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考察农村、农业问题——访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同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村论文,中共中央论文,发展战略论文,高度论文,主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杜老，您在战争年代就从事农村工作，解放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长期担任高层农业研究部门的领导职务，可以说，您将自己的毕生心血都倾注于对我国农村、农业问题的研究之中。尤其是拜读了厚达800余页、汇集您80 年代以来研究农业问题文章的《杜润生文集》后，我们深深地为您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追求真理的精神所折服。今天，在迎接建国50周年的时候，反思历史，我们应当从怎样的视角去分析、认识我们党执政50年来，在农村、农业、农民政策问题上的得与失呢？
杜润生：尽管做了一些该做的事情，可是个人认识还是十分浅薄的。回答你们提出的问题实是力所不及，可以讲点看法，但不一定正确。我始终认为，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孤立的问题，它与整个国家发展战略选择以及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的历史条件都是紧密相关的。因此，要想了解、认识、分析我国长期以来农业政策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就必须把它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
我们党领导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取得民主革命的成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使我们党能够利用政权这个杠杆改造旧社会，并获得了一些过去没有的新条件。首先没收了一批买办资产阶级的遗产，建立了国有经济，紧接着又进行土地改革。农民和我们一道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又解决了土地问题，对我党是衷心拥护的。这时世界已存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所有这些，都是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机遇。遵义会议以来，毛主席、党中央领导非常得法、有效和正确，威望极高，党内思想空前统一。这是一个极重要的主观条件。当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冷战加剧，国际环境变化进入不确定时期，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不面临新老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毛主席认为中国建设和革命应当加快，也有条件加快。这反映了全民族独立自主、进入强国之林的愿望。中央于1953年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三个五年计划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具体说是做出了三大决策：（一）工业化方面实行赶超战略，集中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争取在预期时间赶上工业先进国。（二）提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过去讲过要用15年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现在则是15年内消灭私有经济，实现所有制全面性改造。毛主席认定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建立，可以大大解放生产力，使后起的国家利用世界先进国科学技术积累，后来居上。（三）实行计划经济，即由中央集权，配置资源。工业赶超先进国，必须有资本密集投入，当时对我国来说资本恰恰是稀缺因素，除苏联提供部分贷款外，没有其他国家提供外援，只能靠自己。在此条件下只能借鉴苏联经验实行计划经济，把用于其他部门的投入，挤出一部分供给重工业部门。其中从处于落后状态的农业中，提取较多的生产剩余，完成原始积累，会冒削弱农业基础地位，损害工农关系的风险。当时党外人士梁漱溟为农民叫苦，提出反对意见。毛主席亲自带头批评了他，指出发展工业化加强民族独立地位是全民族的也是农民的要求，符合人民的长远利益，农民在土改中得到土地，免交地租，每年增加相当于700多亿斤粮食的收入。从眼前利益看， 也不是梁漱溟所说的“农民生活在九天之下”。农民对国家工业做点贡献是乐于承受的。
总的情况果如所希望的，“一五”期间156个工业项目建设成功， 70年代“两弹一星”成功发射，壮大了国力。其后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有较快发展。但是重工业投资挤压了农业和轻工业，造成消费品短缺，长期按票证分配，改善人民生活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公有制经济缺乏相应水平的生产力支持；优先发展的工业部门缺乏前后联系部门的配合，产生经济效益递减现象。毛主席在1956年察觉到这一点，曾倡导按农、轻、重次序安排计划。这个意见符合我国资本稀缺而劳动力丰盛的资源禀赋状况，优先安排农业、轻工业，可多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满足国内外消费品市场需求，取得即期利润，加快资本积累。这样做看起来慢，结果却是快的。可是当时为情势所迫，面临两难选择，结果还是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
按恩格斯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共产党所以重视引导农民组织合作社，是为了帮助个体农民走上自愿联合的道路，以合作占有代替个人占有，藉以避免小农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竞争中遭受破产和失业的恶运，并进而依靠合作力量，把农业生产置于新的技术基础上，改善自身的经济地位。毛泽东同志也是按这个设想倡导合作化的。但社会主义改造“以15年计划3年完成”的速度实现了既定目标后， 却面临如下一些情况，并经历了种种曲折走向：（一）大量的合作制农业，既得不到工业化部门提供的所需技术改造手段，也得不到政府足够的财政支持。原来预期，在手工劳动时期靠改变分工，即可带来生产力大提高，但现实未像预想的那样。（二）需求随和平时期人口的膨胀而增长甚快，生产剩余无多，工业化起步阶段，把农业较大额度的剩余转移为工业原始资本积累，削弱了合作社本身发展能力，同时也降低了社会消费水平。70年代，很多人民公社为保证统购，把社员口粮留量的上限规定为原粮200公斤—250公斤。人均货币收入，每年才增加1元。 （三）农业受自然条件支配，确定劳动报酬标准，进行监督，都是困难的。土地疏远了农民，又缺乏激励机制，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社干部由于过多地从事政权强制性工作，常将自己放在和群众相对立的地位。（四）社内公共积累上不去，难以保持扩大再生产，致使贫困人口逐年增加，粮食返销量扩大，成为国家的沉重负荷。（五）1958年合作社改为人民公社，一度引发了共产风、浮夸风，引起大饥荒，在毛主席直接干预下，纠正了。进而在1962年制订了公社条例（六十条），划小核算单位，恢复了自留地。制度稳定，社员预期好转。但社队自主权受国家计划制约。文革期间又树立大寨模式，推行左的一套政策，延续到80年代初，才得到校正。（六）公民都是社员，政社合一。社员没有退社自由，农户个人自由选择权受到限制。（七）由于农产品短缺，长期限制人口流动，使农业劳力过度密集，形成城乡壁垒和国民经济工农业二元结构，这是一项影响全局的后果。
至于计划经济，在当时有利于国家调配资源，可是由于它废除市场机制，引起经济僵化，社会交往萎缩，导致群众产生依附心态，削弱各方面的创新努力。
三项决策相互串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20多年持久不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甚难消除。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它要不断依据现实情况改进自己的战略。我们党遵从现实的呼唤，在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调整政策，加强支持农业的力度。此时工业反哺农业，在制造化肥和农业机械等方面迈出很大步伐。而带有决定意义的步骤是果断地提出改革开放政策，顺利实现了革命性大转折。
记 者：您先后任国家农委副主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受中央委托起草文件，特别是五个“一号文件”，这几个文件，对农业、对全国改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些文件起草过程中，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和体会？
杜润生：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受中央委托，超越各部门的局部要求，解决共同性问题，特别是改革的问题。制订文件主要解决的问题：（一）重新肯定家庭经营，现在称为公有土地家庭承包，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二）解决农产品流通的市场化问题。一个总的指导原则就是从中国现阶段具体条件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件起草过程中，涉及许多问题，我的感受也很多，其中体会最深刻的一点便是，我们的改革不仅要注重政策方面符合形势需要，而且在领导方法、思想路线上也要有所更新。力求符合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强调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思路。
第一，五个“一号文件”始终不渝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破除教条主义。比如，合作化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早已提出的一个革命理论。但实践检验的结果说明，马克思的理论在某些具体结论上需要有新发展。实践中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促进了我们思想上的变化？首先，我们看到在人民公社制度内部，有个自留地制度，受到农民衷心欢迎。从建立合作制起到人民公社六十条，取消又恢复，反复了多次。最后认定保留很有必要。过去人们认为这是对农民私有心理的一个让步，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思考了。但农民为什么坚持这个要求？这是历史实践经验教育农民，感知农业生产状况如何，关系到每个人切身利益，把土地交给集体经营风险太大，公家花这么大力气，费这么多钱，还搞得种田人本人都没饭吃或吃不饱。他们亲身体会到“自留地”的安全性和生产效益。因此，希望把土地包给他们，每年交足国家公购粮，保持土地公有制，由家庭经营，保证使公私双方都满意。在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有制经济，同时也消灭了家庭经营，从1956年起要求包产到户的呼声先发于群众，后感染了干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实践告诉我们，对于群众要办的事情，凡有利于发展生产、改善民生，要敢于支持。如果与我们的理论不一致，应该反思我们的理论。原来马克思认为以合作制占有代替个体所有制，把小农庄变成大农庄，以此来抵制资本主义吞灭小农之祸。“文革”结束我恢复工作后，先后考察了东欧和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家庭农场不但没有消灭，反而扩大了。由于工业化带来人口大转移，农业人口下降到百分十几甚至更少，加上他们的第三产业非常发达，社会化服务程度很高，制造业能够根据不同农场的需要，制造出不同型号的可移动的农业机械，家庭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夫妻二人经营上千亩土地，而不需要雇工，家庭经营已不是小农经济了。美国已有二千万公顷耕地，引用基因重组新技术，用尖端科学改良农业生产，说明家庭农场并不妨碍现代化的实现。英、美、法、德、加、日等国85%—95%都是家庭农场。不论工业化发展，还是农业现代化，都是市场经济背景下启动形成的。市场竞争激励科学技术的发展，优化资源配置，这是世界经济经过200年的发展变化，形成的结果。 我们没有理由埋怨马克思为什么没有肯定家庭经营和市场经济，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没有经历后期的发展变化。我们生活在当代看到了，却视而不见，就应该有所反思：重要的认识误区就在于，我们没有把家庭经营与小农经济区分开，忽略了家庭经营的生命力和小农经济向大生产转变的工业化和市场化这些新条件。这是历史检验得出的结论。要勇于根据实际情况修正原有的认识。但现在在认识上，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一遇到生产波动，比如1986—1989年粮食产量徘徊，有人就提出这是制度徘徊，要废止改革。但如果真的听从这种要求否定了这一改革，我们就无法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所以，中央一再强调稳定农村现行政策，把家庭承包制写入了宪法。这种决策是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这里必须说明：马恩合作化的大原则——农民联合起来自我服务，这个预见还是正确的，还应坚持。问题在于探索联合的实现形式，在我国各地已经开始探索并有很多制度创新。
第二，调查研究，占有真实信息。调查研究求真求实，要反对带成见下去调查，按个人偏好筛选信息。要利用事实而不是空洞的理论说服多数人。我自己对包产到户虽然抱有信心，但自始至终坚持重视争取多数人同意，先试验后推广。一般地讲，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形成，乃是一个逐步演变过程，是由各种有关利益群体相互交融博弈的过程。没有多数人的认可和支持，改革事业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几十年中，提倡包产到户，曾被人们定性为两条道路选择上的错误，更具有特殊的难度。我们选择从贫困地区开始试验包产到户，是由于当时有2.5 亿人在吃返销粮，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在这里包产到户，不花过多“沟通”成本，成功的几率较高。从这里突破，以后事情可能比较顺利一些。但提法上还留有余地，不说得过死。当时的政策还是：可以包产到户，可以包干到户，可以搞集体化，也允许自愿选择其它形式。
第三，树立好学风。我在机关中一开始就定了一条，要保护不同意见，允许自由表达。事实上，我们机关始终都有不同意见存在着，它本是社会客观存在的反映。工作中有争论才能暴露问题，而把矛盾彻底暴露出来，才有可能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反对活跃思想，反对表达分歧，最终可能导致错误决策。有不同意见，不要一棍子打死，而是允许充分表述。提倡这个学风，可以保证在替中央出谋划策时，尽可能做到：把主观设想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有了第一手试验材料，有了历史检验结果，再通过讨论、反复比较利害，相互磨合、沟通，统一认识，这时拿出的方案才能比较符合实际。重要的是要学会等待，在重大问题上对待不同意见，要争取一致，但不能强求一致。
家庭承包制适合我国当前经济的发展水平。但不能说一成不变，只要我们向前看，就可预见还是会有发展变化的。当科学技术革命进一步深化，家庭劳动专业化程度加快，土地价格相对降低，人力资本价值相应提高，随之，农民联合的新形式必将不断涌现。我们相信下一代农民和干部将学会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
记 者：您对我国农业未来发展趋势有怎样的预测，在政策方面有何建议？
杜润生：首先，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已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向小康社会前进。农业的发展也开始由自给半自给农业向商品农业进一步转化。进入21世纪中叶，人口增加到16亿，就全国说，保证人民能吃饱吃好仍然是巨大的挑战。但对于农民来说，主要的问题已从吃饱肚子的问题，变为提高收入问题，也就是要实现生产致富。要提高农民收入，必须调整生产结构发展商品生产。要转变增长方式，讲求经济效益，使公私积累有较大增加，生产向深度广度发展，地区差距相对缩小。在经济增长同时要保证社会全面发展，不仅要改善人民物质生活条件，还要改善他们的文化生活、政治生活。要保护生态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当代人求发展也要为下一代人发展准备条件，而不能为当代而牺牲下一代。
在这个阶段，我们要融入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性的市场竞争，要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上和各类型国家既有合作又有竞争。我们要利用资源上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劳动力优势，创造高附加值的产品，对外交换。例如，国际粮价比我们便宜，如果讲种粮我们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如果出口某些副食品和加工食品交换谷物，比较现实、比较合算。这就要求普及教育、推广科技成果、提高劳动力的素质。逐步提高生产技术含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政府要转变职能，缩小直接经营范围，由市场来配置资源。要尽早走出双轨制。有个竞争性市场环境，生产要素能自由流动，使各类微观经济主体、农民和企业进入市场，在竞争中学习竞争，将更利于尽快达到现代管理水平。避开国际竞争是不可能的，世贸组织有100 多个国家参加，如果我国不参加，我们与每个国家分别谈判，成本太高。参加进去，以正式成员资格参与制订规则，共同遵守。有争议可申请公共仲裁机构处理。作为发展中国家，必须争取权利义务对称，必须努力创造致胜的必备条件，以免受制于国际资本势力，成为经济上的依附者。
强调农业经济市场化，必须同时加强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支持不限于设置保护价，而应侧重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科学教育，提供信息，生产公用产品，完善农业立法，搞好宏观经济调控等改善环境条件方面发挥政府功能。政府要抓几件举足轻重的“新政”，比如，解决旱涝问题。我们目前北方缺水600亿立方米，特别是西北、 华北地区尤为严重。因此，必须科学用水，节约用水，有准备地开发西线南水北调，开发西北国土。又如，利用生物技术发展农业，培育耐盐、耐旱、耐涝、耐虫灾品种，降低成本，提高产量，扩充可耕地面积。据国外科学家计算，搞好基因转化工程，到2030年，养活全世界80亿人是没有问题的。
最重要的一条是推进城市化，扩大城市吸纳就业人口的能力。应该提出转移2亿农民到城市的目标， 连同一部分适宜进城的乡镇企业也转移到城市，利用城市的聚集效应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如果能吸收农村一半人口就业，农户经营的土地就可以增加一倍。一个农民变成了市民，他的消费支出便会有数量级变化。下个世纪中期把城市化水平提高到45%—50%，把过去的欠帐补回来，这并非空想。
最后，加强农村民主自治，让农民享有充分选举权和选择权，促进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公民意识快速成长。市场及民主是两个大学校，没有它就没有农民本身的现代化。农民不仅要有发展权，也要有民主权。当然，这种民主权利的实现，要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在法制秩序之下。讲稳定，要靠多种措施，重要一条是学会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离不开民主，有民主才能充分暴露矛盾，并分批解决矛盾。避免积累在一起来一个总暴发。
中国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增加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基本上要靠自己。对外开放，利用世界上可利用的资源和技术，是必要的，但不可能像一个小国，全靠外向型经济过日子。在这个意义上说，农村、农业的发展程度如何，就成为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决定因素。而中国农村、农业也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获得全面发展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