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早期话剧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剧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最初十年里，中国出现许多新剧种，其中也包括域外传入的话剧，戏剧整体格局出现极大变化①。一般认为，话剧诞生并不是纯粹的艺术事件，它还有鲜明的政治与社会意义。强调话剧的“革命”和“战斗”的传统，就是对话剧超艺术的政治化解读的典型代表。本文集中讨论话剧诞生的史实，但有关史料的讨论，实与对话剧的政治化解读相关。 一 是新剧，不是文明戏 话剧最初进入中国，人称“新剧”。日本学者饭塚容指出，用“文明戏”通指早期话剧的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增多②，事实上在2001年以后分别在日本与中国召开的早期话剧学术会议上，确实有中国学者径直使用“文明戏”。不过，直接用“文明戏”指称中国早期话剧，时间要更早。 然而，在早期话剧实际出现的20世纪最初至少20年里，无论是其创作与演出的实际参与者还是大众媒体，只是极偶然地用过“文明戏”这个称谓，“新剧”才是普遍使用的称呼；后来“文明戏”成为贬义词，且有歧义，业内人士更不乐意使用。历史文化研究很重要的一条原则是“称名从主”，因此，对早期话剧的称谓，应该用“新剧”，而不是“文明戏”。 “新剧”是话剧进入中国之初最常用的、约定俗成的名称，早期剧人皆称“新剧家”。同一时期有所谓“新戏”、“文明新戏”之类名词，演出形式并不一定是话剧，只有在使用“新剧”一词时，与话剧的关系最为明确。我们从北京、天津、上海三城市的早期报刊中可以查到下述史料，大致可以说明当时这几个称谓的内涵。 《顺天时报》1906年5月26日载文，称“学界中人，看劝办学堂的文明戏，必能共发热诚，触其爱国家、黄种的思潮”。这是清末报刊中“文明戏”一词的典型用法。此时北京未闻有话剧，演出内容既是“劝办学堂”，称“文明戏”，似仅指该“戏”内容之“文明”。 《顺天时报》1906年5月27日有《请再看重演〈惠兴女士传〉文明新戏》：“田际云把小吉祥班的小孩选了清秀的十名，扮文明装束作为女学生，由田际云(惠兴女士)演说女界的道理跟国民捐的义务。后来十个学生每人唱一段爱国歌，这才散学……际云代表女士现身说法，一种热心爱国的神情，义烈捐躯的劝告，听戏的来宾竟有为之落泪的。”杭州惠兴女士办学受阻，远在北京的伶界领袖田际云为之义演募捐，是清末剧界轰动一时的事件。从报载《惠兴女士》的表演形式看，似不同于传统戏曲，但称之“文明新戏”尚可，要将它与早期话剧搭上联系，还嫌勉强。 1906年6月3日天津《大公报》有题为《说北京新戏之效速》的文章，述：“北京近日排出《女子爱国》、《蕙贞女史》两出新戏，实在于学界大有功效。《蕙贞女史》这戏，演到第三天，听戏人落泪的、叹气的已有不少，还有大笑的，可见戏曲化人是最容易的。”《女子爱国》是梁济(巨川)为义顺和班写的剧本，由梆子名伶崔灵芝主演，当然不会是话剧③。后者当为田际云编演的《惠兴女士》，音近误为《蕙贞女史》。 1905年12月14日上海《申报》有戏剧广告：“天仙茶园新排时务改良犹太国古事新戏，同胞演说。”天仙茶园向以演京剧为主，所演大约就是汪笑侬记犹太人亡国的《苦旅行》。1906年10月14日《申报》有戏剧广告：“春仙茶园上演头本文明改良新戏《立宪镜》。”春仙茶园也是演京剧的戏园，清末多有以时事创作传奇、杂剧者，这些都可以称其为“新戏”。 从这些记载，可以了解“新戏”或“文明新戏”在当时的一般用法，这些都与后来的“新剧”明显有异。“新剧”这个称呼一旦出现，就有完全不同的内涵。 试举数例： 《申报》1907年2月22日《益友社演剧助赈广告》：“本社择于新正十二日一点钟，假座张园安恺第开演文明新剧，看资悉数助赈。”这里所说的益友社的演出，才是新剧。在“新剧”前面可以加“文明”二字，并不会令观众误解其演剧样式。 1907年6月6日《申报》有《安徽旅沪学会恳亲会纪盛》报道：“……再由各会员学生开演文明新剧以娱来宾。一名《公愤》(汪挺标被害事)，一名《励学》(金邦平出洋事)。”两部作品都是早期话剧演出中非常多见的剧目，因此与益友社的演出一样，称“文明新剧”，既非“文明戏”也非“文明新戏”。 我们再往后看。 《新闻报》1907年7月4日报道《商团会演剧》：“沪北商团会，定期本月廿五晚假丹桂戏园演剧，每客收看资洋两元，悉充仁济、同济两医院并云南赈济之需。除串演特编改良新戏头本《醒世钟》外，并请鲍鹤龄、陈运新、赵宣堂、孙芝圃、骆秉堃、毛祝三诸君合串京戏，为善最乐，不禁为诸君馨香祝之矣。”《新闻报》1907年11月20日报道《拒款事排成新戏》：“杭州拱辰桥天仙茶园主人烦请优人邱凤翔，将江浙铁路拒款种种情形排演成剧，名曰《醒世新戏》，已于十二日夜开演。”两则报道，均称上海与杭州的演出为“改良新戏”或“新戏”，而不称其为“新剧”，因为这两次演出的内容虽“新”，样式却是京戏。 同样是《新闻报》1908年2月10日载《春阳社演剧广告》：“本社去岁历在外国戏剧青年会串演新剧，极承各界欢迎。兹复假座张园安垲地，定于十一日起，十六日止，连日排演《血手印》新剧，并接演《黑奴吁天》，每日由下午四点钟开幕，六点钟掩幕。头等一元，二头六角，凡购戏券者，免收游资。所售入场券资，以为开办音乐学校经费之用。售券处，本社事务所，张园门首，各番菜馆，各洋广货店，各旅馆。”2月23日报道《春阳社新戏》：“昨日春阳社在张园演侦探奇案《血手印》新剧第一本，第一幕《侍母窃囊》，第二幕《投案遇主》，第三幕《供役就学》；第二本第一幕《勷业招嫉》，第二幕《园趣婚约》，第三幕《怒遣戕王》，情节离奇串演入妙，观者莫不叹赏。”无论是广告还是报道，都称春阳社所学为“新剧”，非常明确。 《新闻报》1908年2月13日还有外地的报道《禁演新剧》：“福州志士某君，于旧年招集同志，创演新剧，改良戏曲。于是各戏班均闻风改演新剧，其中以《旧金山虐待华工》及《马叻加招工情形》二
，最易激动下等社会。讵去腊某国领事竟照会洋务局查禁，致今年新正，各戏班皆不敢复演此二出矣。”既是由志士“招集同志”的演出，当然不会是戏曲，这里使用的“新剧”一词，也毫无异议；与福建相邻的广东清末民初盛行“志士班”，也不是新剧表演团体。 罗列这些早期戏剧演出的史料，是为了说明清末当“新剧”这个名称出现时，多数场合都有明确的所指。这个时期基本看不到有“文明戏”的称谓，至于“文明新戏”，并不明确指新剧。 从清末到民初，各地在有关王钟声、任天知的演出报道中，一直称他们的演出为“新剧”，如“钟声新剧”、“天知派新剧”等，极为常见。直到1912年，“新剧”仍是最通用的名称。这一年的上海成立了“开明新剧社”，6月22日《申报》有题为《新剧发达》的报道，称其将在谋得利外国戏园“晚七时起开演中西新剧”，6月28日《申报》有题为《新舞台大会串预志》报道，指“光明学社因经费支绌，商请新剧专家徐半梅、龚曼翁二君，于阴历5月16日在新舞台会串《猛回头》全本。”6月28日《申报》有《女子参政急进会演剧筹费》报道：“女子参政急进会成立以来，经费奇缺。该会主任乃约请女界同志，及日本著名新剧专家，于阴历本月15晚(公历6月29日)，假张园演唱各种新剧。”1912年2月24日《申报》刊登了《中华民国新剧协饷社启事》。最重要的当然是6月29日刊登的《新剧俱进会之组织》：“上海新剧各团体代表谋联合感情，研究学术，组织俱进会，已两次集议，兹又于阳历6月27日下午2时，齐集英大马路396号事务所，开发起人成立会。通过章程，订定发起公约，认定经费，举定职员，至六时散会……此会实为新剧界之好消息，发扬光大，来日正未可量也。”这些都是有关“新剧”这个称呼使用范围有说服力的例子。 至于“新剧”与“旧剧”的区别，可借1908年新剧团体仁社的一次演出说明。《戏杂志》刊鸿年文章称：“仁社亦曾假座石路天仙演剧，所排之新剧为上海故事《小镜子》(即刘丽川红头造反)，系朱云甫所编辑。然非纯粹之新剧，因中加唱句及打武等，盖系旧剧派之新剧也。朱君只能编戏，而不能指导，复请在戏园扎灯彩之朱某来社教唱句打武等艺。”早期新剧活动中“纯粹之新剧”，由此可见一斑。 更不用说，1914年创刊的《新剧杂志》和同年出版的朱双云《新剧史》、范石渠《新剧考》，都使用“新剧”称呼这种新出现的演剧样式，在《繁华杂志》、《游戏杂志》等刊物中，“新剧”均为时人经常使用、普遍接受。在同一时期，没有出现任何用“文明戏”为名的杂志、书籍或重要的文献。既然当时的剧人们基本上没有用过“文明戏”这个称呼，当时的历史文献也找不到应该用“文明戏”称呼早期话剧的佐证，况且，在“文明戏”被污名化的20世纪中叶，早期新剧的活动家们，并不愿意使用这个名称，今天的学者们运用“文明戏”时，就需要有特殊的理由，然而这样的理由并不存在。 因此，用“新剧”而非“文明戏”称早期话剧，才是尊重历史、尤其是尊重史料的态度。 二 中国话剧诞生于1900年，不是1907年 从前引的诸多报刊史料中，我们已经看到清末以上海为中心的新剧演出的点滴。目前多数版本的话剧史，均称中国的话剧诞生于1907年，将该年中国留日学生组织春柳社的演出，视为中国话剧诞生的标志。这种历史叙述当然是不符合史实的。话剧在中国的诞生，应该是1900年，而不是1907年。 把春柳社1907年的演出作为话剧在中国诞生之标志，始于洪深1929年2月发表在广州《民国日报》上的错误百出的文章《从中国的新戏说到话剧》，他1937年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卷》写的导言，又直接引用了该文。其中写道： 中国的戏剧，为求新异，为求进步，虽是竭力的向模仿写实的路上走，但始终不敢背叛了北剧的规矩，始终不曾脱离了北剧的范围。那勇敢而毫不顾忌地，去革旧有戏剧的命，另行建设新戏的先锋队，不是中国的戏剧界，而是在日本的一部分留学生。④ 把早期话剧统称为“文明戏”也始于《民国日报》的这篇文章，就像称京剧为“北剧”一样奇怪和不可思议。说汪笑侬和上海新舞台的改良都在走向“模仿写实”，基本是想当然耳的臆测。文中还武断地说“到了民国六七年，文明戏已经是失败了”⑤，他完全不知道那是上海等地新剧演出的高峰期。他还说王钟声演的都是春柳社的剧本，更与事实相距万里。 然而，就是洪深在《民国日报》发表的这篇随意写就的文章，经过《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的自引，突然变成有关话剧史的权威叙述。几年后，田汉在“西南剧展”作的主题报告，再次系统重复阐述了从春柳社开始的话剧历程。直到1956年底，田汉、欧阳予倩等人发起“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纪念”活动，编辑出版《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进一步坐实了把1907年春柳社在日本的演出当成中国话剧起源的观点。 如此不尊重基本史实的历史叙述，在学术界和文化界并不多见。 早期新剧活动的参与者多接受新学教育，因而比其他剧种的演艺人员有更强的自觉和自省意识。新剧在诞生之初，就有了叙述其起源与发展历程的较完整和可靠的文献资料。 在20世纪早期，关于新剧历史有三部重要书籍，非常完整地构成了新剧发生史的资料链，分别是1914年朱双云的《新剧史》，1914年范石渠的《新剧考》和1919年郑正秋编的《新剧考证百出》。三部著作都以资料荟萃为主，记录保留了早期话剧创作演出的大量珍贵史料，既离新剧诞生时间近，编撰者朱双云、郑正秋都是业内人，范石渠也与业内人士关系密切。有关早期新剧演出的史料，除了这三本著作外，稍迟在《戏杂志》发表的鸿年《二十年来新剧变迁史》以及其他的文章，提供和补充了很多细节，使早期话剧更具历史叙述的完整性。 朱双云《新剧史》第一次清晰、完整地记述了新剧在中国的诞生与早期发展历程。在记述新剧之历史的《春秋》部分，第一项是：己亥(1899)冬11月，“上海基督教约翰书院，创始演剧。徐汇公学蹱而效之。”但是他特别加以说明，“所演皆欧西故事，所操皆英法语言。”第二项是：庚子冬(1900)12月，“上海南洋公学演剧一次。”朱双云把南洋公学的这次演出，看成新剧在中国的第一声。 鸿年的文章追述了上海徐家汇南洋公学这次连续四天的演出，和他们草创时事新剧《六君子》、《经国美谈》、《义和团》的经过： 中国式之新剧，如今日所演者，其发源之地则为徐家汇之南洋公学。时为前清庚子年，是年年终考试早毕，而离放假之日尚有一星期，迨中院二班生徒多戏迷者，乃就校舍中所悬粉板，大书特书其向日所读《新闻报》戏广告之戏目。因之有人提议，不如即在校内演习，诸生均极赞成。即于是晚演《六君子》(《戊戌政变纪事》)。当时并无后台化装之室，更无预定脚本，即今日新剧所谓幕表者。同校他班诸生来参观者，均赞美不置。自此一演之后，遂兴致勃勃，即于次晚又将小说《经国美谈》排演。当时排演情形，殊觉可笑。一面将小说阅看，一面即付演习。事虽草率，而大致不错。故再接再厉，又连演一晚。至第三晚参观者更众，即教员亦均列席……至第四晚，演员以无脚本，将停演矣。适有一教员，将拳匪乱事始末编排成戏，嘱诸生演习。诸生不敢重违教员之命。故均鼓舞精神，作第四次之演习。⑥ 鸿年和朱双云一样，都明确认为，1900年南洋公学的演出即新剧之嚆矢。 从南洋公学此次演出始，20世纪初的上海，学生演剧渐渐蔚成风气，并且逐渐将新剧推向社会，与校外戏园里的演出以及普通观众建立起最初的联系。1904年8月，育材学堂的学生在孔子诞辰日祝圣活动中演出《刺马》、《拘叶》、《张廷标被难》、《监生一班》四部新剧，长达六小时之久，且“两壁以五色菊花扎成金声玉振四大字，并悬挂花灯甚多”⑦。他们的演出虽在校内，但已经从封闭的学校里走出，他们对外发放了多达五百张赠票，把公众带入学校的剧场。1905年，“民立中学的学生汪优游在校外组织了文友社，假座画锦牌坊陈宅大厅公演”⑧，文友社的成员已不限于一校，而且更开始对外公演，这是将学生演剧进一步引入社会的重要环节。 1906年底，汪优游、朱双云、王幻声等人组织开明演剧社。他们创作多个宣传改良的剧目，演剧会三个晚上的演出竟然卖得200多块钱的票款，还有观众当场所捐的150多元。就在这一年，各校的学生陆续有益友会、公益会等新剧演出团体成立。10月份有明德学校演剧筹款。除了朱双云《新剧史》记录的这些学生新剧演出，《申报》1906年12月21日报道了华童公学演剧助赈演出，12月31日也有学生演剧的报道：“新马路女子中西医学堂经理张竹君女士及各女学生以淮徐海各属水灾颇重……女学生演剧，于灾民鬻女卖妻之惨象，描绘入微，闻者几为泪下……是日男女来宾约有千人，捐输颇为踊跃，盖因各学生不惜牺牲名誉赈救同胞，观者无不感其诚而争先捐助也。”⑨ 同年，上海沪学会设立演剧部，“于正月既望，即就会堂试演，主其事者为美术家李叔同。”群学会“则以经费支绌，乃藉演剧筹款”。青年会为筹集会费，“就该会会堂开演新剧三日，猎资甚巨。”朱双云《新剧史》认为：“自是，素人演剧，渐成市道。”⑩演出有募捐筹款之效，更为新剧增添了动力。 可见，仅在1906年这一年里，上海至少有沪学会、群学会、青年会三个社会团体专门设置了演剧部，加上开明演剧社以及其他学校、团体的演出，还有南市商学会“开游艺大会，演新剧三出，以娱来宾”(11)，足证1906年上海的新剧活动已经非常之活跃。 1907年4月16日《申报》本埠新闻，有《学生演剧助赈》的报道：“昨日，上海实业学堂及震旦学院学生假徐家汇李公祠合演中外古事，集捐赈济淮海饥民，本馆记者承赠券往观……西剧《璧衣缘》(实业学生荣大瀛、黄光正、葛吉生、黄国恩、刘元济)，西剧《伪翻译》(震旦学生胡光复、张其铎、翁灏、孙文耀、顾义吉、徐鸿吉、高孟启、陈体信)……中国戏剧《冬青引》。”两校学生演出的这三个剧目，至少前两部西剧，应当是新剧；至于最后的《冬青引》，或有可能是昆曲? 1907年4月20日《申报》本埠新闻，又有《学堂演剧助赈》报道：“日前，复旦公学及商部实业学堂学生曾假座李文公祠合演戏剧助赈水灾，一时观者无不同声赞叹。现该两院学生以灾区甚广，复拟演剧一次……定于本月初九日，仍在李公祠开演。”同样是学生演剧，虽内容与形式不详，不能排除是新剧。 如此之多的史料，都证明在1907年春柳社东京演出之前，中国就早有话剧演出；足以证明自1900年南洋公学的演出始，话剧已经进入中国，而且已经有自创的剧目。它不仅远比春柳社早，而且，这是中国人的创作，是中国题材的话剧作品，是在中国土地上的演出。就是上海实业学堂和震旦学院学生在上海演出西方戏剧，也并不晚于春柳社。 1900年以后的数年里，始于南洋公学的学生演剧蓬勃兴起，且逐渐扩展到社会。到1906年，已经形成第一个高潮。中国的话剧完全无须等到留日学生组织春柳社，再传回中国。况且，春柳社最重要的组织者之一李叔同，是在上海先组织参与了沪学会的新剧演出后，才到日本并组织留学生演剧。即使不能简单地把李叔同在沪学会组织新剧演出看成春柳社的前身，至少不能闭目不见沪学会，反将更晚的春柳社当成中国话剧的起点。 有关春柳社之前中国就有话剧演出的可靠史料，比比皆是。我并不认为史家盲目接受和追随中国话剧始于1907年的春柳社的错误观点，是由于史料的欠缺。如何叙述与把握话剧的诞生与发展的历史，是解读、阐释这些原始材料的关键。 三 始于1900的话剧发展轨迹 历史不是、也不能只是史料的堆积，历史是一个过程，它需要体现出内在的发展经过与轨迹。比如说，1900年南洋公学的演出，是否只是偶然、孤立的现象，以至于我们无法从这里开始梳理话剧发展的线索，只能忍痛割爱，漠视它的存在?1907年之前的早期新剧演出活动，是否只能看成是中国话剧的“前史”?如果把1900年看成话剧在中国发展历程的开端，如何为它勾勒一条尽可能清晰而完整的发展线索? 实际上，始于1900年的中国话剧，是有清晰的发展线索的。 朱双云称南洋公学1900年的演出，因“草草登场，诸多简陋，故知者绝鲜”。但是南洋中学即育材学校的演出，却是因它而生。南洋公学的学生任家璧，因故转学至育材学校，育材的演剧活动就是他发起的；民立中学和育材相邻，因而模仿其演剧。民立中学参与演剧的学生中有王蕙生、汪优游(仲贤)等人(12)。然后才有1905年汪优游组织文友会之举。从1904年起，南洋中学和民立中学于孔子诞日演剧已经成为通例，所以朱双云说：“自此以往，素人演剧之风日炽。”(13) 汪优游是新剧诞生过程中，第一个重要组织与参与者。如果说南洋公学的演出还是没有新剧家的历史，那么从汪优游组织文友会始，新剧的历史，就有了新剧家的名姓。 如前所述，1900年中国始有新剧，到1906年，新剧在上海遍地开花。有沪学会、群学会、青年会、商学会等组织的新剧演出，更有开明演剧社的成立。这是新剧发展的第一阶段。汪优游、朱双云、徐半梅、钱化佛等新剧前驱，都从这一阶段开始参与新剧的创作演出。 1907年王钟声在上海成立通鉴学校，组织春阳社，新剧发展进入第二阶段，从“素人演剧”转化为职业化的戏剧演出。无论是学生演剧时期，还是1906年沪学会、群学会等组织的演剧活动，多以筹款、赈灾为主。但是王钟声是率先从中察觉到商业机会，并将新剧演出职业化的第一人。诚然，在王钟声组织春阳社时，日本春柳社的演剧活动的消息，已经传到国内，但那只不过是早期学生演剧在国外的支流。 新剧从学生演剧转向社会，从借演剧活动募捐到通过剧场售票的方式经营，从此进入戏剧演出市场，新剧演员自此进入职业演剧时期。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新剧组织者是王钟声、任天知、刘艺舟等人，但他们组织的新剧团体及演出，都不同程度地依赖学生演剧时期培养的人才。在1907年以后的数年里，王钟声除了在上海本地以及周边地区外，还应邀在北京、天津、开封等地演出新剧，在华北地区尤其享有很高的声誉；任天知创办进化团，打出天知派戏剧的旗号，他的演出从上海一直沿长江上溯，在南京、芜湖、武汉等地演出，包括中途受阻的九江。刘艺舟在大连、开封等地的演出，带动了当地的新剧组织。参与他们演出的多为早期学生演剧时期的活跃分子。在这一时期，在上海的夜花园以及杭嘉湖一带，还有诸多零散的演出，已经出现了“戏头”，在周边市场开拓过程中，上海商业演剧的模式，开始渗透到新剧界(14)。当然，王钟声和任天知之私德不佳，也是剧界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是他们的演剧事业未能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 上海仍是新剧发展的中心城市。1913年民鸣社和新民社成立，1914年3月上海成立新剧公会，新剧在中国走过了它最初的创业之路，终致大成。乘黄为《新剧史》作序，称“新剧之起，实胚胎于十年以前……自去岁新民社开幕，而新剧中兴”(15)。周剑云为范石渠的《新剧考》所写的序言，也称“海上自新民社开幕后，接蹱而起者，有民鸣、开明、启明、春柳数家，而未起者更不可胜数”(16)。 在这一时期，对新剧发展贡献最大的是郑正秋。这位著名剧评家从清末民初始接触新剧，却在不经意间为新剧找到了市场开拓的成功道路。他应商人经营三之邀组织民鸣社，在谋得利剧场试演自编的家庭伦理新剧目《恶家庭》。想不到卖了三天满座，却被经营三挖了墙角，谋得利的演出成了演出商的金矿(17)。民鸣社借《恶家庭》取得商业成功之势，继之以《西太后》、《皇帝梦》等剧，获利巨大。开拓了新剧演出市场却反被奸商算计的郑正秋，在天仙茶园组织新民社，从1913年到1915年，与民鸣社分庭抗礼。他们的竞争与成功激励了其他新剧同人，徐半梅、朱双云等新剧同人联合租下了笑舞台，直到1928年秋改建为市房时止，笑舞台一直是上海新剧演出最主要的场所之一。顾无为则独立组班，在大世界的乾坤大剧场售票演出，受其成功启发，上海各游乐场纷纷增设新剧演出场所。 在同一时期，北京、天津、武汉、开封、台北、大连、青岛等地，陆续都出现新剧表演团体。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新剧已经被中国的普通观众所接受的标志。 如果说汪优游是从1900年南洋学生演剧开始的新剧创始期的核心人物，经王钟声、任天知一干人东奔西突的努力，迄新民社和新剧公会相继成立，郑正秋成为新剧第三阶段的代表人物。1915年，民鸣、新民两社合并，郑正秋于1916年自组大中华剧社，1918年又组织药风社，在亦舞台演出；1919年加入笑舞台的和平社，1923年张石川等接手和平社时，还聘请他担任后台主任。直到1926年进明星影片公司担任导演，才脱离新剧界。 春柳社在新剧从初生到成熟的这个历程中，起了什么作用?春柳社的演出和春柳诸公，一直很受早期新剧同人的尊重。但是春柳社的地位与影响，始终只流于想象与虚构。春柳社演出的消息传回国内，早期新剧家就有打“春柳”旗号的，声称所演为春柳的剧目，但我们知道春柳因演出次数太少，谈不上有什么剧目，只有糊涂如洪深者才会被误导。春柳社的成员中，两位创始人李叔同和曾孝谷，只有曾孝谷回国后应邀在任天知的剧团参与很短一段时间的演出。春柳同人中，欧阳予倩最为知名，回国后他改行成了京剧演员。陆镜如数年后归国，仍热衷于新剧的组织演出，未见成绩，且很快离世。吴我尊最初参与了陆镜如组织的演出，很快退出，后来他和李涛痕都转而在戏剧评论方面发展。民国初年，李涛痕在天津创办了《春柳》杂志，不过内容以京剧为主，只用其名，却无其实。至于早期学生演剧的参与者之一陈大悲，后来不遗余力地攻击职业话剧且提倡非职业的“爱美剧”。洪深、余上沅、熊佛西等人从美国学习戏剧归国，在北平提倡“国剧运动”，与蒲伯年等组织戏剧协社，田汉等人组织南国社，都是后话了。 早期话剧的历史，如果不记录1900年开始的学生演剧以及它的发展演变，就一定是远离史实的。至于有没有春柳社，实无关紧要，因为它只是同一时期数十个类似的业余演剧团体之一，更何况它只发生在日本，与新剧在中国的发展相距很远。 四 是什么遮蔽了史家眼睛 话剧19世纪末进入中国上海，从约翰书院和徐汇公学以西语演西方戏剧，到1900年南洋公学学生以戊戌六君子和义和团的时事编剧演出，宣告了话剧在中国的诞生，时人通常称之为“新剧”。 但我们知道，长期以来，远在日本的留学生组织的春柳社演出，却被看成话剧在中国诞生的标志。话剧的诞生之所以被按在不上不下的1907年和孤悬海外的日本，从1900年到1907年之间上海那么多新剧演出的史实，似乎从来都不存在，当然不是因为史料上的疏漏，更主要是因为史家们视而不见。在中国话剧史领域，是什么遮住了那么多史家的眼睛? 洪深最初将春柳社当成话剧进入中国的标志，得到欧阳予倩和田汉的支持，却未见得被话剧史界普遍接受。张庚1954年在《戏剧报》连载《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史料翔实，仅发表前两章就受到严厉批评，中国戏剧家协会专门召开座谈会，迫使张庚不得不中止写作，公开认错。尽管这场批判打着批判胡适“唯心主义史观”影响的旗帜，但是细读张庚的检讨，原来关键在“对春柳社的估计是不足的”(18)，这才是他反复强调的“错误”之所在。他就是从1899年上海学生演剧开始写中国话剧史的。对张庚的批判告一段落，田汉、欧阳予倩等人意犹未尽，遂邀集夏衍和阳瀚笙，借执政之便，发起了1957年的“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纪念”活动。1907年春柳社在日本的演出是中国话剧起源的观点，就此成了“常识”。 有意识地改写历史，用新文学的叙述取代现代文学的叙述，然后再用左翼文学取代新文学，不惜通过漠视其他文学艺术创作存在的方式夸大左翼文学家的历史贡献和文学成就，是20世纪中叶出现的众多背离史实的现代文学著作渐次出现的主要原因，实不限于话剧领域。将话剧诞生放在1907年的史观背后，同样可以影影绰绰看到这样的迹象。但是在话剧界，要这样书写历史实有更多困难，还需要将大量早期新剧家的活动从历史进程中抹去，有意淡化他们的存在与历史脉络。那些早期话剧的亲历者，几乎全被消声，话剧史的叙述单方面地突显左翼戏剧家的贡献，这才出现了把中国话剧诞生放在1907年的日本这样奇怪的历史。其实这种对历史的改写，早就露出端倪，并且引起了众多早期话剧创始人强烈不满。如果说朱双云1914年编写《新剧史》，只是为了记录下历史事实，当他1942年在重庆出版《初期职业话剧史料集》(19)时，为早期话剧正名的动机，就表达得非常之明确。徐半梅撰写《话剧创始期回忆录》(20)，更清楚地体现了他如实记录这段历史的初衷。但他们作为亲历者的叙述，和张庚的“初稿”一样，在田汉等人执掌的国家机器面前，都显得脆弱无力。20世纪50年代，那些和左翼戏剧家有不同的艺术取向，却获得了更可观的市场成就的话剧演出团体，甚至被打入另册，划归另一个所谓“通俗话剧”的剧种，除了1956年下半年之后戏剧界挖掘传统的大背景下偶然露面，始终被排斥在主流戏剧界之外。1966年江青主导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对“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描述，固然多有诬陷，但是其中特别提到：“某些人在一些什么《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京剧剧目初探》之类的书中企图伪造历史、抬高自己……”(21)客观地看，这段话未必都不是事实。 或许就是权力之山，挡住了话剧史家们的眼睛? 历史对后人呈现何种样貌，往往不全在历史本身，而在于历史的叙述者。当历史叙述的权力被垄断，少数叙述权力的拥有者，甚至可以动用政治工具打压对历史的不同叙述时，我们就看到了从1907年开始书写的话剧史。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一旦学术被政治化，权力就很容易被滥用；而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的学术环境，历史的真相就会被长久遮蔽。因此，回到史料，重写话剧史，从1900年开始书写中国话剧史，其意义实超出话剧史本身。 注释： ①参见拙文《“小戏”崛起与20世纪戏剧美学格局的变易》，《戏剧艺术》2010年第4期。但其中并不涉及话剧。 ②饭塚容：《日本学者眼中的“早期话剧”“文明戏”以及“新潮演剧”》，袁国兴主编《清末民初新潮演剧研究》，第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袁国兴建议使用“新潮演剧”指称清末民初中国戏剧领域出现的大量新型表演形式，但是他所指并不只是早期话剧。 ③《京话日报》第563号、607号、619号亦有连续报道，详见傅谨主编：《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第6册，第125—126页，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 ④⑤洪深：《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九集(戏剧卷)·导言》，《洪深文集》第4卷，第19页，第21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⑥鸿年：《二十年来新剧变迁史》，《戏杂志》尝试号，1922年4月。 ⑦《二十世纪大舞台》第一期，“纪事·梨园杂志”，第2页。 ⑧朱双云：《初期职业话剧史料》，第1页，独立出版社1942年版。 ⑨《纪女医学堂学生演剧赈灾事》，《申报》1906年12月31日。 ⑩(11)朱双云：《新剧史·春秋》，第3页，新剧小说社1914年版。 (12)鸿年：《二十年来之新剧变迁史》，《戏杂志》尝试号。 (13)朱双云：《新剧史·春秋》，第2页。 (14)鸿年：《二十年来之新剧变迁史(续第五期)》，《戏杂志》第五号。 (15)《新剧史》乘黄序。 (16)周剑云：《新剧考·序》，中华图书馆1914年版。 (17)钱化佛：《新剧之蜕变》，钱化佛述，郑逸梅撰：《三十年来之上海》，第18—19页，上海书店1984年版。“经营三”，在上海早期娱乐业享有盛名，其姓名或有资料写为“经润三”、“经仁山”，待考。 (18)张庚：《对“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中错误的初步认识》，《戏剧报》1955年第1期。 (19)朱双云：《初期职业话剧史料》。该书写于抗战期间，其时作者正流亡重庆，书中说：“中国之有话剧，始于1902年，即光绪二十八年己亥，创始者为上海约翰书院。”这是记错了。不过，从1905年汪优游组织文友会以后的部分，大致就无误了。 (20)徐半梅：《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 (21)《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国戏曲志·北京卷》，第1560页，中国ISBN中心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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