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福楼拜的现实主义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楼拜论文,现实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福楼拜面目的复杂性
福楼拜是公认的经典作家，但是当代的福楼拜研究呈现出众说纷争的复杂局面，好像人们对于福楼拜的研究似乎永远是未完成的，福楼拜是不可定论的，具有一种未完成性和不可论定性的特征。我们在这里并非是随便地使用巴赫金式的词汇来形容福楼拜，而是因为巴赫金曾明确声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未完成的、不可盖棺论定的，却将福楼拜用作它的反例，这与笔者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认为象“福楼拜式宛在一块浑然整料上雕镌而成的史诗小说”或如《布法与白居榭》之类，虽然“融汇了内容极不相同的材料”，但是这些材料性质的差异却“服从于贯穿作品始终的统一的个人风格和情调，服从于一个统一的世界，一个统一的意识”，（注：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41页。）属于传统的独白小说范畴，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所有不同性质的材料却遵循着一种复调原则，要高出于福楼拜小说的独白原则。但是巴赫金没有认识到，福楼拜恰恰反对在作品中纳入自己的任何“独白”或个人观点，他的作品同样是处于争论中的，是复杂的和未完成的。
福楼拜的这一特征使评论界对其创作取向发生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论争，总的来看，他大致被划入了下列11种类型。一、现实主义。福楼拜的同时代人把他归入“现实主义”之列，甚至将他称为现实主义的真正权威。当代名学者韦勒克也引用此类说法，把福楼拜称为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司汤达和巴尔扎克只是它的“先驱”。（注：R·韦勒克：《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刘象愚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214-250页。）但这种看法早就遭到了作者的反对，在致乔治·桑的信中，福楼拜毫不动摇地说：“请注意，我憎恨时兴称为现实主义的东西，即使他们奉我为现实主义的权威”。（注：格兰特：《现实主义》，周发祥译，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29页。）因而，任何将福楼拜称作现实主义的观点都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二、自然主义。人们乐于在福楼拜与自然主义之间找到某种联系，这和左拉的推崇有关。左拉说过，福楼拜是“自然主义之父”，他的这种观点是现有关于福楼拜的最著名的论点之一。就实际创作活动而言，福楼拜介入过“梅塘集团”和“五人聚餐会”，对自然主义的活动客观上有过大力推动，但是，福楼拜却也发表过一些反对自然主义及其创作取向的言论，如1876年在致函屠格涅夫时，他对左拉作了批评：“如果你星期一读一读他的文章，你就会看到他怎样以为自己已经发现了‘自然主义’！至于作为两种永恒因素的诗歌和风格，他甚至连提都不提，”（注：格兰特：《现实主义》，周发祥译，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38页。）这种批评等于否定了自然主义的关键性创作原则。三、浪漫主义。这种观点主要针对性地用于解释福楼拜的年轻时代，如米歇尔·莱蒙认为，“如果说有一种福楼拜式的浪漫主义的话，那么，这就要到他年轻时代的作品中去寻找。”（注：米歇尔·莱蒙：《法国现代小说史》，徐知免、杨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116页。）早期的大量小说，如《狂人回忆录》等属于这一范畴，此点至今无甚异议，如美国结构主义者乔纳森·卡勒在《福楼拜：不确定性的使用》第一部分中仍频频论及福楼拜年轻时的这种成分。（注：Jonathan Culler,Flaubert:The Uses of Uncertainty,(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pp.26-74,24.）人们普遍认为，福楼拜在中后期已超越浪漫主义，最著名的证据就是福楼拜在通信中与浪漫主义的代表乔治·桑所进行的那场论战。四、新的现实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乔治·卢卡契在《论艺术形象的智慧风貌》、《左拉诞生百年纪念》、（注：《论艺术形象的智慧风貌》，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190页。《左拉诞生百年纪念》，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421页。）《萨朗波》（注：Georg Lukacs,"Salammbo",in Flaubert: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Raymond Giraud ed.(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4),p.141.）等文章中提出的，文中还有“福楼拜和左拉的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的真正建立者”等多种关于福楼拜的类似表述。根据卢卡契多处论述的核心意旨来看，他所说的福楼拜发明的“新的现实主义”实际上就是自然主义。五、觉悟的现实主义。达米安·格兰特将现实主义作家分为两代，他认为，第一代现实主义求助于朴素的人类经验，被其认真心理的见识所引导，可被称为“认真的现实主义”；第二代现实主义求助于科学的方法，“对技巧有不成比例的趣味”，可称为“觉悟的现实主义”，（注：格兰特：《现实主义》，周发祥译，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34页。）福楼拜属于后者。六、批判现实主义。我国学者及教科书一直沿用高尔基的命名，把福楼拜划入批判现实主义行列，这个命名不仅违背了福楼拜长期主张的客观冷静的创作原则，而且不符合福楼拜作品的实际特征。七、主观的现实主义。莱蒙在《法国现代小说史》中认为，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等作品中，将讥嘲的神情、蕴藏的热情、强烈的敏感性、奇异的幻觉赋予人物，以改变作品中的景物描写，使现实事物的面貌发生变化，带上了人物的感情色彩，他因此概括道：“福楼拜的现实主义已经是一种主观性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富有启发性的现实主义”。（注：米歇尔·莱蒙：《法国现代小说史》，徐知免、杨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126页。）我们认为，莱蒙的这种观点如实地解释了福楼拜将现实景象置入人物视野中去描写的内聚焦叙事类型，强调了福楼拜创作中的新手法。八、真空或虚无的现实主义。萨特持此观点。萨特认为，“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艺术观实际上在所谓福楼拜的现实主义中就存在了，这种观念“经过现实主义和巴那斯派直到象征主义”前后达成一致，它主张“不传授任何内容，不反映任何意识形态，它尤其禁止自己带有道德性……福楼拜、戈蒂耶、龚古尔兄弟、勒那尔、莫泊桑早就用各自的方式说过，‘人们带着善良的感情就会创作出低劣的文学’”，其创作实质是“从外部观察人”，“力图用上帝的观点……用绝对真空的观点去看人……这一漂亮却饱含杀机的文学的顶峰尖端，便是虚无”。（注：萨特：《什么是文学》，见《萨特文论选》，施康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181-182页。）根据萨特的观点，福楼拜可被称为真空的现实主义、虚无的现实主义或唯美主义的一位代表。九、反现实主义。布吕奈尔在《19世纪法国文学史》中认为，福楼拜的作品中“没有真实”，而只有作为“行动的否定”的“观察的方式”，“福楼拜的小说正好与现实主义相对抗”，（注：皮埃尔·布吕奈尔：《19世纪法国文学史》，郑克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219页。）据此，福楼拜可被称为反现实主义作家。十、现代主义。当今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福楼拜是西方现代派的鼻祖，这种观点在国外早已被人们所接受，有不少学者，如约瑟夫·弗兰克、纳博科夫等，反复指出过福楼拜与颓废派、意识流（尤其是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等流派的联系。（注：约瑟夫·弗兰克：《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秦林芳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4-8页。）我国虽也有这方面的研究，但教材的编写仍然沿用“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陈述框架。十一、后现代主义。这一方面属于当代欧美学者对福楼拜作品的一种新解读，它最初源自罗兰·巴特、热拉尔·热奈特等人对于福氏作品所作的符号学分析，以后北美学者乔纳森·卡勒、格雷厄姆·福尔考纳等人更为系统全面地在福楼拜研究中采用了这一角度。一方面，很多学者认同了福楼拜的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特征，（注：Jonathan Culler,Flaubert:The Uses of Uncertainty,(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pp.26-74,24.）甚至将其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先锋”作家；（注：Graham Falconer,"Flaubert,James and the Problem of Undecidability",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Winter 1987,p.3.）另一方面，创作界也有持续认同福楼拜的倾向，如当今被看作后现代主义文学主潮的新小说派的代表纳塔莉·萨洛特把福楼拜称作新小说派的先驱（“福楼拜，先驱者”！）。（注：Naomi Schor,"Introduction",in Flaubert and Postmodernism,Naomi Schor and Henry F.Majewski ed.,(Lincol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4),p.xi.）在80年代的一个国际福楼拜研讨会上，人们更是无节制地拓展了这一释读可能，会议吸引了包括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乔纳森·卡勒、米盖尔·里法特尔、热拉尔·热奈特和雷蒙·德布雷·热奈特、苏珊娜·费尔曼、维克多·布隆贝等众多的当代名流在内的欧美学者参加，并在会后出版《福楼拜和后现代主义》一书。（注：Naomi Schor,"Introduction",in Flaubert and Postmodernism,Naomi Schor and Henry F.Majewski ed.,(Lincol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4),p.xi.）以上是学术界关于福楼拜基本创作取向的不同观点，除此十一种此外，还有一些难以归类的说法，不再一一列出。
总的看来，福楼拜的创作类型，虽名义上有十数种之多，但若继续归纳，可以发现，它们基本上可分为两个系列。其中，一个系列倾向于认为福楼拜整体上还属于现实主义作家，而另一个系列则倾向于把他划到现代主义这一边，强调他的现代性。上述的第三种观点，即认为福楼拜具备某种浪漫主义特征的观点，是普遍被人们接受的，但由于这种特征一般认为仅为福氏早期创作所具有，所以不能看成是对福氏创作的整体概括，基于此，我们应将注意力移向其它重要的方面，以求更清楚地认清福楼拜的真面目。具体而言，第一种（“现实主义”说）和第六种（“批判现实主义”说）的美学观较为传统，二者基本上是为福楼拜确立一种哲学观或意识形态区间，把福楼拜与一般现实主义作家不加区分地平均论列；第二种（“自然主义”说）、第四种（“新的现实主义”或“现代现实主义”说）、第五种（“觉悟的现实主义”说）和第七种（“主观的现实主义”说）这四种观点虽然极力突出它们与前两种观点的不同，强调福楼拜的非道德化、中立化、注重科学及写作方法等方面，但仍从广义上将福楼拜认定为现实主义作家系列，以指出福楼拜发展了在他以前形成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其中，我们发现，有不少学者如格兰特、韦勒克、卢卡契及更早的汉密尔顿·赖特·梅比、P.马蒂诺、菲利普·拉夫、哈里·莱文、博尔耐克和科尼等已将自然主义这一看似迥异于现实主义的思潮、概念定义为广义的现实主义了，（注：格兰特：《现实主义》，周发祥译，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42-56页。）我们采纳了这一做法。以上六种属于福楼拜研究中的现实主义阐释系列。另外，第八种（“真空的现实主义”说）和第九种（“反现实主义”说）已将福楼拜推到了与一般现实主义迥异的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一面，它们与第十种（“现代主义”说）和第十一种（“后现代主义”说）一道，应被划归现代主义这一阐释系列，它们着重在现实主义范畴之外为福楼拜寻找归宿。概而观之，上述种种观点、两个系列，虽各执一辞、各有千秋，但仍未能充分地在总体面目上对福楼拜作一个全面的概括，而且大多数观点还未来得及充分展开，因此，我们应当在适当借鉴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对福楼拜作一个更周密、更全面的解释。
二、福楼拜的现实主义重审
由于福楼拜的研究背景极为复杂，因而，一种对于福氏创作进行总体涵盖的合理观点必须要在忠实于作品实际的基础上兼顾到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大方面，如果仅仅滞留于传统既定的现实主义的系列解释，或一味地借用、翻译当代西方现成的阅读成果，我们的工作都将是多余的。这种“兼顾”要求我们澄清下列问题：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与一般现实主义相比有何特点，有何跨越，福楼拜又是如何向现代主义延伸的，有没有具体贡献，它与福楼拜的现实主义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如果这些问题得以澄清，我们的“兼顾”就应当说是富有成效的。
先从福楼拜的现实主义入手。福楼拜提倡创作中的客观性原则，作品中反映了现实生活，主张进行准确细致的观察和描写等等，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它是福楼拜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的基本依据。但是，这只是一个出发点而已，我们的目的并非要在这一认识上局促不前或把他与一般的现实主义者作等同论列，而是在这一基础上把他从一般现实主义中强调出来，确立他的不同面目。我们认为，福楼拜的现实主义与历史上一切旧的现实主义都大不相同。关于这一点，只举一例即可明确：福楼拜对现实所作的低俗化理解和对于平庸的日常生活的重视在现实主义历史中是未曾有过的。以往的现实主义（包括古代的、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的现实主义）是对人类的英雄行为和生活理想作出理解的结果，英国的理查逊虽然将“现实”理解为日常人类生活，但也是一种理想化、道德化的日常生活，以描写人类的理性的健康生活为要义，丝毫无损于人类尊严，但福楼拜对于生活和现实的理解是没有什么尊严可谈的，毛病、脱节和缺乏智慧是这种生活的中心。这显然表明了福楼拜的这种理解获得了新的突破，与前人相比，这一理解达到了如存在主义者所说的“亲在”的水平。如果替福楼拜辩护，就应当是：我们的生活中处处充满不成功的平庸的东西，它在份量上要远远超过成功的和智性的因素，那么我们为何不能把它当作描写的重心来看呢？因而，在现实主义的对于“现实”内涵的理解上，历史上其他的现实主义者没有取得过类似的突破。
我们再来从作为19世纪流派的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待福楼拜所取得的突破和跨越，可以发现福楼拜与同时代各种类型的现实主义的显著区别。
首先，福楼拜的现实主义不同于他的先驱们，即作为潜在的流派成员提前出现的司汤达和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正式的流派出现于50年代）。在称得上是代表性的作品如《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等中，福楼拜相对彻底地恪守了他的“无动于衷”的客观性原则，抛弃了文学上的主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特质，比他的两位先驱前进了一大步。撇开左拉的某些偏见不谈，左拉对福楼拜与司汤达、巴尔扎克所作的区别非常发人深省。他认为巴尔扎克和司汤达由于一种错误的浪漫主义而受到了损害，像《红与黑》这样的作品和于连这样的人物，“完全超出了日常的真实，超出了我们所力求表现的真实；心理学家司汤达，就像小说家大仲马一样，把我们齐颈地投入了罕见的离奇事件中。从严格的真实观点看来，于连·索黑尔引起我们惊异的地方跟达特安一样多。”巴尔扎克也是如此，虽然他也在一系列伟大作品中表现日常生活，但只不过是使它成为服务于激动人心的事件的手段而已，并“耽溺于虚构，忘情在追求虚妄的刺激和虚假的壮丽上”。而福楼拜的伟大要素，在左拉看来，最主要的是摈除了浪漫主义的特质，“偶然事件本身都是平平常常的……一切异乎常情的虚构都被排除掉了”，（注：左拉语。转自卢卡契《左拉诞生百年纪念》，出处参见⑦。）日常发生的事情不是以出奇制胜的方法来展开的。乔治·卢卡契、米歇尔·莱蒙等人都作了几乎与左拉相同的分析。可见，福楼拜与其两位先驱的区别、他对现有的现实主义的实际贡献确实有目共睹（且不说福楼拜本人还发表过什么言论）。（注：福楼拜说：“巴尔扎克的想象力，这是一种无处不夸张、逾常造新世的狂妄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与其说吸引我，不如说使我生气”。见格兰特《现实主义》，40页。）但我们国内对这一点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已经习惯了将这几位作家采用同样的角度、方法、态度来看待，这样一来，反而使得读者产生误解，以为福楼拜反映的生活面狭窄、作品少、人物和事件难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似乎福楼拜处在了现实主义的衰落时期，已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实际上，人们看到，司汤达、巴尔扎克整体上没有摆脱浪漫主义的影响，福楼拜却在逃离生活的时候写出了本真的生活，反而使韦勒克所提到的司汤达、巴尔扎克为“先驱”、福楼拜为“代表”的说法更能令人信服。
其次，福楼拜的现实主义不同于50年代作为口号和正式流派而出现的现实主义。1855年，画家库尔贝将“现实主义”的标签贴在了屋室门口，1857年，小说家尚弗勒里的论文集《现实主义》出版，同时，他的朋友杜朗蒂也编了一个短命杂志《现实主义》，形成了确定的文学信条：艺术应当忠实地表现这个真实的世界，因此，它应该通过精微的观察和仔细的辨析来研究当代的生活和风俗，它应该不动感情地、非个人地、客观地表现现实。（注：R·韦勒克：《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刘象愚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214-250页。）于是作为团体、运动和口号的现实主义得以诞生。他们确实把《包法利夫人》据为己有，但福楼拜却不承认现实主义，我们上文已提及福氏在给乔治·桑的信中所表达的对于“现实主义”的憎恨态度。福楼拜为什么对刚诞生的现实主义持这种态度？其原因在于，这个口号的提出者尚弗勒里竟说：“形式居于低等层次，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并按照作家是否赞成现实主义思想，把他们全体概括地划分为“真实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注：格兰特：《现实主义》，周发祥译，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31-35页。）而福楼拜却正是追求形式美的、在较早的时间里就已经觉悟的现实主义者。尚弗勒里厌恶“以诗表达的谎言”，嘲笑浪漫主义小说家“无视自己的时代，企图从往昔的岁月里掘出僵尸，再给它们穿上历史的俗艳服装”，（注：格兰特：《现实主义》，周发祥译，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31页。）显然也触到了《萨朗波》的作者福楼拜的痛处。同时，尚弗勒里的观察和表现生活的方法仍距离司汤达和巴尔扎克较近，而离福楼拜较远，其中前者是全景式的观察和表现法，而福楼拜则是紧贴、封闭式的局部观察表现法，后者说过：“我知道怎样去观察，而且明白近观的方法，看到事物的真实的毛孔。”（注：Victor Brombert,"Flaubert and the Status of the Subject",in Flaubert and Postmodernism,pp.100-115.）如果读一读尚弗勒里的《冒险家沙耳》，就会明白这个区别。尚氏说：“同时十位摄影师，眼睛瞄准同一东西，机器拍照十次同一东西，形状和颜色不会有一点点变更”，而人“不是机器，不能象照像机那样表现事物”，“人根据他的主观存在的法则，只能解释这些事物。所以把人当作一件准确的机器，根本不合适。文学是不能和绘画争长短的。”（注：尚弗勒里：《冒险家沙耳》第四节，见《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180页。）尤其在后文中尚弗勒里表示了他对于巴尔扎克、雨果等人的推崇，提出了“细节服从全面法则”等观点，还不点名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人还千辛万苦，在文学上描写风景；为了表现自然，不惜耗费伟大的才分。作家们晓得这些描写多没有用也就好了。”（注：尚弗勒里：《冒险家沙耳》第四节，见《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181页。）这些话语和批评实际上正是针对福楼拜的，这表明福楼拜与同时代的现实主义流派有着难以弥补的裂痕。
再次，福楼拜的现实主义不同于在他以后出现的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左拉固然将福楼拜奉为“自然主义之父”，但这只是一厢情愿。我们上文也已提到福氏于1876年给屠格涅夫的信，这封信表示了自己的不耐烦和对左拉的狂妄的指责，而最关键的，是他不同意左拉的艺术观。勿容置疑，在写生活的时候，二人不主张使用夸张的想象力和奇异的题材，一同将笔下的现实生活作平庸化和一般化的处理，擅长作细致的调查、观察和描摹，这些方面，他们确实走到了一起。但是，二人冲突的一面却与共同点一样多、一样突出，即福楼拜视艺术形式、风格和美为生命，而左拉对之“连提都不提”，完全倒向了实证主义、唯物主义的怀抱，为福楼拜所鄙视。他继续对屠格涅夫说：“这种唯物主义使我愠怒，最近每当星期一读左拉的文章时，我都激动万分，在现实主义者之后，出现了自然主义者和印象主义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进展！一群轻浮的家伙”，（注：格兰特：《现实主义》，周发祥译，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57页。）这正是指责左拉以唯物主义（即“真实主义”）取代了“形式主义”，而福氏自己则从效果上使他所不认同的唯物主义和自己所倡导的形式主义达到了平衡。
综上，我们看到，福楼拜的现实主义不同于19世纪以前的旧的现实主义，不同于司汤达、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不同于同时代的流派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而且福氏本人也非常理性地认识到了这种区别（如对巴尔扎克、尚弗勒里、左拉，他均有清醒认识并加以批评）。可见，福楼拜的现实主义在历史上确实独一无二、不可替代，如果把福楼拜以外的现实主义都汇在一起，人们会看到，所有这些现实主义都有这样的一致性，即他们均褒扬生活而贬抑艺术，褒扬事物而贬抑词语，但福楼拜的现实主义却反其道而行，他一条腿站在现实主义之内（而且很不情愿），另一条腿则跨到一般现实主义之外，因而，福楼拜的现实主义只能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现实主义。
三、形式主义的现实主义
我们认为，福楼拜特殊类型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现实主义表象和另一种形式主义意图的结合体。
我们先来认清福楼拜所拥有的现实主义表象。首先就表现为他拥有一个现实主义的名分，这是他的时代以及流派的发起人尚弗勒里和左拉等人赋予他的。其次是他在生活中无意中营造了一系列现实主义的浩大声势，如他对于“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声明、为搜集资料而作的实地考察、与浪漫主义者乔治·桑所进行的论战、与其他现实主义作家的密切交往，等等。再次，作品的效应助长了读者的现实感，使人感到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把他称作现实主义者的说法，提高了这种说法的可信性：如因有伤风化罪而被推上法庭；《情感教育》等作品写了法国史，等等。但是，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表象而已，这些因素都易于将福楼拜与一般的现实主义者混在一起。我们还可以把韦勒克对于“现实主义”概念的解释拿来与福楼拜对照一下。“从理论上说，完全忠实地表现现实就必然排除任何种类的社会目的或宣传意图”，这是一种理论上的现实主义，然而，文学史上的“事实”却是，“现实主义”不仅“变成了对于当代社会现实的描绘”，而且“暗含着富于人类同情心、社会改革、社会批判甚至社会反叛的宣传和教育”。（注：R·韦勒克：《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刘象愚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214-250页。）这使我们看到，福楼拜只是一名“理论上”的现实主义者，而不是“事实”上的、在当下生活中有道德责任的现实主义者。韦勒克说，现实主义有这样几个特点：“对典型的强调”、“客观性”、“历史性”。（注：R·韦勒克：《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刘象愚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214-250页。）但在这三个方面，福楼拜均有独到理解，其结果往往是面目全非，远离了现实主义表谱。在“对典型的强调”方面，福楼拜远离了将人物“理想化”的方法，却再现了大量的日常生活庸人，他们沉睡于底级的层次，没有丝毫智慧的光芒，某种程度上说，卢卡契也许就是为了批判福楼拜人物的这个特点才写出了《论艺术形象的智慧风貌》一文（笔者的这种推测决非毫无依据，因为此文中正有多处批评了福楼拜）。文中道：“伟大作品的基础，是赫拉克里特所谓‘醒觉者’所共有的世界，是这样的人们的世界，他们在社会上奋斗，他们互相搏斗，彼此扶持或彼此对抗，却并不被动地反应。……没有智慧的风貌，就没有一个艺术形象会达到那样的高度，在那里，它摆脱了日常现实的乏味的偶然性，能够保持着其个性的全部的活力而上达于真正典型的‘境界”。（注：卢卡契：《论艺术形象的智慧风貌》，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185-186页。）然而，这种为赫拉克里特所说的“醒觉者”典型（司汤达、巴尔扎克的人物就是这样）所要“摆脱”的种种缺陷却全汇集到了福楼拜的人物那里。至于“客观性”的方面，福楼拜却成了文学史上力主客观性观点的主要代言人，声名无人堪比。由于做得极端，它摈弃了道德化和个人化特征，而与人道主义或启蒙主义的现实主义（巴尔扎克继承了这个传统）南辕北辙，由于不食人间烟火，缺乏人情味，这使他确实成了“理论上”的现实主义者（即使写了生活也仍如此）。至于韦勒克所说的“历史性”的方面，福楼拜的作品也是徒有其“表”。在这一问题上，韦勒克将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三人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他说：“按照埃利希·奥尔巴赫的话来说，在司汤达的《红与黑》中，人被表现得就象是‘置身于一个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总的现实之中，这个现实是具体的和不断发展的’。于连·索黑尔就被置于和复辟时期的法国十分紧密的关系之中，正如巴尔扎克把他的情节安置在拿破仑倒台后不断变动的社会之中，或如福楼拜把弗雷德利·莫罗放在1848年革命的时期中一样。”（注：R·韦勒克：《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刘象愚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214-250页。）福楼拜写历史的方法与他的两位前辈是大不一样的，即使是按照韦勒克所提到的奥尔巴赫的观点，或是按照乔治·桑、卢卡契等人的观点，福楼拜写历史只不过是写它的浮表而已，他通过人物的反应、神经、视网膜却不是通过人物的认识、行动、介入的姿态来写历史，这样写出的历史只不过是历史的表象而已，但司汤达和巴尔扎克却写出了人与历史的政治、经济等全面深层关系，写出了历史的本质和本质主义历史观。通过这三个方面的比照，我们看到，福楼拜似乎只沾了一般现实主义的一点边，但方面却一个也不少。再者，接受“现实”和“现实主义”，这在他主观上是很痛苦的。为了拒绝“现实”，他逃离社会人间，躲进了乡间别墅，一辈子不结婚，听见门的响声就发怒，成了名副其实的“家庭白痴”（萨特关于福楼拜的书名）。他在作品中写了现实，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福楼拜说，现实对他而言只是一块跳板，并给一位新闻记者写信说：“你难道不认为这种微不足道的、其复制品使你作呕的现实，也会使我倒胃口吗？如果你更好地了解我，你就会知道我憎恨日常生活。”（注：格兰特：《现实主义》，周发祥译，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74页。）但如果不写现实，不依靠这块跳板，他的艺术梦想就难以实现。作为艺术理想主义者，接受现实是出于无奈，因而他拒绝“现实主义”这个名分。福楼拜厌恶人类，除了艺术，他对世事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他写道：“生活这么可怕，人们只能回避生活才能忍受它。生活在艺术世界中就能做到这一点。”（注：布鲁特勃莱和麦克法兰：《现代主义的称谓和性质》，见《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袁可嘉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199页。）他仇恨民众（“我一个人抵得上克鲁瓦塞的二十个选民”），仇恨巴黎公社和公社社员（“我一点不恨公社社员，原因是我不会去恨疯狗”），仇恨平庸的俗人和人群（“我相信人群、畜群总可恨的”），恨法国政府（“如果法国不是象现在这样总而言之被大群人统治，而是由名流才子掌权，我们能落到今天的地步吗？”），（注：萨特：《什么是文学》，见《萨特文论选》，施康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204页。）还把所有思想卑下的人都叫做资产者（包括反抗者和无产者在内），（注：萨特：《什么是文学》，见《萨特文论选》，施康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178页。）这样一来，伦常的道德之心全盘扭曲，爱憎情感也异于寻常，这都源于他憎恶现实，仇恨人类，导致他在作品中以反讽的方式嘲弄一切出场的人物，包括《包法利夫人》中出现在农展会场景中的一切政府官员和农村老妇。象我国教科书中那样把福楼拜叫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说他揭露政府、同情人民云云，确确实实是站不住脚的。因而，福楼拜的现实主义表象，往往是由他人的某些误解、一些不实的添加成分构成的；但也不能说这种表象全是假象，因为它还包括福楼拜创作中某些与一般现实主义特征偶合的成分在内，他与现实主义仍然脱不了干系，同时，借用“现实主义”这个词对于研究福楼拜来说仍有其必要性。
另一方面，福楼拜的特殊类型的现实主义还包含一种明确的形式主义意图，正是这种意图的革命性特征使福楼拜成了一名潜在的现代主义者。在福楼拜的整体创作构想中，“现实是他痛恨而又被迫借用的生活材料，“客观”和“无动于衷”是其创作的基本态度，“美”则是他写作的最终目的。就具体作品而言，日常生活的平庸失败和沉滞是它的主题和内容，词语、句子和风格则依此用来构筑艺术的“美”，这一创作目的的确立体现了福楼拜的形式主义追求和现代主义的美学冲动。福楼拜因巴尔扎克忽略了形式和美而感到惋惜：“我认为小说只是刚刚诞生，它在期待自己的荷马。倘若巴尔扎克善于写作的话，他该是一个何等了不起的人啊！”（注：米歇尔·莱蒙：《法国现代小说史》，徐知免、杨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121页。）他曾经批评过巴尔扎克的主观主义，现在又批评他缺少“美”，这两个方面体现了二人的尖锐冲突。在给高莱的信中，福楼拜说：“对我来说理想的事，我愿意做的事，就是写一本关于子虚乌有的书，一本与书外任何事物都无关的书，它依靠它的风格的内在力量站立起来，正象地球无需支撑而维持在空中一样，如果可能，它也将是一本几乎没有主题的书，至少难以察知它的主题在哪里。”（注：格兰特：《现实主义》，周发祥译，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23页。）在这段看似平淡的话中，福楼拜再一次否定了一般现实主义的向外在现实求助的作法，以一种含蓄的语言（“与书外任何事物都无关”、“几乎没有主题”）重复了他对自己被迫借用的无聊、鄙陋和可厌的日常生活的激愤、咒骂和排斥态度，通过确立一种理想主义的“地球”（指想象中的作品）来代替自称的表现日常生活的龌龊勾当，并以艺术压倒生活、以词语压倒事物，这显然是一种形式主义美学。布鲁特勃莱和麦克法兰称“这种对艺术要么独立于、要么超脱出人道主义的东西、物质的东西、现实的东西的福楼拜式的梦想”标志着“美学上的高度自觉的和非描述性的新时代的到来”，是“一场伟大的美学革命的基础”，并认定这是“与现代主义有关的事件”。（注：布鲁特勃莱和麦克法兰：《现代主义的称谓和性质》，见《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袁可嘉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211页。）罗兰·巴特说，“古典写作法因此分崩离析，从福楼拜起到今天为止的全部文学，成了语言问题学。”（注：布鲁特勃莱和麦克法兰：《现代主义的称谓和性质》，见《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袁可嘉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205页。）另外，在那样一个现实主义盛行的时代，福楼拜甚至说过这样一些极端的话：“我愿意创作这样一类书，它只要求写下一些句子”、“风格自身是一种观察事物的绝对方法”、“主题这个词是无意义的”、“艺术不是现实”、“对于我来说，作品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在作品中冒险者就是句子”等等，（注：Victor Brombert,"Flaubert and the Status of the Subject",in Flaubert and Postmodernism,pp.100-115.）所有这些语言都促使20世纪的学术界滋长了这样一些流行观念：福楼拜首先是一名对形式感兴趣的作家；作为一个文学实验者，他加入了文学结构的游戏；“他是第一个写非形象的小说家”，“他的小说从本质上反映了文本问题”，（注：Victor Brombert,"Flaubert and the Status of the Subject",in Flaubert and Postmodernism,pp.100-115.）等等。这些流行观点均可视为对于福楼拜的深刻理解。福楼拜不仅为现实美学提供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理论观点，而且为现代文学在技法等诸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如自由间接语言的系统使用（叙述学派对此作过完整的研究）、复调对位法由音乐领域的率先引入（这种方法在乔伊斯、福克纳等人那里得到继承）、对于客观叙述或展示法的开拓（华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对之作过较多讨论）、偶然的机遇因素的大量引入（昆德拉因此评论道：“福楼拜的日常发现的可能性，只是在其后70年，才在詹姆斯·乔伊斯的庞大作品中得到充分展示”）、（注：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唐晓渡译，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13页。）场景或插曲连缀法的使用（可在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找到回声）、限制性视角或内聚焦描写法的精心运用、愚蠢或失败型人格的塑造（这在现代文学中已较普遍）、不作推理的印象式写作法的使用（受到海明威和新小说派的大力推崇）等等。新方法的建立是和对于旧方法的否定密切相联的，因而福楼拜开拓性贡献的背后还存在一种对于旧的文学传统的否定性关系，为此，评论界必然产生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比如米兰·昆德拉所概括的：“是福楼拜（‘我们最可敬的大师’——海明威在致福克纳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到他）使小说走出了戏剧性”；（注：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孟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19页。）维克多·布隆贝所提到的：“他是第一个写非形象的小说家”；（注：Victor Brombert,"Flaubert and the Status of the Subject",in Flaubert and Postmodernism,pp.100-115.）热拉尔·热奈特所分析的：“精确的细节已经越出了逼真性的托辞”，“他设计出述说虚无的方案，这种对于表达的拒绝开创了现代文学经验”；（注：Gérard Genette,"Flaubert's Silences",in Figures of Literary Discourse,Marie-Rose Logan e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p.183-202.）马尔罗所说的“美丽的瘫痪小说”；（注：Gérard Genette,"Flaubert's Silences",in Figures of Literary Discourse,Marie-Rose Logan e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p.183-202.）罗兰·巴特所说的“符号的破碎”；（注：Roland Barthes,"The Reality Effect",in French Literary Theory Today,Tzvetan Todorov 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16.）瓦莱里所说的“附件的失控和要点的遗漏”；（注：Gérard Genette,"Flaubert's Silences",in Figures of Literary Discourse,Marie-Rose Logan e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p.183-202.）普鲁斯特所说的：“福楼拜第一个使这些时代变化摆脱了对历史上的趣闻逸事和渣滓糟粕的依附。他第一个为它们谱上了乐曲，”（注：马塞尔·普鲁斯特：《论福楼拜的“风格”》，见《普鲁斯特随笔集》，张小鲁译，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233页。）等等。福楼拜的贡献进而又把人们带入后现代处境中，使当代众多的理论家如布朗肖、伯格尼奥、布尔吉林、卡勒等研究其作品的不及物性、意义的不确定性、文本的自指涉性等诸种特征。因此，我们认为，在关于福楼拜的论述中，任何对福楼拜的形式主义追求置之不顾或忽略其对现代美学和现代文学的贡献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最后，对于福楼拜的现实主义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得出一个结论。福楼拜是现代文学的先驱，这一点现在看来确实是不可撼动的观点，但是，福楼拜是19世纪中叶的作家，他对于现代主义的贡献是其在实践自己的形式主义主张的过程中作出的，然后才由我们后人加以追认，那么，“现代主义”这项伟业在福楼拜自己的视野之内就只不过是以冲动的形式来体现的，而不是一个得到主动设计的宏大工程或目标，所以我们仍必须在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中来定义他，这样做也比较恰当。通过上文，我们已经明确了福楼拜的现实主义与历史上旧的现实主义、他的前驱司汤达与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尚弗勒里的作为流派的现实主义和左拉的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区别，也通过与韦勒克关于现实主义的定义所作的对照、通过福楼拜的时代氛围对其作过疏通。如果我们把福楼拜的这种与一切现实主义均不相同的特殊现实主义与他的形式主义的终极追求（及孕育其中的现代主义冲动）这方面结合在一起来看的话，应当说，福楼拜是一位形式主义的现实主义作家。这种概括起码有两大好处：一是我们终于给福楼拜的难以定义的现实主义作了一个有着极大包容性的结论；二是它可以与巴尔扎克的人道主义（或启蒙主义、主观主义）的现实主义和左拉的实证主义（或自然主义、唯物主义）的现实主义在概念、特征上形成一个直观的、醒目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