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的褪色——空间之商品化生产及其文化后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果论文,地点论文,文化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15)01-0006-10 这是一张南京的天际线照片。当然，也可以视为其他任何一个中国现代化大都市的照片。从后一角度看，至少在空间形态上，我们面临着快速现代化直接带来的一个深层文化难题：地方个性的消退。从更广泛的范围看，这个问题是现代性的基本难题之一。迟至20世纪50年代，人们便普遍地将这一问题视为整个现代性之物质文化压倒精神文化的征兆。就城市来说，它的当代任务是在技术文明支撑下充分发展各个地区、各种文化，各个人的多样性和他们各自的特性，然而，现实的趋势却是大地景观和人的个性都磨平了。更早，在马克思—西美尔的现代社会剖析中，货币经济拉平一切的那种趋势便揭示出来了。也正是从这一角度看，在城市形态上表现出的全球同质性并不仅仅是空间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更深层地讲，涉及现代人生存根基的意义问题。由于空间在生命存在、社会成长和文明变迁中的基础意义，更由于当代中国超大规模空间重组和整体社会转型，对于其引发的空间形态和意义变迁进行研究，在今天的中国具有特殊的意味。
一、南京!南京! 一般认为，空间的改变，在归根结底意义上，是货币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大规模社会历史后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这一立场，国内相关领域，从哲学到文化研究，再到建筑和城市规划，都将当前城市建设乱象归结为资本逻辑。左翼批判理论，特别是列斐伏尔、哈维等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这也是基本原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特殊的现代化道路之路径依赖，不仅包括空间形态的当代中国城市问题并非与西方普遍经验完全一致，而且其影响与后果亦并不相同，这就需要从机制角度阐明其直接成因并探寻新的可能性。这涉及空间之商品化生产、从消费场所向空间消费、历史文化遗产生产资料化以消费文化之中发生的实在表象化等重大问题，正是在万物商品化浪潮中，空间形态开始了激烈的变异过程，地点陷入了去地点化/重新符号化的矛盾运动中，从而产生诸多乱象，亦从根子上破坏了传统以地点为基础的认同。这一进程既是现代性之不确定性(创造性破坏)逻辑的表象之一，亦是其内在的机理。我们主要以南京作为例子来叙述这个故事。 1.从生活逻辑到市场逻辑：空间之商品化生产 从天际线的变迁来观察的话，首要的变化是高度。南京的高度变化，是从金陵饭店开始的。它于1983年建成，110.4米高，37层，为当时中国第一高楼。这一高楼的建成，不只是南京这个城市新的历史的开始，而且亦是中国全部城市更新历史的里程碑：由此开始，空间的商品化将逐渐成为当代中国空间生产最为直接和强大的形式。在起点上，我们看到，它亦是权力作用的结果——作为1979年国务院批准建设的全国首批六家大型旅游涉外饭店之一，它也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再生产的独特性。 如今的新街口，金陵饭店已经不是制高点了，甚至继续谈论最高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它已经成为典型的摩天楼世界的一部分。这个世界的形成，见证了大商业的霸权。新街口百货商店是其代表。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创建于1952年的中国百货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南京市公司新街口门市部。在60余年的历史中，新百几易其名。最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商店改组为南京市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从而完成脱胎换骨的转变：从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商业单位转变为现代股份制企业。曾经短时间占据南京首高位置的新百大楼，在直接的意义上，便是当代城市空间再造之大商业霸权的征兆。该项目2006年动工，历时4年完成，2010年建成时是一幢总高249米的57层商务写字楼。 要完整地理解新街口百货商店变迁的意义，需要参照它的邻居：中央商场。南京中央商场诞生于1936年，在南京的历史上，是近代大商业的代表。新中国建立后，通过公私合营改造，逐步成为服务人民生活需要的经济单位，并在1966年于特殊背景下更名为人民商场。1992年4月，人民商场改组成立南京中央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并恢复了“中央商场”的老字号店名。1999年，中央商场将历经63年历史的老营业楼拆除，启动公司三期建设工程，兴建了现代化的营业大楼。 新街口百货商店与中央商场两个上市公司的历史变迁，清晰地勾勒了南京空间变迁的历史背景，这个背景与整个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背景没有任何的不一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那年，被视为改革开放的转折点，因为其表达了中国建设市场经济的决心。次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出台，中国正式开始了市场经济的历程。支撑南京所称的新街口商圈的那些大型零售企业，正是在这之后次第崛起的。 与这种具有明显霸权地位的大商业相伴的是连锁超市，它们虽然不曾改变南京的天际线，但对整个南京城市形态的改变亦功不可没。我们不论那些国外和国内其他外地注册的超市，就南京本地来说，苏果最引人注目，其在南京星罗棋布的便利店、社区店以及仓储式大型超市支撑着百姓们的便利生活。苏果超市有限公司创立于1996年，其前身是江苏省果品食杂总公司。说它的前身，乃是因为，它与新街口百货商店、中央商场等，都是由改革开放前的机构演变而来的，它们的前身曾经代表着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按照生活资料属性对商品供应的管理切割。新街口百货商店从属的中国百货公司是1950年成立的，它代表着传统城市百货商店；同年成立的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主要是面向农村供应的；此外，还有1949年成立的糖业烟酒公司等垂直的商业体系。20世纪90年代，它们都进行了相似的转型或变体，或成功或失败。例如，原隶属粮食局的各粮油供应站在新条件下成立了好管家国粮连锁生活超市，只是其转身不如苏果华丽。简言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服务于居民生活的各种供应系统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了各种转变(从产权、组织方式到服务业态，等等)，这种转变的结果之一便是：日益强大的商业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定义空间。 如果前面叙述的改变空间的商业力量与转型直接有关，那么，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小商业的作用。南京的湖南路和金桥市场是这类代表。现在的湖南路名头不小，被誉为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齐名的中国第三大商业街，1997年3月，湖南路被中宣部确定为“全国创建文明城市活动示范点”，1998年，湖南路被中宣部、国内贸易部、国家工商局、国家技术质量监督局四个部门公布为全国创建“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示范街，这两个称号醒目地铭写在与中央路交界的入口处。20世纪80年代后期，湖南路也是一条名不见经传的马路，尽管其有悠久的历史，路上亦有江苏省咨议局等著名民国建筑。这些都不是其后来变化的原因，其变化的动力直接来自商业。改革开放后，各大中城市都出现了一些专售被海关打扣的进口磁带、出口转内销的服装之类新潮商品的商店，这些商店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地下性质，因为商品的来源渠道并不合法。湖南路是这些商店集中的地方，正是由于这些商店的最初推动，商业发展起来了。在鼓楼区以及湖南路街道的直接支持和开发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经过多次大规模环境改造，最终在今天形成各种商家云集的综合性服务业空间。湖南路的成长代表着自发商业与政府城市开发之间的合谋，这种合谋在整个片区的重新定义过程中具有极大的效率。被誉为南京第三大商圈的中央门商务商贸集聚区之形成亦具有差不多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初，以南京市首家大型日用工业品批发市场——金桥市场的兴起为标志，该地块开始了商业的整合。因此，它更具体地代表了日用批发业的集中模式所产生的力量。诸如金盛装饰城、红星美凯龙这样的装饰和家具专业市场，是随着房产业的繁荣而繁荣起来的，它们亦是改变空间之商业合唱的生力军。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产业结构变迁所造成的资本不同部门力量对比的变化。在今天，尽管在整体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加工业和制造业仍然是我们的经济支柱，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化，金融部门同样具有较之于其他部门的优势，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支撑南京高度和密度的建筑中，金融标识同样是显著的，各大银行既占据了中心商圈的显著位置，它们的营业也在不同的闹市区域星罗棋布。与之相关，由于国内经济结构的独特历史依赖，国有大中型企业，从中国电信、金陵石化到江苏电网等，它们也都雄踞一方。 如果说上述各种经济力量对空间形态的改变是以零碎方式进行的，而地产则大规模甚至整片区地重新塑造城市。例如南京河西区域，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开发，近100平方公里的乡村，现在已经成为以金融、商务、商贸、会展、文体五大功能为主的新城市中心。非常清晰，主导其变迁的是两种核心力量：一是政府借十运会(2005年)、青奥会(2014年)等这样的大事件所进行的城市经营。耐人寻味的是，主管这个片区建设的南京河西新城区开发建设指挥部前后三任指挥长都落马了，如此巨大规模的城市更新，不产生漏洞才怪；二是以万达等代表的全国知名房地产商，它们通过CBD改变着中国城市空间。地产重塑空间的另一种突出方式便是不断地重新定义地标，在南京，2010年落成的紫峰大厦便是一例，该楼整体设计高度达450米，总楼层89层，据称是当时江苏第一高楼、世界第七高楼。这个项目，既可算南京国资操作的商业地产项目，也是地产(绿地集团)改变空间的例子。它彻底改变了鼓楼所代表的空间之历史。
近二十年来，南京始终摆脱不了大工地的形象，整片区的开发和更新、以地铁为龙头的大型市政工程，呈现一片火红的建设浪潮。不久前，南京的市委书记和市长都落马了，这是两位在江苏善于搞大规模工程的官员，南京的步伐是否会因他们而改变，不得而知。确知的是，南京已经在政绩锦标赛和商业大比拼中实质地改变了，并且诸如下关滨水区等地已经整片地拆迁，变成了等待新城诞生的废墟，南京继续改变着。这一改变，并非直接出于居民的生活逻辑，而是在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江苏省的“两个率先”)直接目标推动下和利润驱动下的空间商品化过程。这一过程重新定义的空间，必须改变它先前的属性，并由此推动城市日常生活的变迁。 2.从意义到表象：空间形态的政治经济学 不管是出于改善环境和居民生活需要，还是政绩、土地财政，抑或其他原因，像南京这样的地方政府热衷于大规模的城市更新都是基本事实。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指挥不仅没有压抑经济唱戏之商业气息，相反使其更加浓郁，结果是：在空间生产的全面商品化过程中，空间形态越来越丧失其意义内涵，而流于纯粹的表象。
如图所示，这是某地产在南京紫金山南一块原郊区通勤公交车场开发的称为“森林摩尔”的商业地产。其名中的“摩尔”乃mall(商场)之音译，说白了就是一个商场，但不中不洋地起一个怪异的名字，以求轰动。更确切地说，是以这样一个如Sony和TCL类没有意义的名字来表达一种概念上的创新。其所谓森林，便是外立面大量使用了松木做装饰。这是典型的在建筑形态和风格上哗众取宠，并没有实质意义。不过，对于商家来说，这样做并非没有意义。实际上，它代表着典型的商业地产开发做法。
空间本来就是生产条件之一，在传统经济模式中，空间蕴含在土地这种生产要素的形式中，而现代对空间的投资，改变了空间作为生产条件的地位。这种投资的成败在直接意义上依赖于概念设计和营销，依赖于消费主义的权力，那种权力是“建立在通过空间与地点的变化来诱惑消费者的能力之上的”[1]8。在“森林摩尔”这个例子中，企业需要挪用消费主义权力来解决一个大的难题：该项目不仅远离市中心，而且周边商住环境也相当差。反过来，这可能在商业上亦是一种机会，因为地铁二号线改变了其交通条件。如图所示，开发商对地理区位进行了再定义。与这种区位再定义同时发生的便是对业态、商住理念和项目品质的包装，名称正是多数商家都会花心思琢磨的问题。在更大范围内，对商业来说，地段概念已经不再受制于人口自然聚集而形成的区域密度和距离等因素，甚至相反，人口聚集在今天已经极大地依赖商业投资的指挥。在南京，无论是长江北岸的明发滨江新城、威尼斯水城等楼盘，还是整个浦口甚至更远的老山地块，都在开发商的运作下慢慢地发展起来，成为新的都市片区。
所有新近产生的或更新过的空间，从外部形态到内部景观，无不刻上过度的审美痕迹。例如，新街口德基广场二期，不仅外观采用了适宜进行大品牌广告定位的简洁的现代风格，而且从门头、橱窗到各厂商的Logo，都直接采用英文标识，仅仅从建筑看，无从判断这是哪个地方。正如我们在内部空间上疑惑伦敦牛津街上的SeIfridges与南京的新百商场之间的差异到底有多大，德基广场在整个街景上都让人一头雾水。这可能是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它不仅丧失了地域特点，而且去掉了地点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失误，而是刻意设计的。因为它占据的正是由自己定义的中心，不依赖于其他任何参照。这种排除任何地域可能干扰的全球同质性，在这种近乎绝对的净化之中，使大品牌(主要是奢侈品)牢牢地在人们心理扎下了根。在空间表现上，这正是现代性与传统至关重要的差异之一。零售业是如此，地产品牌亦是如此。万达、保利等不正是通过各种相同或类似的CBD(影院、剧院、购物中心加上住宅)将自己的符号浇铸在每一个城市之上的吗?在德基广场这个例子中，地点的变迁并非只是单维的，同时存在着与去地点化相反的运动，地点按照其在现代市场中的价值重新定位，并进一步在符号价值上再等级化，并最终影响其在更大的社会文化空间的认同。这一过程便是在心理层次上的再辖域化，即成为某种排他的私人领地。在德基广场这样的小块地域上产生的再辖域化是极为微妙的，因为它没有任何排他性的符号，甚至其商品标签都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明码标价”，但它确实是排他的，它以商品价格作为指挥棒，不仅将经过这里的人区分为成功人士与工薪阶层，而且在所有的消费者心中都划出了一个崇高的位置。当然，能够清晰观察到的，便是各式各样门禁社区，或者如上图所示，直接打出排他性广告的地产——“有些人可以拥有，有些人一生却只能仰望”。 对于内部空间，情况又如何呢?我们观察一下那些商场的内部布置便会获得答案。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大商场都布置得像童话世界一般?为什么所有的大型百货商场甚至苏果这样的连锁超市都会周期性装修或改变自己的展示?这又是一种对立的运动。前一个方面，富丽堂皇的地铁车站、宫殿一般的百货商店、令人目眩的娱乐场所，等等，任何一个并不在日常生活之外的场所，都会使人忘却时间的存在，忘却窗户外面的世界在变冷、变黑，它们自成永恒的瞬间。童话化或主题化通过制造完美替代了你对生活的想象，现代性似乎真正实现了那种让人流连忘返的童话世界。后一个方面旨在克服了顾客的审美疲劳，让消费者在其中永远获得了一种寻找和发现的快感，让消费者感觉到每一次购物都是新鲜的体验。无论如何，现代商业用形象掩盖了空间。或者更准确地说，通过形象之包装，商业将其占据的空间彻底地改造成作为纯粹展示的表象。 从外部到内部，原本为买卖提供场所的空间都至关重要地被改成供消费的空间，在直接的商业领域并不难以想象。那么，那些以保存记忆和遗产名义完成的大规模改造的老城、老街又如何呢?在总统府边上开发的1912商业区，彻头彻尾都是利润驱动的商业项目，自然算不上例子。熙南里街区的重建，专家不认可，市场也不买账，既没赚到利润也没赚到吆喝，算是个失败的例子，也没有什么好说。复杂的是南京老门东历史街区。该街区位于南京市中华门以东片区，毗邻夫子庙风景区，是著名的老城南，被视为南京“城市之根”之一，在多年的争议之中，2013年一期开放，至少从市场的角度来说，颇为成功。然而，正是这种成功恰恰见证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只是一面幌子，开发才是实质。因为，虽然在形式上按照传统样式复建传统中式木质建筑、马头墙，集中展示传统文化，再现老城南“原貌”，但值得注意的是，原住民全部迁出，通过移植传统手工业和餐饮项目、嫁接时尚(包括异国情调)商业项目、引进德云社这样的文化产业项目，加之利用先进的光影技术点缀，人气有了，商业氛围也足，但不是传统的生活和文化。如果说它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仅仅因为保留了建筑形式，那只能说是仅仅制造了外壳，没有实质性意义的表皮。这不是南京的错。实际上，它正是政府指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开发思路面临的原始创伤：文化作为凝结在生活方式之中并由空间以及其中活动体现的意义，它是由享有那种文化的人世代承继和发展的。现在的物是人非，究竟算怎样的文化呢?实际上，1982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命名以后，在随后的开发和整个市场经济成长过程中，这个问题便日益突出。因为历史文化名城并非是必须强制地予以保护的遗产，它很快便意外地成为各地在商业竞争中的有利品牌，不仅直接构成城市本身的无形资产，而且直接就是整个城市进行商业开发的生产资料。因此，无论冠以城市本身价值，还是直接基于市场的眼光，抑或政府主体造福人民的目标，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开发中，经营都不是比喻，而是以其直接和潜在的市场价值为目标的商业投资，运用市场规则将政府在城市建设中长期的投入，最大限度地通过货币形式表现出来，即通过复古进行更新的城市更新方式之一。说到底，与自然禀赋快速生产资料化过程一致，历史文化遗产也在各地快速生产资料化。特别是原居民的迁移，更是产生了复杂的社会后果，这不仅割裂了文化继承者与文化之间的血脉关系，最终将导致意义的枯竭，而且世代积累起来的文化恰恰成为社会不平等扩散的资源。在这样的项目中，文化成为意味深长的东西。从形态上，我们直接能观察到，在今天，生存空间开始全面的商品化，尽管空间本身仍然保有其作为人之生存外壳的性质，但其象征功能却发生了至关重要的转换。新的象征机制是由商业主导的，正是消费改变了我们营造空间之行动的意义，从而重新定义了空间对我们的意义。新的空间，无论是繁华的新城，还是恢复的历史文化街区，无论是大片的商业街区，还是一枝独秀的“唯一可售的世界地标”(紫峰大厦广告语)，都因为意义匮乏而徒具其表。或者，更尖锐地说，因为过度地包装反而使得意义显得苍白。 二、地点!地点! 在其他研究中，笔者曾使用离散(discretization)和碎片化(fragmentation)、失落的空间、错乱、废墟化、赝品流行、空壳化等术语试图将当代空间变异现象理论化，①地方性品质的丧失、地点的褪色，既是变异现象之一，亦是变异之复杂而深远的后果之一。在此，笔者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为切入点将问题置于消费社会语境之集中讨论之中。消费社会的崛起，改变了城市的性质，改变了城市生产的模式，也改变了地点的意义。这源自在当代地点资本化过程中同时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运动：在实体层次上的去地点化，以及在心理层次上地点的私有化、再辖域化。上述南京空间变迁的例子直接表明，它们都是通过景观的审美化来实现的。 “日常生活审美化”“景观社会”“影像战胜了实在”，这些措辞在20世纪60年代逐步在全球学术界流行起来，成为当代消费社会批判的关键词。然而，遗憾的是，特别是“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许多有影响力的研究恰恰错失了其真正的意义，与问题擦肩而过。因此，首先需要理论上的澄清。以韦尔施为例，他认为当代社会存在着“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而该现象是现代社会后现代化的征兆，需要一种新美学来回应。他断言： 差不多每一块铺路石、所有的门户把手和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没有逃过这场审美化的大勃兴。甚至生态很大程度上也成了美化的一门分支学科。事实上，倘若发达的西方社会真能够随心所欲、心想事成的话，他们会把都市的、工业的和自然的环境整个儿改造成一个超级的审美世界[2]。 从表面上看，这个论断描述了今天全球多数城市的事实。不过，由此断言，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今天新的状况，未免过于武断。因为，无论中外，还是传统社会，在建筑、家具上花费的心思绝不亚于今天，相反，今天的“审美”在机械化生产支持下倒显得十分粗糙。多的不说，拿皖南的西递、宏村等古村来讲，其一屋、一砖、一瓦、一石、一木无不极尽美化，整个村落布局也十分讲究，这远非今天多数城市所能相比。所以，问题本身不在于今天审美之形式的“泛滥”，而在于其意义的流失，这种流失使得审美成为赤裸的姿态，就如东施效颦。上文提及的“森林摩尔”的商业地产，其形式只是现代媒体惯常摆出的作秀姿态，与审美实质上没有多少关系。进一步说，如果那些直接商品化的空间，以迪士尼为代表的主题公园，是今天日常生活审美的理想类型，那么，它们见证了在今天审美的颠倒：仅仅是为了观光消费而制作的纯粹形式，其目标与教化和文化无关，而直接与利润绑在一起。这就如今天中国的“情人节”“圣诞节”等洋节日一样，与文化无关，只与消费有关，新近发明的“光棍节”因其没有任何文化根基而更直接地表明了这一点。
由是观之，当今中华大地流行的房地产开发之异国情调，例如“欧陆风”，是真正代表着空间被消费的逻辑。这边是“哈佛新(星)城”，那边是“康桥圣菲”，你建“塞纳河畔”，我就搞“莱茵之滨”，甚至把奥地利的哈尔斯塔特直接“搬”到广东某地。更匪夷所思的是，2001年上海市出台的“一城九镇”规划，九个镇几乎全是异国情调：松江新城建成英国风格的新城；安亭镇建成德国式小城；浦江镇以意大利式建筑为特色，结合美国城镇风格；高桥镇建成荷兰式现代化城镇，融入法国和澳大利亚风情；朱家角镇既凸显本土水乡古镇风貌，又有现代城镇的格调；奉城镇建成西班牙风格小城；罗店、枫泾、周浦、堡镇建成欧美特色的小城。这些案例更典型地代表了商业和政治合谋下的消费社会之成长。由此产生的空间形态，既非源自一个地方的文化传统，亦与今天百姓的实际生活需求无关，仅仅是一种没有内涵的表象。回到前文描述的商场内部空间的设计，可以说，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过剩的包装：因为意义匮乏而徒具其表。 简言之，不是审美化本身，而是看起来相同或相似的现象，在不同社会结构之中的不同意义。当代的审美，因其缺乏实质意义的支撑而成为一种纯粹的姿态，这正是消费社会对空间生产的挑战。在消费社会结构中，城市不只是消费活动得以发生的场所，而且直接成为消费对象，一个激发消费者欲望、让其产生消费愉悦的纯粹皮相。这些皮相，作为形象(image)，掩盖了空间，战胜了品质，也排挤了意义。如德波所言：“在现代生产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中，整个生活都表现为巨大的奇观(spectacle)堆积。曾经直接存在的一切都变成纯粹的表象(representation)。”[3] 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将有更深的发现，在今天的大小城市泛滥着的那些电子屏，它们到底是什么?小到街头、街面上随处可见的滚动式广告条，大到上海外滩对面的高层建筑，整个立面都变成了电子屏，它们是20世纪30-80年代城市街头的霓虹灯吗?不是。最重要的是，其上不断流动的影像。这些电子屏幕上是做广告的，但其上闪烁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广告。实际上，它比任何特殊的广告更接近广告在今天的本质，尽管在其上出现的内容也可能与广告无关，例如，它甚至会转播世界杯。说它是广告，原因在于，展现某种生活方式是其存在的根本理由。因此，就像把一个人的意识以某种方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使之可见那样，电子屏幕是城市无意识的呈现。在这一意义上，作为一类空间，电子屏幕定义了一种双重颠倒的情境。作为呈现，它暴露了城市的中心(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位置，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性质)，同时将城市与全球其他地方拉平，就如世界各地差不多同质的机场；作为掩盖，并非像军事伪装那样把自己的性质藏起来与周围环境保持一致，而是把它所依托的建筑擦除，使其能够产生利润的空间位置充分暴露出来。巨大的玻璃或合金幕墙、巨大的电子屏幕，表面上看，他们映射和表现着今日世界之繁华，但实际上，它们只是展现作为世界表皮的自身。它们的流行与泛滥恰恰见证了这个世界，“所有的事物都陷在同一个层次上，陷在表层，这表层就像一面无光泽的镜子，它不再能够反射与反抛光线”[4]。 不断闪烁着的图像是否像一键下去就可以换来换去的电视频道和因特网那样会引起现代人的精神裂变(schizophrenia)，这个问题我们并不关注。自马克思以来，日益整体化的世界与日益碎片化的个人生活经验之间的对立，一直都是现代社会理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早已存在汗牛充栋的文献。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作为一种征兆，它表明了作为地点的城市出现了漏洞，意义从中流失了。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不断扩张和深化的后果，它同时表明，当前，资本主义生产开始从空间中的商品(物)生产向把空间作为商品生产的转变，②与之一致，在全球层次上亦明显地存在着从空间中的消费向空间消费的转变。空间不再只是我们消费得以进行的场所，而且成为消费的对象。③在此语境中，如《黑客帝国》那部电影隐喻的那样，尽管空间比以前更加紧凑地包裹着我们，但我们的生存环境却从自己身上剥开，在经验上，空间(环境)实质上已经成为纯粹虚拟的自我心理投射。 三、生活!栖居! 地方就是大地上的一个点，即人的立足之处。自从人类定居以来，这个点便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条件。一方面，他在此获取自然的馈赠，延续了生命；另一方面，他在这里投注，创造了意义。一个在大地上无立足之处的人，是难以成为人的，不仅是在生命存在的意义上，而且不具有人之尊严。“世界之大，竟无我立锤之地”，这种感叹表达的是绝望!而永远在别人的地盘上生活的人，则被称之为放逐。所以，拉尔夫说，成为人就是生活在一个充满意义的地方世界中：成为人就是拥有知晓你的地方。他同时引证了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说法，即“‘地方’以这种方式使人适得其所，它同时揭示了他的存在之外部联系以及他的自由和现实之深度”[5]。段义孚则以topophilia(地方之爱，或恋地情结)来描述人与地方或环境之间的情感联系，在他看来，这种联系包含了情感、态度、价值和世界观[6]。无论大小，地方都是长期历史积累的结果。这正是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特色的原因。这种特色，也正是文化之精髓所在。文化是从故土景色中生长出来的，它不断地更新并加强人与大地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始终具有神秘的性质，即便欧洲式的启蒙也不能对之进行祛魅。所以，尼采曾问：“谁敢谈论大地的命定?”[7] 然而，在今天，我们面对的却是如此紧要的问题，地点出现了漏洞，那人的生存将何为，他又能如何获得深度的自由? 谈论这些问题异常艰难，然而不得不迎难而上，唯有思议，方能看到前景。思，即是要重新理解现代性以来人与大地之间的关系；议，即是面对独立为资本的空间强加给我们的诸多对立趋势。 为什么必须重新去深耕现代性以来人与大地关系这个话题?那是因为，人之自由乃现代性的许诺，或者更严格地说，是现代性强加于人的义务，然而今天的人往往错识这种自由，忘却了自由的深度乃意义的厚度。城市与货币经济的结盟，切断了人与大地之间的亲密关系，对此，斯宾格勒曾深深地叹息并预言城市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西方的没落；然而，货币经济却同时把人解放出来使他必须成为自己，对此马克思和西美尔都给予热情的欢呼，虽然同时对其可能造成的冷漠提出严正的警告。无论如何，货币经济替代了传统的存在之根，从而亦使得我们的存在，处在别样的意义之上。那种别样的意义便在于创造，这也是其厚度所在。由于如马克思在批判拜物教过程中揭示的，人对货币的依赖不会获得自身的独立，他的命运由此便是这种非此即彼的：要么流浪，要么创造别样生活。流浪是对那种业已切断的天然联系之回忆与寻找，经常怀乡的人是没有家园感的，而现代人确实在他的根子上便具有深刻的乡愁；创造便是重建环境，不仅人与大地之间新的代谢方式，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家庭、社区、城市、民族到世界各个层次人与人之间的共存，经常焦虑的人是因为看不到欲望的对象，而现代人确实在根子上背负着那种由无望的重建而造成的焦虑。 在今天，乡愁和焦虑同时加强了。因为，我们看到，货币经济发展到今天，它从人手中把一切关系都接了下来，一切关系都将由作为商品形式的资本来中介似乎才能实现。而在空间尚未资本化之前，人们曾经相信自己能够利用资本打造替代货币共同体的地方。地方是不同人群在自己的生活中创造的可识别的空间，其空间形式的可识别性既然是由生活创造的，那么就与生活内在地统一在一起而不可分离。因此，地方体现了环境与人的统一性、人类经验的整体性。这也决定地方必然是文化上和心理上的一个结，它是记忆的载体和意义的源泉。现在，我们面对的至关重要的挑战便是，当地方资本化，我们将在何处获得力量，又将自己的意义记录在哪里? 我们需要面对我们在这种趋势中形成的多种矛盾： 第一，在今天，为想象中的利润，空间被全面地组织化，一片片地被切割、加工和包装。这无疑改变了日常空间体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称的工业心理学使得日常性、日常生活成为一句话。因为，“城市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关于我们是谁或是什么的表达，也不再或多或少地作为一个消费经验发生的场所，这是一种把我们捆绑在巩固了作为我们社会规范基础的资本主义优越性的经验”[1]7。 在这一背景中，环境，如图示广告所表明的，变成了没有严寒、没有酷暑、没有黄梅天的同质，这是一种沉寂的边界，它不会刺激人的感官。它会紧紧地包裹着我们，使我们同样地沉寂。当然，它亦会以另一种方式深入我们的内心，替代我们的欲望。佐京指认了这一点。在她看来，商场就是当代权力的全景图，它规训着我们的身心，“无论是虚拟或是真实存在，商店都是一种‘全面控制的机构’”。她说： 包装的颜色、形状和标志，无盖货车和货架的布局，推着我们的购物车走过的常规路线——通过走道，经过入口处新鲜农产品区走到后墙处的牛奶和酸奶区，然后沿着最后一条走道的冷冻食品区走到收银台：我们知道这个顺序，它已经深深刻骨铭心[8]。 佐京描述的亦是我们的经验，尽管中美大型百货商店和超市仍然有许多差异，但这种差异已经不再重要，在所谓全球化背景下，不仅商业规则、商品质量标准、营销模式标准化了，而且商场空间布置的方式也大同小异。佐京仍然按照福柯的思路强调我们的身体把商店的规训内化了，或者说，商场正是今天规训我们身体的最深刻和暴力场所，虽然它也是最肤浅、舒服和文明的场所。诚然，权力定义了空间的属性以及在其中人们的活动性质，从而定义了空间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场作为消费行为发生的场所，也是供消费的空间，在这里只有买卖关系。不过，真正重要的不是权力渗透，而是存在本身被改写了。佐京描述的那个为消费者设计并牢牢地烙印在他们无意识之上的购物顺序，实际上是欲望的通道，一个被理顺了的捷径。 第二，人与空间(从大地、身体、社区、国家到全球)之间关系开始“脱钩”(delink)。较之古人，“忠诚”成为一个消失了想象品质，“放逐”和流浪成为个体生存的普遍状态，空间更纯粹地体现了西美尔货币哲学所揭示的卖淫逻辑，因此代表着资本主义的终极商品。在消费这种商品过程中，“一旦某人付了钱了，他就彻底结清了同任何对象的关系，犹如获得满足之后某人用钱打发了妓女，两人之间就毫无瓜葛”[9]。我们深知它是商品，使按照消费即破坏的逻辑来消化它，然后吐出残渣，就如对待他物。空壳化的实质，家园感的丧失。这正是现代性生存内在困境的空间表现：货币经济把人连根拔起，使他处在流离失所的境遇之中。不仅人与大地之间的切近关系消失了，现在人与空间之间的固定关系也消失了，在寻求自己生存基业的过程中，人在大地上瞎转悠。他像蝗虫一样，到处寻找着更好机会，在一个地方枯竭后飞到另一个地方。就此而言，他与资本是同质的。在此情境中，地方之名丧失了真实的意义。美国人James Howard Kunstler早就因此称美国为nowhere，即无名之地[10]。 第三，多层次和多重的空间错位。在西美尔所称的货币经济之自由底蕴支持下，我们一步步地把自己享用的物——从手表、汽车到家具——都当成自己人格的延伸，使它们成为自己自由个性的载体。在这一背景下，“我的地盘我做主”成为战斗性的口号。对于空间来说，产生了两种复杂的对立趋势：其一，私密空间(或在其中发生的生活)成为展示个性的手段，从而被肆无忌惮地“公共化”。“晒”这个词及其代表的活动的流行，充分见证了当代人的暴露狂倾向。其二，公共空间被多层次和多方位“私有化”。如果说用一本书占座因其校园风格而具有特殊性，广场舞因为中国特色而具有偶然性，那么，在世界各个城市随处可见的把道路划出一块作为收费停车位，这一行为无疑反映了现代性的典型趋势。前一种趋势的结果是，大量虚假的公共空间的泛滥，特别是随着因特网的普及，人们越来越适应戴着自己的面具生存——把自己的私密空间(作为日记隐喻的博客和微信)直接嫁接到公共空间上，这在表面上放大了公共空间，而在实质上把公共空间贬抑为私人活动表演的场所；后一种趋势的结果是，在表面上提高了公共空间的利用效率，而实质上则是摧毁了其多样性用途和开放性意义。 还有许许多多诸如此类需要我们面对的颠倒、错位与分裂。归根结底，它们迫使我们面对这个基本事实：无论是外在经验还是内在经验之中，空间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外壳，一个使我们的生活具有确定性的襁褓，当空间之襁褓的性质褪去，被还原为消费的对象，我们的生活以及生命现象也便赤身裸体了。 赤裸的生命是否能够找回属于它们自己的躯体? 诚然，这是一个无力的时刻，不足以扛起前景。不过，难道我们真的就不可能为自己打开一扇窗户，让智慧之光穿透自身，从而也使自己的生命散发出光辉? 一位叫姚贝娜的唱歌的女孩不幸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一位因为与孩子冲突长时间地陷入僵局的妈妈致电给笔者，她说，她不再坚持自己对孩子的道路设计，从现在起，将尊重他的选择，让他快乐而阳光地生活。处在僵局中的我们都是无力的。不过，无力，不也正是能够接受力量的时刻?就如那位妈妈的故事所示。 问题并不在于你是否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而在于你是否开始思考你自己。当我们的存在被彻底地改写的时候，难道不也正是我们从心底产生一种自己做主要求的时候?当我们与他人被隔开的时候，难道不也正是我们从内心产生交流渴望的时候?当我们在各种错位中迷失的时候，不也正是最需要抉择的时候吗?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被迫去思考：什么是栖居，什么是善良，什么是意志，什么叫机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海德格尔便在那种语境中做如此的思考。1951年，他做了一个题为“筑·居·思”的报告，听众是建筑师。在德国战后重建的岁月里，住宅的匮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然而在这一报告中，海德格尔却认为“不论住房短缺多么艰难恶劣，多么棘手逼人，栖居的真正困境并不仅仅在于住房匮乏”，并要求人们对栖居的本质进行思考。在他看来： 真正的居住困境甚至比世界战争和毁灭事件更古老，也比地球上的人口增长和工人状况更古老。真正的栖居困境乃在于：终有一死的人总是重新去寻求栖居的本质，他们首先必须学会栖居[11]。 海德格尔无非是说，在表面上，我们今天仍然和过去一样居住在大地上，仍然通过营造活动来解决我们栖居过程中的各种具体困难，然而没有意识到的是，那些困难以及它们越来越困难，恰恰都源自我们解决它们的方式，这种方式排除了人之生存这个根本目标。海德格尔关于诗意的栖居的思考，往往被人误解，似乎他要回到工业文明之前的农耕时代。其实不然，尽管他对工业无疑持极端的批判立场，但他并不主张回头，而是不断地提醒我们这个事实：栖居既非屈从于物(周围世界)，亦非唯我是尊，而是不断地在周围世界与我之间的对话与协调，从而创造出天、地、神、人诸存在和谐共处的格局，人的本质便处在这一格局之中。固然，海德格尔把那种格局诗化了，但这不仅不是缺点，相反，恰恰是忠实于那种格局的基本特点：它不是事先存在的给定事实，而始终是一种召唤，人本无本质，但在响应这种召唤中创造出自己的本质。道也好(老子)，人也好(马克思)，建筑也好(亚历山大)④都没有本质并因此无名，但人类用语言说出了它们，便表明了自己去追求并定义它们的决心。响应这种决心之召唤便称为栖居；诗意的栖居称为善良，便是按照存在于我们心灵之中的那种值得追求的人之生存尺度来思考和选择；诗意的栖居之可能，乃在于我们有意志，意志便是我们不能逃避的、选择“归本”的能力，“本”即是我们之所以为人的原因，乃是自己在大地之上、天空之下不断地创造出适得其所的生活的事实；在展示意志的过程中，我们缺乏机会吗? 或许，我们在常识中错识了“机会”的含义，往往只盯住“错失”这个事实，“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而忽视了我们有选择余地和能力那个事实，“我们没有珍惜……”泰戈尔在一首诗中说：“我想假如在来生，当我们在那遥远的世界上行走时，能再相逢的话，我将无限惊奇的停下步来。”(《游思集》，II-9)这个句子，不是应该反来念吗?假如不“停下步来”，那么我们只能等待“来生”。 注释： ①参阅拙文《当代城市的空间变异》，载《探索与争鸣》，即将刊出。 ②这是列斐伏尔的重要观点之一，参见Lefebvre,Henri,“Space:Social Product and Use Value”,in State,Space,World:Selected Essays.Minneapolis: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9.pp.185-195. ③斯蒂芬·迈尔斯区分“属于消费性质的空间”和“供消费之用的空间”。参见斯蒂芬·迈尔斯《消费空间》，孙民乐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④“存在着一个极为重要的特质，它是人、城市、建筑或荒野的生命与精神的根本准则。这种特质客观明确，但却无法命名。”参见[美]亚历山大《建筑的永恒之道》，赵冰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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