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成长背景、群体特征及其未来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商论文,群体论文,特征论文,走向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改革开放年代，浙江是一块生机勃发和充满创新的土地。从80年代初独具一格的温州模式的崛起，到90年代后期引人注目的浙江现象的形成，浙江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一直备受省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并引起了人们浓厚的探索兴趣。近年来，到浙江调查研究、参观访问的国内外各界人士络绎不绝。2000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同志在考察浙江后曾满怀深情地指出：“浙江的成绩令人赞佩，浙江的现象值得研究，浙江的经验值得总结。”如今，“浙江现象”一词不胫而走，被理论界、新闻界和党政部门广为使用。而创造“浙江现象”的主力军就是“浙商”。
一、浙商创造的经济奇迹
在当今中国，浙商无疑是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实力最强的一个投资者经营者群体，其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都已远远超越省域范围。浙商是一个特定区域民营工商业者的人群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是象征着一个特殊群体所具有的创业创新精神。
浙江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堪称民营企业乐土。到2004年底，在浙江84.34万家工业企业中，个私企业达到79.32万家，占全部工业企业的比重达94.0%。历年的《福布斯》推出的中国内地富豪榜，浙江籍富豪人数均居第一。浙江个私企业的注册资本、实现工业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销售品零售总额、出口创汇额和上市公司户数等6项指标已经连续八年居全国之冠。
个私等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培育了多种形式的市场主体，成为推动浙江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据统计，1979～2003年，在浙江GDP增量中，大约55%的贡献份额来自于非公有制经济。到2004年，个私企业累计为社会提供劳动就业岗位824.26万个，占全部工业的2/3强。2005年，在全省生产总值中，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9556亿元，占71.5%，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增加值7618亿元，占57%；外资和私营企业的出口比重占65.8%，出口增量占85.6%；在全社会投资中，非国有投资占65%左右。在浙江进入全国百强县的30个县（市、区）中，绝大多数县（市、区）民营经济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80%，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90%。
浙江的国土面积只占全国的1%左右，人口不足全国的4%，人均资源综合指数居全国倒数第三。但浙江主要依靠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其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1978～2005年，浙江的主要经济指标在全国的排序不断前移。全省生产总值从第12位升至第4位，2005年达到13365亿元，已连续七年稳居全国第4位；人均生产总值从第13位升至第4位，2005年达到27552元（超过3400美元），高出全国平均数近一倍，名列全国各省区第一；财政总收入从第14位跃升到第5位，2005年达到2115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达到1067亿元；对外贸易总额由第13位升至第5位，2005年达到1074亿美元。2005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29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660元，已分别连续5年和21年列全国各省区第一位。这些主要经济指标表明，浙江已由原来属于中等经济规模的省份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大省。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浙江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在不断显现。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世界竞争力年鉴》，在全球60个样本国家与地区中，浙江在2003年、2004年和2005年分别居第38位、第19位和20位（当年祖国大陆为第31位）。浙江省的最新荣誉还可加上以下一项：中国最大的“内资”（主要是民间资金）输出省份。
统计数字既是枯燥的也是最有说服力的。上面的分析表明，经过28年的改革开放，民营经济已经构成了浙江经济的主体，而浙商——众多的民营工商业经营者，则是民营经济的主体和创造浙江经济高速发展奇迹的主体，是推动浙江经济快速发展最宝贵的资源、最主要的动力和最明显的优势，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浙商，就没有民营经济；而没有民营经济，就没有今天发达的浙江经济。对于浙商在浙江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和推动浙江现代化的作用，我们是无论怎么评价也不会过高的。
二、浙商成长的社会经济背景
浙商群体极其庞大，浙江民间投资极为活跃，浙江民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十分炽烈。这其中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必然？这里，我们对浙商成长的社会经济背景做些概括性分析。
（一）重商的区域文化传统是浙商形成最主要的深层“文化基因”
浙商的“文化基因”，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商业萌芽时期，因为被尊为中国商人祖师爷的陶朱公范蠡就是越国丞相，而越国就是现在的浙江地域。追溯浙江经济文化史的脉络，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商业文化思想一以贯之。
浙江历史文化悠久，对外开放较早，农业和商品经济都比较发达。重视发展实业，主张“事功致用”、“义利并重”、“以义取利”和“工商皆本”的商业文化传统可谓源远流长，构成了浙江老百姓代代相传的“文化遗传基因”。这是浙江经济发展和浙商形成的最主要深层文化原因。原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曾指出：浙江现象的背后有文化的因素。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的发展得到了有机结合，形成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这种“文化基因”，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极大地推动了浙江经济的蓬勃发展。现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对此也深有感触地说：“现代浙商文化的历史起源，充分借鉴海洋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精髓，成就了儒家文化中独特的一脉。这一文化基因以温州永嘉学派和金华永康学派为代表，在‘舍利取义、以农为本’的农耕社会中开始强调‘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观念，无疑是一个大胆的创新。”“浙商的文化基因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注：柴骥程.“浙江现象”惹人瞩目习近平三赞浙商文化基因[EB/OL].华夏经纬网，2003-09-08.）。正是有了这种文化基因，浙商才会“一有土壤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在改革开放的风雨激荡下焕发出“敢为天下先，勇争天下强”的创业创新精神，成为一支推动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劲旅。
（二）先天不足的资源条件是促使浙商形成的客观原因
浙江七山一水两分田，人多地少，“缺铁、少煤、无油”，缺乏大宗工业原材料。从国家统计局颁布的45种矿产工业储量潜在价值看，浙江仅为55.7亿元，人均128元，占全国比重仅为0.09%。先天不足的资源条件，使浙江人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汉代以后，随着北方移民不断南迁和人口逐渐密集，浙江老百姓的生存压力不断加重。浙江人靠辛勤劳作，形成了精耕细作一年三熟的稻作文明，也逐步磨练出了依靠自己坚韧不拔的努力来改变自身命运的自立精神和自强意识。同时，生存压力还产生了“被逼下海”的客观动力，使浙江许多地方的老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谋生，漂洋过海去闯荡世界，推动了今天浙商顽强拼搏的创业实践。
（三）工商业发达和“百工之乡”的产业传统积累了浙商的经营经验
自古以来，浙江就是全国工商业发达的地区之一。“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在唐代，杭州、宁波和温州已经成为繁荣的商业都市。两宋以来，浙江成为全国工商业的重要中心，也是国家财税收入的重要来源，丝织、制瓷、造纸、印刷和造船业等都居全国领先地位。南宋时，人口超过百万的杭州，不仅是都城，而且是当时全国最繁华的商业城市。温州市“其货纤靡，其人多贾”，还出现了被称为“机户”的中国最早一批个体工商户。到了明代，杭州、湖州、温州等地均辖有几十个市镇，小者千户，大者万家以上。鸦片战争后，宁波、温州等地相继被辟为通商口，对浙江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浙江商人开始走向上海，走向海外。“宁波帮”企业家在近代中国的崛起，显示了富有商业头脑的浙江人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浙江发达的手工业和小工业传统还造就了众多的能工巧匠，诸如东阳的泥水木匠、永康的铁匠、义乌的麦芽糖艺人、奉化的“红帮裁缝”、台州的绣花女、温州的皮鞋匠、永嘉的弹棉花郎等等。这些世代相传的专业技能，加上头脑灵活、善于经营的个性，构成了浙江特殊的专业性人力资源优势。这种“百工之乡”加上外出谋生的传统，使浙商的专业技能和经营经验不断得以积累，特别能适应中国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
（四）深入推进的民营化、市场化改革为浙商大显身手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浙江的不断深化民营化、市场化改革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浙江通过率先推进民营化改革，放手发展民营经济，明晰了产权关系，形成了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依靠率先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商品和要素市场，形成了竞争性市场关系，使资源配置方式转向市场化。这种发达的民营经济和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有机结合，为浙江全民自主创业和浙商的形成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在分析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时曾指出：“首先是浙江较早进行了市场取向的改革，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培育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主体，机制优势明显。”（注：江南.解析“浙江经济现象”浙江省长诠释三大原因[N].人民日报，2004-01-18(4).）可见，浙商的形成，从根本上说是与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三、浙商的群体特征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对浙商的活力特别是浙江的企业家精神赞誉有加。他认为，“华人是天生的企业家”已是举世公论，浙江是一个具有炽烈企业家精神的地方，以浙江为代表的华商完全可以媲美全球成功的华商。
根据我们的观察，浙商群体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一）人数众多，流动性强
早就有人说，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走南闯北，四海为家。在很多场合，温州商人被视为是浙商的代名词，但事实上，浙江每一个地区，即使是欠发达地区，都有大量的工商业经营者，都有大批人外出经商办企业。今天，从白山黑水到南国海滨，从大漠戈壁到雪域高原，无论是繁华都市还是穷乡僻壤，到处都活跃着浙江人的身影，甚至在欧陆各国城市，也都有操浙江口音的投资者和生意人。在各地的“浙江村”、“温州城”和“义乌街”，难懂的“温州话”、“浙江话”成了本土语言。仅在西部省份，就有300万浙商在创业。在我国很多地方，“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已成一句“商谚”，但这句话也许倒过来说或许更为准确——“哪里有浙商，哪里就有市场”，有的地方已经到了“无浙不成市”的程度。一位西部省份的负责人曾经在全国“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假如浙江商人全部撤出，（那里）的市场就得关门歇业。
人数众多的浙商具有流动迁移的偏好。无论是温州人的“走南闯北”，宁波人的“四海为家”，还是义乌人的“鸡毛换糖”，永康人的“打铁补锅”，无不反映出浙商流动性强的特点。现在，在全国各地投资创业的浙商人数已达到400万以上，以至于有人说，一向被称为“鱼米之乡、文物之邦”的浙江，现在应该再加一个“老板故乡”的新头衔。
（二）敢冒风险，勇于创新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经营工商业，必然充满着风险，但浙商总是敢冒敢闯。外出浙商往往不是为了打工赚钱，而是做老板，追求利润最大化，哪怕是开发廊、养鸭、种香菇，他们也愿做承担投资风险的业主。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几乎每一步，我们都可以看到浙商的创富之路和创新实践。在浙江，出现了全国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座中国农民城、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家私人包机公司、第一个在海外开发专业市场、第一家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私营流通企业、第一批私企建立党组织、第一家民营企业在香港上市、第一家自然人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使浙商的敢冒敢闯、创业创新精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
（三）务实经营，普遍低调
浙商不尚空谈，踏实苦干。“不重形式重实效”，“先生孩子后起名”，不喜欢创造新概念和新名词。面对指责，不屑于争论；面对成绩，也不愿炫耀；对于探索中的尝试，多做少说，只做不说；对于卓有成效的发展路子，无论别人怎么议论，也决不动摇。由于浙商重实践操作，不喜欢讲抽象理论，因而要总结浙商经营管理的成功经验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这群最能赚的中国人，看起来也并不像经典教材里描述的现代企业家形象，倒是有点像新经济的“落伍者”。
浙商不喜张扬。一年产销规模几亿十几亿的大公司老板，没有一篇个人专访，在浙商中并不稀奇。居浙江省百强乡镇第一名的绍兴杨汛桥镇，一个镇竟有7家上市公司，其中香港上市的H股4家，但杨汛桥镇的老板就像深藏水底的鱼，在媒体上很难找到一篇像样的记者专访，原因是记者们很难找到他们。浙商也不喜欢到公众场合甚至一些在很多人看来很重要的场合露面。比如，上百万元的企业捐赠仪式，老板会派代表参加；上级领导莅临考察，“一把手”也不一定出来陪同。
（四）态度谨慎，积极稳健
在政治上，浙商的立场稳健可靠，思想观点不过激不过火，宁可委曲求全，也不争一时之短长。浙商在领会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时，讲求实效而不赶时髦，浙江的私企党建是全国的典型；浙江的私企业主与地方政府保持着有距离的融洽关系；浙商少有政治原因出问题的。浙商几乎无一例外地将自己企业的发展归功于改革开放政策和环境。企业越大，企业家说话口气和处事态度越是谨慎。
在经营上，浙商亏损少，失败率低。在全国有影响的浙商破产案几乎没有，就是小企业破产的比例也不高。于是，长寿企业和企业家多。浙江各地都有一大批操持企业二、三十年以上的“常青树”，企业经营管理得非常稳健。
（五）埋头苦干，节俭吃苦
浙商继承前辈“能握微资以自营殖”的传统，凭着几十元、几百元的本钱起家经商或合伙办厂，赚一分钱不嫌少，赚十万元不嫌多，踏踏实实做事，一步一步创业。他们为了创业，什么苦都能吃，什么脏活、累活都肯干。他们忍辱负重，从事各种别人瞧不起的艰苦行当。南到三亚，北到漠河，大街上卖珍珠、眼镜的，理发、修鞋的，多半是浙江人。弹棉花的风餐露宿，一路弹到拉萨；补鞋的四面出击，深入边陲小镇。几乎每一个成功的浙商创业者，都有一段艰辛的创业史。中国最大的工业缝纫机生产企业飞跃集团总裁邱继宝，当年参加广交会被拒之门外，他硬是背着样品从下水道爬进会场。在现在已经功成名就的浙江企业家中，不少人不仅在创业时经历了“走遍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不怕千难万险”的磨难，而且在富了以后仍然坚持着艰苦创业时的习惯，勤俭朴素，“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
四、浙商的未来走向
浙商依靠敏于把握市场机会，善于创新经营管理方式和企业组织，勇于开拓新市场和扩大市场辐射范围等出色的能力，已经拥有令国人刮目相看的活动能量和经济实力，显示了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特别强的社会资源组织能力和丰富的企业家才能。但是，要预测浙商的未来走向，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现代大企业家
在今天浙江的4000多万人口中，已有大大小小老板400多万，并涌现出了鲁冠球、冯根生、徐冠巨、宗庆后、南存辉、邱继宝等一大批善于经营、不断创新的全国知名企业家。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排序，浙江更是遥遥领先，近年上榜数稳定在一百七八十家，一省独占1/3强；在中国十大民营企业排行榜中，浙江占了4家。浙江一些规模较大的民营家族企业，近几年来大都在探索股权分散化、管理社会化方面的改革。我们相信，大型民营企业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一定有助于一大批更具有现代意义的大企业家的成长。
（二）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跨国经营的行列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近几年来浙江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正在蓬勃发展。如鲁冠球挂帅的万向集团，现已在国外收购和控股17家企业，建立起跨国经营网络，并且成为通用和福特这两家世界最大汽车公司的配套商。汪力成领导的华立集团，南存辉掌舵的正泰集团，近几年跨国经营的发展也都令人刮目相看。我们有理由预见，浙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跨国经营的行列，并在海外打造出有一定实力的“浙江军团”。
（三）为中国其他地方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最有借鉴价值的样本
浙商的敢闯敢干和创业创新精神，主要不是政府提倡或舆论引导出来的，而是民间自发生成的。今天，很多兄弟省市提出要学习浙商。浙商也确实具有“可学性”，最容易“模仿”。因为一则浙商白手起家，是真正的“平民”大众，发达前十之八九是普通老百姓，是地道的农民；二则浙商在开始创业开拓市场时大都无资金、无技术、无知识，是从“草根”开始生长起来的。浙商，大都出身于社会底层，勤奋吃苦又务实创新，聪明机变又诚实守信，坚忍不拔又勇于开拓。他们的财富令人佩服，他们创造的财富故事对更多人具有激励和借鉴作用。
“浪迹天涯”的浙商是市场经济的播种机。随着成千上万浙商进入全国各地，已经使“温州模式”和浙江经验在我国不少地方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得到了成功的移植。浙商不仅为我国广大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带去了稀缺的资本、技术和经营人才，更为重要的还输出了灵活有效的经营方式、积极进取的创业精神和先发的市场经济种子。具有艰苦奋斗和创业创新的浙商的到来及其示范带动作用，有助于使当地老百姓的价值观念得到革新，发展市场经济所需的劳动技能和经营经验逐步得到积累。这是比引资本身更具深远意义的事情。
如果说浙商宝贵的创业精神和丰富的经营经验可以转化为全国更多人的财富，那么，浙商群体也就会为我国其他地方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最有借鉴价值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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