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反本质主义批判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本质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9)03-0116-08
在当代中国的文论界，对于反本质主义的出现，有学者甚至追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1]很明显是与后现代思潮涌入中国相联系的。但在我们的视野中，反本质主义作为一种批判武器，在反本质主义者手中铿锵亮剑，却是始于《文学评论》杂志在2001年至2002年间展开的关于“大学文艺学学科和教材反思”的讨论。①自此之后，这种批判武器，剑锋所指，咄咄逼人，反本质主义者运用自如，并对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本质主义思维模式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参与其中的，不少是颇有建树的当今学界翘楚，比如陶东风先生等人的学术成就都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他们对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本质主义思维模式进行了颇为细致的文本清理，其严谨的学风也是令人敬佩的。在他们看来，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本质主义思维模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文本上，一是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2]二是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3]三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4]认为它们受本质主义思维模式的影响，“把文学艺术理解为具有‘普遍规律’、‘固有本质’的实体，热衷于生产‘普遍有效’的文艺学‘绝对真理’”，“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非历史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严重地束缚了文艺学研究的自我反思能力与知识创新能力”。[5]一言以蔽之，反本质主义者将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根本弊端，归结为本质主义思维模式的束缚。那么，果真如此吗？在此发问的前提下，对他们作出的批判再次作出批判就成为必要。
笔者以为，反本质主义者的这种归结是不彻底的，换言之，对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弊端，还需作进一步的追问，否则，就是“皮相”之说，而非什么“根本”之论。诚然，正如反本质主义者所言，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确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本质主义思维模式，但是，值得追问的是，这种本质主义思维模式是何种意义上的本质主义思维模式？它又是何以产生的？对此，应联系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来作分析与判断。
我们知道，在当代中国的新时期以前，那是主要以极端政治化的“阶级斗争”作为主流话语的一个历史时期，比较典型的，如所谓“阶级斗争为纲”、“两条路线斗争”等即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语境之下，“文学观念”由此前的战争时期进一步“转入政治轨道，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具体表现为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教条模式”，[6]要求文学变成“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如同“齿轮与螺丝钉的关系”。[7]这个时期的文学理论，用一句话来说，就是阶级工具论。把文学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或者说，当成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是当时带有普遍性的文学观念。如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在“绪论”部分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学说出发，推断出文学是意识形态，文学理论也是意识形态，并指出“对于文学性质的认识的分歧与斗争，往往是与现实的阶级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为中外文学发展史所证明的一条客观规律”；[2]而蔡仪的《文学概论》，共有371处引文，其中引用得最多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共189处，其中又以毛泽东和高尔基的文学思想最为突出，而《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则被引用三次，权威经典思想的主流话语构成了文学理论主要的思想支撑。
诚然，这个时期的文学理论，也正如反本质主义者所认为的，是“把历史上各种各样的文学观点(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统统归入‘唯心’与‘唯物’两种，实际上也就是‘真理’与‘谬误’两种，从而实际上否定了文学理论与文学本质的多元性。也就是说，在各种各样的对于文学规律的认识中，只有一种是正确的、科学的，合乎文学‘本质’的”，标榜“其不容置疑的客观性、科学性与真理性”，[5]是一种本质主义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本质主义呢？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个时期的文学理论“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项对立中定位文学为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中定位文学为意识形态。由于圣化和非历史化经典思想，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本质规定也就具有了永恒的、超历史的普遍性。这套文学理论话语是特定时期的产物，其产生的社会机制包括计划经济、封闭文化、战争思维、简单化的社会结构、单一化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目标等”，文学理论问题“不是哲学美学观念的推论，不是对于中外文学经验的提炼，而是经典权威思想的演绎”，[8]很明显，这种理论所表现出的本质主义，是一种权威经典思想“圣化”的本质主义，所谓文学本质的得出，实则是权威经典思想“圣化”出的结论，是当时凌驾一切的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在文学领域推演的结果。②在这种叙事模式中，政治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元叙事，亦即利奥塔所说的“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居于所有话语之上，在各种话语中占有一种优先和特权的地位，并发挥绝对的主导作用，它是判定一切“是与非”、“真与假”、“好与坏”、“美与丑”最高而唯一的标准，包罗万象的准则，任何知识文化的生产都只能并必须遵循这一准则，并由此来决定自身的理论依据、言说立场与话语逻辑，从而才能获得合法性地位，否则，就会遭到排斥，甚至打压。
这一叙事模式，具体到文学，在中国可追溯到古代的“文以载道”传统，而到了十九世纪晚期二十世纪初叶，中国文学在挣脱这一旧的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的同时，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又转入了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在那一时期，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使救亡图存成为严峻而现实的需要，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把注意和力量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和实践活动中”，“从变法(维新运动)到革命(推翻清朝)，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知识群兴奋的焦点”。[9](P9)以此为开端，中国的文学也由此进入了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并跨越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经由饱经忧患的近现代历史，一直延续到中国的当代，都有非常显著的表现。
客观地说，在国家民族危亡、阶级矛盾深重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曾起到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在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下，政治救亡成为一切活动的中心与主题，文学经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再到抗战文学，作为阶级动员与社会力量整合的有效武器之一，可以说，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其历史意义再怎么高估都不过分。然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民族大搏斗中，它要求的当然不是自由民主等启蒙宣传，也不鼓励或提倡个人自由人格尊严之类的思想。相反，它突出的是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任何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等等，相形之下，都变得渺小而不切实际”，[9](P31)政治救亡压倒了启蒙，最后政治救亡的任务得到完成，而启蒙成了未完成的事业。历史进入当代，从理想的状态而言，可以说为启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而众所周知的原因，启蒙这一未竟的事业不仅未能被重新拾起与推进，相反，启蒙运动所反对的某些封建思想，又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在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下获得合法性认可，从而重新粉墨登场，比如，造神运动与搞个人盲目崇拜、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各个领域施行的专政制度等，具体到文学领域，就是将文学统于一尊，亦即“阶级斗争”这一尊，排斥文学与文论话语的个性化表达，作家的创作没有个人的自由，理论的思考没有独立的品格尊严。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也在政治轨道上走向了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极端，而这正是极端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极端演绎的结果。
随着新时期的到来，一方面，为文学在启蒙层面的重新开始与深入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正如有学者所言：“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则是复活‘五四’作家的‘启蒙’责任和‘文人’意识，以及重建那种重视文学自身价值的立场。”[10](P12)尽管这的确来得有些迟，然而，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与文学理论中都有显著的体现，典型的如被反本质主义所批判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就极大地推动了对文学自身价值的关注。而另一方面，正如反本质主义者所指出的，这种审美意识形态论“最终依然把‘审美’(非功利性、情感性等)视做文艺的特殊性质或‘内在性质’，而把‘意识形态’(功利性、认识性等)视做与‘审美’对立的‘外在性质’，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进行了一种二元拆分”，“依据罗蒂的《后哲学文化》，本质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内在与外在、实体与现象、中心与边缘的二元论。所以，关于文学的‘内在性质’/‘外在性质’的二元对立模式显然没有能够告别本质主义”。[5]诚然，这从逻辑上来说是没有错的，但同样值得追问的是，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本质主义呢？它是否意味着文学已经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呢？文学到底获得了多大程度的自主性呢？
事实可能并非像反本质主义者所作的逻辑推断那么简单，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文学的诞生，其本身就是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的推演使然。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华国锋代表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宣告“文革”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并指出，“文革”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期”。随之，文艺界也很快把“文革”后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如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所作的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即是如此指称)；同年的11月，开始批判《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所提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1978年，结合“真理标准大讨论”，文艺界将这一批判引向深入，进而提出“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面前，不存在什么‘禁区’，不存在什么‘金科玉律’”，“要有个艺术民主的局面”；③接着在1979年10月30日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大会祝辞，指出执政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宣布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并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有效性(这一方针于1956年提出而一直未能得到真正付诸实施)；[11](P6)而在1984年12月29日举行第四次作代会上，胡启立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所作的祝词，更是提出“创作自由”与“评论自由”的口号，明确指出“创作必须是自由的。这就是说，作家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来思维，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思想的充分自由，这样才能写出真正有感染力的作品。列宁说过，社会主义文学是真正自由的文学，我们党、政府、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都应该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12]也正因此，“社会主义文学的黄金时代到来了”，作家们要“拿出自己最好的小说诗歌剧本散文杂文评论来”，以不辜负“我们辉煌的时代”。[13]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文学理论研究一直要求独立自主，但过去总是绑在意识形态上”，以新时期为开端“改革开放30年的思想解放对文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影响”。④但是，同时要明白的是，一方面，这种思想解放，其本身也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变革出现，并对文学与文学理论研究产生影响的，而另一方面，我们不难发现，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下，包括文学自主性诉求等在内的文论话语，亦正是以这种意识形态变革的急先锋姿态而出场的，它通过呼应政治精英的合法性诉求，获得自身的合法性身份，而在事实上也充当了当时意识形态变革功不可没的一翼力量。
可以说，新时期以来，审美意识形态论取代政治工具论，同样是因为当代中国政治气候的变化，从其产生就已具有不容忽视的意识形态因素。因此，有学者发出了这样的质疑：审美意识形态论“所倡导的‘审美自主性’究竟是不是西方康德以降的‘审美自主性’？抑或，它其实乃是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形式，不过是阶级工具论文艺学的一种更具迷惑性的变式？也许，从全球视野看，‘审美意识形态论’文艺学是当代中国奉献给世界文学界一个独特的文艺理论体系”？[14]也正因此，有学者指出审美意识形态论“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时代的印记”，“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中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是两大阶级的对立，是‘左’的意识形态时期斗争哲学的表现。在文学研究中，意识形态批评最终的落实是具体的文本分析，这种分析必须揭示现实社会中各种权力的博弈，这一点在主张审美意识形态的学者那里显然没有做到。按照这种理论指出文学是某个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研究在今天无济于事。现在的中国和西方，社会阶级阶层不是分裂而是分化又组合，对抗性的阶级斗争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文化融合和阶级共存成为时代主题，这一批评所内含的斗争意识显示出其对于现实的滞后性”，“文学理论的问题域停留在80年代，文学的文化性、文学媒介、文学语言等等文学理论的新问题没有纳入理论体系，文学文本还遮蔽于意识形态性的论述中”，是为“过渡时期的文学理论”，[15]它“仍然以经典思想的社会结构论定位文学本质”，而“审美意识形态这一规定之所以在思想解放初期获得普遍认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保留了经典论述而取得了权威意识形态的支持，而且审美意识形态突出了文学的独立性，否定了前此的工具论文艺观，这也正好契合了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其圣化经典的倾向非常明显”，[8]诚然，正如反本质主义所认为的，这也是一种本质主义的，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这也是一种经过权威经典思想“圣化”的本质主义，是经由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推演的结果，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本身所具有的不容置疑性，使这一“过渡时期的文学理论”在九十年代进入正统的文艺学教材，并成为文学理论的主流话语，一直延续至今。同时，可以肯定，如果这一理论不从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的症结入手，作出根本的理论立场的调整，其“滞后性”也就在所难免。如钱中文先生作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倡导者之一，在有关该理论的探讨中，重申将审美意识作为该理论的逻辑起点，并作出基于历史生成的分析，⑤这样的理论态度，笔者认为是必要而且可贵的，并在事实上，显示出了走出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的理论努力。
故此，笔者以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根本弊端，其并不在于反本质主义者所简单归结的同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本质主义思维模式，而在于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而反本质主义论者之所以有这样的误判，笔者认为，关键的原因之所在，是由于他们生搬硬套地运用西方理论(西方理论我们是要借鉴吸收的，只是不能生搬硬套)所致。诚然，反本质主义者也要，并且往往要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与文学的实际状况，来对他们批判的对象进行批判，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所批判的对象，存在着“语境抽离”的错误，[5]而这样的错误，正是他们要避免的。的确，他们避免了语境的“抽离”，但是机械地将西方理论照搬挪移到中国，却导致了这种理论在具体语境上的“误置”，从而不能对当代中国的文学现状及其问题，作出符合中国语境的分析与判断，这也自然是情理中事。
可以说，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的确表现出了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但如果像反本质主义者那样，把它视为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根本弊端，以为运用“反本质主义”这把理论利器，摧毁了“阶级工具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这两套中国文学理论主流话语的理论根基，也就是他们所认为的本质主义，就可万事大吉，[16]那无疑会遮蔽真正的弊端所在，亦即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而从根本意义上，无益于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现状的彻底改观。
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需要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但是，这里要指出的是，它需要摆脱的是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的掌控，而不是说它与政治意识形态没有关系，相反，文学自主性的诉求正表明了它自身对政治意识形态的一种态度与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文知识分子能以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出现，其身份的独立性得到确认，并能作出基于社会良知(包括学术良知)与社会责任(包括学术责任)的自我表达，而不是在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之下，一味作亦步亦趋的表述，而发不出充满个性化的声音。在这种关系中，人文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理论态度，用萨特的一句话说，就是“对所有他们时代发生的问题，都有权利和义务，只依赖自身理智的力量，表达一个立场”。诚然，正如反本质主义所认为的，在当代中国，文学自主性的缺失说到底是缺乏制度性的保证，但笔者要指出的是，如果因此而看不到，或者小看，甚至放弃制度性的确立也需要人的争取与捍卫，那无疑是犬儒主义的态度与做法。⑥我们都知道，尽管在西方社会，独立的艺术场域的出现在十八世纪，但艺术场域的独立规则，包括文学自主性的最终获得，却与十九世纪晚期(1898年)发生在法国的一个历史事件的有力推动有关，那就是德雷弗斯事件，这一事件直接促成了艺术场域(包括文学)独立性的终至确立，⑦而同时，我们可以设想，在当时的这一事件中，如果没有以左拉为代表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挺身而出，那结果会怎么样？正如皮埃尔·布尔迪厄所指出的，德雷弗斯事件发生时，以左拉为代表的法国作家、艺术家和学者，宣称自己是知识分子(笔者按：intellectuals，这是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最初出现)，并以这种具有某种权威的知识分子身份介入其中，而这种权威的基础，一方面在于他们属于相对自主的人文、科学和文学世界，而另一方面，也在于与这种自主性相联系的操守、无私和能力。[17]而后者不正是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所缺乏的吗？无须赘言，这在许多人的理论表达中已有十足的表达。
当代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有所作为，但应该何为才能有所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随着九十年代的到来与语境的变化，而变得愈加复杂。如果说八十年代文学自主性的诉求，要求摆脱的是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的掌控；那么，九十年代文学自主性的诉求，除此之外，在市场化的历史条件下，还要面临来自市场化的商业逻辑的掣肘。当然，我们对市场化不能作一刀切的简单判断。一方面，在这种市场化的背景下，遵循商业的逻辑，确实如有学者所说的，“一些文学理论批评干脆随波逐流，参与文化市场炒作谋取利益”，[18]放逐了文学的自主性诉求；而另一方面，在事实上，文学与市场的关系也并非截然抵牾，相反，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还为文学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提供了某种可能，正如有学者所言，“应该说市场化的时代为不同的写作个体提供了写作的资源”，“市场化时代文学和文化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文学是意识形态的工具，而现在，在中国的现代性过程当中，文学就是建构民族国家的一个手段。与其说中国的文学走上了绝路，不如说是面临着某方面的重新的开始”，市场化“给文学的生产和传播带来了空间”。[19]从这个角度而言，市场化的时代，改变了以往文学“一体化”的处境，为文学提供了多样选择的可能，极大地改善了文学的生产与流通方式。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出现了一种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倾向的“个人写作模式”，而在市场化之前，这几乎，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有不少力主文学自主性诉求的学者曾认为，市场会导致文学自主性的丧失，而对“市场”深表忧虑。这一事实说明，对市场与文学自主性之间的关系，也不能持简单粗暴的看法。市场对文学的负面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也为文学提供了更大更多的自由空间，关键是如何做到趋利避害，可以相信，只要我们不放弃与文学自主性相联系的“操守、无私和能力”，那么，文学的自主性就不会在市场中迷失。记得德勒兹曾说过，“有人为成为纳粹而羞耻，有人为既不能也不知道阻止纳粹主义而羞耻，有人为作出妥协而羞耻”，而这种“做人的耻辱”我们有时也会在一些普通的场合感觉到，比如，“面对思想的过分庸俗”。[20](P19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先生曾发出的“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的呼声，[21](P102)在当代的中国语境中也同样需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文艺理论教材从官方的固有程式向个人写作模式的转换，这应当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文艺理论教材写作值得注意的新气象”[22](P308)，这种新气象既显示出了文学自主性在市场化历史语境中的某种令人期盼的可能，也体现了某些写作者令人敬佩的理论立场，这种理论立场的独立性，可能使其不会获得高额利润(一味遵循市场化的商业逻辑会获得)，也可能使其不会获得很高的政治地位或所谓政治化的学术地位(一味遵循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可能会获得，但并非一定会获得，这里还有一个政治机遇的问题)，但正因此，才显得难能可贵。沈从文曾这样表达过文学的自主性诉求：“我们虽需要国家对于文学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还需要文学作家自己也能认识自己，尊重自己，不要把‘思想’完全依赖在政治上，不要把‘出路’完全寄托在收入上。若想到真理和热情是可传递的，这个工作成就，实包含了历史价值和经典意义，他就会相信明日的发展，前途如何远大。环境再困难，也必然不以为意了！”[23]这种见解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来看，对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无疑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而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个人写作模式”又何尝不是并不应如此呢？当然，这种“个人写作模式”的“新气象”才始见端倪，这就更需要当代中国的学人们拿出更多的理论勇气，并付诸真正的学术实践，在理论立场上的患得患失与鲜于践行的纸上谈兵都是不足取的。
可以说，当代中国市场化的历史语境，为文学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提供了更自由的空间，也因此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个人写作模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然而，这种“个人写作模式”的出现与践行，是否就意味着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不再存在问题了呢？笔者认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问题是存在的，比如在反本质主义者“个人写作模式”(同上文，指非官方固有程式的个人话语表达而并非指一人所写或所编)的成果之一——《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即有十分突出的表现。我们知道，反本质主义者对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现状与问题进行了批判，也开出了他们的“处方”，诚然，反本质主义者对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现状与问题也深表焦虑，[24]但他们开出的“处方”又如何呢？比较典型的一帖“方剂”，就是上述作为反本质主义者“个人写作模式”(同上文，指非官方固有程式的个人话语表达而并非指一人所写或所编)成果之一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正如有学者所说的，这贴方剂“不是从文学文化现象出发提炼理论”，“而是以先在的文学理论问题为构架，然后寻找中西文献资料予以填充”，“文学理论知识反而被解构为碎片”，“看上去象一部中、西文学理论专题资料汇编”，[8]“所谓‘反本质主义’文艺学不仅拒绝抽象地回答‘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而且同样拒绝根据中国当前的文学现状和历史语境对此问题提出具体的看法和见解。人们甚至感受不到《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正文和主体部分(附录《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除外)有正面提出一种文学观念并建构一种文艺学知识话语的意愿。《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以‘不作结论，把问题敞开’的善良愿望伤害了人们对不同于传统‘本质主义’文论话语的文艺学知识的热情和渴望，同时也摧毁了文艺学面对当下社会变动和文学转型进行思想回应的理论能力，从而实际上损害了文艺学的理论尊严”，[14]并提出质疑：“告别‘本质主义’之后，文艺学难道只能以一种‘反本质主义’、‘非本质主义’的破坏者、虚无者而存在吗？解构之后，文艺学难道不能试图重新建构点什么？”能不能“在没有独断‘本质’和永恒‘真理’的专制与暴政之下创造出各式各样暂时的、具体的、谦和的文学‘本质’和‘真理’”？[14]
笔者认为以上的看法与质疑是有价值的，不难看出，在反本质主义者所谓的“知识社会学”视野里，不仅摧毁任何形式的本质，而且也是拒绝再对文学作出任何形式的本质建构的，那么，是不是说文学就不需要作出某种本质建构了呢？回答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弄清有关文学“本质”的一些基本问题，亦即：文学是否有本质？对文学作出某种本质建构是否必要？如何可能？
对于文学是否有本质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学界有着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文学是有其本质的，我们比较熟知的就是所谓一元本质论，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种一元本质论的文学观念对二十世纪的文学理论有着广泛的影响，并使这些理论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①这些理论都力图以自己特有的观点来概括文学的全部本质，而实际上未能做到；②这些理论从不同方面触及到了文学本质的某些特征，并由于它们涉及的方面不同，它们说明问题的程度、它们的价值也各自相异；③这些理论，从它们的发展历史来看，成了一种不断更迭的现象，它们都标榜自己正确，一种观点的出现，往往是对前一种观点的否定或贬低，它们之间具有非常突出的排他性，它们在自己规定的范围内，自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从文学的整体性理解，它们那种以偏概全的缺陷就十分明显。[25]
基于此，这种一元本质论的文学观念，显然是值得推敲的，那么，事物的本质是否就是一元的呢？对此，恩格斯曾在《自然辩证法》中曾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但似乎长期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他说“每一种质都有无限多的量的等级，例如颜色的深浅、硬和软、生命的长短等等，而且它们虽然在质上是不同的，却都是可以衡量和可以认识的”，“存在的不是质，而只是具有质并且具有无限多的质的物体”，而作为主体与个体的人的“不同的感官可以给我们提供在质上绝对不同的印象”。[26](P552-553)列宁也在《哲学笔记》里引述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观点时强调了这一重要看法。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每一事物都有很多不同的质，例如“树木可以生长，也可以燃烧，我们说，它有两种质：生长力和可燃性”，再如“冰坚硬而光亮”，也是不同的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截然不同类别的质在一个物体中的结合是物的一般规律”，而在对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所加的按语中，列宁更是指出：“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27](P582、278)上述观点，即便在现在看来，至少也可以表明：事物的本质不能只作一元的理解，而具有多层次性。正如有学者所言，事物、现象，“各有自己复杂的结构，多种因素，不同层面，以及层面的相互交叉。它们各有自己的发展过程，在各自的历史中，每个阶段表现为发展、流动着的一个环节，各个环节表现了每个阶段的本质方面。人们能够不断接近各种现象，把握现象的初级本质、二级本质……同时也要看到，现象、事物的本质、联系，不仅是纵向的，而且还有横向的联系的扩展，所以事物、现象又都是不断被认识和难以穷尽的整体”。[28](P94)从这种观点来看，对文学而言，由于其自身内涵的丰富性，更是一个“多层次、多本质”的结构，而基于个体认知上的差异(包括个体心智、审视角度、深入程度等)，不同的认知者，当然会有各不相同的多元体认与个性化表达。
很明显，这是一种多元本质论的文学观念，它尽管不满于一元本质论的文学观念的褊狭，但与一元本质论的文学观念一样，还是认为文学是有其本质的；而另一种文学观念，则是否认文学是有其本质的，亦即反本质主义的文学观念，认为文学是没有什么本质的，所谓的本质的建构当然是“无中生有”的徒劳之举而不足取。显然，在当前中国文论界，反本质主义者之所以不仅摧毁任何形式的本质，而且也拒绝再对文学作出任何形式的本质建构，其理论依据也正在于此。
但是，笔者要指明的是，尽管，即便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抑或，文学本来就没有什么本质，[29](P11)但也并不意味着像反本质主义者那样不对文学作出某种本质建构。马歇雷曾有这样的分析，“因为‘什么是文学？’是一个虚假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已经包含着答案的问题。它意味着文学是某事物，文学作为物而存在，是带有某种本质的永恒不变的事物”，[30](P61)所谓“文学本质”只是被“自定义”的某种“虚构”，在“为文学规定了几乎独立的领域和功能”与“不加任何区别地把文学一股脑纳入其他社会活动之中”这两个极端之间，⑧一个个“文学本质”的发明“连绵不断地涌现，每一个独领风骚的文学思潮之后紧跟着一个不妥协的‘革命’，而且总是以一个新的均质化的、标准化的审美范式代替另一个同样是单一、狭隘的审美范式”，[31]而实现一个新的发明与“虚构”。但这是不是说不需要对文学的本质进行建构呢？而实质上，这种“虚构”本身就是一种建构。萨缪尔·亚历山大说得很有道理，建构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当建构性的本能不再是实用的，它便成为艺术的；当本能以自身为追求的目标，当建构性的对象(如词语)被用来满足建构性的冲动本身时，本能便不再是实用的”。[32](P31)很明显，这种建构的本能并不局限于某种实用目的，用在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上也是如此。更何况，人的存在，需要自我的确认，“不同时代的人需要不同的文学样态诠释自我”，[31]而这种“自我”的诠释，显然，还得通过一种“自我”本质的重新建构才能实现，否则，自我就会无所归依，而走向万劫不复的虚无深渊，反本质主义拒绝任何形式的本质建构，其所导致的虚无主义后果也在于此。可以说，“个人写作模式”，作为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的一种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样式，也应是一种“自我”本质的重新建构，而这种重新建构在我们现在这个日益多元化的时代，无疑又是充满个性的，是一种开放而多元的本质个性化建构，这种开放而多元的本质个性化建构，正如有学者所言，就像“同一房子的不同窗户，打开任何一个窗户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色”，⑨“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而这不正是我们所期盼的吗？它既不同于以往那种“统于一”的本质一元营构，其所形成的“一元独尊”话语霸权，[33]这也正是反本质主义者所要反的，但也不是像反本质主义者那样拒绝再对文学作出任何形式的本质建构，而是在多元建构的格局中，显示出令人可喜的生机。
总之，笔者对反本质主义的批判进行再批判，并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重在指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该反思与批判的，不应只是停留在反本质主义者所批判的所谓本质主义思维模式上，或者说，不能像反本质主义者那样，把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根本弊端，简单归结为同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本质主义思维模式，否则，就没能击中当代中国语境下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根本弊端所在，相反，会对真正的弊端——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形成遮蔽，而不利于对其进行深刻的解构；并且，中国文学理论也应该有所建构，不是也不应走向反本质主义者那样的极端解构(其学术实践，典型的如《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即是)，而应通过个人写作模式进行开放而多元的本质个性化建构，并有利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走出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而且，这种开放而多元的本质个性化建构，也不应是有学者所指出的那种脱离现实的“私人化”倾向，⑩而应基于当代中国具体的历史语境，亦即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与文学现状，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现实问题，作出有力的回应与有效的阐释，予以某种富有个性的本质建构，并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开放空间。“和而不同”，“同则不继”，惟有如此，才能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注入无限发展的新鲜活力，从而为它的创新发展提供无限的可能性。
注释：
①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J].文学评论，2001，(5)；李平.文艺学学科建设与教材建设的思考[J].文学评论，2002，(1).
②有学者将之归结为“(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参见支宇：《“反本质主义”文艺学是否可能？——评一种新锐的文艺学话语》，《文艺理论研究》[J]，2006年第6期。笔者深受启发，但联系到中国作为有浓厚政治伦理传统的国家(并正是在这一点上，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表现出显著的差别)，实则这一叙事由来已久，并已然成为一种叙事模式，其主导作用并不仅限于20世纪，因此，认为作“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的表述，更能对中国文论所存在的这一问题作历史纵深层面的追问，但拘于篇幅有限，本文只是略作勾勒，对中国古代“文以载道”传统所表现出的这种叙事模式，更是一笔带过，并未作充分展开，留待另文详论。
③参见茅盾.作家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巴金.要有艺术民主的局面等文章[N].文艺报，1978，(1).
④参见钱中文的与会报告，2008年《文学评论》编委会暨改革开放30年中国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R]，江西师范大学，2008年4月25日—4月29日。
⑤钱中文.《文学意识形态与不是意识形态论引起的论争——兼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及其历史生成》，该文分成三篇文章发表，即《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及其历史生成》，《文学评论》[J].2007年第1期；《意识形态的多语境阐释——兼析“虚假意识”问题》，《河北学刊》[J].2007年第1期；《对文学不是意识形态的“考论”的考论》，《文艺研究》[J].2007年第2期。全文见《中外文化与文论——意识形态与文学研究》(第14辑)[C].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3辑)[C].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⑥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J].文学评论，2001，(5)；反思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学知识建构[J].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
⑦皮埃尔·布尔迪厄曾对此有比较具体的分析参见皮埃尔·布尔迪厄著、刘晖译.艺术的法则[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⑧伊娃·库什纳.文学的历史结构.马克·昂热诺等著、史忠义，田庆生译.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⑨童庆炳语，转引自赖大仁.当代文学研究：一种新视野[J].文艺评论，2001，(3).
⑩郭英德.论古典文学研究的“私人化”倾向[J].文学评论，2000，(4).文学传统的价值与意义[J].中国文化研究，2002(春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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