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革是否必然失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联自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进行改革，历经五任领导人，长达38年，最终于1991年亡党亡国亡制（社会主义制度）。这是近百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大潮的最大败退。造成这种败局自有内因外因、远因近因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有一个重大问题值得重新研究，那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革是否必然导致这种结局？是否必然失败？对此，理论界迄今观点俨然对立。看来很有必然加以辨析和深究。
一、有两种看法各有偏颇
有人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荜路蓝缕，艰辛创业，先后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取得了辉煌成就。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尽管有种种弊端，斯大林尽管犯过重大错误，但是犹如人吃五谷杂粮，风餐露宿，难免受寒生病（感冒泻肚），稍加诊治就能病愈康复。可是在斯大林之后，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大反斯大林，推行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终于把苏联整垮治死。戈尔巴乔夫“新思维”那一套不是一下产生的，从思想政治渊源来说，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后来又鼓吹什么“全民党”、“全民国家”，把党和人民的思想搞乱了。苏联从赫鲁晓夫时期已开始埋下了种种危机。这些较为权威的看法颇有代表性，也颇有影响。坦率地说，我是不完全同意这些看法的，因此在这里有必要作些简要说明。苏联剧变的确是国内的因素起了决定的作用。但是国内并非从赫鲁晓夫时期而是从斯大林时期就开始埋下了种种危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所得的病并非伤风感冒的小病，而是难治的早期癌症。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批判斯大林固然有其错误之处（例如搞突然袭击，未分析错误的社会历史根源），但是他并未全盘否定斯大林。他在秘密报告中有好几处肯定了斯大林的功绩。例如他说：“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尽人皆知的。”“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者中最强的一个，他的逻辑，他的力量和意志，对于干部和党的工作者有着巨大的影响。”“毫无疑问，斯大林过去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国际工人运动是有巨大功绩的。”（注：参见《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始末》，53、119、1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白纸黑字，有目共睹，怎么能说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呢？怎么能说他否定马列主义呢？至于他所讲的“全民国家”、“全民党”，是在1961年苏共22大上提出的，为了要在20年之内急于建成共产主义，但又不想使国家和党消亡，所以才这样改变提法，可见他主要还是“左”，而非右。苏共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主要错误，现在看来有两条：第一，苏共始终未对斯大林时期的党史和斯大林本人的是非功过进行认真的讨论，作出全面评价的正式决议，以统一全党思想，而是随着领导人的更换，随意改变对历史、对斯大林的评价。第二，苏共始终未能真正认识斯大林的主要错误是急于求成的教条主义的“左”的指导思想和路线，以及极权主义的党政领导体制，因此始终未能在斯大林之后的40多年改革中逐步改掉错误。这样不仅贻误了改革的时机，而且加重了病情。如果说在斯大林时期还是早期癌症，那么经过赫鲁晓夫11年统治、勃列日涅夫18年统治之后已经转为中期癌症，到戈氏接手时，已接近后期癌症了。
另一种看法是：苏联得的病既然是难治的癌症，而且已经是晚期癌症，病入膏肓，这就注定必死无疑，任何人上台都回天乏术了。还有人颇为诙谐地指出：戈尔巴乔夫的中文音字既然是“锅巴焦糊”，这就毫无办法挽救了，只有完全扔掉。我则认为，锅巴只是有点焦糊，远没有糊透，只要把焦糊部分刮掉，仍然可以做出一道好菜。苏联模式固然有沉疴宿疾，然而接近晚期的癌症在当今决非绝症。只要治疗得法，还是能够起死回生的，被救活者大有人在。只是要采取中医保守疗法，逐步活血化瘀，解毒排毒，增强生机与活力，而不能胡乱开刀，大动手术。
有人认为戈氏是钻进党内顶层的坏人，蓄意下毒药，把苏联毒死了。又有人认为戈氏是好人，他本想把苏联改革好，只是开了猛药，使苏联暴毙。我则认为他是庸人，私心太重，下了错药，把苏联治死了。此话怎讲呢？这要从病根病源说起，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把病治好。
二、苏联模式的病根病源
事实上斯大林从20年代末起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搞了极权主义的国家政治体制，其要害是实行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党政不分制、干部等级授职制和党政官僚特权制。这六制使民主共和国变了形，走了样，带有浓厚的君主专制的色彩。同时，斯大林在党的领导体制上也搞了六制：总书记个人集权制、总书记职务终身制、总书记指定接班人制、政治局权力中心制、监委会隶属制和取缔党内不同政见制。这六制使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也变了形，走了样，使理应拥有充分党内民主的政党变成扼杀党内民主的专制主义政党。
在历史上，联共（布）党中央并未设有主席一职（仅在1903～1904年当中央有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委员会两个机构时，为协调这两个机构的工作，曾设立过党中央总委员会， 由普列汉诺夫担任主席）， 1922年4月开始设立总书记一职时，它并非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职称， 而只是党中央书记处的首脑。斯大林首任此职不到一年就暴露出个人独揽大权的趋势，以致列宁在政治遗嘱中建议要撤销他的职务。列宁之后，他不但不注意改正，反而变本加厉，很多事情均由个人独断专行。还有一件事颇为蹊跷，苏共党章中素无设立总书记一职的规定（注：直到苏共1966年23大修改党章时才在第9 条中写上“中央委员会选举苏共中央总书记”。这大概是因为1953年赫鲁晓夫担任第一把手时已把总书记一职改称第一书记，到1964年勃列日涅夫取代赫氏后感到还是用总书记更显赫些，所以恢复旧名称，并正式写入党章。），更无总书记是终身制的规定。但是斯大林是每次代表大会之后连选连任，实际上是领导职务终身制，这样做并不显眼，似乎顺理成章。从1923年党的13大起至1939年党的18大，每次党代表大会都是由斯大林做党中央工作总结报告。唯独斯大林生前最后一次党代会，即1952年党的19大由马林科夫做总结报告，斯大林只在最后致闭幕词。当时人们都认定这显然表明斯大林到72岁时，指定马氏为接班人。事实上斯大林之后也是马氏出任党政第一把手。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后第九天，赫鲁晓夫即迫使马氏辞去中央书记一职，并成立以赫氏为首领的书记处，同年9 月赫氏任党中央第一书记。
现在许多人大概都不知道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是从何时起才设有这个机构，它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机构。马克思、恩格斯于1847年建立第一个共产党时，中央委员会并不设政治局，直到1917年10月革命前夕，为加强党中央对武装起义的领导，才设立政治局这个临时机构，起义胜利后就取消了。革命胜利、党成为全国执政党后，党中央感到日常工作很多，需要有专门机构分管。到1919年3月党的8大才决定中央委员会设立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同年12月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制定新党章时才规定：“中央委员会设立政治局——负责政治工作，组织局和以书记（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委员）为首的书记处——负责组织工作。”（注：参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593页，人民出版社，1964。）可见政治局只是与组织局、书记处并列的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而并非党的权力中心。党的权力中心理应在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只是党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由于党的权力中心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所以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一直主张党代表大会应该实行年会制，即每年举行一次党代表大会，就党面临的重大任务进行决策，并改选中央委员会成员，不断监督、更新领导成员。当然，当党尚未执掌政权时，很难坚持党代会年会制。可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风雨无阻地坚持党代会年会制，即便内战外战腥风血雨交加，他也照常开会。从1918至1923年召开了六次党代会。1924年1 月列宁逝世后，1924、1925年还照常开13大、14大。可是此后斯大林就越来越严重地破坏党代会年会制。斯大林明知不开年会是违背党章的，所以他在1934年17大上修改党章时便改为党代会每隔三年召开一次。即便这样修改，他依然破坏党章。斯大林破坏党代会年会制这并非一桩小事，而是把党的权力中心转移到中央政治局。他在政治局之内又违章搞了5 人小组，实际上是搞总书记个人集权制。
为了防止党中央委员会滥用职权，参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列宁于1921年还倡议设立党中央监察委员会， 它由党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向党代表大会负责，归党代表大会领导，与中央委员会是平行地行使职权。监察委员会分中央、区域和省三级，产生办法、性质和职权都一样。三级监委建立后，对同级党委确实起了一些监督审察作用，斯大林对此深感恼火，他又不敢轻易取消监委，就想出一条锦囊妙计，即名义上仍然保留监委，但是改变其隶属关系和职能。从1934年党的17大起把监委实际上改为归属中央委员会领导，其主要任务是监督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执行。从此中央领导人实际上已无专门机构和专人能够对之进行有效监督。
还有，党在讨论重大决策时，对于如何运用马列主义来解决具体问题，必然会有不同意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应该在党代会和中委会上允许各抒己见，甚至适当展开自由争论，最后每人一票，平等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对各个问题有不同认识和看法是正常的，但是不应该形成不同的有组织的派别。列宁时期党内经常有争论，列宁反对派别活动，然而鼓励不同意见的争论，还在《真理报》出版争论专页，不轻易给任何人扣上反党集团帽子。到斯大林时期就变了样，凡是反对他的意见的，都没有好下场。1927年他粉碎了托落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反党联盟，1929年粉碎了布哈林反党集团。从此之后，党内一潭死水，鸦雀无声，万众一心，大家都拥护伟大领袖斯大林一个人，他绝对正确，永远正确。斯大林搞的这种极权主义、党政领导体制是沙皇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渗透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体制中的产物。
三、苏联改革本来有可能取得成功
查清了病源病根就容易明白，苏联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以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个人崇拜为起点，高举反极权主义、反教条主义大旗，从发扬党内民主着手，把党的权力中心从中央政治局转移到党代表大会，在党代表大会年会上进行重大问题决策，首先纠正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和路线，认清斯大林的真正错误在哪里，认清国情和世情，认清苏联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认清为什么要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为什么要从权力过度集中的党政领导体制转轨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什么要铲除党政官僚的特权，等等。真正提高广大苏共党员的马列主义水平，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由他们带动广大群众投入改革事业。进而再由党内民主带动发展苏维埃民主，改善党对苏维埃和政府的领导，改变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体制。
总之，苏联模式弊端的根子在于政治体制的极权主义，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思想领先，统一认识，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先导，带动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的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改掉斯大林搞的党和国家的六制，先发扬党内民主，后发展苏维埃民主。在发扬党内民主中不仅要变个人集权为集体领导，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恢复党代会年会制，实现党的权力中心的转移。非常遗憾，斯大林之后的历任领导人都是在20～50年代跟着斯大林学了很片面的马列主义，都只记得“各个组织服从中央”（注：参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53 页， 人民出版社，1975。），即全党服从中央的经典教导，都是在旧体制中成长起来并爬上了权力顶峰，都不懂得党的权力中心不在中央而在党的代表大会。所以不论谁上台，都只想到如何巩固自己在党中央的权力，都只想到如何使自己的权力不受挑战，而且尽量延长任期搞终身制，而从未想到去恢复党代会年会制。赫鲁晓夫时期开了三次党代会；勃列日涅夫时期开过四次党代会；戈氏时期按例开了两次党代会，即1986年的27大和1990年的28大（提前半年召开）。尽管28大党章大讲党内民主，仍然保留每隔五年举行一次党代会的老传统，戈氏时期还在1988年召开过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这是怎么回事呢？许多中国人都不知道“党代表会议”原是苏共独特的另一种很好的党内民主制度。它是由中央委员会包括各省党委会的代表参加的，其权力仅次于党代表大会、又高于中央委员会。1919年曾规定每三个月召集一次，后来通常也是实行年会制，即介于两次党代表大会之间召集，正好作为党代表大会的补充。可惜党代表会议制度后来也被斯大林破坏了。1941年2月召集第18次党代表会议之后，到 1988年6月才召集第19次党代表会议，相隔47年之久。 而且戈氏也并未恢复党代表会议制度，他执政6年，只召集过一次党代表会议， 正是这一次党代表会议，为贯彻戈氏的意图，使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整个改变了方向。
四、戈尔巴乔夫的主要错误何在？
现在有人认为，戈氏的主要错误和改革的失败是由于他不搞经济体制改革，而把政治体制改革超前，从而把政局搞乱了。这是莫大的误解。戈氏上台后从1985年4月到1985年6月，他正是先搞经济体制改革。然而他的经改没有新思路，只是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搞“加速发展战略”。他只是略为强调加强发挥商品市场货币的作用就遇到了不少阻力。经改搞不下去了，1987年底他抛出“新思维”，1988年6月召开第19 次党代表会议，转向什么“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本来民主、人道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应有的内涵，如果说过去缺少民主与人道，现在把它增加进去，高举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大旗指导改革就好了。转去搞瑞典模式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大倒退。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他不去发扬党内民主、发展苏维埃民主，而是由第19次党代表会议决定建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实则引进西方的议会制。至1990年2月他进而允许删去确定苏共领导地位的宪法第6条。引进取消党的领导的议会制之后，政局必然混乱。为了加强他个人的权力控制，同年 3月他又引进西方的总统制，他自己出任总统。本来直到1989年，戈氏还反对在苏联实行多党制，并且嘲笑这是“无稽之谈”，可是在党内外强大压力之下，他于1990年2月就退让接受多党制。 于是出现了多党合法林立纷争的混乱局面。总之，戈氏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超前，而是改向，改变为从西方引进议会制、总统制和多党制。这样就必然遭致政局混乱，政治危机加深。最终引起政治、经济和民族三个危机并发症合流，导致党、国家和社会制度三个灭亡。戈氏当政6年多， 始终只图巩固个人权力。当“左”的一套坚持不下去时，1987年以后他屈服于右的压力，步步后退。当党也难以保存下去时，他宁可不要党，也要保住自己的总统权力。最后，当总统也保不住时，他最后一次与叶利钦会谈，只要求叶氏保留他的高薪待遇、宽敞住宅和强壮保镖。足见他是一个不顾党和国家兴亡而只图个人权益的庸人。他于1985年出任总书记时才54岁，是斯大林之后最年轻的第一把手，本来人们曾对年富力强的戈氏的改革寄以厚望。可是从他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是无能挑起改革重担的庸人。他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无疑受的是斯大林那一套“各个组织服从中央”的系统教育。毕业时才25岁就分配回老家任地方团市委书记，随后步步高升。35岁任党市委书记，39岁任边疆区党委书记，40岁当选中央委员，47岁任中央书记，49岁为政治局委员。他1979年上调中央后仅有6年就当上总书记，可谓一帆风顺，平步青云， 登上党政官僚集团的顶峰。他未经过起落的波折，也不真懂得马列主义，只图保住个人和官僚特权集团的权益，所以难以有大作为。反观叶利钦为什么能够赢得群众的支持？为什么他退出共产党后依然还能得到过半数选民的支持？主要是由于他高举反对党政官僚特权和共产党极权主义的旗帜。苏共覆灭之后新建立的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在总结苏共的历史教训时，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和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它断送了国家，导致国家上层的腐化和变质，直接出卖民族利益。”（注：参见久加诺夫1995年8月10日和10月24日答记者问。）
有人只是深恶痛绝地谴责戈氏在苏联剧变中所起的叛卖性的恶劣作用，而很少深思他一个人为什么会起那么大的作用。如果苏共真正是一个强大的有正常党内民主的马列主义政党，那么当戈氏转向右倾路线时早就可以把他罢免掉，当他进而要解散苏共的紧要关头只要有人登高一呼，万众响应，召开一次紧急代表大会，宣布永远开除戈氏党籍，推选出新的领导人，就能继续领导人民奋勇前进。可是，从斯大林以来苏共长期扼杀党内民主自由，党政官僚特权集团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奉行“各个组织服从中央”、实则全党服从总书记的错误纪律。这样一个越来越没有生气和活力的党，尽管到1991年还拥有近1500万党员，但是当总书记要解散苏共时，全党绝大多数人就只好俯首听命，没有什么作为了。戈氏对于苏共的覆灭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是若从历史的发展全面来看，与其说是戈氏一个人葬送了苏共，毋宁说是苏共吞下了斯大林酿制的个人集权制和官僚特权制的苦果和毒果而终于自尽的。
五、从苏联剧变中应该吸取什么经验教训？
从苏联剧变和苏共覆灭中应该吸取的主要经验教训是：首先要打破个人崇拜的禁锢，不能在打破旧的个人崇拜之后又搞新的个人崇拜，要反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做到真正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要纠正根深蒂固的“左”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警惕右的抬头；要端正党的基本路线，认清本国尚处于并不够发达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不能急于求成；要改革权力过度集中的党政领导体制，发扬党内民主，发展苏维埃民主，使政治权力中心从中央政治局转移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要恢复列宁时期实行的党代表大会和党代表会议年会制、党的监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制、党内集体领导制、平等表决制、自由争论制；要改善党对苏维埃和政府的领导，实现党政分开，使最高苏维埃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要自上而下地铲除党政官僚特权，大力克服党的官僚化和特权化，恢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要自上而下地铲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扩大国内各民族的自主权，使苏联真正成为各个社会主义主权国家的联盟；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决定性作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改革；要改变以苏联为中心领导、指挥世界革命以及控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传统国际路线，要改变扩张军备、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传统国际战略，克服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既同世界各国平等友好和平共处，广泛吸取世界文明成果，又有效地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以真实的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真诚的对外力所能及的援助来推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推进人类的进步。所有这些涉及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举措，是何等重要啊！
现在国内外都有人认为苏联的灭亡是源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斯大林的错误都来自马列主义，这完全不符合实际。事实上苏联的灭亡是源于20年代后期以来斯大林越来越背离马列主义。他既背离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和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又背离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党政领导体制。从历史短程来看，斯大林是功大于过，但如果从历史长河来看，他又是功不补患。他的教条主义错误，尤其是极权主义体制，留下了大患，以致后人难以有效进行改革。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要取得全面成功，必须坚持以创造性的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彻底克服教条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弊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这样的改革才能像凤凰涅槃一样获得新生和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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