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下抗日斗争述论（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六十年前，中国人民迎来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英雄的热血染红了中国大地，照亮了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和振兴之路。六十年后的今天，生活在幸福中的我们，纪念这个历史性的胜利，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今天美好日子的人们，牢记他们的追求和呼唤。
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期间，中华好儿女为捍卫祖国的领土主权和尊严，在东北大地上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武装斗争。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下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诗篇。与此同时，还有一群中华好儿女，在另一个战场上——包括日伪“首都”在内的东北各大中小城市的秘密战线，进行地下抗日斗争。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青年爱国者是这个特殊战场上的特别战士。他们面对的敌人同样是百万日本关东军和日伪的统治机器，他们同样是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祖国的领土主权和尊严。东北地下抗日组织在东北抗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评价东北武装抗日斗争的论著颇多。相比之下，对地下抗日斗争的研究和展示显得冷清。可喜的是，近十年来读到若干关于东北地下抗日斗争的好书和相当丰富的珍贵资料。特别是档案资料和回忆录的出版，为这一薄弱领域的研究创造了优越的条件。读后很受教育，深深被战斗在日伪严酷统治下的地工人员的英雄事迹和崇高境界所感动。梳理读书心得和个人浅见，迎接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一、四种地下抗日组织战斗在日伪统治的东北
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期间，大小不等的地下抗日组织很多。大体可分为四个系统：共产党地下抗日组织、国民党地下抗日组织、无党派地下抗日组织、以无党派人士为主而各党派人士参加其中的地下抗日组织。
共产党最先从事东北地下抗日工作的，是原东北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反日会（救国会）等群众抗日团体。“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地区就已建立了中共满洲省委及其下属各级组织。1936年6月以后，中共满洲省委撤销，分别组建南满、吉东、北满三个省委。1942年三个省委合并为东北党委员会。“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立即肩负起抗日救亡、收复国土的重任。满洲省委号召东北全体党员：“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争取东北人民的解放。”“敌人在哪儿蹂躏我们同胞，我们共产党人就在哪儿和人民一起与敌人抗争。”“党内不许有任何人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恐惧动摇分子，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1]于是，各级党组织立即从两条战线进行抗日斗争。一方面，发动人民组建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联合各种抗日武装，共同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另一方面，在城乡的党组织及外围群众抗日团体，以罢工、游行、宣传等活动形式进行抗日斗争，并送情报，供给养，组织青年参军，支援抗日武装斗争。除抗日根据地外，城乡党组织都是秘密地进行地下抗日斗争。
后来，形势更加严峻，党在城市尤其难以立足，地方党组织屡遭破坏，东北党的领导机关随部队活动，留在地方的党员继续坚持地下抗日斗争。例如：1937年4月15日，中共哈尔滨特委被破坏，脱险的哈尔滨市委书记张志恒以做勤杂工为掩护，发展党员，1938年重建三棵树机车厂党支部，次年建立道外荣记铁工厂党支部，坚持地下抗日斗争。1940年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委员于晓天的述职报告中，认为哈尔滨市共产党的“潜伏势力仍大”，青年接近左倾思想。[2]又如：抗联三路军三支队军医兼秘书、中共候补党员王耀钧在齐齐哈尔亲戚家养伤期间，于1941年7月25日，在铁路员工中建立抗联地下组织中共北满省委第一执行部，组织发展到哈尔滨、长春等地。但总体来说，此时地下抗日组织力量很微弱，处于分散、不稳定的状态，且与中共中央中断联系。
为加强对东北抗日斗争的领导，中共中央又通过几条渠道，派人到东北重建党的地下组织。现已知者如：
中共中央情报部门派人到东北做情报工作，1942年1月，在吉林发展5名情报人员。
1936年5月，中共北平市委派人到锦州，成立锦州敌区工作委员会，团结一批爱国人士，并从中发展党员，在锦州、北镇、黑山、鞍山等地建立了四个工作小组。
中共山东分局系统党组织派党员到东北从事地下抗日工作。1943年12月，山东分局派人到吉林柳河从事地下工作。1940年春胶东区党委派人到大连，建立党支部；到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时，在旅大地区共建立了五个工作点，党员60余人。1943年9月，中共胶东区委社会部派人到吉林潜伏，后转舒兰二道河子煤矿；1944年八九月间，派党员到通化做地下工作，建立辽东各界抗日同盟总会，下设通化、辑安（今集安）、大连三个分会；1945年2月，再派人前来接上关系，成立辽东支部，并成立通化分支部。1943年1月，胶东区党委北海地委派人到哈尔滨，在工厂发展党员，组建党组织：江北满铁造船所党支部、鸡鸭公司党支部、三棵树矿机厂党支部等；同年9月，成立中共哈尔滨工作委员会；同年春，还派人到哈尔滨市建立党支部，发展党员10余名。1944年3月，中共胶东区东海地委统战部派党员到吉林、长春做地下工作，发展党员。
中共晋察冀分局系统派人到东北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1942年在中共晋察冀分局领导下，设立东北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有程子华及韩光、刘仁等。到1945年8月，先后派数十名党员到哈尔滨、长春、吉林、沈阳、鞍山、营口、阜新、抚顺、本溪、盘山、承德等地工作，发展党员。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于1943年9月，派共产党员到长春，以益发银行庶务员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1944年1月，先后派人到长春、农安从事地下工作。[3]
中共晋察冀分局系统还派到东北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地下抗日组织——晋察冀东北青年救亡会。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是东北留日的爱国青年学生，大都出身于地主、资本家、伪官僚家庭。他们以抗日救国为目标，在日本东京有组织地阅读马列主义及其它进步书刊，为回东北抗日做准备。1938年春，成立秘密抗日救亡组织“东京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成员中还增加了一批伪满军事部送到东京日本军校深造的青年军官。1939年冬成员发展到60人。
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共产党员张为先，先期回国与中国共产党接上关系。随后在东京的骨干陆续毕业回国，云集长春。1940年2月，将组织改名为“东北青年救亡会”，中心设在沈阳（其仍在东京的组织更名为“新知识研究会”）。沈阳、长春、哈尔滨分别设站，并设天津交通站和山海关交通站，以便与上级机关联系。1942年11月，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派人到沈阳，加强对“东北青年救亡会”的领导。该会更名为“晋察冀东北青年救亡会”，在哈尔滨、牡丹江、长春、吉林、四平、郭尔罗斯前旗、图们等地设立分支机构，中心任务是情报工作。成员分布在东北各大中城市，且深入敌人内部的上层机关和要害部门。伪总理府、军事部、江上军、航空兵、军校、警察局署、广播电台、协和会奉天省本部、中央银行、兴农金库、商工银行、山海关海关等机关，都有这个组织的成员。[4]有的成员与伪满上层人物有特殊的密切关系。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儿子张绍纪和侄子张绍维也在其中。（注：一作“张绍伟”，当年报刊资料用“张绍维”。其堂弟张绍纪，名字“绍纪”二字均为“纟”旁。据此，初步认定“伟”为“维”之误。）因此其能量很大。日伪未想到他们这样的人会有反日之举。加上他们策略缜密，行动机智巧妙，所以组织始终完好无损。
还有，1943年9月晋冀鲁豫八路军总部派共产党员到吉林省扶余、郭前旗，后潜入长春满映从事地下工作。1942年中共冀东区党委派几批干部和武装部队挺进辽西，在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分别建立了凌（源）、绥（中）、青（龙）工委，承（德）、平（泉）、宁（城）县委及锦热工委。长春伪满军校也有冀东军区的情报人员。
后派到东北的这些人员建立的各种地下抗日组织，基本都不发生横向联系，各自隶属于原派遣机关，和东北原有党组织也无联系。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东北的所有共产党组织才统一于中共中央东北局。
1934至1940年，共产党系统还有一种国际性的地下抗日组织，即中共党员纪守先（姬兴周）等领导的、由爱国进步青年组成的大连国际反帝情报组。1934年建立，1937年发展到数十人。[5]（P191-192）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在东北三省的党部组织及主要领导人撤离东北，留下的党员，在辽宁、吉林、黑龙江从事地下抗日工作。总体来说，“其仍在东北现地潜伏者为数不多。”[6]（P52）1932年，流亡在关内的原东北三省市党部合并为一，在北平成立东北各省市党务执行委员会委员办事处，简称东北党务办事处，为东北党务的领导机关。1935年何梅协定后，东北党务办事处不得在平津有活动，迁南京后又随国民政府迁武汉——重庆。关外所有党务工作暂由1932年成立的东北反满抗日协会代理，东北反满抗日协会在天津有办事处。五年之后，东北党务办事处改组，由重庆迁天津，指导东北党务活动。东北党务办事处派出35人进入东北开展工作，到1940年3月底，共计成立县市党部筹备处105处。1942年11月，国民党十中全会决议改组东北党务机构，撤销东北党务办事处，分设辽、吉、黑三省党部，另设东北铁公路特别党部，同时责成全体工作人员到东北现地工作。于是，留居天津、重庆的三省党部成员，从翌年起陆续到东北。（注：参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25）《齐世英先生访问纪录》，台北1990年，第170、213页；《山高水长》（第四集），台北1983年，第101—102页；口述历史丛书（2）《栗直先生访问纪录》，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36页、前言第4页、第90页；《山高水长》（第一集），第794页；《五二三蒙难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台湾，1967年，第67页。）
东北地下国民党自1939年9月起，实行“双轨制”，进行所谓“复式布置”、“复线领导”。即在东北党务办事处之外，另建一个党务专员办事处，直属中央组织部。它与东北党务办事处是互不统属的两个平行国民党组织系统。但工作上有配合，人员有交叉兼职，如辽宁省党务专员罗大愚兼任辽宁省党部书记长。这种体制是：“在正式党部的省党部之外，配合上特别党部的党务专员办事处，为的是在那种敌伪统治森严的东北环境之下，如果有一个系统遭受了破坏或打击，另外一个系统还可以继续接上活动。”[6]（P712）[7]（P79）[8]（P260-261）
“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共设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长春市、哈尔滨市、驻日六个专员办事处。并设六个专员办事处的联合办事处。罗大愚既任辽宁党务专员，又是联合办事处的第一负责人（另有第二、第三负责人）。1940年1月建立“东北抗战机构”，大本营设在沈阳。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是它的核心。其组织形态是“以专员办事处为内面形态，以东北抗战机构为外面形态”。[6][8]（P260-261）据当年党务专员办事处的纪刚、王长新二位先生说，东北青年出于爱祖国、爱家乡的热忱和驱逐日本侵略者的目的，参加“东北抗战机构”，起初并不知道是国民党的地下组织。[9]
这两个组织系统是国民党在东北地下组织的主要部分。“当时，东北党务机关很多”，除东北党务办事处——辽、吉、黑、热省党部、专员办事处外，还有“铁路党部、蒙旗党部、东北协会、三民主义青年团、调查室和交通站”。[8]（P261）国民党地下抗日组织中，青年知识分子居多，潜入伪满各级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机关，以伪满文武官吏、士兵、教师、学生、商人、医生等公开身份为掩护。伪军政部大臣邢士廉的女婿、伪文教部大臣阮振铎的女儿“都经吸收为同志”。[10]（P15）
除国共两党的抗日地下组织外，还有一种秘密抗日地下组织，特别值得称赞。他们既没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也没有政党领导，而是自发组织起来，进行地下抗日活动。当时，东北有一批这种组织，大小不等，大的一二百人，小的几个人。有一个规模、影响大的组织，成立时没确定统一组织的名称，后曾拟定名为“东北大众革命党”，又决定改为“东北铁血同盟”；以其读书交友的联络特点，被简称为“读书会”（本文暂且借用此称）。1954年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为之定性为“东北进步青年自发的反满抗日组织”。[11]（P57，200）这个组织的成员主要是东北沦陷后亲眼目睹、亲身体验日本侵略罪恶的东北知识青年，他们以满腔爱国热情，思考、研讨、探索救国之路。进步书刊成为他们的精神食粮，通过读书交友活动，集聚志同道合者。它是若干分散、小型组织的集合体，于1940年端午节，以伪满经济部财务职员训练所毕业的爱国青年为主体与核心，在长春正式建立了统一的秘密抗日组织。这个组织里没有共产党人，也没有国民党人，但从成立时起，就寻找“祖国派来的人”，并一直寻找共产党、抗日联军。虽然长期没和共产党取得联系，但其追求一开始就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非常接近。据敌伪档案记载的情报信息，“恢复会”（注：“恢复会”是伪军校吕殿元为会长的爱国青年抗日地下组织。其副会长崔立福和另3名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了“读书会”，但两个组织没合并。）的目的，“当前是反满抗日，将来转入共产党运动。”[12]（P489）敌档附录一个“读书会”的文件，上面写着纲领：“①打倒日本军阀及财阀；②联合全国有志之士共同奋斗。”[13]成立大会上讨论的一份纲领草案上写着：“联合一切爱国力量，配合祖国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军阀、财阀，解放全东北！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经讨论，最后决定从实际出发，不提“解放全人类！”[11]（P52，57）这个组织发展很快，除长春总部外，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锦州等城市，以及东北各省的一些地区、县旗，都有其组织和成员。伪满税捐机关、伪满经济部财务职员训练所、伪军官学校、大专院校等是成员集中的地方，政治敏感的单位如伪军、伪政府机关中也有他们的成员在活动，成员发展到200人。[12]（P489）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他们绝大多数人陆续选择了共产党。
还有各地各界自发组成的秘密抗日组织，如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东北建立的抗日救国分会和伪满军校中的真勇社等，它们吸纳各界、各党派的爱国人士，有国民党员、共产党员。
以上四种地下抗日组织，汇集了一大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多数是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有社会各界参与其中。他们有公开职业做掩护，甚至打进日伪要害部门；有些被日伪作为心腹工具培养过，竟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掘墓人。为了驱逐日本侵略者，收复被侵占的领土主权，保卫祖国母亲，他们把抗日的火种，撒遍东北的大中城市和相当一部分小城市。他们用青春的活力，用大智大勇，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下抗日救国地下斗争的壮烈诗篇。
二、为抗日救国事业默默奉献
上述地下抗日组织的斗争目标是一致的，但其工作内容和活动方式，则因形势变化及各自上级的指令的差异而不尽相同。有侧重情报的，有侧重支援配合抗日武装部队的，有侧重抗日宣传和积蓄力量、潜伏待机的，有组织、发展实力，准备武装抗日的，有专事某项活动的，有各项工作兼做的。兹归纳举要如下：
配合与支援东北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的武装斗争。包括协助筹组军队；捐献筹款，筹备部队所需医药、粮食、被服、武器等物资；侦察敌情，通讯联络；向导，掩护，救护伤员；在伪军中宣传抗日救国，组织哗变；输送干部，动员组织青年参军参战等。中共东北地区党组织，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将近十年间，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后期也有地下组织在做，如：1941年中共北满省委第一执行部成立后，为抗联第三路军第九支队捐款，送药品、照相机、照相器材、胶鞋等物资，提供齐齐哈尔市和铁路地图、敌伪情报；根据抗联需要，选派优秀青年等。“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策动组建义勇军和发动群众参加救亡活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1932年，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发动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安东教育界、商界，利用日伪令各地给日本函馆地区地震灾区捐款的机会，公开募捐，然后只把小部分捐款汇往日本，大部分秘密转给义勇军。“安东事件的受难者，即导因于为义勇军捐款。”[14]留在东北的国民党人，为支持义勇军，奔走操劳，有的奉献了鲜血和生命。
搜集、掌握敌伪情报，为抗日提供决策依据。由于地工人员多数是青年知识分子，有些人出身、社会关系与上层社会接近，又有公开职业做掩护，特别是打进伪满官方机构中的人员，有浓重的保护色，有日伪信任的职务，极利于获取日伪情报。如：东北青年救亡会利用关系深入敌人内部，张绍纪以总理父亲张景惠的招牌，将该组织人员安排到伪满上层机关和要害部门。他的住所就是抄写、保藏情报机密文件的地方。1943年9月，打入伪满军事部任少校参谋的关克和打入伪“铁石部队”任中校参谋的于清怀，得到伪“铁石部队”调往冀东攻打冀热辽八路军的情报，及时向上级报告，经晋察冀社会部转交到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手里。他们还为国际反法西斯盟国提供情报。如：1941年秋，张绍维接受一项紧急任务，要在一周之内摸清日本山下奉文中将是否秘密来东北。因为苏联需要了解日本下一步进攻方向是南进还是北进。山下奉文是日本作战前线总指挥，从他的行动方向可以观察到蛛丝马迹。张绍维先向叔父张景惠打听，又向伪满一些高级官员探听，确认山下奉文没来东北。然后，及时准确地向上级报告。1945年春，打入沈阳伪军校任少校教官的张进，根据美国盟军的要求，设法取得日本关东军在沈阳的高炮阵地设防图，交给情报站。这个组织搜集了很多日伪极为重要和机密的军事阵地、兵力部署、作战计划、部队活动、秘密武器库的军事情报，以及经济、政治、文化情报，对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3]（P267）[4]
破坏敌伪军用设施，包括军事物资仓库、重要工厂和铁路、桥梁、通讯设备等。大连国际反帝情报组以破坏日军占领区的军事设施为主要任务。他们的负责人受过专门技术训练，能有效地实施预定计划。从1934年至1940年，连续六七年，成功地放火爆破大连日军仓库、重要工厂和铁路等。据当时《大连日日新闻》载：“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年的七年间，共发生起火事件百余起。”其中1938年大连甘井子石油会社15、16号仓库的烈火一直烧了16个小时，烧毁日军储存的石蜡、石油6万桶，据估计，此次日军最低损失约700万日元以上。[12]（P293）[5]（P192）“读书会”于1941年用自制的定时发火器在前郭旗烧毁日军军马草堆置场，一批待运的军草化为灰烬。[11]（P168）这方面的破坏即使是点点滴滴，也是对敌人的牵制和打击、对抗日战争的支援。
做武装抗日斗争的准备；在抗战胜利临近的时刻，夺取武装，组织伪军起义。先派人打入伪军、伪军事机构、伪军校，学习掌握军事技能，并物色同志，发展组织，积蓄武装力量。伪新京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几名爱国学生于1940年5月建立的抗日反满组织“恢复会”，到1941年11月，共发展会员36人，占该校第一期中国学生160人的1/5。他们的誓词中清楚地表明了斗争纲领：“为了恢复东北失地和主权，驱逐日寇，准备武装起义。”[15]为了取得武器，他们同伪治安部军政司某科长建立了联系。“读书会”成员有准备地考入伪军校，发展组织，成员毕业后到伪军中工作。他们在伪军中进行抗日爱国宣传，建立秘密抗日组织，条件成熟时组织武装起义。1945年8月15日的前几天，在这些地工人员的组织下，伪军中的爱国官兵纷纷消灭日本军官和死心塌地的汉奸，举行起义，回到人民中间。如：组织了哈尔滨伪江上军的三个团3000多人起义和伪江上军“威明”号炮舰起义；发动组织了伪第四军管区所属第二十三工兵队和第四辎重队起义、齐齐哈尔第一独立炮兵营起义、洮南伪骑兵二十一团起义、佳木斯伪炮兵营起义、宽甸高射炮营400多人起义参加东北民主联军、黑龙江林口伪步兵二十八团起义等。[16]（P216，224，234，239，249，67）有的地下组织还建立秘密兵站，准备收复失地。
标签：台湾国民党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东北发展论文; 历史论文; 情报搜集论文; 武装论文; 国民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