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冲击下的新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全球化也许是人类有史以来经济系统最深刻的变化之一，其历史影响绝不亚于不同生产形式的进化。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是全面的挑战。它对宏观经济运行、微观经济规律、经济体制选择以及对外发展战略都提出了新的问题。
一、全球化与世界经济的新特点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事实上正在产生一个新的经济体，一个在范围上大于国民经济，在运行机制上又相似于国民经济的经济体。但是，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与国民经济仍然有着根本的区别。一方面，国家毕竟仍然存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发挥管理和干预对外经济关系的作用；货制差别仍然存在，汇率变动仍然是一般国民经济中没有的重大变数；发展差别仍然存在，贸易分工结构和投资流向都受到这一点的重大影响等等。
然而，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毕竟是带有根本性的。我们不能用传统的国际经济观念来看待今后的世界经济。因此，对每一个国家来说，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考虑如何在全球化潮流中实现开放的主动。因为对外开放作为主动的政策选择已经受到挑战。面对外部全球化潮流的冲击，需要考虑怎样才能在开放中既争取主动，又适应环境。也必须考虑如何应对全球化对经济体制的冲击。因为全球化不只是一般意义上要求各国开放市场，而是在一个更深层的意义上要求各国实行国际规范的经济管理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触及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经济体制。各国必须思考怎样才能既从本国的实际出发选择经济制度，又符合参与和融入全球化在经济制度上的要求。
发展战略问题一开始就是一个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一国若选择开放型战略，就要考虑如何利用外部条件和外部资源。全球化对发展战略的挑战在于，不仅封闭型的发展战略已不现实，而且开放型的发展战略也正日益缩小选择空间。进口替代型的发展战略要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实行对本国市场的保护，这在全球化条件下越来越不可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虽然实行开放的市场，但出口发展常常是在政府的政策激励下实现的，而这些政策激励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全球化规则的制约。一国市场开放度的提高只能因产业而异，因发展阶段而异，全球化却要求其迅速地开放市场。这就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面临两难选择：继续根据渐进式战略逐步开放市场，就不能参与全球化的快速进程，跟不上全球化进程，就不能参与进一步全球化的制度决策，从而在全球化的发展中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完全根据全球化的需要改变发展战略，相当一批幼稚工业将面临生存危机，即使从长远看这是深化国际分工的需要，也难以应付急剧形成的企业破产与失业的巨大压力。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正在产生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是多种不同生产方式的结合。多种生产方式在这里联合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既保持了各自的存在，又创造了新的运行。它是一种“复合型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既不是发达市场经济的，也不是发展中市场经济的，不同发展水平的市场经济在这里都有自己的位置，或相对有利或相对不利。这种市场经济水平相互间的“落差”，构成了全球化在当前阶段的一系列基本特征。作为生产关系，它是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一国资本与另一国劳动者的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它是一种结构相当不统一、不均匀的体系，它所需要的上层建筑尚未完全形成，而且可以预见，由于基础的不匀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在长期中会相当尖锐。
二、全球化与经济发展的新主题
全球化是否会促进经济的更快发展，尤其是能否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更快发展，是一个引起广泛争论的问题。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国际分工使各国都能受益，但是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二战后40多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用保护主义政策，再加上国际分工体系中内在的不平等，所以发展中国家始终未能像亚当·斯密预期的那样，从国际分工中得到很多好处。近年来，格鲁斯曼(G.Grossman)和海普曼(E.Helpman)等人的研究将国际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长期的经济增长依靠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革新，而这两方面的激励均来自于市场。如果革新者作为卖方进入拓展了世界市场，他们就会有更大的激情去进行革新。如果需要通过大量专业部门的生产过程进行优化来提高生产率，而每个专业部门又面临固定生产成本的压力，那么一个大市场就会把这些固定成本分解到生产大流程中。增长未必受益的只有两种例外。一是地理原因造成的运输费用阻碍了一国与世界市场的广泛联系，二是初级产品的专业化引发了经济发展的长期下滑，制造业产品则为生产的长期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机遇（萨克斯，1998）。
全球化是一个超宏观问题，但是全球化的基础来自于两个微观层面的变化。从组织层面讲，是企业组织的变化，与全球化经济相对应的是跨国公司的企业组织形式。正是跨国公司的大发展造就的生产国际化构成了经济全球化的企业组织基础。从经济运行的角度讲，今天的世界，与其说是主权国家的总和，不如说是跨国公司的总和。跨国公司占世界生产与贸易比重的数字可以充分支持这一结论。于是一个自然的结论便产生了：真正参与国际竞争和世界经济活动的应当是采用跨国公司制度的企业。全球化对企业提出的挑战是明显的，那就是一个企业怎样才能适应全球化竞争。从跨国企业的组织经营到国际的竞争与营销战略，无不因全球化而产生了新的内容。是否实行跨国经营，表面看是关于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如何适应世界经济微观变化的问题。从全球化经济来说，一个企业不采用跨国经营方式，就是没有真正进入世界市场。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在本国生产然后出口到国外市场的生产分工方式，越来越直接在国外生产、国外销售。从技术层面讲，信息革命的发生是全球化的重要技术基础。全球化经济是一种信息经济，信息技术的大发展不仅提供了经济全球化的物质手段，而且造就了全球化经济最具活力的新增长点。信息产业是当前全球化经济的主导产业。一国必须实现信息革命跟上全球化。由于信息产品在现代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由于信息产业的发展与全球化的因果联系，不把握信息产业的微观经济特征，就不能迅速跟上信息革命，也就不能跟上全球化进程。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各国普遍实行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因为计划经济不可能建立广泛的外部经济联系，而且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则下跨国界的经济活动才有可能。但是，全球化又对经济制度的选择提出了新的难题：从经济制度选择的本来要求看，每一个国家应当根据本国国情选择适合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制度，但是从全球化的角度看，经济制度的选择又具有国际的外部约束，要求各国不顾自己的条件，选择一种普遍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因为只有发达的市场制度才能提供充分竞争的国际条件。一个国家必须思考如何在全球化中赢得体制竞争。因为从深层次上讲，全球化的竞争不是企业与企业的竞争，而是国家与国家的竞争。这种竞争又不是由国家直接出面的竞争。这种竞争的本质，是国家之间的体制竞争。赢得这种体制竞争胜利的经济制度，对内应当能充分发挥个人与企业的潜力，具有强大的创新机制，对外应当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及时调整地位与角色，具有充分的应变能力。
三、全球化与宏观调控的新困难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宏观经济调控已经积累了许多经验，但是，经济全球化却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全球化是在各国经济国际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反过来也深刻地影响着各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在现代开放经济中，政府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在巨大的要素流量下实现宏观均衡。因为全球化带来的大规模要素流动提出了比商品流动更复杂的新问题。商品与要素的巨大流量对传统宏观经济政策的适用性提出了疑问。汇率变动与商品劳务和姿本的不平衡相互影响，对内均衡与对外均衡相互制约。货币政策工具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回答如何在对外依存度较高情况下防止外来的不利影响问题，因为在高度开放的条件下，一国的外贸依存变越来越高。但是，外部市场变动复杂，竞争剧烈，当一国的经济增长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时，必须防止外部市场的变动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过大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考虑如何在国际影响和约束下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因为在全球化条件下，不仅贸易干预受到约束，不到紧迫时刻政府不能为改善国际收支而干预外贸，而且外汇汇率的调节权力也受到制约。这就使政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难以发挥作用，不论国际收支是顺差还是逆差。在全球化条件下越来越多的贸易投资是由外国企业决定的，政府的可控制性日益削弱。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正日益成为我国宏观经济中的一大主题，尽管近年来的主要特征是顺差而不是逆差。
开放战略尤其集中地反映在金融问题上。金融领域是发展中国家相对更为薄弱的一个领域，而金融领域的开放可能产生的问题却远大于一般产业。然而，在经济全球化中，发达国家所要求的各种市场中，金融市场是最为迫切的一个市场。于是发展中国家陷入两难选择：过快的金融市场开放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混乱，渐进的开放速度又很难把握，因为既要有利于国内金融市场引入竞争机制以利更快发展，又不能让外国金融机构控制这一市场。显然，只有在国内金融业和金融机构相当发展以后，金融开放的风险才会小些；但不开放的改革又是艰难的。
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可以说完全是由经济全球化产生的。由于国民经济与外部高度密切联系，一场大的经济震荡可能导致国民财富的大量流失，金融危机是一个最为典型的现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一个制度安排问题，一个开放战略问题，也是一个经济政策问题。这对于一个宏观调控不熟练的国家来说，挑战显然是十分严峻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系统特别脆弱，金融安全问题十分紧迫。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广泛涉及金融开放战略、经济发展战略、宏观经济调控、吸收外资战略等。
这正如国外学者提出的，全球化对一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是起着促进作用还是破坏作用是一个新问题。凯恩斯主张建立在可自由兑换货币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同时对金融流通仍有所限制，他认为这样可以把会引起全球化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国际金融动荡减小到最低程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款要求所有成员国保持一定量的通货以供日常交易，对资本流动则不然。但是在过去的20年中，各种形式的国际资本流动大幅度地增加了，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国际基金发行有价证券投资、银行贷款、债券、金融衍生品、再保险和其他金融证券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开放了资本市场，欢迎外资参与。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着手修改有关资本流动协议的条款，以开放资本流通市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也都正在寻求有关国际投资自由化及其监督管理的国际标准。经济理论一般都认为，金融资本的流动有利于各个国家，但也指出了这一看法的局限性。国际资本流动使许多国家的自由化速度加快，墨西哥和东亚金融危机告诫人们重新考虑自由化带来的压力。一方面美国政府鼓吹资本市场自由化，另一方面则有人要求“往轮子里插扳手”以减慢资本流动的速度。措施包括设立国际交易税来阻止短期货币投机，制定明确限制外国短期银行贷款数额的监管标准和增加透明度。所以可以说，资本市场的自由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正处于一个过渡阶段（萨克斯，1998）。
四、全球化与国民收入的新分配
全球化使贸易量上升，贸易量的上升则可能会使收入分配的不均加剧，这一趋势不仅会发生在发达国家，而且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在欧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同一产业的内部贸易，而在美国与亚洲之间存在着不同产业之间的贸易。根据贸易理论美国从亚洲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会使美国非熟练工人的收入相对下降甚至绝对下降，而使亚洲熟练工人收入也相对或绝对下降。但是现实的研究并未充分证明这一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化蓬勃发展，正是美国国内收入不均加剧时期，特别是非熟练工人的收入有所下降，与贸易理论的结论一致。但是收入水平差异加大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在拉开收入差距上，技术的因素可能重于贸易的因素。事实上，美国工人与亚洲新兴市场经济的非熟练工人直接竞争的领域极其有限，不能说明为什么收入差距因此而拉大（萨克斯，1998）。
如何计量和说明参与全球化的利弊，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全球化的利弊之所以不是一个纯理论经济学的问题，是因为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既包括可计量的经济利益，也包括大量不可计量的、依赖于价值判断的问题。由贸易与投资增长，由跨国生产与国际资源配置带来的利益显然是正的，因为它们从根本上有利于一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但是，另一些影响却无法，至少无法直接做出是好是坏的结论。例如，全球化必然导致一个国家的某些产业彻底垮台，一国在深化国际分工获得利益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民族工业发展的目标，这是否有损于一国的国际地位，还是这一目标根本不需要追求？
美国经济学家Dani Rodrik(1997)认为全球化已经走得太远。他的主要观点有三条，第一，对全球化的乐观主义观点低估了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对雇主和雇员之间现有平衡的影响。全球化使企业更容易把生产转移至国外，以外国劳动代替本地劳工，这种转移是导致国内工作不稳定、非工资福利养活和工会力量减弱的内在原因。第二，发达国家工人对全球化削弱社会标准和工人权利的担忧被忽视了。第三，全球化使政府越来越难以提供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可以缓和自由贸易对工人带来的风险，目前发达国家政府开支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这一开支与贸易开放度紧密联系。但是由于资本和熟练劳动力的流动性越来越大，政府要通过征税来为社会保障开支就越来越困难。
《经济学家》周刊发表文章认为，Rodrik的观点值得怀疑。在发达国家，福利开支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对30年代经济衰退的一种政治反应,它本身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而恶化。社会开支中很大一部分用于退休金，领取退休金的人从低价进口产品中得到好处，但并未因此失业。问题不在于富国中有人获得利益，有人失去利益，而在于如何分配这种贸易利益。富国正因为富，才有可能承受工会权利、禁止童工和“公平”问题，如果没有贸易，穷国的工人就连考虑这些问题的机会都没有。过分关注富国对社会标准差异的忧虑恰恰会使这些差异永远存在下去。Rodrik对限制全球化代价的政策建议是弊大于利。Rodrik建议拓展世界贸易组织中对进口猛增实施保障措施的规则，允许进口保护，还建议对资本征收全球税以减少工作岗位的国际流动，但这些措施不仅会使投资利益降低，阻碍经济发展，而且需要外资的发展中国家也不会在这种条约上签字。在富国，对工人的保护在政治上具有诱惑力，但在经济上却是一个错误。
五、全球化与政府职能的新挑战
政府是否应调整自己的力量和职能也成了一个新问题。全球化在许多层面上对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差别消失，使民族国家的职能发生巨变，而地方政府、地区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职能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在资本主义初期，市场改革的竞争措施是扫除国内和地区内的贸易障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发展国内经济显得越来越重要，从而国家政府的职能也显得越来越重要。但是到20世纪末，国内市场逐渐为世界市场取代。全球化使各国在贸易、金融和税收等方面接受共同的行为准则。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就是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作为保护新的国际经济体系的支柱。与此同时，社会、地方政府和国内各地区越来越维护它们的文化和政治自主权，国家不再是它们的经济保护神。在世界上的和平地区，国家政府也不再被看做是保证安全的必不可少的机器，因此许多边缘地区把全球化看做争取在国内取得更大自主权的最好时机。现在是多级政府互相较量的时期，而且仅仅是一个开始。较量的中心是将来由谁做出决定，谁来收税，谁来制定条例，是地方政府、跨国地区、主权国家还是多边组织机构？未来的国际组织机构该如何管理以行使由主权国家转移的制定条例的权力、税收的权力，甚至司法的权力？这些组织会不会缺乏民主？当人口和经济的平衡向发展中国家倾斜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政治力量的平衡点在哪里（萨克斯，1998）？
全球化还使税收成为一个突出的新问题，进而也就影响政府的作用，导致各国为税收而竞争。原因有三个方面：1.公司在何处注册更加自由。2.公司更难以确定，应在何处缴税变得困难。3.对个人征税使一些国家失去优势。从技术上讲，因特网的出现使税收变化更加大。对高税收的发达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税收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1996年），法国为50%。如果法国失去税收的10%，那么预算赤字就要翻一番以上，或者为预算平衡使卫生方面的公共开支缩减一半以上，选民必然对此做出反应。全球化使政府被迫改变税收结构，从向资本征税转变到向个人所得征税。个人所得税目前是富国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
全球化不一定会使税率一致，但会使税率趋于一致。以美国国内情况为例，各州之间的税收有差别但较小，零售税从零到12%不等，公司税也从零到12%不等。但国际上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差别从最低的新西兰12%，到最高的日本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