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一村——高放教授谈两种社会制度的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一村论文,社会制度论文,教授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每次拜访高放教授，都会有新的收获，仿佛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样，“每一个发现，都是新感觉”。日前，笔者有幸聆听了老先生的又一番高论。
（一）“三个解放”与“三个革命”
高先生开门见山地谈到了两种社会制度的现状和研究问题的出发点。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两种社会制度都在走向趋同，因而对有些问题如何去认识，如何去研究，没有一个可以衡量的尺度。然而在高先生看来，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则必须从以下两点出发，一是无产者、劳动者和全人类的解放；二是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生产力革命的发展现状及趋势。上述“三个解放”与“三个革命”之间是紧密相联的，或者说，“三个解放”离不开“三个革命”。过去只讲“三个解放”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思想文化革命这“三个革命”的关系，而忽视了更带根本性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生产力革命那“三个革命”。
高教授认为，当代世界最大的变化就是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一是使现实世界离社会主义的目标更为接近了，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作为传统的观念需要改进和发展那种由组织严密的共产党领导，通过武装暴力革命的手段，以攻打冬宫式的方式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通过国有化来建成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应该有一个合理的革新和改造。列宁的实践不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斯大林模式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
（二）斯大林模式是非功过
关于对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评说，高先生是这样阐述的：1984年在兰州开会时，他把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分以下四种情况：一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二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三是教条式照搬马克思主义；四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在高放看来，前两条为主，后两条为辅。也就是说，苏东社会主义是够格不够好（或者说相当糟糕）。邓小平同志说过现在我们搞的社会主义“不够格”，是指当今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还较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尚未充分显示出来，并不是否定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三）苏东演变原因及走向
至于苏东演变原因，高先生说，1990～1991年，中国国内“叛徒出卖”论和“和平演变”论盛行。对这种“内部叛徒出卖，外部和平演变”的论调，他认为是浅层次的分析。1992年在石家庄开会时，他提出，苏东演变的根本原因是：长期的封建主义和教条主义拖弱了社会主义、拖瘦了社会主义，最后拖垮了社会主义。正由于长期的“左”难以改正，才促成了后期的右，并且使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能够得逞。他高度评价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认为在中国又掀起了一场思想大解放。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讲话，我们国内“左”的风潮才降下温来。根深蒂固的“左”，还会不时回潮，因此我们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对于今日东欧、俄罗斯的走向问题，高先生认为，它们都是处在过渡之中，到底向哪里过渡，还要进一步观察。以俄罗斯为例，它是在背离社会主义，逐步走向资本主义，但是每次全民公决都有50～60%的人支持叶利钦，这也说明多数无产者和劳动者不愿再回到过去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而对现状还是比较满意的。因此，就象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渡时期一样，今日东欧、俄罗斯等国，从过去有严重弊病的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照样也会有一个过渡时期。“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些国家将来一定还会重新走向社会主义，只是不会回到过去那种带有封建主义、教条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定会开创富强、民主、文明的新社会主义。
（四）东西方私有化又可译为民营化
现在，人们之所以认为前苏东国家是在搞资本主义，很大程度上以它们在经济上所实行的私有化来判断。实际上，高先生认为，无论是西方的私有化，还是东方的私有化，又都可以翻译成民营化，它有三层含义：①个体劳动者所有；②私人所有（并有雇工）；③合作经营。民有民营，并非都是私有私营，它只是与国有国营相区别。高教授1991年在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期间，得知新泽西州一个钢铁厂宣布破产，而买主则是这个厂里的全体工人，没有一个资本家。象这种情况，很难说它是资本家私人占有。这也说明，西方的所有制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当然，高放教授认为，象新泽西州钢铁厂这样的情况，既不应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工人全体是雇主）也不应该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因为周围是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这种新现象有待观察和研究。应该看到，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有某些社会主义因素，并非纯粹的资本主义。
（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共同趋势
高教授指出，当今世界，是不纯粹的社会主义（或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社会主义）与不纯粹的资本主义（或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相互竞争与合作，那种纯粹的资本主义与纯粹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对抗已成为过去。对于当代资本主义，你推翻不了它，也没有必要推翻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了那么多年，也未能把它推翻了。关键的一条在于，由于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西方劳动者解放的程度甚至比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者还高，例如他们从60年代起就实行五天工作周，还有带工资的个把月休假。
高教授进一步指出，西方学者所谓社会主义正在趋同于资本主义的论调只能是一厢情愿。在他看来，倒是社会资本主义（即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和资本社会主义（即象改革中的中国这样的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社会主义）将共同发展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他说，世界一体化，或者说全球一村，是历史的必然。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新科技革命使我们更看清了世界资本主义必然发展到世界社会主义，更看清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前景和新面貌的世界社会主义。
（六）社会主义照样可以演变资本主义
说及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政策之所以能够得逞，高先生以为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是依靠新科技革命的成果，并以此作为物质后盾；第二是依靠市场经济。西方能够带头把科技革命搞上去的原因，不在于私有制，而在于依靠市场经济加上借鉴东方的宏观调控。指导性计划是美国人提出来的。人家没有照搬苏联经济模式，而是把指令性计划发展为指导性计划，而且不仅在一国内宏观调控，甚至还实现了发达国家之间国际性的宏观调控，每年召开一次的七国首脑会议即为例证。高先生还很风趣地说，“苏东波”（借用中国古代名人苏东坡之谐音，实指原苏联东欧演变所产生的冲击波）之所以对中国影响不大，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发展市场经济，而且一再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因此指导中国经济稳步、高速、健康地向前发展。否则，中国的情况也将难以预料。苏东国家长期死抱着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经济，所以科技和经济上得慢。第三是依靠多元议会民主政治；第四则是依靠所谓思想文化方面的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自由，但是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自由，这样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就无空可钻了。
高先生诚恳地指出，中国如果在上述四个方面都作一些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但不会被演变，还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斯大林的计划调控不是被20～30年代的美国接受了吗？对于中国来说，科技革命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成问题，关键就在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自由这两条上。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自由。认真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病，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改进新闻舆论监督，真正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切实有效地根治腐败，充分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自由权利，中国就不会被西方和平演变过去，而且还会反过来吸引西方众多人士归向社会主义。
高先生可谓铁杆儿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充满信心，甚至以恩格斯的一段话来印证他的看法。恩格斯曾说：1848年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遗嘱执行者”。当然，在当今世界，西方和平演变了原苏联和东欧国家之后，世界社会主义的进程将是怎样发展，人们还需进一步认真分析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