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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城邦，这个互相独立、自给自足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和文化等的实体和希腊主义的象征，自“黑暗时代”末期（约前800 年）始现之日起直到马其顿侵入为止（前338年）的近500年间，一直处于分立之中，即整个希腊史是一部典型的多中心史。关于古希腊城邦长期分立的原因，笔者曾经作过初步的探讨[1]， 下面拟从一种自组织系统理论的观点对此作出进一步新的解释。
1 古希腊城邦史实质上是一部自组织史
古希腊城邦不仅存在时间长久、特色鲜明、影响深远，而且数量众多，前后竞达数百个之多，仅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就研究过150 多个城邦！相对于希腊及其周围的幅员来说，城邦的密度是非常大的。更重要的，几乎所有古希腊城邦（甚至极端的如斯巴达等亦不例外）的来源、内容和性质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从而使古希腊呈现出与其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不同的特色来。尽管这些城邦长期分立甚至仇视着，但他们都自称自视为希腊人，而且，所有史家无一例外地将所有这些城邦总称为希腊而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区别开来。因此，所有古希腊城邦构成了一个系统——古希腊。
协同学的创始人哈肯H指出：“如果系统在获得空间的、 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预，我们便说系统是自组织的。”[2] 古希腊城邦的缔造者多利安人（同时还有特萨利亚人等）不仅入侵的规模而且还有本身的文明程度都远较其前身阿卡亚人（迈锡尼文明的缔造者）为低。因此，他们不可能跨历史地去“继承”和“照搬”其他较老文明甚至被其征服的迈锡尼的专制制度，只能彻底摧毁原有的文明，一切从头开始。[1]这样， 多利安人的侵入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场文明的大灾难，紧接着就出现了希腊史上前后约三、四百年的所谓“黑暗时代”。然而，正如一些史家所言，多利安人的侵入、专制暴君的迈锡尼王朝的毁灭，无疑是出现更加自由文明的希腊城邦制度的必要先导。[3]的确，与克里特、迈锡尼具有最高王权的专制王朝相反， 多利安人在被征服的迈锡尼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许多所谓小王国（其实是氏族或部落的联合体）彼此是独立的，并不存在一个凌驾于各小国之上的最高王权。另外，多利安人的入侵，迫使那些处在迈锡尼文明边缘但未被侵入的地区产生了相应的反应。这些在迈锡尼时代尚未形成国家的后进地区（有的在外族的压力下进行了统一运动，如雅典），与多利安人的小国一样，经历了长期氏族部落的解体，最终形成了奴隶制城邦。所以，古希腊城邦系统的形成是自组织的，动力来自于系统内部，并不存在外界的“干预”或“指令”，即来自于系统之外的或凌驾于系统之上的所谓专制主义或“最高王权”；另外，自赫梯帝国灭亡后的几百年间，希腊人在海外的活动基本上没有遇到过对手，更没有一个外来的霸权威胁其本土的自然发展。至吕底亚王朝兴起及波斯入侵的阴云笼罩之际，希腊城邦的发展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不仅早已稳固和成熟，而且还联合起来击退了试图凌驾于它们之上的外来的霸权——波斯帝国。对于所有希腊城邦以及它们组成的系统——希腊来说，自由和独立高于一切。因此，无论从古希腊城邦系统的形成还是发展来看，都是自组织的，即演化的动力发源于系统内部，并无外界的特定的“干预”或“指令”。
既然古希腊城邦是一个自组织系统，那么，其演化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又有哪些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决定着其演化的途径呢？
2 人口压力：“涨落”及其选择
在系统演化过程中，自组织理论还特别强调“涨落”（即对系统稳定的平均状态的偏差或随机性非平衡因素）及其选择对系统自组织演化的动力作用。约前800年的希腊， 由主要建立在氏族或部落基础上的农村公社开始形成更大的政治单位——城邦，城邦的经济基本上是以农业为基础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所有的希腊城邦都遇到了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即人口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了生活资料的供应。主要是“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4]。可以说， 古代世界主要以农业为生的民族大多数起初基本上都会遇到人口压力的挑战。对城邦来说，既然“公民权要由一种不可违反的一定的数量对比关系来决定”，[4]那么， 面对人口压力的挑战——来自系统内部的“涨落”，所有的应战——“涨落”的选择方式不外两种：殖民和扩张。方式虽然不同，但最初的目的基本上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来解决过剩人口问题。然而，不同的选择却能导致极不相同的结果。一般地讲，殖民（与代近资本主义以掠夺财富、资源和人力等的意义不同，古代主要是向外移植过剩的人口，因而更接近该词的本意）使城邦制度更加巩固，而扩张则往往促使城邦制度的瓦解，代之以奴隶制帝国，同时也带来了专制主义。
关于何种“涨落”被选择，则与系统的内部结构紧密相关，也与系统所处的外部环境有关。一般地说，人类历史的越早期，地理位置和外界条件对其发展的影响越大；希腊境内贫瘠多山，沿海隔离地分布着一些小平原，有助于形成独立的小政治单位——城邦。更重要者，希腊半岛有着异常优越的航海条件，使得希腊人有可能较便利地找到海外殖民这条解决过剩人口的捷径；又极巧合幸运的是，在古希腊城邦发展至稳定和成熟的最初几百年里（大致在吕底亚王朝兴起及希波战争之前），希腊人在海外的活动基本上没有遇到过敌手，更没有一个外来的霸权威胁其本土的自然发展。古希腊所处的地理和政治上的这种特有的内部阻隔结构和外部畅通环境，决定了大多数希腊城邦在人口压力面前采取的是殖民方式而不是其他，即到海外去发现新的土地来扩张相对过剩的希腊人的生存空间。与希腊相似的例子也有不少，如腓尼基，它位于叙利亚海岸，起初也处在文明边缘的后进地区，极有利的航海条件和基本上无对手的外部环境（前2000年的东地中海和前1000年的西地中海），同样使腓尼基人在人口压力面前采取了海外殖民的方式（后来位于北非突尼斯海岸的著名的迦太基即是其最大的殖民地），其本土大致也处于城邦长期分立的状态之中。斯巴达和罗马则可作为反向比较的例子，更不用说大多数东方国家了。崇山竣岭使斯巴达隔绝于世，它是希腊社会里唯一不靠海的一个城邦，地理上特殊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决定了它在共同的“涨落”——人口压力面前采取了异乎寻常的应战方式或选择：征服它的希腊邻居美塞尼亚人。相形其他希腊诸邦，斯巴达更接近于农业的奴隶制小帝国。它拥有3000平方英里以上的版图，而其他大多数城邦的面积平均不足100 平方英里， 甚至进行过统一运动的雅典最多也不过1060平方英里。关于斯巴达的军国主义，有人试图以其尚武精神来解释。但史实是，斯巴达的生活方式直到前六世纪中叶与其他希腊诸邦也无甚两样。显然更好的解释是，独特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它对“涨落”的选择，而特有的选择又由于其前期城邦发展的惯性——城邦制的排外性决定了它的征服不是无止境的。排外性迫使斯巴达人推行希洛制，而希洛制又把征服者变成了囚徒，变成了尽全力拼搏才能保住征服地位的囚徒了。这样，斯巴达社会生活的诸方面就渐而发生了畸变。因此，其尚武精神应是果而决非因。类似地，早期意大利更宜于农业而不利于广泛的海外贸易，加之较希腊半岛更易受到外族的入侵，历史的结局是，一个位于拉丁姆平原上的城邦——罗马，通过一系列频繁的征战终于扩张而为一个奴隶制的大帝国。
3 海外殖民的反馈：自组织得以发生的超阈值的“输入”
自组织理论认为，自组织系统并非不需要与外部环境相互交换物质、能量与信息。正相反，只有当外部环境向系统输入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达到一定的阈值时，系统才能够自组织起来，即系统必须是开放的（但输入的不能是特定或有针对的“干预”或“指令”，否则系统的演化就是他组织了）。除了迈锡尼时代的殖民外，希腊人在前8～6世纪又进行了规模更为宏大影响更为深远的第二次大殖民运动，海外殖民地从原来的小亚爱奥尼亚、伊奥利亚诸邦一直扩张到地中海和黑海沿岸。海外大殖民，起初至少部分地缓冲了人口对土地的紧迫压力，使得以农业为基础的城邦经济能够初步地自给自足，公民的土地权益也得到暂时的维持，自由民主的城邦制度也有了继续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但随着殖民运动的周期性进行，这种“初步”和“暂时”也就逐渐成为“稳定”和“持久”的趋势了：殖民运动的扩大和深入，海上贸易的发展和繁荣，不仅仅是维持了城邦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而且更极大地刺激和转变着城邦的经济结构。商业和手工业开始逐渐上升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城邦的经济结构也由内向封闭的农业型逐渐转变为以对外贸易为主的商业型，从而最终确保了城邦经济的自给自足；随着本土与海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密切，小亚细亚诸邦历史演进的超前性（尤其是城邦本位主义等理念）无疑影响了本土城邦制度的最终巩固；同时，本土城邦的经济结构由内向农业为主到外向商业为主的巨大转变，不仅最终奠定了持久稳定的城邦制度的经济基础，而且导致了城邦制度的政治基础——民主政体或自由寡头政体的长期巩固。这是一幅何其典型而生动的古希腊城邦系统与外部环境（海外殖民地及其他海上、海外世界）之间的物质、能量（经济、政治）和信息（意识形态等）的相互交流和作用的图景！可以说，正是从外部环境输入的这些经济、思想和政治等超阈值的“酵素”或“活力”，并与古希腊历史遗留下来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基础、氏族民主的政治形式及绝对多神论、神人同形等宗教观念的有机融合和作用，才使古希腊城邦系统的自组织得以发生——即古希腊城邦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方面相互作用的城邦本位的社会一体化结构才能最终确立；政治上实行“法治”和主权在民、直接民主的公民制度；经济上体现为以农业为基础、对外贸易为主的自给自足经济；兵制实行公民军即一种非常备的由公民组成的军队的制度；意识形态，绝对多神论、世俗主义和崇尚自由的精神；城邦际对外政策，由于公民制的严格排外性，因而是城邦主权至上和闭关主义。当然，希腊诸邦内外条件的不同，其演变的轨迹也就可能多种多样，但就其城邦制度的根本内容和性质来说，又具有极高的一致性，即以极端的斯巴达而言，其政治制度中的自治、自给、主权在民和直接民主等特征，大体上也与一般希腊城邦一致。此外，城邦间在争夺海上霸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加之由于商业竞争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引起的猜忌甚至仇视，则加剧了城邦间的分立。
所以，海外殖民的反馈，一方面向古希腊城邦系统输入了自组织得以发生的超阈值的物质、能量（经济、政治）和信息（意识形态等），确保了系统的开放性，但另一方面，城邦制（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方面相互作用的城邦本位的社会一体化结构）的巩固和完善，又加剧了城邦间的分立。
4 “势力均衡法则”：系统内各子系统（城邦）间的竞争和协同
自组织理论认为，自组织系统演化的动力来自系统内部的竞争和协同这两种相互作用：子系统之间的竞争使系统趋于非平衡，而非平衡正是系统自组织的首要条件；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则在非平衡条件下使子系统中的某些运动或变化趋势联合并放大，从而使之占据制高点，支配系统整体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即自组织起来。关于由分立的子系统构成的社会系统，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Toynbee A J ）曾说：“势力均衡是一种有关政治力量的体系，在一个社会分裂为许多互不依赖的区域国家的时候，这个体系就要发生作用”，[5] “如果有任何一个国家想增强它的实力，超过一般水平，那么在附近的所有其他国家都会自动地对它施加压力”。[5]的确，古希腊城邦的分立局面一出现， “势力均衡法则”就一直在起作用，尤其当城邦制度巩固和完善之时（城邦本位主义、公民制的排外性、经济的自给自足、崇尚自由的独立精神以及海上霸权、商业竞争中的冲突甚至仇视等），情形更是如此，譬如，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败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势力均衡法则”起了作用。希波战争后，雅典企图将其他同盟城邦都降至臣属地位，而各同盟城邦都想乘雅典的任何一次军事失利来恢复其本身的独立。同时，因担心雅典不久会将霸权扩张到整个希腊，因此，不仅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而且还有希腊的西部城邦都变成了雅典强硬的死对头。这种内外交困的境地终致雅典于惨败。同样地，此后斯巴达和底比斯都曾先后妄图长期称霸整个希腊，但都在其他城邦的联合进攻下一一化作了泡影。这一切无一不与“势力均衡法则”的一再起作用有关。需要指出，“势力均衡法则”起作用只是一般的情形，而战事的成败也会产生例外的结局。譬如，早期罗马因在战场上击溃了反对它的拉丁等同盟，从而一再地（正反馈作用）冲破了“势力均衡法则”的罗网，最终演变成统一的奴隶制大帝国。
古希腊城邦系统独特的起源、演化和结构（尤其是城邦本位主义和排外性）决定了“势力均衡法则”能够长期起作用，从而导致了城邦分立的长期性，即使共同的政治和经济等利益（如抵御外敌入侵、维护海上霸权、反对企图凌驾于各邦之上的霸权等）促成了某些或所有城邦（如希波战争）的暂时联盟，但只要共同的利害关系一解除，各邦之间又会出现分立的趋势。“势力均衡法则”的起作用，即系统内各子系统（城邦）间的竞争和协同，使系统得以从无序到有序的自组织演化——对古希腊城邦系统而言，这种有序则表现为城邦之间的长期分立，而并无一个外来的或凌驾于各邦之上的专制的统一霸权或最高王权。必须指出，“势力均衡法则”作用的结果，是一般地将各方的政治实力在各方面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使各方得以相互牵制、彼此共容地存在。于古希腊城邦系统而言，则表现为竞争远远多于协同，甚至协同在某些时候和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更高层次的竞争——弱者的联盟与强者的霸权的竞争。因此，系统达到的有序也只能是一种能态较低的有序——能量多被内耗掉了。
5 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一个可供比较的纵向实例
从以上讨论可知，古希腊城邦系统之能长期存在和发展或者说城邦之能长期分立，是其自组织演化的一种自然结果，是其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的有机整合使然，是其内部子系统之间的竞争和协同的产物。
前文已用腓尼基为横向的实例与古希腊作了比较，下面以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为纵向的实例再与古希腊作一比较。
也许是历史的偶然性，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不仅“复兴”了古希腊的精神和文化，而且还似乎“重建”了一幕古希腊历史的近代剧：漫长的封建割据，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仅导致了全国各地经济上的孤立，而且造成了全国政治上的长期分裂，甚至13世纪中叶叶霍亨斯陶芬王朝灭亡即“神圣罗马帝国”的束缚被解除以后，这种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局面也未改观，此即当时意大利的内部结构；“十字军东征”之后，地中海的商路早已落到西欧诸国之手，此即当时意大利的外部环境。这种内隔外通的结构和环境，迫使许多的城市国家在经济困境的压力面前（“涨落”，即封建孤立的小农经济与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纷纷走上了海上发展之路（“选择”）。反过来，日益繁荣的海上贸易的反馈，又向意大利——当时由城市国家组成的系统输入了其自组织得以发生的超阈值的物质、能量（经济、政治）和信息（意识形态），譬如：一、海上贸易带来的大量财富至少初步缓解了各城市国家经济上的困境；二、刺激了这些城市国家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使之在经济上能够最终地自给自足；三、经济的兴旺、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萌芽和生长；四、同时，许多的城市国家在政治上也能够民主自治。从而最终形成了一种经济自给、政治自治的城市本位主义或者说城市主权至上的对外开放、对内封闭（城市之间）的社会结构，加上各城市在海外尤其是东方和西欧市场激烈的商业竞争引发的相互间的矛盾甚至冲突，都加剧了城市间的分立态势，而“势力均衡法则”的长期起作用，其结果是，意大利独立的250年也是城市分立的250年，甚至1347年罗马居民举行起义建立共和国，呼吁意大利各国统一，但各城市国家因害怕失去独立地位，既不愿意与罗马联合，也不愿彼此携手。相反，它们每一个都希望削弱邻国以壮大自己。因此，统一意大利的尝试终未成功。
6 结语：古希腊城邦系统的特点及其在文明史上的得失
一般而言，自组织系统的演化要优于他组织系统，因为自组织系统演化的动力来自系统内部，即系统内部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因此，系统整体和内部各子系统都具有活力。古希腊城邦系统的演化也证明了这一点。自组织系统及其开放性使古希腊文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充满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譬如，政治上自治民主、经济上自给繁荣、思想上自由解放，这些再加上城邦间的长期分立和竞争，又造成了文化演进的广泛多样性。可以说，古希腊城邦系统的自组织性是古希腊文明天才创造性取之不尽的根本源泉。
另一方面，由于古希腊城邦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城邦之间的竞争远过于协同，即长期的分立和竞争，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演进的不平衡，造成相互间与日俱增的猜忌和仇视，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冲突甚至内战。因此，系统达到的有序也只能是一种能态较低的有序——长期的内耗，势必使外敌得利，这也注定了古希腊文明的结局：独立的希腊终于在前338年被马其顿入侵了。类似地，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在经历了250年（始自13世纪中叶）的独立之后于15世纪末遭到了法国的侵入。
收稿日期：1999—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