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资本论》创作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意志论文,资本论论文,意识形态论文,地位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409(2013)01－0024－05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1846年合著的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直到1932年才由苏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整理后用原文出版。这一曲折而多变命运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形态》的理解，进而影响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马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1](P29)，因此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资本论》反观《形态》，能够彰显《形态》的重要理论意义。
一、科学研究方法的初步确立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使用“抽象力”，并且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明确指出他的抽象法与黑格尔不仅不同，而且完全相反。但是马克思并没有详细地论述自己的研究方法，加上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的差异，所以《资本论》就表现为“一个先验的结构了”[2](P22)，从而增加理解《资本论》的难度。要更好地理解《资本论》，就必须揭示隐匿在叙述方法背后的研究方法。而研究方法更多地体现在一系列手稿当中，作为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创立的文本，《形态》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手稿之一。
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哲学研究方法的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用大量笔墨批评了以施蒂纳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对“现实个人的现实异化和这种异化的经验条件”的漠视[3](P317)，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也同样如此。费尔巴哈因为承认人是“感性对象”而超越“纯粹的”唯物主义，但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缺陷正是在于仅仅把人当作“感性对象”。于是费尔巴哈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遮蔽了人与人之间的其他的“人的关系”，于是人在费尔巴哈那里被抽象化了。从这个抽象化的人出发，费尔巴哈不得不再次请出“爱”的宗教以到达“类的平等化”，从而重新陷入唯心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种错误的根源首先在于语言的相对独立性。语言是由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虽然语言产生之后仍然受到物质的“纠缠”，但是它可以给“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的意识以独立的外观。因此现实世界的“一切关系表现在语言里只能是概念”。[3](P421)这些一般性和概念所表现的实践关系在获得独立存在以后，青年黑格尔派根据这些概念创造新概念，思维紧跟着概念也成为独立的力量。其次，哲学这个职业“本身就是现存条件的产物，是和现存条件不可分离的”。[3](P440)于是“这种在观念上的超出世界而奋起的情形就是哲学家们面对世界的无能为力在思想上的表现”[3](P440)，所以青年黑格尔派在思想上的吹牛每天都被实践所揭穿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了弥补这些谎言，他们不得不“编造新的词句来解释现存的世界”[3](P461)。总之，从抽象方法上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超越在于认识到语言、概念与思维的相对独立性即抽象方法的局限性，从而为科学抽象法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第二，科学抽象法的初步确立。
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事物的出发点是现实世界。从现实世界出发，充分占有关于现实世界的材料，这是科学抽象法的基础和首要环节。青年黑格尔派哲学仅仅是理论中的自我慰藉，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由于材料占有的丰富性使得理论和现实可以进行良性的互动。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大声疾呼：须跳出哲学的圈子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去研究现实世界。应从现实世界出发，从现实世界材料之间的矛盾出发，实事求是地对待材料中的各种矛盾，而不是回避或掩饰矛盾，从而推动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事物的路径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与青年黑格尔派的路径完全相反。“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4](P525)青年黑格尔派总是在每个时代寻找某种范畴去解释现实世界，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对物质实践的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通过经验的观察实现的。他们提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4](P524)因此，“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4](P526)
对现实世界的考察不仅会使与现实世界相独立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失去市场，而且还能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最一般结果的概括。但是，“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4](P526)正因为这个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抽象与青年黑格尔派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4](P526)为了对现实世界有更加科学的认识，马克思与恩格斯强调不仅要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分析中抽象出理论，而且要把抽象出来的理论运用到对新材料的整理中，从而在抽象方法上达到历史与逻辑方法的统一。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抽象方法有这么多的优越性，但是当人们在运用这种抽象方法着手考察和整理材料的时候仍然会遇到困难。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4](P526)他们再次求助于实践以解决抽象出的理论与新材料之间的矛盾。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也不断发展。
二、政治经济学的有益探索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没有专门研究经济学，但是他们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科学评价了政治经济学的进展，同时阐明一些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虽然它的“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5](P266)，但是有利于读者了解他们“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经济学观点”[6](P383)。
第一，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科学评价政治经济学的进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找到了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原因。他们在《形态》中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的“成就以及这种理论的不同阶段，是和资产阶级发展的不同时期有密切联系的”[3](P481)。由于经历了资产阶级的较早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霍布斯和洛克的“剥削理论还是和经济内容有直接关系的”[3](P482)。相反，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处在法国封建社会晚期，他们的学说只是君主专制政体时期的著作家所使用的表达方式的另一种说法，但透露着“把一切关系归结为剥削关系的愿望，想从人们的物质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来解释交往的愿望”[3](P481)。这是因为他们的学说同时吸收了英国人的思想，但是通过哲学的抽象，把实证的经济内容抽象掉了，所以他们的这种愿望难以实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评价重农学派。同早期著作相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对重农学派的评价发生根本的改变，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在重农学派那里获得了自己的真正的内容，因为重农学派最先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个体系”。[3](P479)“只是通过重农学派才变成一门特殊的科学，并且从那时起它才被作为一门科学加以探讨。”[3](P483)马克思对重农学派的这一评价在《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中得到确认。马克思明确指出：“重农学派的重大功绩在于，他们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进行了分析。正是这个功绩，使他们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7](P15)。但是当时的法国封建制度还没有消灭，地产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由于重农学派依据“法国的尚不发达的经济关系”，所以他们“认为地产和农业劳动是决定整个社会制度的［生产力］”[3](P482)，从而成为封建主义观点的俘虏。
第二，进一步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路径。
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关系，对经济规律和范畴的客观性质有明确理解。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反，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规律和范畴是受到历史限制的、暂时性的社会关系在理论上的表现，即“地租、利润等这些私有财产的现实存在形式是与生产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因此，“不研究这些生产方式中的每一种方式和以此为基础的整个社会制度，就不可能了解这些矛盾，而这些矛盾只有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和这种制度的实际改变，才能得到解决”。[3](P255、612)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生产活动作为考察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由于英国的政治经济学通过“实证的经济内容”“单纯地肯定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在政治经济学里已经提出了一种思想：主要的剥削关系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是由整个生产决定的，单独的个人都面临着这些关系”。[3](P483)而且，资产阶级的这些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这一点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从生产出发，就必须研究“生产的实际条件和人们的生产活动”以及“人们的现实的生活关系”，从而揭示“竞争和大工业的革命方面”。[3](P614～615)这就确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形成了由‘物质生产—交往形式—理论和意识形态’序列组成的社会结构理论”[8](P104)，从而对以“资本的生产过程”为首确定《资本论》“四卷结构”有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以生产活动作为考察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超出了政治经济学本身的意义，为在政治经济学中完全清除唯心主义奠定了基础。
第三，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了劳动价值论。
在《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成为劳动价值理论的赞成者。他们不仅批评施蒂纳不了解“在竞争的领域中面包的价格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而不是由面包师任意决定的”这个简单的事实，而且明确指出金属货币也“完全是由生产成本即劳动所决定的”。[3](P430、466)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劳动规定生产成本，不仅说明他们肯定劳动价值论，而且指出了利润的来源。生产成本是由劳动决定的，而劳动既包括物化劳动又包括活劳动，在雇佣劳动的条件下，商品的价格一部分补偿活劳动，从而形成工人的工资，而另一部分则补偿物化劳动，余额形成资本家的利润。因此，在发达的竞争条件下，利润和工资都是由工人的活劳动创造的，当然只有在浅陋的竞争条件下小工商业者的骗术盛行，利润才表现为一种价格的余额。
虽然在《形态》中只是零散地涉及劳动价值论，但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劳动价值论。这一点为马克思的后来研究，特别是为《资本论》的创作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三、唯物史观和科学共产主义的创立
从理论的历史生成角度看，唯物史观为《资本论》的创作奠定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为《资本论》的创作明确了至善的理论旨趣。
第一，唯物史观的创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把唯物史观同一切唯心史观对立起来，并从正面论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初步确立了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批判德国哲学把人抽象化的观点，首先要确定批判的前提。这个前提是“现实的个人”，以及“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4](P519)正是这种“感性活动”使“现实的个人”从动物界中分化出来，成为社会的主体性存在。因此，人是自己劳动创造的产物，人的本质就在生产实践之中。只有把“对象、现实、感性”看成是“感性活动”“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才能最终实现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自然世界和属人世界的真正统一。科学实践观的确立，最终使哲学摆脱了单纯思辨的传统，使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历史领域得到科学诠释。
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他们从意识的历史起源和意识的历史生成两个维度阐述存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首先，“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4](P533)意识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主体，意识总是人的意识，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其次，“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4](P525)意识伴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而发展，进而人类社会出现了真正的分工，即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于是意识“从这时候起”“才能现实地想象”。就是因为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它“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4](P534)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意识的这种相对独立性是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给予的。因此，社会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分析了社会物质生产内部的关系。他们指出“在现实世界中，各个人之间的交往取决于他们的生产方式”[3](P455)，而“私有财产是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必然的交往形式，这种交往形式在私有财产成为新出现的生产力的桎梏以前是不会消灭的，并且是直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所必不可少的条件”[3](P410～411)。因此，“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4](P567)虽然生产关系的概念还没有产生，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初步阐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在此基础之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他们把“那些决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看成“是国家的现实基础”，并且这个基础“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在这种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3](P377～378)
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唯物史观的第一个经典表述：“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4](P544)
第二，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揭示了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且对未来的共产主义进行科学预测。
共产主义作为未来的社会形态，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必然结果。生产力决定社会状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也会跟着改变，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时，势必将被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才成为真正的“不堪忍受的力量”。同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4](P567)。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生产资料与劳动者才能发生彻底分离，才能形成共产主义革命的物质力量即无产阶级。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无产阶级的联合才能成为可能，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4](P539)因此，共产主义革命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之上，对共产主义的未来景象进行合理的推测。首先，共产主义“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4](P574)。其次，“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4](P574)于是，共产主义在消灭私有制的同时也消灭了分工，“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3](P460)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角度来看，科学共产主义是唯物史观的逻辑推论，反过来说，唯物史观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逻辑论证。对科学共产主义论证的完成，是在剩余价值理论发现以后，特别是在《资本论》中完整地表现出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论》是《形态》的继续和完成，而《形态》为《资本论》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标签：资本论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恩格斯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德意志意识形态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抽象劳动论文; 物质决定意识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活动理论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 经济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