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自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对近年来马哲研究的一个有限观察和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话语论文,当代论文,自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3)01-0013-07
一、理论自觉的世界维度
近年来，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和中国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的双重影响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态势。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如果立足于对时代主题的深刻理解、对中国问题的深刻把握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之根本旨趣的坚持和固守的话，那么就可以在这多样化背后发现一条基本脉络和主题，即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中国形态。立足于这一高度和视角，我们就可以穿透多样化的困扰，捕捉到近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最具价值的进展：理论自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
2011年4月，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国著名学者伊格尔顿的新著《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该书很快赢得了国际学界的普遍关注。3个月之后，该书中文版横空出世，几乎在一夜之间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广泛讨论。正如吴晓明在关于该书的评论中所说的：“这部著作的中译本出版得如此之快，既令人颇感诧异，又让人深感庆幸——它来得正是时候”。[1]之所以“正是时候”，一方面是因为在饱受金融危机之困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的声音再一次唤醒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予以反思和批判。“当人们开始谈论资本主义的时候，就说明资本主义出现了问题。因为这表明人们已经不再把资本主义制度当做空气般自然而然的存在，而是把它视为一种不久之前才产生的历史现象。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有始就必然有终。”[2]另一方面，在当代中国学界，“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多种思潮交融交锋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性遭遇了质疑和挑战。它或者被视为单纯的意识形态话语而被拒斥，或者被视为纯粹的学术话语而沉迷于思辨王国之中不能自拔。孙麾最近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的眼睛。现在这双长在我们身上的眼睛却被一些人弄得日渐晦暗了。”[3]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中文版的出版及其在短时间内所引起的普遍关注构成了一种值得思考的学术现象。这一现象对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能够从中学到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本身就可以构成一项专门的研究课题。对于本文而言，我们至少能够从这一学术现象中看到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大热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某些方面已经与世界同步。近年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风起云涌、蔚为大观，构成了学术界一道十分引人注目的风景线。从学科布局上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从原来的一个理论热点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领域，2005年，教育部正式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设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从研究领域上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大大超越了原来以法兰克福学派为核心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而拓展到东欧后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左翼思潮等；从学术影响上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从专注于对哲学问题的探讨而拓展到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从研究成果上看，不仅每年都推出大量研究著作和学术论文，而且出现了年度性的系列研究报告，在此方面，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每年推出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中央编译局2012年开始推出的《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系列最具代表意义；从研究队伍上看，人员规模迅速扩大，2011年10月在山西大学召开的第六届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的参会人数到达了近200人，提交会议论文145篇；从人员分布上看，除了原来的“三驾马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黑龙江大学之外，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正以各具特色的研究风格奋起直追。
总的来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最具活力的领域。但短时间内的急剧膨胀和“井喷”式发展固然可带来空前繁荣，却难以解决深层次的问题，而且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当今中国学界大多可以找到追随者，但对他们思想的研究，总体上并没有超越简单的介绍和综述阶段。概述性的综合研究偏多，针对某一专题、某一人物深入系统的专门研究偏少。再如对于国际学界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如全球化、后现代性、晚期资本主义等问题或者比较淡漠，或者单纯停留于纯粹理论的研究，缺乏建立在中国现实实践基础上的反思和回应。[4]
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繁荣背后的隐忧，一些学者表达了兴奋之余的忧虑，“虽然在过去的20多年间，我曾先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是，面对今天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井喷式’的理论成果、‘走马灯式’地纷纷登场的国外学术流派和人物、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概念、新理论，我也有一些茫然，有时甚至隐约感到一种‘学术眩晕’。毕竟，推动一个学科从初创到成熟需要遵循学科发展规律，需要展开扎实而细致的工作。一个学科过分快速地‘跃进’和无限制地膨胀，其前景必然有一定的隐忧”。[5]衣俊卿的这一忧虑集中体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理论自觉和自我批判精神。事实上，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自身的理论自觉已经开始呈现，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提批判。王雨辰在《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与反思》一文中指出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换带来了三大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脱节；研究方式的实证化、技术化和学院化；追踪研究与基本理论研究的脱节。[6]在随后发表的《论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三个核心问题》中，王雨辰进一步论述了制约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的三个核心问题：研究边界日益模糊、研究对象选择的随意性和研究方法的非历史性，并指出这三个问题的实质在于应当如何看待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即研究者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7]衣俊卿在《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的审思》一文中提出应当培养一种“划界意识”：首先是基础性的划界意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涉及的各种流派、人物和观点的影响力做出切实而恰当的评估，突出重点和核心层；其次是深层次的划界意识，对研究对象的价值取向、基本观点，特别是其同马克思思想的关系做出区分性评价；最后还要突出“现实诉求”，把关于不同理论观点的内在逻辑与这些理论同人类实践关系的揭示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立足中国语境推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如果说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提批判更多的是一种清理地基意义上的“破”，那么对中国语境的突显则重在引导方向的“立”。刘同舫的论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与中国意义》集中体现了中国学者对于“破”与“立”问题的思考。该文一方面揭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不是统一的思潮，而是“家族相似”；另一方面总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反思教科书体系，提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反思学院式研究方式，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批判现代性弊病，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路径；应对经济全球化趋势，推进共产主义事业。[8]如果说，刘同舫的论文还停留于原则性层面的话，那么仰海峰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构图》中则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需要在本土学术话语的建构中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因为一个国家的学术水准往往取决于其学者能否将普遍性的学术规范与本土性的思想建构联系起来，从而形成本土学术话语。这种话语既是对世界思想的深刻把握，又是对本土问题的深层透视。[9]
陈寅恪先生1933年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所说的：“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10]这一论述具有方法论意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必须牢记自己的中国语境，中国这块土地是我们须臾不可脱离的研究之源。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只要同大地接触，便无坚不摧，所向无敌；而一旦离开大地，便不堪一击，被赫拉克利斯轻而易举地杀死。中国学人只有脚踏中国这块大地，才有可能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而这同时就意味着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任务不是引进、介绍，甚至分析、研究国外学者的相关著作，而是自觉把握他们从现实问题出发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式，进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提供有益借鉴。[11]
二、理论自觉的中国语境
2012年初，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光明日报》理论部和《学术月刊》编辑部联合组织评选的“2011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评选结果公布，“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问题”入选。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问题”的入选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主办方在发布“2011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的同时，也公布了相关专家的评点。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问题”的专家评点指出：将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问题的关系评为学术热点符合理论研究的内在逻辑。一方面，中国问题的分析和把握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中国问题”不是简单的经验直观方法所能说明的，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给以深刻的观照和分析。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离不开对现实问题的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命力来自与社会实践的互动，其价值在于能够分析和回答当代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从问题出发展开研究是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重要途径。[12]
如果我们把观察的视野再拓宽一些，就会发现，2010年召开的第十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的主题同样是：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问题。再考虑到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和2009年纪念建国60周年所进行的广泛而系统的学术回顾和总结，那么2010年第十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和“2011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分享相同主题就是一件合乎逻辑的事情了。这一系列学术事件都指向了一个基本方向，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自觉。这一理论自觉最为核心之点在于对研究路径的反思。
反思有益于前进。立足于研究路径的视角回顾近年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可以发现存在两条基本路径需要反思。第一，回归经典作家的重要文本，从中发掘出重要或被人忽视的思想范畴，并予以清理和研究；第二，面向西方思想，借助“他者的眼睛”，补充或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应当说，这两条路径都是对以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教条化倾向的有力反拨，对于提升学术规范、拓展理论视野具有重要价值。但问题在于一些研究者对于其中所蕴含的“限度”问题缺乏自觉意识。比如关于文本之路，一些研究者往往致力于复原马克思的神圣肖像，而遗忘了“虽然这种研究包含着改变意识的要求，但所能达到的仅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现存的东西，或通过另外的解释来承认现存的东西，这仍然停留在纯粹精神的世界范围内”。[13]关于“以西解马”之路，一些研究者往往沉浸于西方思想的解释力，而遗忘了对其前提和界限进行批判。他们忽视了任何思想都有其存在的特定历史语境和现实条件，并蕴含着一定的价值前提。这种将西方思想从其所诞生的土壤中“抽取”出来，提炼为普遍性原则，进而将其运用到一切对象上去的“外部反思”式的研究方式，是思辨哲学的通常做法。
从目的上看，这两条路径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来充实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这在一定限度内，无疑是正确的和有益的。但立足于一个更为根本的层面，就会发现它们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的“教科书形态”分享着共同前提，即二者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个理论体系或一套哲学系统。基于这种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路径无非是将其理论大厦的地基打得更为扎实一些，将其结构系统建构得更为完备一些，使其拥有更为广阔的解释力。对于旧哲学而言，这种进路无疑是康庄大道，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情况则迥然不同。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就不是解释世界的哲学，任何意义上的解释系统、知识体系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存在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旨趣在于改变世界，进而实现人类的解放，其研究必须寻找一条不同于旧哲学的新道路。
问题最终归结到一点，是现实趋向思想，还是思想趋向现实？如果是前者的话，那么就与马克思所批判的“德国哲学”的研究路径趋于一致。而这种研究方式所得到的结果无非是“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歼灭”，[14]这一切又“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15]它们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是给哲学的殿堂增添几尊神像，而不可能真正触动并改变哲学的基本性质和存在方式，更不可能推进实现人类解放这一马克思为之奋斗终生的伟大事业。因为这在把马克思确立为人类哲学史上的圣像之一的同时，也堵住了其通往社会现实的道路。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这种研究方式颇具市场。令人庆幸的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自觉，一些学者对此问题已有深切的把握并为之大声疾呼。吴晓明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路径在于揭示并切中社会现实。“虽然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都植根于它所生活于其中的时代，但唯独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把揭示出来的社会现实理解为哲学思想的深刻基础，并把自觉地面向这一基础的任务标示为哲学学术的根本。在这个意义上，与时代状况及其问题的积极对话甚至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的生命线，离开了这条生命线，就既无马克思主义哲学可言，也无这一哲学的任何学术可言。”[16]王庆丰的论文《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问题》则在以历史唯物主义所开辟的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上进行了可贵尝试。论文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优越于其他西方思想的地方，就在于其揭示了经济发展及其背后的逻辑架构：资本增殖的逻辑。中国道路的关键在于解决社会主义如何驾驭资本，实现社会的科学发展。
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路径就应当是转向后者，即思想趋向现实。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任务的转变，就像有论者所指出的：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任务不是去构造这样那样的体系，而是从全球化的大背景和中国的具体实践出发，提炼出既有民族特色又有世界意义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17]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工作不在于学术史意义上的脉络梳理，也不在于理论建构意义上的范畴演绎，而在于自觉深入到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这一源头活水之中，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把握社会实践的本质，表达时代精神的精华，并在解决时代所提出的重大课题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实现自己并引领时代。“问题并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地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18]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会不断地焕发出自己的生机和活力，才不会像青铜器、纺纱车和蒸汽机一样进入历史的博物馆。
三、从理论自觉走向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
前进离不开反思。如果说反思为前进奠定了基础的话，那么我们将在此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问题。如果说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中国形态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任务的话，那么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就是这一总任务的重要支撑点和最终落脚点。但无论如何，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都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讨论。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不断升温，推出了一批具有较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从整体上看，呈现出步步深入、逐层推进的态势，并呈现出新的特点：第一，整体性与部分性研究共同推进；第二，历时态与共时态研究相统一；第三，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19]这一判断立足于对既有研究成果的批判性考察。笔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众多成果之中，有一部分论述值得特别关注，因为它们在众声喧哗之中表现出异常冷静和反思的一面。孙利天最新推出的论著《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作。[20]该书最为重要的价值在于十分鲜明地提出了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正是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关键和核心之点。另一具有相同理论旨趣的学术事件是围绕“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连续举办了两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予以主题研讨，并以专题的形式推出了相关文章。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自觉已经深入到了建构民族学术话语体系的层面。
在此，回味一下黑格尔的著名论述是必要的。黑格尔曾经指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21]并认为“现在我想说，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22]黑格尔在此提出了哲学与民族语言之间的重要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语言理解为“思维本身的要素”、“感性的自然界”。“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23]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加明确地指出：“‘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存在的、现实的意识。”[24]这一论断意味着纯粹的精神、意识植根于语言的土壤之中。作为人类文明活的灵魂的哲学，只有获得民族语言的形式，才能真正为一个民族所掌握。这对于以改变世界为根本旨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尤其如此。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从根本上改变了哲学的基本性质和存在方式，实现了一场哲学革命。从此之后，哲学再也不是物理学、化学等经验科学意义上的学科，也不再是学院中存在的经院哲学，而是成为了现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5]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遵循的不再是思辨的规律，而是社会实践的规律。只有在实践中并通过现实的手段才能真正实现人类解放。而要完成人类解放伟大使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和民族文化相结合，就必须运用民族语言，而且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日常语言。这一点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可以清晰看出。比如笛卡儿的“我思”、康德的“统觉”以及费希特的“自我”，在马克思文本中，就成了“现实的个人”。对于“现实的个人”的界定，运用的也是日常语言。“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6]甚至在表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原则时，马克思同样运用了朴素的语言：“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7]
在马克思的早期文本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人的本质”、“类”等传统哲学的思辨语言。但马克思很快就跨越了这一阶段，并发现了语言表述的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回顾“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时，他曾这样反思：“这一道路已在‘德法年鉴’中，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篇文章中指出了。但当时由于这一切还是用哲学词句来表达的，所以那里所见到的一些习惯用的哲学术语，如‘人的本质’、‘类’等等，给了德国理论家们以可乘之机去不正确地理解真实的思想过程并以为这里的一切都不过是他们的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28]可见，马克思清醒意识到自己当初“旧瓶装新酒”的做法最多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马克思主义哲学比其他任何哲学更需要说民族语言，而且是说人们熟悉的日常语言。这也意味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建构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只有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汉语，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并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四、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旨趣与路径
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中国以来，它就充满活力地浸透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之中，就实际地改变着我们的时代和中国人民的生活，同时也在悄无声息地丰富并影响着我们的语言。换言之，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汉语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预设，而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每天都生活于其中的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它就像我们的呼吸一样自然而然，任何否定或拒斥这一现实进程的尝试都会像一个人试图抓着自己的头发腾空而起一样荒谬。这就意味着，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既是社会实践的必然要求，也是理论自觉的内在逻辑。
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根本旨趣：解释世界与改变中国。从话语体系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诸多重要术语已经进入到了现代汉语的理论以及日常话语体系之中，比如资本、革命、阶级、劳动、解放、封建、矛盾、理论、实践、人民、价值、意识、唯物论、辩证法、意识形态、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布尔什维克等。人们对这些术语的运用是如此自然，以至于难以意识到它们是外来文化的“舶来品”。“在当下的大众话语中有如此众多的‘革命话语’影响着国人的思维和语言体系，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无意识’状态，因为人们如此频繁而平常地使用这些马克思主义术语，基本意识不到这些原本属于‘外来’的‘革命话语’”。[29]
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现代汉语的话语系统主要借助于翻译的方式。但这种翻译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即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著作翻译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为了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共产党宣言》也是在中国的社会问题空前严重的时期被引入汉语的，那些译者们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是饱学之士，但他们翻译《共产党宣言》却不是作为学者来进行学术翻译，而是感到《共产党宣言》的内容和中国问题的深切关联，觉得翻译乃是他们带头变革中国社会的崇高行动的一部分，他们才从事翻译的，这和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撰写《共产党宣言》堪称殊途同归。”[30]这就意味着，翻译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单纯学术研究，而是为了“变革中国社会”。换言之，不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为了改变中国。基于这一目的，在汉语词汇的选择上就不是以精确性为唯一标准，而必须考虑到中国人的可接受性。只有借助于人们易于接受的语言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够通过影响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来引导他们行动起来以改变中国。
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基本路径：改造与创造。从历史的视角看，中国语言和文化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包容性。外来文化要真正进入中国并实现中国化，就必须借助于汉语词汇中的既有词汇并予以相应改造。汉唐之际的佛教中国化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是这样。德国学者李博在《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中曾对此予以总结：“像其他所有现代汉语术语一样，任何马克思主义术语在中文中的发展史都以初造词为开端。也就是说，中文在吸收来自西方的概念时，必须在中文中为它找到相应的语言形式以作为它恰当的物质载体。”[31]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推动其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需要注意的是，汉语词汇在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术语的同时，其原有含义逐渐被淡化和遗忘，新的含义则打上了鲜明时代烙印。比如“封建”一词，汉语中原意指：“封土建国”、“封爵建藩”，后以“封建”来译feudal，就具有了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的含义，在引申意义上又有“落后”、“思想保守”等含义。这与“封建”的原意已相距遥远。
从现实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生机和活力在于面向社会实践、解决现实问题。这就不仅需要运用既有中国化的学术话语体系来把握中国问题，而且需要从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寻找出新的话语予以提炼，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中最具生命力的部分。例如，毛泽东的《实践论》，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该书论述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从而把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范畴“知”和“行”予以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造。这里的“知”不再是“天理”、“纲常”之知，“行”也不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之行，而是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特定含义，但它也同时带有深深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烙印。
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沉浸于现实世界之外的概念推演和语言游戏，这种方式恰恰是马克思所反对的“解释世界”哲学的通常做法。对于以“改变世界”为根本旨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源自对时代逻辑和现实矛盾的深刻把握。为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从流行的西方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从抽象空洞的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这既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也是时代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不可推卸的伟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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