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非主流视角：中国社会思潮与理论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中国社会论文,视角论文,经济学论文,非主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6)01-0179-07
2004年底有两个口号，一个是经济学主流派提出的2005年是“改革年”，一个是我们非主流派提出的“爱国年”和“新改革开放观”，要反思改革。
实际上如何？我们的预测成为现实，改革年变成了反思改革年。
2005年是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必然是“爱国年”。全社会主流派话语转到爱国主义方面，且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国内改革和发展，不能离开国际大背景。有的学者论改革开放根本不涉及外部安全环境，他们以为中国30年来是成长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以后也必然如此。他们设计的改革开放是假设中国没有外部威胁，或者可以依靠与美国的商业关系化解这些威胁。这是非常危险的倾向。
然而，更加危险的倾向，还是我国的改革开放被“左”右倾教条主义所左右，被权力资本所扭曲。
一、认真反思改革开放，防止权力资本扭曲改革
1.30年的改革开放必须反思，权力资本对改革的扭曲必须揭露和清算
在中国已经堕落为“瓜分派”的某些“极右翼主流经济学家”，在“郎顾之争”中受到很大触动，认为形势不好，认为中国的新“左”派知识分子和民众舆论结合，并获得了中央某些领导的支持，形成民粹主义思潮反对改革开放，认为是“郎顾之争”搅乱了人们的思想，所以他们提出2005年是“改革年”，召开了一系列改革讨论会，在内部说改革要不惜代价，不能怕出事，即使出事也不能停。这样急于改革，是“瓜分派”的阴谋。他们从2000年以来就特别着急，因为形势的变化对他们不利。他们代表刚刚出现的权力资本集团，企图抓紧推行“静悄悄的瓜分”，捞取更大的利益。
这与当年的叶利钦、盖达尔非常相似，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把国有资产卖光，有人说：“卖光了，我就放心了”。由此可见，中国的改革正在处于非常关键的时期甚至说是时刻，2004-2006年的大争论，将决定中国未来的走向和命运。
我们则针锋相对地提出2005年是“反思改革年”。改革设计和解释不是某些机构和某些人的专利，别人触碰不得。所谓“改革共识”，离开了经济学非主流派、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参与，是不可能达成的。我们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始终的积极参加者，绝不会否定30年来改革开放的总方向。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改革开放不断被权力资本扭曲，忽视了公平和安全，已造成严重的社会分裂，爆发许多矛盾冲突，包括民营资本与政府的冲突、民众与资本家的冲突，甚至发生严重的血案，如农民工杀死工头等，腐败大幅度升级，环境破坏和煤矿爆炸之类的恶性事件，几乎到了难以遏止的程度，无数矿工的死难养肥了矿主，他们在北京购买大量的豪宅，支撑着房地产泡沫。而未来时期的经济增长则受到了严重的资源制约，经济安全问题凸显，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可能受到突如其来的挑战。
无数触目惊心的事件，促使全社会进行反思：中国改革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要走到什么方向去？中国会不会被他们搞出大危机，甚至四分五裂？中国会不会走向拉丁美洲道路？通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失败的比成功的多。数十年繁荣之后，导致内乱和外患，几乎成为规律性的现象。目前中国已有30年繁荣，问题亦成堆出现，在选择道路的时刻，万万不可错。好像进入高速公路，路径错了，就很难调整过来。
反思改革是为了更好地推动改革。我们“经济学非主流派”反思改革，已经有10年的历史。我们在2004年集体支持郎咸平，揭露了“瓜分派”的阴谋。我们在2005年初提出“新改革开放观”：改革要更加注重公平，开放要更加注意安全。现在已经成为共识。改革也是有成本和收益的，应该使改革的收益者承担改革成本，这就是改革的公平原则，这是我在1996年《南方周末》发表文章就已提出的。
必须揭露和清算权力资本对改革的扭曲，重新明确改革与开放的基本宗旨，必须能够让大多数人分享改革和发展的好处，在为大多数人的社会主义立场上重新达成改革共识。改革的结果，绝对不能是人民造反，社会动荡；开放的结果，绝对不能是外资控制，国家丧失安全利益。脱离了上述基本原则，或者只是抽象地、形式主义地讲制度改革、市场机制、政府退出，表面自由，而实际后果严重；或者有意识地把目前所有弊病都归结为市场经济不完善，拒绝反思和调整，反而要以“进一步改革来解决改革中的问题”。前种说法，还可能是“食书不化”，后种说法，实质却是代表既得利益集团，拒绝利益格局的调整。
2.反思改革，必须批判中国的经济学主流派
2005年8月顾雏军犯法被捕，全社会掀起了批判“主流经济学家”的浪潮，随后是刘国光和丁学良两面夹击，统治中国10年的“主流经济学家”丧失了社会公信力和话语权，这与全社会反思改革的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反思改革，就不能不批判中国的经济学主流派，是他们以新自由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建议在误导中国改革，极少数人甚至主张资本与权力勾结，自觉充当权力资本代言人，甚至亲自参与权力资本的瓜分，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精英联盟”的核心理念和行动。我称他们为理论界的“瓜分派”，不能仅用新自由主义来概括他们，他们是新自由主义与中国某些不受制约的权力相结合的产物。
2005年8月出现了反思医疗改革的报告，主要观点是：“医疗改革是失败的”，“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化导向的改革造成的”。教育改革思路正在反思，教育产业化搞得老师不好好教学，学生不好好学习；学生毕业之后许多人找不到工作，许多学生政治思想非常糟糕。这样下去将毁掉我们的青年人。中央支持自主品牌和自主创新，促进科技领域反思。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同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产业和金融处于被国际资本主导重新整合的境地。外资利润汇出越来越多，使GDP与GNP的差距越来越大，于是主流经济学家就只谈GDP不谈GNP。经济学本来是分配的学问，如今他们却只讲生产增长，掩盖了利益分配日益向国际资本倾斜的事实。
8月份“刘国光命题”提出“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谁是主流”的问题，迫使“瓜分派”改变策略：第一，对刘国光进行激烈反驳；第二，把反思改革从战略和指导思想层面降低到零敲碎打，要求“有什么问题谈什么问题”；第三，把“非主流”观点(主要是关心民生，扶贫，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资源约束，克服贫富差距这一方面)吸收过去，这样做是因为中央精神和社会舆论已明确，他们想保持自己的话语权和位置，就不能不接受这些观点。问题在于，剽窃别人是要受到知识产权法的制裁的；立场不对，代表的是特殊利益集团，做起来总是很别扭的；即使是“零敲碎打”，结果还是要导致全面深刻反思的。改革的主导权不能再被“瓜分派”控制，改革的指导方针应做调整，对国内外形势应达成新共识，已形成的利益格局更必须调整。
2006年仍将是“反思改革年”，而不可能是“改革年”。反思重点应该跳出制度层面和国内社会问题的范围，进入到发展战略和国际关系、涉外经济、产业和政府等领域，理论界和全社会将继续打破“不争论”的禁区，进行公共政策大辩论。这样的争论将为中共十七大总方针的确定提供群众基础和理论基础。然后再有计划地，依据法律的规定，推动新的改革开放。
2006年中国落实WTO市场准入，民族矛盾会更加突出。我们提出新的2006年要反思的题目有五个：发展模式，国家安全，外资政策，科技发展，信仰重建。我们希望那些“改革设计者”变成反思者，但是恐怕他们跟不上。因为代表的利益不同。他们代表的是既得利益集团，而且有买办化的倾向。而我们代表广大人民利益和国家民族长远利益。
3.反思改革需要历史全面地理解邓小平思想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思想，如“少数人先富起来”，“发展是硬道理”，“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等等，在当时是为了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到90年代以后事过境迁，这些提法被极右翼所歪曲和利用，成为他们扭曲改革的掩护。而邓小平的爱国主义、爱民思想、社会主义信念，特别是要求制止两极分化的思想，则被淡化和封锁。1995年以后，中国改革逐步被权力资扭曲，改革开始丧失公平性，开放开始忽视国家安全，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我们认为，反思改革需要“历史全面地理解邓小平思想”。
邓小平一生是典型的实践派，一贯反对教条主义。他倡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掀起思想解放运动，彻底结束了极“左”路线。对于改革开放，邓小平只是坚持大方向，对于具体措施非常谨慎。他的名言是“摸着石头过河”。他尊重群众的创造，说许多东西没有经验，可以实验，搞的不好可以取消，如股票市场。他从来没有说过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反思的，“反思就是反改革”，这种话只有利用小平思想谋私利的人才可能说出来。邓小平自己不可能违背自己的思想路线。事实证明，邓小平做得很好。他晚年思想不但没有僵化，反而更趋于成熟。1992年在南巡克服极“左”以后，邓小平对于“极右”出现的可能性有高度的警惕。他坚持反对国际霸权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制止了“高干子弟全面接班”，特别是提出了纠正社会两极分化的重要思想。
2005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邓小平年鉴》，对于中国改革功不可没。它全面记录邓小平的思想，发表了他晚年论述贫富的谈话。小平在80年代一再讲：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和其他人富起来；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就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这些社会主义原则，从长远来说最终目的是过渡到共产主义……小平多次提到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搞两极分化。他的判断是：当一部分人很富时，国家有能力调节。
他的估计可能过于乐观，但他的爱国主义立场是终生的，坚持社会主义反对两极分化是始终如一的。他在1992年12月18日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1] (P1356)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对他弟弟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 (P1364)
邓小平的贫富论是完整的，但是在1995年以后没有得到贯彻，一些人歪曲了“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思想、“发展是硬道理”思想，作为扭曲改革的理论武器；他们同时还淡化邓小平的爱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的思想，因此应进行理论的正本清源。邓小平理论不仅一直指导进行改革开放，也能够指导反思改革开放。我们反思改革开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能丢，要历史全面地理解小平思想，不可让“瓜分派”再利用小平思想。
二、正确开展理论争论，克服“左”右倾教条主义
1.回顾理论争论的第一阶段：1975-1995年
1975-1995年中国思想界可以概括为“自由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斗争，自由主义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发生的，经过长期艰苦的理论斗争，与中央与群众建立了良性互动关系，先否定文化革命思想，后否定计划经济思想，推动了改革开放，这就是被汪晖称之为“新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其主流是健康的，经济学家的贡献也在其中。
现在有一种说法：“不能批判经济学主流派，他们对改革开放有贡献。”这是对于历史的无知或者歪曲。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派经济学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主流。
在理论体系上，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部的自由派，几乎没有人掌握西方经济学。社会思潮的主流是“左”，改革开放派理论家是“非主流”。在改革派理论家中间，经济学家只是一个分支，并不占主导地位，最出名的是哲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连文学家也比经济学家大大有名。当时最时髦的作品是“河殇”，而不是“谁动了我的奶酪”。
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成为中国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家也有贡献，但是被捧为“主流”的同时，就被新自由主义所利用，在应用中也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后来一小撮著名经济学家蜕化为“瓜分派”，不仅没有贡献，反而留下了误导改革的历史责任，和等待揭露的个人丑闻。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三年老“左”派回潮，在政治上非常有利的情况下，却始终拿不出什么新的理论。有些人维护国家稳定的立场是坚定的，但头脑比较清醒，不希望搞得太“左”，比如王小东等人提出民族主义，我则帮助《北京青年报》进行国情教育，效果很好，但终究不能成为主流。结果是老“左”派主导进行“反对和平演变”教育，进一步批邓，否定改革开放，终于迅速失败，这次教训至今无人认真总结。老“左”派人物的解释是，当时错误改革开放的弊病尚未充分暴露，群众没有支持“左”派，他们否认自己在理论上有重大缺陷，他们的理论反思自觉性实在是太差了。要知道，现在虽然群众舆论在反思改革，但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比10年代前大的多，特别是吸收大批知识分子和媒体参加，由自发的阶层变成了自觉的阶层。广大群众则处于分散的状态，许多弱势群体的利益不仅无法保障，甚至无人为之代言。
10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有成绩的。社会出现一系列结构变化，如市场机制基本建立，文化世俗化，青年的个人主义，性与家庭关系的变化，知识分子职业化，国家信仰的缺失与社会信仰多元化，国家机关专业化和科层化，国际交往扩大，特别是中产阶级的形成等，都是中“左”和中右思潮的社会基础。但他们力量弱小，不能形成主流。极右思潮在学术界独占主流，实在是因为权力资本化发展太快、腐败势力蔓延和国际敌对势力支持，决策层一些失误也是重要原因。
目前老“左”派“传统马克思主义”突然崛起，主要是依靠官方支持，他们中间某些人自我感觉良好，始终认为自己是主流，他们错误判断形势，拒绝反思自己，甚至排斥异己，直接争夺话语权。这样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极右派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并没有受到真正的遏制，其组织力量极其强大。我们作为“非主流”能够尽自己良心，行使知识分子社会批判功能，为弱势群体说句话，已经不易。到现在居然自立门户，有点影响，能偶然有限地影响一下政策，更是喜出望外。哪有当主流的野心和奢求？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我们的思想可能成为主流，那就是中国面临国内外重大危机的时候。这却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2.回顾理论争论的第二阶段：1995-2005年
1992年以后老“左”派彻底丧失主流地位，自由主义在成为学术界主流的同时，就向反面转化，其特点比80年代大大不同。
第一，抛掉马克思主义外衣，采取独立的话语系统，奉哈耶克为精神领袖。经济学则以西方新古典主义和新制度学派代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第二，政治自由主义的堕落。
自由主义分为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在中国发展独立的自由主义理论，鼓吹民主自由，在一般理论意义上也是有贡献的，其左翼是反对权力资本瓜分的。但其右翼在中国问题的定位，一开始就有重大偏差：
——鼓吹庸俗的历史进化论，文化一元论，普适价值论，西方中心论；对美国完全的盲目崇拜，进一步鼓吹文化买办化；主张以西方学术标准控制中国的学术界。
——鼓吹历史虚无主义，鼓吹革命无用论，造反无理论，共产主义传入中国错误论，甚至说历史上没有中国，说中国是依靠亡国和卖国才得以延续下来的。
——以反对民粹主义为口号，实际是反对民生主义，对中国人民大众一直采取鄙视、无视、漠视和仇视的态度。在他们的话语中，动辄“暴民政治”、“贱民社会”、“愚昧无知”，把历史上所有人民起义都描写为“乱臣贼子、流氓无产者、市井无赖、异端邪教”。自由主义的南方鼻祖把持的某著名周报，控制公共知识分子评选，培养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有计划地围剿新“左”派。他们与权威电视台合作搞的《走向共和》，把孙中山表演成沿街化缘的小丑，而慈禧、李鸿章、袁世凯则忧国忧民、身不由己、有说不尽的苦衷。如此下去，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翻案的，就将是汪精卫了。
——反对民族主义，完全没有国家利益的观念。极个别人完全否定国家的合法性、完整性，甚至支持台湾独立，主张国家分裂，鼓吹对日关系新思维、忘掉历史恩怨等等。
——政治自由主义的进一步堕落，是在近三年与“瓜分派”同流合污，为他们提供历史文化背景。本来以“自由”为宗旨的大部分自由主义者是非常反对腐败和权力资本化的，这是政治自由主义的“中左翼”。大约在2002年左右，其右翼逐渐上升，在理论上通过两点，打通了与“瓜分派”的理论桥梁。
其一，背弃民主。这是中国的一部分自由主义者最为可耻的地方。反对专制，主张民主，本来是自由主义的专利，他们信奉自由主义的基本理由就是：只有自由主义才提供了彻底反对专制主义的哲学。他们曾经为台湾选举而流泪，为美国的“民主和平论和人权高于主权论”而鼓掌，但是在中国，他们竟然提出没有人民民主权利的“宪政论”，以形式自由掩盖实质自由，以寡头民主(实际是寡头联合专制)取消人民民主权利。这种转变不仅无理，而且无耻！这是因为他们发现，既得利益面临人民反对，国际霸权激起民族主义，人民民主对他们不利，他们要求的是国家机器为他们服务，包括为他们镇压人民。为否定自己一贯坚持的民主，绞尽脑汁发明许多谬论否定一人一票这民主的核心。他们说：现在不能搞投票，甚至不能搞民意测验，因为“一党专制”、舆论控制和长期教育，已经把人民训练成为同一种思想，投票也是投毛泽东的票。实际上，20年以来的教育和社会思潮，基本是已经是自由主义的天下，新闻控制大大松弛甚至失控，至少在网上是有相当言论自由的，人民群众完全有能力自由选择。
其二，彻底否定毛泽东。把毛泽东时期定位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讲现在无论出现什么问题，也比毛泽东时期要好，借此否认改革开放出错带来的问题。
把自由主义这样在中国这样定位，就完全毁灭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前途，毁灭了自由主义者的社会声誉。这些人并不能客观地研究学问，在他们灵魂深处，有对国家和民族非常大的历史偏见和非理性，这与他们自己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中国人民坚决抵抗权力资本瓜分的严重时刻，他们居然站在专权、腐败、买办一方，这就使自由主义陷入分崩离析。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只有依靠新的一代没有历史偏见的人，接受民主主义、民生主义和爱国主义以后，才有出路。
第三，经济自由主义大肆泛滥，演变成为新自由主义。他们有国际势力支持、国内利益集团需要，有官方大力扶植和破格提拔，很快就树立了西方经济学的话语霸权，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西方经济学越位，不仅成为显学，而且填补了意识形态真空，几乎成为神学。
作为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者，中国主流派经济学家中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比国际同行更加嚣张。他们积极鼓吹以下主张：
——盲目服从西方全球化的话语霸权，否认劳动力自由流动；假设没有国家利益，盲目鼓吹自由贸易和静态比较利益；反对国家产业政策，鼓吹中国做全球加工厂，依靠国际跨国公司技术；进一步主张与国际霸权妥协，不考虑国家安全利益。
——假设没有，或者默认权力体系中的腐败，主张以腐败作为改革的润滑剂。
——鼓吹私有产权万能论，进一步主张以权力体系瓜分国有资产。
——使用比较利益、市场万能论等为两极分化辩护，把中央关注民生的方针贬低为民粹主义；主张使用国家机器镇压群众反抗。
——为正在形成的“精英联盟”提供理论，主张“赦免原罪”，为他们的丑恶辩护。
这些为权力垄断买办资本服务的理论“极右”的程度，其代表人物嚣张的程度，历史罕见，世界罕见。许多人高官厚禄，腐化堕落，拥有巨额财产，成为特权阶层一分子。他们掌握许多关键岗位，能够影响决策，操纵媒体。把误导改革的问题归咎于他们，一点也不冤枉。
综上所述，1975-1995年基本的理论斗争格局是：以中右为主导，联合中“左”和群众舆论，反对极“左”，推动改革开放，这一斗争以邓小平南巡为标志，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老“左”派几次回潮都以失败而告终。更需要强调的是，1995年以后，中国政治领域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不再是改革与反改革的矛盾，而是权力资本扭曲改革与人民反对扭曲的矛盾。理论界矛盾随之变化，不再是自由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斗争。极右的“瓜分派”成为最主要的危险。与极右对立的，有新“左”派、民族主义、经济学非主流派，老“左”派、新保守主义等，也有自由主义左翼，我们将其称为“中右”理论家。上述对垒，则是1995-2005年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基本的理论斗争格局。
3.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理论界分类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理论界有三类划分。
第一，“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新“左”派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为理论资源，对新自由主义有系统批判，理论上是到位的，问题是其理论表述过于理论化，与国内实际结合不够，有片面性。由于“左”派在中国长期是贬义词，因此被自由主义者渲染为反对改革开放，成为打击反对意见的政治帽子。这就是我长期不承认自己是新“左”派的原因。现在的“改革与反改革”之说，也是这种划分的翻版。
第二，“经济学主流与非主流之争”。论题虽然集中于经济方面，但由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经济争论就是全部思想理论争论的核心，如同遵义会议集中于军事问题一样。
我们“经济学非主流经济学家”，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新社会主义者，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尊重革命历史，尊重开国领袖毛泽东；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与中国的工农兵大众有血肉感情，关心弱势群体；我们有开放的心态，长期注意学习世界经验，绝非教条主义，封闭保守之辈。我们许多人经过“文革”和插队，也是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我们对于极“左”的思路及其危害，都经过非常认真的反思，不可能支持以极“左”的理论去反思改革。10年以来与中国新自由主义“极右瓜分派”斗争，我们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主张：
——在发展问题上，以大国理论为基础研究中国特殊的大国崛起路径；坚决进行利益格局的调整，防止中国退化到拉丁美洲化的道路。
——在开放问题上，探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安全与民族崛起路径，打破资本逻辑，改变没有外部敌人的假设，主张以国家安全为核心进行战略调整；非主流经济学家多年来坚持动态比较利益，爱国主义，国家安全，大国崛起，发展战略产业，自主创新。
——在改革问题上坚持改革公平性，理论上超越“左”右翼，打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教条和原教旨主义，提出新的改革指导思想，比如在企业改革问题上超越制度与产权之争，国有私有之争，军工民用之争，采取“国家战略产业”的概念，争取把上述种种统一起来。特别是要指导民营企业家，从民营经济上升到民族经济。
——在理论格局上，我们坚持以“中左思想”(新马克思主义、新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为主导，团结“中右”(自由主义左翼和中间派)，联合原教旨计划经济学派(老“左”派)，共同反对“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的、极右的瓜分派”。2004年我们参与的“郎顾之争”，就自觉地运用了这一格局。我们甚至能够在中央精神指导和网络舆论支持下，打破似乎是强大无比的“精英联盟”，揭露了他们瓜分国有资产的阴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决策。经过长达10年的艰苦斗争，2005年以来瓜分派经济学家丧失社会公信力，经济学“归位”，说明了经济学“非主流派”的胜利。
这样的理论斗争格局是各派理论家在实际斗争中形成的，最终是受到实践和群众检验的，这不是资本可以左右的，不是媒体大腕可以策划的，也不是依靠什么官可以“封”的。只要顺着这样的思路走下去，中国改革的偏差就有可能被逐步纠正，改革开放不仅不会被否定，反而会更加健康地沿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向发展下去。
但是，由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老“左”派)突然以大力度出来争夺话语霸权，使理论界出现了复杂的形势。以刘国光文章为代表，实际上提出了第三种理论斗争模式：
第三，“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之争”。这是老“左”派长期以来的话语。他们1992年丧失主流话语地位以后处于非主流地位，是有进步的，一系列“万言书”触及了中国实际中的真问题。他们的缺点是理论教条化，话语系统老化，不能进行实证研究，没有可行对策。即使如此，如能把自己定位于“非主流”，走向民间，长期做市场经济的批判者，其理论也是有群众基础的，俄罗斯群众打着镰刀斧头红旗游行就是证明。
毛泽东说过，世界上的思潮大约有两类，一类是主张压迫有理，剥削有理的；一类是主张造反有理，实际上是帮助弱势群体讲话的。后者有长久的道德魅力，也能够影响政策，但是一般情况下，只能够处于“非主流”的地位，它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如果处于主流直接决策，就可能极“左”。中国现在的“毛泽东派”定位于民间，所以能蓬勃发展。
但中国一部分“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却偏不如此。他们的理论在计划经济下代表经济官僚利益，现在仍旧一直依靠“官”，当政治气候适宜，就跳出来直接争夺话语霸权，他们是不甘心做“非主流”的。他们固执地认为，在中国，主流应该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某些人甚至到处批评我们经济学非主流，是帮了新自由主义的忙。
“刘国光命题”有两重性。他是经济学的老前辈，这次能以80岁高龄挺身而出，其维护社会主义的立场是正确的，其人格是值得尊重的。他提出的领导权问题的确存在，许多新自由主义者被提拔到关键岗位，控制了一些权威媒体和许多部门，应该重视。但刘老师立论不够准确，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简单对立，打击面过宽了。我们应该分清三个层面：
——西方经济学，主要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学派。大多数研究和讲解西方经济学的教师是没有问题的，在经济政策和运行的研究方面有很大贡献。许多人包括我们“非主流”，都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出身，现在不宣传传统马克思主义，不等于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当然，许多人食洋不化陷入市场原教旨主义，应该反思。
——国际新自由主义，是以西方经济学理论外衣包装起来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通过经济学来宣传自己基本价值观念，如个人主义，效率第一，市场万能，政府退出，全球化，华盛顿共识等。在中国成为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这是应该进行学术批判的。
——中国新自由主义，是一小撮能够进入利益集团，影响决策圈，甚至同时与国际势力有联系的人的主张。这些人利用权力，在改革中推行权力资本化，堕落成为“瓜分派”，他们是最危险的，代表人物是张五常等。这是理论斗争背后的政治斗争，不是大学教育谁主导的问题所能够比拟的。
“刘国光命题”以大学教育为突破口，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立起来，目的是直接争夺理论话语权。迫使我们不得不来论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其实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在于此。西方经济学虽然成为新自由主义的话语符号，但毕竟不等于新自由主义，中国权力资本化的根源不能完全归结为新自由主义，传统权力体系也是根源之一。
在深层次的理论层面，特别历史观层面，僵化的传统马克思主义也有和新自由主义相通之处，如西方中心论，庸俗进化论，规律万能论，制度决定论等，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学马克思主义的人那么容易“与时俱进”，成为权力资本的代言人的原因。反思改革要批判新自由主义，但是不能以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这是批不倒新自由主义的。
4.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与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意义，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社会主义的国家信仰系统。但是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甚至不知道何为信仰，令人吃惊。信仰的实质是求善，信仰是不需要证伪的。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系统被西方新自由主义边缘化，应该坚决纠正。作为信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要大大提升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提高自己的水平。真理未必就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外部也有其他真理，内部也有不同派别，作为信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究竟应该如何塑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如何起作用，如何从信仰角度批判社会弊端，影响社会价值观念，进而影响社会政策，都是新课题。这样艰巨的任务，现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大概无力单独承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也不能由他们垄断。作为求善的信仰体系，马克思主义不是唯一的内容，应该与孙中山、毛泽东的思想，与孔子思想相结合，吸收国际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形成中国新社会主义的信仰系统。信仰体系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也要研究。
作为求真的科学系统，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值得研究。
第一，马克思科学地描述了商品货币到资本的发展，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在当时社会中是非主流，它是在批判的意义上成为科学的。
第二，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是主流。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任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某些理念被列宁和斯大林发展，并大量使用数学工具，在建设的意义上成为“科学”。
第三，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初期，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尚可解释和容纳商品经济，从主流层面决定政策。至少还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对价值规律的承认为依据，这就是为什么中国80年代经济改革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可以有生存空间。
第四，90年代以后，中国在“市场经济”概念之下大量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野蛮的原始资本主义，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体系，就很难从建设的意义上做“主流”了，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其科学性可以成为批判的武器，这就是“非主流”的位置。
第五，当中国发生内外重大危机的特殊时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可以在控制经济的意义上成为科学。
20世纪90年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成为主流不奇怪。因为对于市场经济特别是资本规律和机制的研究，西方经济学非常完整，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建设性。当然，不是说它就没有问题，其许多假设前提需要质疑，比如市场经济究竟是均衡的还是非均衡的，就一直没有定论。假设没有国家利益，没有权力资本化，假设市场经济可以自动调节等许多问题，都是在中国应用西方经济学的巨大失误。
更加严重的问题，是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念和话语系统，被某些人在中国演变成为意识形态化的新自由主义，进一步把科学变为信仰，进一步演变成为“权力资本化、买办化”的理论依据，进一步演变成“极右”的社会政策。我们重点要批判的，就是这四个演变，而不是一般地去指责西方经济学。大部分研究西方经济学的人是好的，只是注意不要迷信，要注意其假设前提就是了。
发展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人物不能钦定，不能由少数人垄断。这样将出现以极“左”主导的理论格局：表面上批判极右，实际上打击中“左”，而把中右吓到极右一边，重新形成以极右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神圣同盟”，这样的格局能够真正解决中国权力资本化的问题吗？搞得不好，无非是少数几个搞“左”派教条的人升官、发财，然后和极右妥协，甚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极右思潮贴标签，再来一次“与时俱进”。这可能却是刘国光老师没有料到的。
在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那些整天把马克思主义挂在口头，除去“社会主义一大二公，坚决维护国有企业”以外什么都不会说的人。否则，马克思为什么说他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呢？历史上王明排挤毛泽东的教训，值得我们注意。好不容易赢来的好形势，可能葬送在教条主义者手中，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教条主义都是必定断送革命和建设前程的。
标签：自由主义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经济学论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