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183;威廉斯的文化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威廉斯论文,雷蒙德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世界范围内如火如荼的文化研究领域，人们常常提及雷蒙德·威廉斯。有人把他称为文学理论家，也有人把他归入文化思想家，将他与法国的巴尔特、德国的哈贝马斯和前苏联的巴赫金相提并论。威廉斯的学生，
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 1943—）认为，威廉斯是战后乃至20 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文化思想家，是英国左派知识阵营具有广阔历史视野和丰富文化批评实绩的知识分子，“无疑是英国有才气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注：王逢振等：《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 第529页。）我认为，将威廉斯归属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更为适合， 这可以从威廉斯的思想形式、理论探索和其毕生的文化实践中得到证明。
雷蒙德·威廉斯于1921年出生在一个名叫潘迪的威尔士小村庄，其父是铁路工人。因品学兼优，他于1939年获奖学金进入名校剑桥大学学习。在校期间，威廉斯积极参加当时具有共产党色彩的学生支部活动。他同时也是“剑桥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应征入伍（1941），曾参加多次著名战役并成为一名坦克兵指挥官。1946年战争结束后，他重返大学校园并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在随后的14年间，威廉斯以教员的身份投入到战后日渐普及的成人教育事业中，直接探讨和解决“战后英国的社会、经济、就业等工人阶级所经历并直接关注的一系列问题，并由此出发对之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注：王宁：《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年，第71页。）。
威廉斯的工人阶级家庭背景，丰富的社区生活经验以及所从事的非学院式的大众与成人教育为其日后文化理论探索和研究奠定了有益的基础。威廉斯分别于1958年和1961 年写下了文化理论专著《文化与社会1780—1950》和《漫长的革命》。 这两部著作改变了文学理论的传统范式，开辟了从社会大视角和多语境条件来诠释文化的新领域——文化研究的先河，同时也奠定了他作为文化研究先行者的地位。1961年，威廉斯被任命为剑桥大学基督学院英文系讲师，后于1974年升任戏剧学院教授。在剑桥大学这一学术权威中心，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研究与实践仍在向精英文化固守的阵营发起挑战。用他自己的话说，即“如果细细品味我几乎所有的著述，你就会明白我一直在批驳我所指向的英国官方文化”。（注：Higgins,J.,1999,Raymond Williams:Literature,Marx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London:Routledge,p.2.）雷蒙德·威廉斯于1988年1月与世长辞， 过早地离开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文化事业。他给人们留下的文化思想遗产十分丰富，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生在深切缅怀他的时候， 就称赞他为“我们时代的骏才”。 （注：Higgins,J.,1999, Raymond Williams:Literature,Marx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London:Routledge,p.2.）
雷蒙德·威廉斯无疑受到人们，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的爱戴和赞扬。他的理论思想至今仍在文学及文化批评领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对此，我们可以从他的具有代表性的论著中窥见一斑。
在《漫长的革命》和《关键词语》（1976）中，威廉斯对“文化”这一字眼的内涵和外延做了透辟的论述。他说，文化“是英语词语中为数极少的最为复杂的字眼之一”，关于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上有三个：用来“描述知识、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或是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 （注： Williams,R.,1998,The Analysis of Culture,in Cultural Theory andPopular Culture—A Reader,2[nd] edition,ed. Storey, John,Prentice Hall Europe,pp.48—53.）所谓“特定的生活方式”，则可能受到前代学者，文化学奠基人泰勒（E.B.Taylor）的复杂整体文化观的影响，不过，此处重要的是“特定”二字。（注：李宗桂：《中国文化概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7页。）“特定的生活方式”的含义可理解为各个特定文化，这些文化种类均享有“文化主权”。威廉斯指出的第三种文化的用法对于我们掌握现当代文化话语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如他所说，“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这样的用法可以理解为日常生活中人们最熟悉的一种文化的定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所谓文化，指的就是音乐、文学、绘画、雕刻、戏剧与电影。然而，就文化形式而言，“知识与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这个稍微带有“阳春白雪”的概念也可包括“流行文化”与文化娱乐产品，直到扩展到各种大众媒介。对于后者——大众传媒，威廉斯认为它是尚未展现其内涵，值得研究和发掘的文化空间。这样，经过扩展之后的这个文化的用法（威廉斯称之为“情感结构”，正是当今流派众多的文化研究所认定的文化观。这里的文化，指的是一个社会的“表意的过程与行为”。它包括的范围更为广泛，从语言、哲学，一直到广告、艺术、建筑、市井故事、电影、时装、大众文学类。事实上，在阐述了以上三种关于文化的常见用法以后，威廉斯接着提醒人们不必试图找出所谓“文化”的“真正”定义：
“就任何一个学科而言，清楚地界定概念的用法有其必要。但是，话说回来，我们也知道真正具有实质重要性的是，同一个词汇的意义范围及其重叠之处，错落于繁复不一的意义之间，乃是精细而繁复的论证，从中我们才能发掘人类的一般发展，特定生活方式的种种关系，以及艺术与智力的运作过程及其展现的工作成品之间的种种关系。”（注：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14页。）
讨论威廉斯的文化批评理论，不能不提及《文化与社会：1780 —1950》这部英国文化理论史上里程碑式的巨著。该书出版于1958年， 后数次重印发行，影响广泛。这部论著注重文化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尤其是从社会多重视角和社会的动态发展来诠释文化的新方向，形成了时至今日仍然非常活跃的一派学说，即“文化唯物主义”。威廉斯认为，文化是构成和改变现实的主要方式之一，在构造物质世界的过程中起着能动作用。他认为，文化是一个“整体性生存方式”，是对某一特定生活方式的指代和总括。他指出，“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艺术和知识过程中得到表述，同时也体现在机构和日常行为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分析也是对某一特定生活方式，某一特定文化明显或隐含意义和价值的澄清。”（注：Williams,R.,1998,The Analysis of Culture,in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 Reader,
2[ nd]edition,ed.Storey,John,Prentice Hall Europe, pp.48—53.）《文化与社会》考察了英国工业资本主义以来的文化批判传统，追溯了这一传统在W.布莱克（1757—1827）、T.S.艾略特（1885—1965）以及W.莫里斯（1934—1996）等人著作里所展现的“文化”一词的语义史（注：萧俊明，“英国文化主义传统探源”，《国外社会科学》， 2000年，第3期。），指出“文化”的语义嬗变史透视了包括“阶级”、“工业”和“民主”等词语的社会发展史。他还对根深蒂固的英国文化传统和文化制度进行了强有力的适时批判。威廉斯理想中的文化不是由少数几个“文人学士”或“局外人”建构和分发、由老百姓接受和体验的“精英文化”，而是被共同占有、平等参与创造和共同控制的“共同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仅被社会中的精英所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也可以在非精英领域即人民大众日常生活中得以完整地体现。他评论道：
“说起共同文化，首先要说的是，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整个生存方式，也包括一些特殊天才及有声望名气的人所做出的重要而必不可少的贡献，另一种说法则是以共同的文化要素的观念——它的共同体——为批判工具，认为我们实际上拥有的是分裂的、片断化了的文化。”（注：Williams,R.,1998,The Analysis of Culture, in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A Reader,2[ nd] edition, ed.Storey,John,Prentice Hall Europe,pp.48—53.）
威廉斯反对精英主义文化的一统天下，提倡尊重一般民众文化传统和劳动者的尊严。他认为工会和其他劳工组织是参与文化民主进程并形成共同文化的重要力量。他提倡去发现那些被人瞧不起的大众娱乐文化方式，承认普通民众对狂欢传统的大众文化的满足与欣赏，总之，尊重有差异的“他者”的平等的文化权利。威廉斯认为，“大众是另一类人。事实上并没有大众；有的只是把人们看成是大众的方法”。威廉斯就“大众”这一概念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就其突出的含义来说，“大众”指广大民众，它表明普通人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征：他们是由此众多的人组成。“大众”这个词包含了下层劳动者，包括普通民众、工人阶级、老百姓或是“下里巴人”。威廉斯认为，一个有创造性的、民主的、富有活力的“共同文化”正是可以由他们创造出来。由此可见，威廉斯的理论表现出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
威廉斯对当代英国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卓越贡献在于：他最先把研究方向对准大众文化、通俗文学甚至传媒电视，从而实现了对利维斯等人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批判和超越。首先，威廉斯不承认艺术的特殊地位，把它看作等同于其他的普通文化实践，“艺术与生产、商务活动、政治、家政管理并无二致”。（注：约翰·斯托里，1997，《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二版），Prentice Hall 出版，第58页。）威廉斯始终保持一种文化开明主义态度和文化民主思想。他认为艺术是一种普通的人类活动。在《文化与社会》中，他区分了资产阶级文化与工人阶级文化的截然不同，认为资产阶级文化是基于资产阶级自身利益的个人主义思想观念和结构形态；而工人阶级文化则是从本阶级利益出发的集体主义思想、观念、形态和思维方式。他在著作中满腔热情地赞扬了工人阶级文化，认为英国的工人阶级具有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他们创立了诸如合作社、工会、政治社团等具有一种独特的社区归属感和团结精神的民主机构和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这是“富有创造性和了不起的业绩”，与资产阶级的所谓“高雅品味”是迥然不同的。
从1958年威廉斯出版经典文化批评专著《文化与社会》到他去世，他的著述生涯长达30多年，这期间他写出了20多部理论著作，内容涉及文化批评、文化史、文学艺术论、戏剧研究以及传媒理论（报纸、电视、广播、广告等），发表过数百篇学术论文和演讲稿，爱伦·奥康诺所著的《威廉斯传记》中所收集的威廉斯发表的论著的题目就长达39页。（注：约翰·斯托里，1997，《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二版），Prentice Hall出版，第62页。 ）“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把文化研究从他发现的比较粗糙的状态改造成异常丰富、资源雄厚的研究领域，因此而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英国的思想和政治图景，使成千上万的学生、同行和读者长久地得到他的思想赐予”，（注：特里·伊格尔顿，1999，《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66页。 ）当人们回想起威廉斯工人阶级的政治背景和在文化精英聚集的剑桥大学任专职戏剧学教授一职的学术背景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对当代文化研究的贡献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从而对他的理论成就和坚定的政治信仰及立场更加由衷地钦佩。
威廉斯关于文化的著述和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对于中国当代学术界来说还属于较陌生的领域。在80—90年代文化界曾有过诸多关于文化热点和文化理论引进的讨论，但这只是在改革开放和开展学术交流形势下的思想争论，带有较强的实用性。从理论层面上分析，那时的“文化热”还是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大文化概念。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文化在格局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可以说，中国进入后意识形成时期，一系列涉及主导文化、高雅文艺、大众传媒、文化霸权、公共文化空间和主体重建等问题摆在了研究者面前。威廉斯的文化理论也许会有助于我们认识上述问题，为我们正确把握文化与社会的关系、诗学（文艺理论）与文化的关系、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文学艺术与社会其他领域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与日常生活等关系提供可资借鉴的知识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