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财政和国有银行：国有经济转轨的三维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企论文,透视论文,国有银行论文,国有经济论文,财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推进国有经济由传统的政府管制向市场化转轨，始终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体内容。而国有经济是含国企、财政和国有银行在内的有机体，国有经济转轨必须从财政、国企与银行三维角度予以系统分析。
一、分析的起点：传统国有经济的"三套马车"体系
基于"赶超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始终是按照国家计委"点菜"，财政银行"配菜"、工业包产、商业包销、物资统配、财务统管、农业剪刀差、工人低工资、剩余高积累、企业办社会的轨迹运行，财政、国有银行及国有企业都受国家计划严格约束并相互关连，形成国有经济的"三套马车"体系。其运行的内在机理是：
①企业供产销环节受国家计划严格限制，即按照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生产指令从事生产，所需物资由国家按计划统一配置，产品实行国家统购统销。②经济资源由国家用行政手段按计划分配，通过实施城镇职工低工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途径，把城乡居民应得剩余中用于长期储蓄部分以国企盈利形式集中，实现剩余高积累。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作为"融资成本"，国有企业承担为居民提供住房、养老、医疗、子女教育、失业保障等义务，即企业办社会。③财务统管、统收统支，企业全部折旧基金和绝大部分利润上缴中央或地方财政；企业所需资金（包括固定资产更新改造所需技术措施费、新产品试制费和零星固定资产购置费以及定额流动资金）按企业隶属关系，分别由中央或地方财政拨款；超定额流动资金由国家银行贷款。④国家银行是财政出纳和资金分配者，实行信贷与发行合一，计划与资金配套，资金需求决定资金供给，利用货币发行平衡信贷收支。由此构成传统计划经济下国企、财政、国有银行相互关连、有机结合的"三套马车"国有经济体系。
二、局部改革下"三套马车"失灵：国有部门资产赤字生成
国有经济"三套马车"体系内生的低效率是无需置疑的。1957-1978年间，国有工业综合要素生产率始终停滞不前。但在严格的计划权威下，中央计划当局能对国有经济实行比较有效的控制，"三套马车"国有经济体系的稳定性并不存在多大问题。18年经济改革并未从根本上打破低效率的"三套马车"国有经济体系赖以维系的制度基础，以致失灵。具体而言，就是：
(1)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使社会资源已由传统体制下的计划分配转向依靠市场配置为主，利用农业"剪刀差"和基本生产要素低定价维持的国有企业低成本机制已不复存在；(2)"放权让利"改革并未触动国有企业的残缺产权制度，却在企业经营控制权由国家计划部门向企业管理人员转移过程中，导致国有投资规模的超常膨胀和企业"内部人"收益的超常增长，国家计划当局已难以控制；(3)非国有经济迅猛发展，同国有企业的关系已由开始的补充和协作伙伴关系，转变为竞争关系，而国有企业在竞争中则总体处于劣势，不断失利。结果，在内生制度残缺和外在环境变迁下，国有企业作为整体出现严重亏损，并且亏损呈逐年扩大态势。市场经济下一般企业的亏损是通过直接冲销股东权益或股东重新注资予以补偿，当企业资不抵债时，企业就会按法律程序实施破产，即，企业亏损主要是被股东和公司本身吸收、分散，而不会对其他部门和企业产生外部效应。而国有企业并非一般企业，国有企业同财政和国有银行构成"三套马车"国有经济体系，国家是国有企业的直接所有者，企业利润主要上缴财政，企业资本金主要由财政拨付，企业负担着本应由财政负担的社会职能（职工养老、医疗保障等），如果把国有企业看作一个整体，它更类似于国民经济的一个公共部门。而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公共部门资产价值由于亏损而不能抵债时，除非政府被推翻，否则它不会破产。从该角度看，国有企业资不抵债而破产，并不仅是经济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这正是国有企业破产程序难以实施的根源所在。因此，弥补国有企业亏损的显然途径便是财政注资补偿。(4)国民收入流程及分配格局已由传统体制下的"集财于国"，转向"分财于民"，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递减，目前仅占12－13%左右，接近世界最低水平。而财政支出并未按同等比例相对收缩，以致财政部门收支严重失衡，政府已无力承担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补贴结果，企业亏损的补贴越来越少地由财政支出。结果，对国有企业亏损的弥补就责无旁贷地由仍受国家严格管制的国有银行部门承担，国家利用行政手段强制国有银行贷款流向效益普遍较差，甚至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乃至发放"安定团结贷款"。这样本由财政承担的公开赤字便在国有银行资产负债表中隐性化。
综上可见，18年"局部改革"已使传统国有经济的"三套马车"失灵，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财政收支严重失衡，国有银行资产负债恶化，并出现行业性亏损。结果，三个国有部门的总资产（即财政税收、银行贷款与企业资本）的真正市场价值不断萎缩、贬值甚至消失，而国有部门不可推卸的负债（即政府开支、居民存款及企业亏损）却不断增加。由此导致的巨大危机是国有部门实际总资产明显少于其帐面价值，国有部门的实际资产与负债严重失衡，甚至可能发生资不抵债。而国有部门总资产实际价值与帐面价值的差额是国有资产已发生亏空，不妨将其称为国有部门的资产赤字。
三、国有部门当期资产赤字的弥补：货币发行收入和适度通货膨胀
既然是赤字，就存在弥补问题。但国有部门资产赤字可分为两部门：当期赤字和潜在赤字。当期赤字是已经暴露并需要当期弥补的赤字；潜在赤字是已经发生但尚未暴露并不需要当期弥补的赤字。国有部门当期资产赤字至少包括当期财政预算赤字和国有企业已暴露的资产净赤字。当期财政预算赤字是公开的信息，自1988年起，每年占GNP比重大致为2-3%，而国有企业当期暴露的资产净赤字显然比此严重得多，但却无法精确测算，只能根据国有企业亏损和国有银行资产状况进行大致估计。
据中国社科院对部分亏损国企的调查显示，若国有银行将相当于企业已有借款额的25%的新贷款给企业，则企业可继续勉强运转，但无盈利，而第二年必须重新注入等额资金，否则企业仍将无法继续运转，因此该笔资金便可视为国有企业每年发生的资产赤字。目前我国1/2的国有企业处于该种状态，国有银行80%的贷款流向国有企业，而当前国有银行贷款总额大致等于年国民生产总值GNP总量，由此可测出国有企业每年需要即时弥补的资产赤字是年国民总值的10%(80%×1/2×25%)。即国有部门的当期赤字大致为当年GNP的12%。
国有部门当期赤字主要靠国有银行贷款弥补，国有银行则通过货币发行收入与通货膨胀补偿或向社会转嫁。
(1)货币发行收入是经济转型中，实际货币需求迅速增长产生的相当数量的"无通货膨胀压力的超量货币供给"，从而为政府提供了数量相当可观的铸币税收。而货币发行收入的分配方式有二：一是通过中央银行借款和透支以及银行大量利税上缴转化为中央财政收入；二是通过国家银行补贴国有企业亏损。即两种分配都是用于弥补国有部门的当期赤字。为何会形成巨额货币发行收入呢？合理的解释是：经济货币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实际货币需求，吸收了大量的交换资金，从而使相当的超量货币供给不会产生通货膨胀压力。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非国有经济是推动经济增长、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力量，而国有部门则是导致通货膨胀压力的体制根源。
(2)通货膨胀税。超出货币发行收入吸纳能力的超量货币供给以通货膨胀形式表现出来，即向社会特别是存款居民征收通货膨胀税，其实质是国有部门资产赤字的社会化转移。好在由于货币发行收入对超量货币供给的吸纳，在大多年份我国的通胀税并不严重。
然而，通过货币发行收入和通货膨胀税弥补国有部门当期赤字的传统做法已难以为继，因为，一方面经济转轨进入攻坚阶段，国有企业亏损面增加，当期赤字不断扩大。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发展和经济货币化进程已达相当程度，货币发行收入呈递减态势；通货膨胀的社会成本不断加大，仅保值贴补就使财政和国有银行难以承担（1994年国家银行对储蓄存款的保值贴补即达400亿）。而一旦国有银行投入的用于弥补国企当期资产赤字的贷款无法通过货币发行收入和通货膨胀税有效补偿，其中一部分便成为呆帐，在国有银行资产帐户中隐性化，成为潜在资产赤字。
四、国有部门潜在资产赤字的维持机制：高储蓄增长下的国家垄断信用
已经发生但尚未暴露或无需即期弥补的国有部门潜在赤字是宏微观经济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潜在威胁，其是存量而不是流量的概念，是逐年赤字的不断积累，具体数量虽无法精确计算，但至少包括以下"三个部分"：(1)尚未偿还的内债外债，包括因利率和汇率改变而带来的额外债务成本，金额约6,000-7,000亿元；(2)国有企业帐面背后的实际资本净损失，反映在国有银行部门就是仍然挂帐的已名存实亡的贷款，保守估计占国有银行贷款比重也有20%，即8,000-10,000亿元；(3)剥离企业富余人员、退休人员，搞好社会基本保障所需资金，大致为6,000-8,000亿元。即国有部门的潜在资产赤字大约是20,000-30,000亿元，相当于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0-70%。更为严重的是，经济转型的各种法律和体制"真空"正使国有体系资产加速流失，以致国有部门潜在资产赤字呈迅速膨胀态势。
国有部门潜在资产赤字虽不要求当期弥补，但一旦国有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实施性阶段，潜在赤字便会暴露为当期显性赤字，政府在自身无力弥补前提下便只有借助通货膨胀向社会转嫁。潜在赤字显性化速度则主要取决于体制改革的速度、步骤和战略安排，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动荡便是"激进式"改革过程国有部门潜在赤字短期内显性化的结果。
与东欧国家不同，中国迄今并未发生持续的高通货膨胀，这主要归因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下中国的高储蓄率和垄断信用于国家银行的金融制度内生了对国有部门潜在赤字的维持机制。这就是：①迄今为止，中国的金融制度仍以垄断信用于国家银行为典型特征，四大国有银行垄断了国民储蓄的70%以上。②国家银行通过低贷款利率而将80%的资金投向国有企业，以维持众多低效国有企业的继续运转，使国有企业部门已发生的潜在赤字不致显性化，但却使潜在赤字由企业向国有银行转移。③银行是极其特殊的部门，在不发生信用挤兑条件下，银行已发生的资产损失可由新增加的储蓄存款暂时弥补，而不会引发银行信用危机。④中国证券市场尚且幼稚，居民投资渠道和选择空间极其狭小导致了国有银行储蓄存款的持续高速增长，使四大国有银行可以用新增储蓄暂时弥补已发生的资产损失，而不致使其显性化。
用新增储蓄掩饰已发生的银行资产损失，固然可以使国有部门潜在赤字短期内不致于显性化，从而保证经济相对稳定，但由于银行部门是国民经济的命脉部门，国有企业资产赤字向国有银行部门转移无疑是将皮肤之疾引向膏盲。一旦银行信用受到怀疑而发生存款挤兑，由此引发的信用经济危机的破坏性绝非一般企业破产所能相比。
五、路径依赖效应与中国宏观经济改革的"循环陷阱"
"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在制度变迁中，客观存在的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往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既有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轨迹，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弄不好，它们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这就是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效应。
中国经济转轨也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这就是以高储蓄和国家垄断信用的金融制度维持国有部门潜在资产赤字而不致显性化的改革路径，正使中国经济改革进入"循环陷阱"，即：一方面，通过国家垄断信用实现国有企业资产损失向国有银行转移，并利用储蓄存款的高速增长予以维系的内在机制无法消除和减少国有部门潜在资产赤字，相反却在不断积累矛盾，加剧潜在货币金融危机，沿着该错误路径，中国经济改革无法成功；另一方面，通过发展资本市场和国有银行商业化，打破国家垄断信用的金融制度，推动融资多元化和市场化，促进国有资产按市场原则优化重组无疑是经济改革成功的必由之路，但改革将可能引致社会资金由国有银行向证券市场大幅度转移，银行储蓄存款增幅减小甚至净减少，规模巨大的国有资产潜在赤字短期内显性化，除非找到巨额资金及时弥补，否则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和社会经济动荡。
改革的"循环陷阱"一旦形成，便难以打破僵局，一般只能按照次优选择逻辑沿着既定改革路径不断自我强化。国有企业破产兼并、优化重组和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缘何"雷声大雨点小"？发展证券市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环节，但为何每当直接融资市场活跃，国有银行储蓄分流加快之际，政府总是利用强制手段加以限制？等等，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系列疑难和反复都可由此找到答案。
六、走出"循环陷阱"的改革思路：国有产权分散化重组和国有银行再资本化
由以上分析，走出宏观经济改革"循环陷阱"的关键在于寻求国有部门资产赤字的有效弥补机制。而在转轨时期，国有部门资产赤字的弥补方法无非四种：增加政府税收、通货膨胀税或印发钞票、举借内外债、国有资产在改革中有效增值。其中，唯有国有资产增值收益法能够在弥补当期暴露资产赤字的同时，防止新的赤字再生，是打破改革"循环陷阱"的根本出路。
而通过国有资本增值改革国有部门资产负债表则有赖于产权改革。由现代产权理论，产权作为对特定资源收益权与控制权的有机体，如收益权和控制权相结合并落在同一主体上，则该产权就是完整产权；如收益权与控制权相分离，则该产权即为残缺产权。而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实践普遍昭示，以非政府群体拥有的私有现代公司为代表的完整产权导致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的残缺产权总是伴生经济运行的低效率。因此，国有资本有效增值内在要求改革国有企业的残缺产权结构，构建收益权和控制权有机结合的完整产权制度。
即，国有经济转轨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要维持足够的国有资产并使其增值以有效补偿国有部门资产赤字而又不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另一方面要改革产权残缺的国有企业使其能同私有现代公司一样具有效率。基于如上双重考虑，简单的私有化和现行国有股权主导下股份制改造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简单的私有化并不能解决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资产负债失衡问题，相反，大规模的私有化无疑将使巨额潜在资产赤字迅速显性化，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社会经济动荡。东欧国家改革便是前车之鉴。
而目前推行的国有股权主导下股份制改造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残缺产权问题，以致目前各股份企业的治理结构同国有企业并无根本性差异，无法实现国有资产增值以解决国有部门资产赤字问题。
我认为，对国有经济改革的双重难题，可行的改革思路是国有产权分散化重组。具体考虑是：政府有偿转让国有企业70%的股权给外资、内资或个人等民营主体，并使其拥有经营控制权和大部分利润的剩余索取权，然后用所取得的收入去购买具有持续发展潜力的多家私有企业30%的股权。从而变国家单纯对国有企业拥有100%股权为对更多企业拥有30%股权。同时，国家不再介入企业的经营决策，而是通过"搭便车"分享拥有大部分股权的其他所有者对企业成功营运产生的增值收益。
该种改革思路能收到如下多方功效：①产权改革后非政府群体拥有对企业经营权和大部分利润索取权，从而建立起与私有现代公司无本质差异的公司治理结构，保证企业资本的高效营运和增值。②在分散了国有资产的营运风险的同时，保证国有资产的高效营运，并有效分享盈利公司的税收、分红以及由于股价上升带来的资产增值收益，以用于弥补国有部门资产赤字。③国家虽然放弃了对众多企业直接经营控制权，但也可以通过向职工分配适当比例股权方式甩掉相当的企业的社会负担，并从体制上割断企业亏损金融化的内在机制，为重塑银企信用关系，推进金融改革奠定基础。同时保证政府部门致力于建立和实施企业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而这正是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根本前提。
那么，民营主体是否有足够财力收购国有企业？当前国有企业资产净值大致是2.5万亿，而银行部门的居民储蓄已高达4万亿，超过国有企业资产净值，而且只要具有合理收益预期，许多外资成份也将参与重组。更何况，国有产权分散化重组只是将国家与私人交换财产使得资产结构重组（存量调整），并不需要民营主体用巨额资金买下国有资产存量。因此，只要操作得当，国有产权分散化重组并不存在民营主体财力不足问题。
最后，国有产权分散化作为系统性工程，需要多方协调配套实施，具体考虑有：(1)保持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基本稳定。在缺乏基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稳定的情况下，普通家庭就很可能提取他们的银行存款（一种政府负债），令大部分国有部门资产赤字瞬即暴露，由于弥补赤字需要大量资金，由此引致的实际利率剧增无疑将使整个经济增速放缓，这反过来又会加剧国企亏损和国有部门资产赤字的增加，另外，高利率低增长还会使借外债来弥补赤字的代价高昂，并有可能诱发恶性通货膨胀。因此，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是国有产权分散化改革的基本前提。(2)国有银行重新资本化。银行体系安全性事关国企改革成败，在货币金融危机不断加剧条件下，可考虑在保持国有股权占主体的前提下允许部分居民或企业对国有银行或其分支行债权（主要存款）转为对银行的股权，并允许外资成份参股，实现对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和重新资本化，在增强银行自身安全性同时构建现代商业银行运行机制。(3)规范发展证券市场和产权产易市场，使其成为评估企业资产价值和经营者行为的有效途径，并为社会资本按市场原则高效流动、重组提供市场环境。(4)培育投资基金、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主体。股权相对集中是现代股份公司高效运营的重要前提，以投资基金、共同基金为主的机构投资主体则是沟通众多分散投资者与集中化私人所有权的基本中介，是民营主体的有效参与国有产权分散化重组的基本途径，国有产权分散化重组需要积极培育和发展机构投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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