。有的论者把政治学的国际化命题概括为三重含义：一是我国政治学成为世界政治学不 可或缺的一支，具有与国际政治学界对话的地位和能力；二是我国政治学者能从全球的 高度，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来解释我国社会的政治实践和建构我国的政治学理论 ；三是从全球的战略高度，扩大视野，积极研究全球性的政治现象。[9]这三重含义所 表达的是一个意思：政治学是“一门”科学。政治学的国际化就是政治学的科学化、客 观化。因而，以西方政治学为理论资源，落脚点不在于“西方”，而在于“政治学”。 华勒斯坦指出，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并不仅仅指尽量扩张数据的“硬性”方面，使之具备 最大限度的可测量性和可比较性，而更是指社会科学知识的可理解性、可交流性。[4]( P98-99)确立客观性，可以看作是中国政治学所要达致的“科学性”的具体内容，而这 种理解、交流的对象，首先和主要的当推西方政治学。
第三，建构中国政治学，必须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实践。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西方政治学和古代中国的政治学遗产为建构中国政治学 提供了主要理论资源，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则为它提供了主要实践 动力。同样地，解释、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是建构中 国政治学的关怀点和归宿点。如前所引，数量化是政治科学的必经之路，但是数量化必 须以精确、严格的定义为基础，而且政治科学的发展不能停留于数量主义，它必须建立 起解释理论，并以此支撑应用研究。
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实践已经表明，中国政治学业已作出的重要贡 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政治发展本身的要求。也就是说，中国政治学发展所贡献给 中国政治发展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正来自于中国政治发展本身的客观要求，而且这些 贡献是在政治发展与政治学发展的相互推动中实现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机遇与挑战 并存的国内外条件，既为中国政治学的建构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向中国政治学 的建构和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政治学必须能够正确描述并科学解释中国社会现实 政治生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规律，预测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前景，从 而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