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产阶级的现状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产阶级论文,台湾论文,现状分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产阶级在过去数十年来，一直在台湾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是一股不可或缺中坚力量。但是近年来，台湾学界和一般民众都对中产阶级的衰落忧心忡忡，更有不少人惊呼“M型社会”已经悄然来到他们的身边。所谓“M型社会”是日本趋势学者大前研一在2006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上层社会财富快速攀升，中产阶级因失去竞争力，而沦落到中下阶层。社会的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均衡，形成富有的上层和贫穷的下层两大块，一个层峰在极左侧，一个层峰在极右侧，如同“M”字型一样，原本中层的一大块不见了。质言之，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产阶级将快速消失，人口分布往高收入和低收入两端移动，出现一个拥有两侧双峰的阶层社会。① 台湾是否已成为“M型社会”，中产阶级的命运如何，尽管人们见仁见智，但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换言之，中产阶级的形成及其发展曾是影响台湾社会分层形态演变趋势和社会政治转型发展的关键因素。② 目前，中产阶级的现状则更关系着台湾社会的稳定与未来。
一、阶级分析的三种逻辑与中产阶级研究
美国社会学教授埃里克·赖特（Erik Olin Wright）把阶级分析的方法归纳为个人属性、机会阻隔、剥削和支配三种研究路径。
首先，在个人属性路径中，特定个人的经济地位被看做是个人“成就”水平的结果，而其成就主要由个人属性——教育、家庭背景、动机、人际关系所决定。这种路径聚焦于微观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个人的生活条件塑造出个人属性，个人属性又反过来形成个人在市场经济中面临的机会，从而影响到他们的经济福利。如图1所示。
图1 阶级分析的个人属性路径
其次，机会阻隔分析路径聚焦于社会结构和制度过程，其中一部分人由于社会封闭的各种机制被阻隔于各种机会之外，这使得处于有利地位的人能够通过市场互动获取“租金”。这种路径的中心逻辑如图2所示。
图2 阶级分析的机会阻隔路径
最后，剥削和支配路径指出对经济资源的有效控制不仅使人们能够进行机会阻隔，而且能够利用那些机会剥削和支配其他人的劳动。阶级的剥削和支配分析路径如图3所示。与机会阻隔分析路径相似，权力和法律规定加强了社会封闭，在定义社会地位的基本结构，尤其是在“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社会封闭和排斥的有力形式中有重要意义。但是在这里，机会阻隔的关键效应是剥削和支配，而不简单地只是市场优势。
图3 阶级分析的剥削和支配路径
以上三种阶级分析路径适用于中产阶级问题的研究。首先，在西方社会中，中产阶级是指广大的社会主流人群。它由过着还算舒适（既不富裕也不贫穷）的生活的人构成。他们为生存而工作，但在他们工作的组织和公司中并不处于真正握有权力的地位。他们受过不错的教育，但这并未使他们进入强有力的精英阶层。在有些模糊的社会分层中，他们是广大的中间群体。中产阶级的这种通行定义最符合阶级分析的个人属性路径。个人属性路径的核心是有关社会分层的连续分级体系概念，不同类型的个人属性被用以解释某个人在这种分布中的地位。其次，在机会阻隔路径中，中产阶级被定义为劳动力市场中能够有效维持其社会封闭和排斥机制的那些职位的占据者。最后，在阶级分析的剥削和支配路径中，中产阶级被定义为那些同时处于剥削和被剥削，或支配和被支配地位的那些人。他们占据着“阶级关系中的矛盾位置”，在剥削和支配关系中，他们的工作带有这些关系的两面性。经理和主管是其典型例子。总之，人们很难得到一个关于中产阶级的单一的、统一的概念。上述三种阶级形成机制——个人属性、机会阻隔与剥削和支配——都会影响到个人的生活和社会地位的特征。③ 换句话说，“中产阶级”是一个尚没有确切定义的名词，学术界至今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对于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尺度。一般来说，可以依据他们的收入，教育程度，职业上专业化的要求，在职场上的影响力，社会上的活动能力等来界定。
二、台湾中产阶级的现状
正如英国学者汤普森所说，阶级“不像太阳在一个特定的时候出现”，相反，当人们在一个阶级结构里处于特定的位置，开始意识到他们彼此的利益关系、区别和一体性，形成一个总体，并且以阶级的名义从事他们的斗争以争取机会时，“阶级产生了”。因此，阶级的诞生经历了一个主观的过程，“阶级是由人在他们自己的历史中定义的”。正是通过斗争的这一主观经历，处于同样阶级位置的人们形成一个阶级，而这将最终形成历史。因此，阶级不是一种结构，而是一种历史的分类。④ 台湾的中产阶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经济变迁的产物。⑤ 1949年底国民党政府到台湾的时候，岛上的社会结构尚称单纯。当时有小规模的中产阶级。上流社会的人士大部分是地主，小部分是企业家及医生。随之而来的土地改革进一步削弱了地主在社会上的重要性。由于工业化及都市化的动力，台湾的社会结构越来越趋复杂及分殊化。这个转变是社会多元化的抬头，就像许多工业化社会一样，中产阶级迅速崛起。故而，自20世纪70年代，台湾的中产阶级已经形成。一般而言，台湾的中产阶级至少须有大专的学历，在职业类型上，台湾中产阶级大致包括了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中小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上层与部分公教人员等。⑥ 他们构成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产阶级上升为台湾社会的主体，至今仍然处在不断的演化之中。
近些年来，中产阶级的现状和前途问题持续受到台湾学界与媒体的关注。其中，持悲观者占了大部分。归纳起来，主要观点如次：
首先，台湾中产阶级“新贫化”现象严重。从他们的统计资料、生活消费趋向等，可以发现台湾的贫富差距确实在扩大、所得分配恶化速度惊人，中产阶级确实在整体陷落。曾是报社主任的谢先生，经历更为惨痛。10年前，他除了本职工作外，还担任一位银行家“立委”的私人助理，并且开了一家建设公司，月收入至少30万，有3辆汽车和两套住房，一套市郊的别墅和一套市中心的公寓。但经历了连年经济低迷，谢先生的报社倒闭了，“立委”助理的职务也丢了，建设公司更在前几年台湾房地产泡沫破灭时破产了。如今，他靠出租住房过日子，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现在是新贫阶级”。谢先生这种“新贫”现象并不是个案。过去台湾当医生可以月入10万，但现在只有不到3万。律师、会计师等专业职业的收入也缩减了不止两三倍。《中国时报》的民调曾经显示，81％的人认为“台湾的中产阶级已逐渐消失、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由于“新贫化”的现象日趋明显，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因此患上了严重的焦虑症。《中国时报》曾经讲述了台北市一对标准的中产阶级夫妻的故事。刘雅珍和老公王志伟都是白领，年薪加起来有150万，有一个还在襁褓中的小孩。面对慌乱的时局，高涨的物价、房价，他们有了深刻的贫穷感。刘雅珍说，两人的收入以前能存下2／3的钱，可是现在，扣掉每月2.5万元的房租、2万元保姆费、2万元生活费，每月只能剩下5万元，还要用来存保险金、退休金、小孩未来的教育费等。面对小孩从小到大可能要花费将近1000万元的教育费，她心中充满无限的恐慌，因此至今不敢买房怕背上房债。⑦
其次，台湾中产阶级存在逐年流失的现象。根据某机构举办的中产阶级专题研讨会报告，台湾中产阶级外流的主要因素有二：第一，从1989年到2006年，台湾每年因为政治、经济、教育、家庭等因素选择移民的人数，最少有8000人上下，最多曾达到每年35000人。18年下来的总和约在35万人左右。这些移民外地的台湾人大多属于中高等收入、教育程度在大专以上、学有专长具有一定的专业能力等，完全符合中产阶级的属性。第二个原因是由于职业、求学等需要，移居大陆的台湾人激增。海基会公布的资料是约75万台湾人定居大陆，许多台商都认为这个数字是海基会故意严重低估。在大陆长久定居的台商或其它人士也多半属于所谓的中产阶级。粗略算来，近十多年来台湾流失各地的中产阶级已超过百万，更可能接近200万，逼近台湾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一。在同一时期内，台湾却无法吸引世界其它各地的中产阶级来台定居，多年来台湾的新移民群多属外籍新娘或外劳。毋庸讳言，这些新移民的教育水平偏低，经济和社会地位也达不到中产阶级的水平，总的来说，台湾中产阶级大量流失的说法基本上正确。⑧ 根据学者郑文辉的研究显示，台湾中产阶级确实有逐年流失的隐忧，尤其2000年后的五年期间，中产阶级流失比例偏高，约占过去25年流失总量的四成。⑨
最后，台湾中产阶级慢慢消亡。台湾当局“经建会”的委托报告曾经指出，过去25年来，台湾已消失了近82万户的中产阶级，其中有约54万户沦入低收入阶级，远多于跻身上层阶级的28万户，岛内社会逐渐出现“M型化”趋势。据报道，由于岛内贫富差距已连续6年超过6倍（最有钱的146万户家庭年所得，是最穷146万户家庭年所得的6倍），为了解台湾真实状况，台“经建会”委托台湾师范大学社工所教授王永慈进行“所得分配变动及因应对策之研究”，结果发现，台湾虽尚未出现“M型社会”，但已出现“M型化”趋势。王永慈说，台湾贫富情况应该呈现常态分布现象，就是中产阶级居绝对多数，极富与极贫的两端相对少数。不过，观察过去25年来的改变，台湾中产阶级的数量有减少趋势。中产阶级占全体总户数的比率，从1980年的41.6％，减少到2006年的30.4％。在减少的近82万户中产阶级中，沦入低收入阶级的户数多达54万792户，远高于进入高收入阶级的27万7704户。⑩ 东海大学社会系教授高承恕则认为，政治和经济的矛盾关系让人陷入痛苦，为了生存很多中产阶级做了“出走”这个选择。这导致台湾中产阶级“那股坚实的力道正在转弱”。(11)
总之，大量的中产阶级向岛外移民和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这种新的趋向，最终可能导致中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的萎缩，造成社会的两极化。“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台湾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到90年代，中产阶级已上升为台湾社会的主体，在整个台湾社会结构中占到33.6％的比重，对贫富差距的有效控制一度是台湾最引以为傲的经济成果。但2000年之后，代表社会富裕与安定的台湾中产阶级日益萎缩。家庭收入五等分差距倍数从20世纪90年代的5倍多骤然拉大到2001年的6.39倍，创下历史新高，近几年虽微幅下降，但均超过6倍以上。整个台湾‘M’型社会结构已悄然成型。”(12) 换言之，大前研一描述日本及全球普遍的发展趋势，对照台湾的现状，令人心惊忧惧。代表富裕与安定的中产阶级，目前正快速消失中，社会从倒U型转变为M型。
对于上述悲观的景象，也有不少人不予认同。在他们看来，由于大前研一并没有客观的测量指标来说明M型社会，如果按照其使用薪资水平下滑来说明日本于1990年代中产阶级下滑而形成M型分配，台湾到目前为止并无法用同样方式来说明具有M型社会的特质。台湾大学社会学系蔡明璋教授就不同意“中产阶级流失，M型社会成型”的说法。(13) 学者萧新煌则认为台湾不是M型社会，中产阶级也在持续稳固存在、缓慢成长和茁壮。具体而言，可把全台湾所得高低分5等分户，算最高所得户可支配所得额（第5等分位组）除最低所得户（第1等分位组）的倍数来测度社会所得（财富）差距严重程度，如表1、表2所示。
从表1可看出，不论是过去15年或是过去10年或5年，介于最有钱的第5等分位组和最没钱的第1等分位组之间的第4等分位组和第3等分位组，甚至接近第1等分位组的第2等分位组，他们与最有钱的第5等分位组的不均倍数并没有像第1等分位组那样，面临那么惊人的差距变化。换言之，最富与最贫差距在1991年到2005年间，从4倍上升到6倍，但最富（第5等分位组）和次富（第4等分位组）的差距却稳定变化不大，维持在1.68倍到1.72倍；最富和“次次富”（第3等分位组）之间的差距变化，也只在2.21倍到2.30倍之间徘徊。以最富和次贫（第2等分位组）之间的差距倍数，也不过是从2.91倍上升到3.23倍，不均的严重性也只是最富和最贫间的一半到六成。这说明，处在贫富两极之间的中产阶级不但根本没有消失、没有崩溃，而且持续稳固地存在、成长和茁壮。再从表2来看，中产阶级也没有被排挤而沦落到最贫阶级，他们与最低（下层）阶级（第1等分位组）始终维持着相当距离的阶级落差，尤其是位于第3和第4等分位组的中产阶级已成一个稳健的“中坚阶级”，应该没有明显的“沉沦”、“飘零”甚至“消萎”等的结构性变化。总之，在萧新煌看来，台湾不是M型社会，中产阶级也没有崩溃。但这并不表示台湾的中产阶级没有面临困境和问题。(14) 事实上，根据对台湾社会近些年来经济发展、失业情形、自杀、贫富差距以及家庭危机相关统计来观察，可以判断台湾中产阶级处于重重危机之中，也似乎可以感受到“M型社会”正在形成当中。因此，笔者主张，尽管人们对于中产阶级的现状和前景可以议论纷纷，但重要的是要找出人们普遍担忧、产生悲观情绪的缘由，并采取相应的对策。这应是关注中产阶级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三、台湾中产阶级现状的产生原因及对策
半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台湾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从一个农业社会变为一个多元化的工商社会。中产阶级迅速发展，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深刻地影响着台湾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面对中产阶级“新贫化”、集体焦虑甚至逐渐消失的现状，人们不免要找寻其中的原因。
首先，全球化和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加上民进党执政期间在经济发展问题上的不作为，导致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十余年来，由于台湾岛内经济不景气，加上产业结构升级变化造成的结构性失业、高校毕业生增多以及产业外移等原因，使得岛内失业率迅速上升，即使“白领”和高学历者也难以幸免。2001年台湾失业率4.6％，平均每个月有45万失业人口。这些失业人口中将近一半是因为“场所歇业或业务紧缩”而失业。无业家庭在2000年就已经占总户数的13％，2001年又继续上扬，更让收入最低的穷人翻身困难。(15) 另据台湾“行政院主计处”的失业率统计，自2005年起，台湾大学生的失业率已连续四年高于总体失业率，失业率从4.23％持续上升到5.98％。2010年1月，大学学历以上的失业人数为17万1000人。失业率居高不下导致的结果是，中产阶级部分成员的经济、社会生活条件呈现下降的趋势：台湾社会中倒U型的中间部分不断往下凹。也就是说，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经济能力差距拉大，而且有日益扩大的趋势。
其次，居民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中产阶级收入与高收入阶层的分化日趋明显，而下层阶层难以向上流动。台湾经济在上世纪70年代起飞，不只创造了年均增长达9％的经济奇迹，人民所得的财富分配也相对均衡，以中小企业主为代表的中产阶层开始形成并逐渐壮大。“主计处”的数据显示，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从1964年的0.321降到了1980年的0.278。不过，到了80年代后期，一切开始恶化。1985年，台湾最有钱20％家庭的一年所得是最贫穷20％家庭的4.50倍，1996年跳升到5.4倍，2005年是6.03倍。到2009年，台湾最有钱20％家庭的一年所得，已是最贫穷20％家庭的6.05倍，贫富差距创历史新高。2009年第四季，落在贫穷线以下的家庭户数冲至10万5000多户，同样创新高。(16)
最后，中产阶级的没落出自台湾的税制问题。“中产阶级渐成弱势，与过去十多年来几个财富分配的税制，在庞大利益团体压力下，偏向富者密切相关。”(17) 这一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税制出问题，资本家大部分都不缴税，还可以通过不同管道逃税，税务重担就落在中产身上。二、资本家资金外流，政府没办法管控，课不到税，只好课中产的税。三、中小企业技术水准没有提升，中产阶级薪水起不来。《商业周刊》从2008年的赋税年报中计算出，政府税收的来源中，受薪阶级占73.31％。而资本家不只可以享受租税减免，还懂得很多逃税管道，并通过在小岛注册公司或是设立基金会来避税。从税赋负担和各种社会现象判断，蔡明璋认为，台湾其实已陷入了一种难以脱身的恶性循环困境。他说：“政府课不到资本家的税，只好去课中产阶级的税，（身为全台最大雇主）政府税收不够，就无法给公务人员加薪，民众薪水大部分就提升不起来。民间又不愿意缴税甚至逃税，政府就一直缺钱……最后所有的压力就压在中产身上。整个台湾，就锁死在这块。”(18)
针对上述中产阶级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和问题，台湾当局与整个社会应该有何对策？
首先，政府应把实现台湾社会的和解与和谐，积极发展经济、强化中产阶级作为施政重点。中产阶级本来是支撑社会稳定结构的重要力量，如果它在一个不甚友善与发展受挫的环境中逐渐陷落，连带地也必然使整个社会受到牵动与牵制，这是因为中产阶级的困境绝不会只影响中产阶级自己，相反，将成为影响整个台湾未来稳定与否的大局问题。曾几何时，选举的需要使得“族群”、“统独”等意识形态挂帅，导致民进党当局对全球化大环境变迁下的台湾民生问题视而不见，根本不愿认真处理经济问题。令人欣慰的是，台湾社会已经感受到了“省籍—族群”等被政治撕裂所付出的代价和由此引发的伤痛。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之后，已经致力于整个社会的和解与和谐。与此同时，把发展经济、“厚实中产阶级”当作施政总目标。台湾前“行政院院长”刘兆玄曾经代表国民党的行政团队公布未来施政蓝图，承诺将以财经为首，建立全方位内阁，以强化厚实的中产阶级作为行政最高目标，让更多民众财富分配向上靠拢，让社会安定的中道力量重生。(19)
其次，政府应以有效的税制改革来协助中产阶级减轻其负担。对此，台湾政治大学经济系教授林祖嘉认为，要从遗产税、土地增值税、证交税等富人税下手，提高富人税的税率，按实价课税，才能拉近贫富差距。(20) 2008年5月，台湾当局曾经规划，凡20岁到39岁青年首次购屋及育儿换屋，可享200万两年无息房贷优惠，估计有4万户受惠，每户可获补贴近14万元。总之，台湾当局对于愈来愈多的年轻人、特别是35岁以下的低层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应该更多地给予政策的关注和制度的关怀，比如增加教育、卫生和医疗等各项社会服务。
第三，壮大中产阶级要充分利用福利制度，社会保障、就业、住房、医疗、子女教育都应涵盖在内。有了保障以后，中产阶级会对未来做出更加理性的预期，他们的群体意识也会加强。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丽珍主张，政府应该从社会政策面着手，鼓励民众参与年金机制，鼓励民众为老年生活做准备，以免更多人跌入M型左侧的贫穷户。她指出，除了税制问题之外，家庭人口不断缩小是造成贫富不均的导因。过去大家庭可以共享资源，现在单亲、老龄化、单人户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资源一没了，个人就很容易陷入低收入群。(21) 换言之，中产阶级的家庭功能也应受到更多相关政策的重视。
最后，积极推进两岸关系的发展，让两岸和平发展的成果惠及普通民众，以增强中产阶级的力量。2008年国民党重新上台之后，摒弃民进党执政期间一心一意“拼选举”而置经济于不顾甚至以牺牲经济为代价的做法，使两岸关系得以大幅度的改善和发展。台湾当局应该通过两岸直接“三通”与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以促进台湾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台湾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比重已超过65％，制造业竞争的逐渐丧失乃是必然的趋势。当务之急是应创造台湾新的比较利益优势，逐渐强化服务业的竞争力，实现整体产业升级，以解决台湾经济不景气的问题。另一方面，台湾中小企业是台湾旧中产阶级的重要构成部分，中小企业的兴盛与否不但影响到旧中产阶级队伍的数量，也影响到为中小企业所雇佣的新中产阶级人员，他们同样面临着流动的问题。目前，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已为台湾产业结构的调整、乃至台湾经济的发展和成长提供了良好的背景，台湾当局和民众应积极推动两岸关系进一步的发展，并抓住如今难得的机遇，为台湾的新、老中产阶级创造出更好的发展机会，以增强中产阶级的中坚力量。
四、结语
台湾中产阶级自197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而迅速成长起来，并发展成为台湾社会的中坚力量和重要经济支柱，深刻影响着台湾社会、政治与经济的演变。从长期来看，中产阶级仍将在台湾社会中发挥稳定器和推动器的作用。但近些年来，随着中产阶级在台湾的快速“沦陷”，所谓的“M型社会”危机来临，成为岛内外人士共同关注的问题。虽然目前的数据并不足以说明台湾就是“M型社会”，然而也无法排除“M型社会”的可能，毕竟人们的实际感受是存在的。台湾社会何去何从，中产阶级被寄予厚望。一般认为，贫富差距的扩大已经成为台湾社会稳定的一种威胁，特别是在中产阶级跌入下层的人中累积的不满情绪，很可能成为社会冲突的爆发点。对此，笔者认为，中产阶级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需要动态的、持续的观察与研究。
注释：
① （日）大前研一著，刘锦秀、江裕真译：《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
② 姚一平：《台湾中产阶级及其历史地位》，《台湾研究文集》，时事出版社1988年版，第84－96页。
③ （美）埃里克·赖特：《阶级分析的三种逻辑与中产阶级研究》，《比较视野下的中产阶级形成：过程、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后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11页。
④ （英）汤普森著，钱乘旦等译：《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⑤ 蔡秀玲：《台湾中产阶级形成及其发展趋向浅析》，《台湾研究》2005年第4期，第45－47页。
⑥ 严泉、陆红梅著：《台湾的中产阶级》，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⑦ 《台湾中产阶级沦为“新贫”越来越多患上焦虑症》，http://www.chinanews.com.cn/tw/mewx/news/2007/11－16/1079245.shtml。
⑧ 《台湾中产阶级哪里去了》，《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11月7日。
⑨(13) 胡忠信：《台湾需要晚祷与拾穗精神》，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6月4日。
⑩ 《台湾贫富差距拉大 大批中产阶级沦为低收入者》，http://news.sohu.com/20080818/n258971682.shtml。
(11) 《台湾学者：台湾中产阶级那股坚实的力道正转弱》，中国新闻网2007－10－30，http://news.sohu.com/20071030/11252946053.shtml。
(12) 张玉冰：《台湾经济低迷的原因及应对之道》，《统一论坛》2008年第6期，第44页。
(14) 萧新煌：《台湾社会的贫富差距与中产阶级问题》，《台湾民主季刊》第4卷，第4期（2007年12月），第143－149页。
(15) 《台中产阶级的新贫恐慌》，华夏经纬网2003－02－11，http://www.huaxia.com/jjtw/dnsh/2003/02/168072.html。
(16)(18)(20)(21) 沈泽玮：《两极分化，中产陷落，台湾社会M化加剧》，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年3月28日。
(17) 胡正文：《身处变迁下的台湾中产阶层》，《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67－368页。
(19) 吴佳蓓：《台公布未来施政蓝图—强化中产阶级，推动两岸经贸》，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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