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资本主义的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民主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金融体系2008年发生的崩溃，到今天已转变成一场全球范围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该如何定义这次震撼世界的事件？主流经济学家倾向于把社会看作由走向均衡的总趋势所主导，危机和变革只不过是暂时偏离了正常的、有序统一的体系的稳定状态。但是，社会学家并不会这样无动于衷。我不会把我们当前的苦恼解释为基本的稳定状况的一次性失调，而会将“大萧条”和随后的公共财政的近乎崩溃，视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构造中的一种基本的隐含的紧张关系的表现。这种紧张关系使得非均衡和不稳定成为常态而不是例外，并且在社会—经济秩序内部失调的历史演替中找到了表现途径。我将更明确地主张，当前的危机只有从某种社会形态的持续的、内在的冲突性转型的角度，才能得到完全理解，而这种社会形态，我们把它叫做“民主资本主义”。
民主资本主义只是到二战之后才完全建立，因此只是在世界的“西”半球，即北美和西欧建立。接下来的20年里，它在这些地方运行得非同寻常地好，以至于这个时期不间断的经济增长到今天依然笼罩着我们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子、能是什么样子、该是什么样子的看法和预期。鉴于随后发生的失调，这么说并没有顾及到这一事实，即紧接着战后的1/4世纪应该被视为真正的例外。实际上，我认为，代表着民主资本主义正常状况的，不是“光辉的30年”，而是随后的系列危机——民主资本主义的正常状况是由资本主义市场和民主政治之间的特有冲突所主导的，当高速经济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走到终点时，这种冲突已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将先讨论这种冲突的性质，接着转向它造成的系列政治、经济、失调，这些失调先于并塑造了当前的全球危机。
一、市场还是选民？
确定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摩擦的根本原因有多种方式。从眼前的目的出发，我把民主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由两个相互冲突的资源配置原则或体制所主导的政治经济形态：其一遵循边际生产力或者那种被揭示为拥有“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长处的原则来运行；其二以社会需要或社会权益为基础，就像民主政治的集体选择理论所赞同的那种。在民主资本主义之下，政府在理论上需要同时尊重这两个原则，尽管二者实质上几乎不可能和平相处。实践中，政府一段时间里也许会爱了一个忘了另一个，直到吃了苦头：未能维护其贸易保护和再分配政策承诺的政府，有可能失去其多数党地位；而那些无视其补偿生产性资源所有者(正如用边际生产力的语言所表达的那样)的承诺的政府，又会引发经济失调，经济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并由此损害政治支持。
在标准经济理论的自由主义乌托邦里，民主资本主义当中的两个配置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是通过将理论转变为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力量”来克服的。按照这种观点，经济学是一种“科学知识”，它告诉公民和政治家真正的正义是市场正义，每个人在其中按照贡献而不是根据被重新定义为权利的个人需要来获得报酬。就经济理论被人接受为一种社会理论而言，它确实会“成为现实”，即成为行动性的理论——因此暴露出了它作为一种劝服类社会建构工具的本质上的虚夸属性。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要劝服人们走出“非理性的”、对于有别于市场法则和财产权利的社会和政治权利的信念却并不那么容易。迄今为止，非市场的社会正义观念一直在抵抗经济合理化的企图，在推进新自由主义的沉闷年代也许还和后者一样有力。
对于经济学主流来说，诸如通胀、公共赤字、私人或公共债务过度之类的失常现象源于人们未能充分领会那些支配作为一种财富制造机器的经济规律，或者在自私地追求政治权力时无视这些规律。相反，政治经济理论认为市场配置仅仅是政治经济体制的一种，它由那些握有稀缺生产性资源并因此在市场中占据强者地位的人的利益所主导。另一种体制，政治配置，得到了那些经济地位不高但政治权力可能很大的人的推崇。从这种角度看来，标准经济学基本上是在理论上拔高了为那些拥有强大市场力量的人服务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并将他们的利益等同于普遍利益。它代表了生产性资本的拥有者在分配上的诉求。
在主流经济学的语言里，危机似乎是对政府未能尊重作为经济的真正主宰者的自然规律的惩罚。相反，一种名实相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则视危机为生产性资源的拥有者对于进入他们的排他性领域、试图妨碍他们把市场力量壮大到极致并因此打击了他们对于靠自己的精明冒险获得公正奖赏的期望的民主政治的“卡莱茨基式反应”(Kaleckian reactions)的结果。标准的经济理论把社会结构和利益及权力的分配看作是外生的，视它们为常量并因此把它们隐藏起来，为了经济“科学”的目的还让它们变成自然给定的。这种理论所能够想象的唯一的政治，就是机会主义地或者至多是无能地向经济规律屈服。好的经济政策一定是非政治的。问题是这种观点并不被许多认为政治是一种对抗市场的不可多得的资源的人所接受，后者的无拘无束的作风会让他们插手一切他们感觉对的事情。除非他们被说服把新古典经济学视为一种社会生活本是的且应该是的自明的模式，否则他们的被表述为民主的政治要求就会与标准经济理论的处方背道而驰。资本主义的政治学，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已出色地把我们带出了堕落的民主机会主义的沙漠，带进了自我调控的市场的乐土。但是，直到现在，民主的抵抗还在继续，由抵抗所带来的市场经济的失调也已加剧。
二、二战后的和解
二战后民主资本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的十年里经历了第一场危机。当时，通胀在整个西方世界开始飙升，而经济增长下降又使得维持资本和劳动之间和平相处的政治经济公式越发艰难，这种公式曾终结了二战毁灭之后的国内冲突。实质上，这种公式是用可使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获得社会保障和稳定提高生活水平的政治民主，来换取他们对资本主义市场和财产权的接受的。超过20多年不间断的增长，导致民众从心底里把连续的经济进步理解为民主政体下的公民的权益——当增长下滑时，这种理解就会转换为虽然让政府颇感荣耀但觉得越来越无力去满足的政治期望值。
劳动和资本之间战后和解的结构在其他已建立民主资本主义的国情截然有别的国家里基本上是相同的。它包括福利国家制度的壮大、工人自由参加集体工资谈判的权利、对完全就业的政治保证等。但是，当增长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步履蹒跚时，这种组合就很难维持了。自由的集体工资谈判使得工人能够通过他们的工会按照已变得根深蒂固的工资定期逐年提高的期望值去采取行动，同时政府的完全就业承诺，加上福利国家制度的普及，也保证了工会不用担心因工资方案高于生产力增长所造成的岗位损失。政府政策因此导致工会的谈判力量盖过了自由劳动市场本可维持的力量。20世纪60年代，这种力量在全球范围的劳工好战浪潮中找到了表现途径，这股浪潮由一种强烈的追求生活水平提高的政治权利感所激发，且没有得到失业恐惧感的制止。
在随后的年份里，整个西方世界的政府都面临着如何在不必取消凯恩斯式完全就业承诺的情况下使工会放缓其成员的工资要求的问题。在那些其工资集体谈判制度的体制结构不利于三重“社会合约”谈判的国家，大多数政府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都坚信为了容纳实际工资上升而允许失业增加，对于它们自身的存活来说太过冒险，更遑论对于资本主义民主的稳定性而言。唯一的出路是接纳这样的货币政策，即在允许自由工资集体谈判和完全就业继续共存的同时，以通胀率上升到逐年加速的水平为代价来做到这一点。
在早期阶段，通胀对于由强大的工会所代表且在政治上强大得足以实现事实上的工资指数化的工人来说并不是大问题。通胀一开始是以债权人和金融资产持有人为牺牲品的，这群人通常不包括工人，或者至少在六七十年代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可以把通胀描述为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分配冲突在货币上的反映的原因。那时，工人阶级既要求就业保障，又要求享受他们国家的收入的较高份额，而资本家阶级也在千方百计最大化其资本回报。就在两边都依据彼此不能兼容的有关他们有权拥有什么的观念行事时，即一边强调公民的权益而另一边强调财产权和市场力量时，通胀也许还可以被视为社会失范的表现，在这个社会里，出于结构的原因，各方无法达成社会正义的共同标准。
对于在增长率下滑处境下面临工人和资本的要求相冲突的政府，一种让谁都高兴的货币政策是避免零和社会冲突的便捷的权宜之计。在二战刚刚结束的几年里，经济增长给正在与不能兼容的经济正义概念作斗争的政府提供了新增的商品和服务，以方便它们缓和阶级敌意。现在，政府必须与新增的还没有被实体经济所吸收的货币打交道，由此将未来的资源推向现在来消费和分配。这种冲突平息模式尽管一开始有效，但不可能无限期持续下去。到头来，通胀引起了越来越满腹猜疑的资本所有人的卡莱茨基式反应，从而引发了失业，使那些一开始从通胀中受益的工人得到了惩罚。到了这个为时已晚的时候，民主资本主义之下的政府开始面临停止实施让谁都高兴的再分配工资方案并恢复货币纪律的压力。
三、低通胀，高失业
通胀到1979年之后被征服了。当时，被卡特总统新近任命的联邦储备银行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将利率提升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水平，引起失业率飙升至大萧条以来的最高值。当里根总统1984年连任时，沃尔克的“盲动”被压了下去，据说里根最初曾害怕沃尔克冒进的反通胀政策会产生政治副作用。追寻美国脚步的撒切尔1983年赢得了第二个任期，她同样无视高失业率，以及紧缩货币政策所引发的迅速的解工业化。不管在美国还是英国，反通胀都伴随着政府和雇主对工会的无情攻击，其典型事例是里根对空中交通管制员的胜利、撒切尔对全国矿工工会的打压。在随后几年里，通胀率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继续保持低位，而失业率却基本上稳步高企。与此同时，工会活动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减少了，罢工变得如此之稀少，以至于一些国家停止了罢工数据统计。
新自由主义年代开始于美国政府抛弃已广为接受的战后民主资本主义的智识。这种智识认为，失业将会损害政治支持，这不仅对于当时的政府是如此，对于民主资本主义本身也是如此。里根和撒切尔在各自选民身上进行的实验，获得了全世界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但是，那些本希望通胀的结束意味着经济失调结束的人，很快就失望了。随着通胀后退，公共债务开始上升，而且并不全然是意料之外的。80年代的公共债务高企有许多原因。增长停滞使得纳税人比以往更加讨厌纳税，而且随着通胀的结束，通过所谓的“税级攀升”实现的自动的税收增加也走到了头。在支出一方，由货币稳定所造成的失业率上升，要求提高社会援助支出。70年代为回报工会的适度工资要求而创设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权益——就好像是为了新合作年代而延缓工资要求似的——也开始到了兑现的期限，由此日渐加重了公共财政的负担。
随着通胀不再能用于弥补公民的要求和“市场”的要求之间的鸿沟，确保社会安定的重任就落在了国家头上。一时间，公共债务似乎变成了通胀的一个方便的功能对等物。就像通胀一样，公共债务也使得政府有可能将眼前事实上还没有生产出来的资源投入到现时的分配冲突中，让政府可以借未来的资源来应急。随着市场和社会分配的斗争从劳动力市场转往政治舞台，选举的压力就盖过了工会的要求。政府不再让货币膨胀，而是开始借越来越多的钱满足作为公民权益的利益要求和服务要求，同时竭力主张提高收入，以反映市场的判断，并由此帮助生产性资源最大可能地用到有利可图的地方去。低通胀于此有帮助，因为它让债权人相信政府债券将会长期保值。在通胀扑灭之后紧随而来的低利率也有这种效果。
然而，和通胀一样，公共债务的积累也不能是无限期的。经济学家早就警告说，公共赤字支出将“挤出”私人投资，引发高利率和低增长，但他们从来未能确定关键的门槛到底在哪里。实践中，至少在短时期内，通过解除金融市场管制同时借助不断的“工会禁制”(union-busting)来容纳通胀，是有可能保持低利率的。还有，尤其是在国民储蓄率异常低的美国，国家不仅把它的政府债券卖给本国公民，而且卖给外国投资者，包括各类主权财富基金。而且，随着债务负担加重，越来越大的公共支出比例不得不用于还本付息，即使利率依然保持低位也是如此。总之，必定有这样一个时刻，虽然明显不知道是何时，不管是外国的还是本国的债权人都会开始担心如何把他们的钱收回来。到了这个为时已晚的时候，来自“金融市场”的、要求整顿公共预算和恢复财政纪律的压力将会剧增。
四、解除管制和私人债务
美国1992年的总统选举由两个赤字问题所主导：一个是联邦政府的赤字，另一个是整个国家的赤字，即对外贸易赤字。最先凭着“双重赤字”展开竞选活动的比尔·克林顿的胜利，开启了全球进行财政整顿的尝试，而急于推进此项工作的，则是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组织，比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开始，克林顿政府似乎比较重视通过社会改革，例如增加教育的公共投入，来加速经济增长，最终结束公共赤字。但一旦民主党在1994年的中期选举中失去了国会多数地位，克林顿就转向了一种紧缩政策，包括大幅削减公共支出，改变社会政策，用总统的话来说，就是告别“我们所知道的福利”。从1998年至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几十年来第一次有了预算剩余。
但是，这并不是说，克林顿政府已经差不多找到了办法，可在不诉诸额外的、还有待生产出来的经济资源的情况下，平定民主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克林顿的社会冲突管理策略严重依赖于解除金融部门的管制，这种管制在里根治下已经开始，现在得到了比以前更有力的推动。由不断的非工会化和急遽削减社会性支出所引起的收入不平等急速上升，以及由财政整顿所引起的总需求减少，这一切都被公民和企业遇到的借钱自己花的史无前例的机遇所对冲了。人们新造了一个贴切的词“私有化的凯恩斯主义”(Privatized Keynesianism)来描述用私人债务取代公共债务的真实含义。不是政府借钱去资助大家平等地拥有舒适的房子，或者学会可拿出去卖的工作技术，现在是单个的公民在极度大方的债务体制下被允许，有时是被迫，去风险自担地贷款，以支付他们的教育费用，或者资助他们搬进某个不那么赤贫的城市社区。
克林顿借助于解除金融管制的财政整顿和经济复兴政策有许多受益人。富人省下了高额的税收，而他们中那些聪明得能够把自己的利益转移到金融部门的人，依靠无比复杂的、现在几乎可以不受约束地出售的“金融服务”赚得钵满盆满。但是穷人也发达起来了，至少他们中一些人一段时期内是如此。不管到头来如何空欢喜一场，次级抵押贷款都变成了替代被同步废除了的社会政策的办法，以及替代在“弹性化了的”劳动力市场的下端再等也不来的工资增加的办法。尤其对于非洲裔美国人来说，拥有一个家不仅是“美国梦”的实现，而且是急切的养老金的替代办法，这种养老金是他们中许多人当时在劳动力市场挣不来的，更不敢指望誓言要永久紧缩的政府了。
金融自由化因此替这个财政整顿和公共紧缩的年代作了垫付。个人债务取代了公共债务，而由快速增长的赚钱工业提供的高酬劳所造就的个人需求，取代了国家为支持建筑业和其他部门的就业和利润而控制的集体需求。这些变化在2001年后加速了，当时，联邦储备银行为了防止经济滑坡和随之可能出现的高失业率回归而转向了极低的利率。除了金融部门获得史无前例的利润之外，私有化了的凯恩斯主义还维持了这样一个泡沫经济，羡慕者决不只有欧洲的劳工运动。事实上，艾伦·格林斯潘的超发货币以支持美国社会迅猛增长的借债需求的政策被欧洲的工会领导人夸赞为一种模式。他们兴高采烈地指出，和欧洲中央银行不一样，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受法律约束不仅要提供货币稳定性而且要提供高就业水平。当然，这一切到2008年就戛然而止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繁荣所倚靠的国际信用金字塔，在这一年轰然坍塌了。
五、主权债务
随着私有化了的凯恩斯主义在2008年破产，战后民主资本主义的危机进入了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前三个阶段分别是：连续的通胀年代、公共赤字年代和私人债务年代。当全球金融体系风雨飘摇之际，民族国家极力想将为补偿财政整顿而许可的呆账社会化，以重建经济信心。加上为防止“实体经济”崩溃所必需的财政扩张，二者造成了公共赤字和公共债务一次新的暴涨——这一事态，正如我们看到的，根本不能归咎于机会主义政治领导人的盲目超额支出，也不能归咎于被误导的公共机构(就像“公共选择”理论和20世纪90年代主要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助下出台的大量制度经济学文献所暗示的那样)。
彻底粉碎了前十年财政整顿已有成就的2008年之后的公共债务大跃进，反映了这一事实，即没有一个民主国家敢于向它的社会施加另一次规模等同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经济危机，以惩罚金融部门的过度解除管制。政治权力再一次被用于动用未来资源来维护当前社会安定，因为国家多多少少自愿承担了较大比例的、最初在私人部门创造的新债务，为的是再次稳住私人部门的债权人。但是，尽管这么做有效地扶持了金融行业的造币厂，使它们又一次挣得了异乎寻常的利润、薪酬和红利，但它不能阻止人们日益加剧的怀疑，即在这同一个“金融市场”自我拯救的过程中，国家政府也许手伸得太长了。即使在全球经济危机还没有到来时，债主们就开始吵吵嚷嚷着要求回到财政紧缩下的稳健货币政策，让他们不再担心他们的大幅增加了的政府债务投资会打了水漂。
自2008年后的三年里，民主资本主义之下的分配冲突，转变成了一场全球金融投资者和主权民族国家之间难解难分的拉锯战。以往是工人与雇主斗、公民与财政部长斗、私人债务人与私人银行斗，现在则是金融机构与刚刚才被它们勒索过要拯救它们的国家斗。但是，权力与利益的隐含的构造要比此复杂得多，依然有待系统的探索。例如，自危机以来，金融市场已恢复向不同的国家收取差异极大的利率，由此使得它们施加给各国政府的、用以促使它们的公民默许史无前例的开支削减的压力出现了差异——这又和基本的、未加更改的分配的市场逻辑相一致。鉴于多数国家今日所负债务数额庞大，政府债券的利率哪怕小幅上升也能引发财政灾难。同时，市场必须避免将国家推入宣布主权破产的境地，这是一旦市场压力过大政府总会选择的一种做法。
民主资本主义下社会权益的要求和自由市场运行的要求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今还有更多的表现方式。一些政府，包括奥巴马政府，曾试图通过更多的债务催生又一轮经济增长——希望未来的整顿政策将会得到某种增长红利的帮助。其他国家也许会私底下希望回到通胀，通过温柔地盘剥债权人来慢慢消化积累的债务。同时，金融市场也许盼望来一场有希望的反政治干预的斗争，一劳永逸地重建市场纪律并终结一切颠覆这个市场的政治企图。
进一步的复杂情况源于这一事实，即金融市场需要政府债务来保证投资安全；给预算平衡太大的压力会剥夺他们极为惬意的投资机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将他们的很大一部分储蓄投入了政府债券，而许多工人现在也拼命投资于补充养老金。
不管日渐兴起的公共债务的国际政治其横截面有多么复杂，金融稳定的代价很可能都由那些并非手握金钱或至少是手握大笔钱的人来支付。例如，公共养老金改革将在财政压力下加速；世界人任何一个地方的政府违约，私人养老金也会受到冲击。普通公民将会用他的私人储蓄、公共权益的缩减、公共服务和高税收的削减，来替公共财政的整顿、外国政府的破产、公共债务的利率高企以及(如有必要)国内和国际银行的又一次拯救埋单。
六、系列转移
在二战后增长结束后的40多年里，民主资本主义内部的结构张力从一个制度环境转到了另一个，引发了一系列虽有不同但系统相关的经济失调。在70年代，民主对社会正义的诉求和资本主义对依据边际生产力来分配或对“经济正义”的要求之间的冲突，首先是在国内的劳动力市场上表现出来的，在这些国家，工会依据政治上有了保证的完全就业所施加的工资压力，引发了通胀的加剧。当实际上由通货贬值所造成的再分配效应在经济上变得不可持续，迫使政府冒着高度政治风险停止这种做法时，冲突在选举舞台再次出现了。在这里，它引发了公共支出和公共收入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并由此引起公共债务急速上升，为的是响应选民对于超过民主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奉献给它的“税收国家”的限度的福利和服务要求。
但是，当控制公共债务的努力变得不可回避时，相关努力出于社会安定的考虑必须伴随着解除金融管制、放松私人信用的准入，以之为满足公民对保障和繁荣的习以为常的、政治上强大的要求的替代方式。这么做的时间也不过延续了十年左右，此时全球经济在不现实的、政府为了补偿财政紧缩而许可的透支未来用于当前消费和投资的承诺的重压下，几乎已喘不过气来。从此，社会正义的流行观念和经济学对市场正义的坚持之间的冲突，再一次改变了场所，这次是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以及在当前发生于金融机构和选民、政府、国家、国际组织之间的复杂斗争中重新出现的。现在的问题变成了国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给其公民强加财产权和市场的利润期望值，同时避免被迫宣布破产，并保护那种也许依然是它们的民主合法性的东西。
容忍通胀、接受公共债务、解除私人信用管制，这都不过是政府在面对明显不可调和的、两种相互矛盾的民主资本主义下的配置原则时采取的权宜之计：其一是社会权利；其二是由市场评价的边际生产力。容忍通胀、接受公共债务、解除私人信用管制，三者临时可起作用，但接着又开始引起比已解决的问题更大的问题，这表示资本主义民主政体下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稳定之间的长期和解，是一个乌托邦的愿景。政府在解决它们眼前的危机时所能够做的，不过是将危机推向新的舞台，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没有理由相信这个过程——这是民主资本主义矛盾的连续表现，即使是以新的经济失调的变种出现亦如此——已经结束。
七、政治动荡
到了这时，有一点似乎已很清楚，即民主资本主义的政治可控性近年来已急剧削弱，尽管一些国家情况甚于其他国家，但总体上在新兴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是如此。这样一来，不管对于民主还是对于经济来说，风险都在加剧。自大萧条以来，政策制定者们还很少遇到过今日如此大的不确定性。人们有着广泛的共识，即下一个泡沫正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形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廉价的货币太过泛滥了。次级抵押也许不再能给自己引来投资，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但还有原材料市场，或者新的互联网经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金融企业利用中央银行提供的剩余资金，为了它们的尊贵客户，当然也为了它们自己，投入任何一个新的增长部门。但现在，私人资本主义对2008年模式的公共紧急援助不可能再重复，哪怕仅仅因为公共财政之手已经伸到了极限。
而且，民主也和经济一样在当前的危机中处境危急，倘若不是更甚的话。不仅当代社会的“系统整合”——亦即它们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有效功能——变得危殆，而且它们的“社会整合”也是如此。随着新的紧缩年代的到来，民族国家调解公民权利和资本积累需要之间的矛盾的能力已受到严重影响。所有地方的政府都面临强烈的反增税阻力，尤其是在高负债国家，在这些国家里，新的公共资金必须花很多年时间才能付清很久之前已消费的商品。而且，在空前紧密的全球相互依赖性面前，要伪称经济和社会、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在国内政治群体中得到解决，已不再可能了。今天，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不顾及国际约束和义务而实行统治。民主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矛盾，已变得国际化了，它们不仅在国家内部而且在国家之间已自行以一种有待我们探索的联合和交织的方式发挥作用。
正如我们现在每天从报纸上读到的，“市场”已开始以一种史无前例的方式发号施令，就像主权和民主国家至今对其公民所做的那样。曾经作为给全球金钱业带来灾难的工具的总部位于曼哈顿的同一所评级机构，如今正在威胁下调那些接受了以前不可想象的新债务水平以拯救这个行业的国家的债券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的评级。政治依然在控制和歪曲市场，但似乎只是在远离老百姓的日常体验和组织能力的水平上是如此：不仅用航空母舰而且用无节制提供的信用卡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依然让中国购买了它的攀升的债务。所有的其他国家都必须聆听“市场”说了什么。如此一来，公民越来越认为他们的政府不是他们的代理人，而是其他国家的代理人，或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这样的国际组织的代理人；说它们是传统的民族国家，不如说它们已隔绝于选举的压力贴切得多。
民主国家现在面临的它们的新首长们的政治期望是不可能满足的。国际市场和机构不仅要求政府而且要求公民诚心诚意地自行实施财政整顿。必须使反对紧缩的政党在国内选举中惨败收场，而且不管是政府还是反对派都必须公开地承诺“稳健财政”，否则偿债的代价就会高企。选民没有多大选择的选举，也许会被他们视为是作弊，由此也许还会引发一切类型的政治动荡，从否认选票数到民粹党的崛起，再到街头的暴动。
这方面的原因之一是，分配冲突的舞台已大大地远离了民众的政治。20世纪70年代的国内劳动力市场，加上它们给社团主义的政治动员和阶级内部的联合带来的无数机遇，以及80年代的公共支出的政治，并不一定能摆脱“华尔街人”的掌控和算计。从此，民主资本主义解决矛盾的战场已变得无比复杂，使得任何不属于政治和金融精英的人极难认清背后的利益，极难确认哪些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在民主如我们所知被搁置的地方，比如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这些国家，街头暴动和民众叛乱也许对于那些缺乏市场力量的人来说是最后遗存的政治表达。我们是否应该希望，在民主的名义下，我们不久将有机会看到再多几个例子？
社会科学即使有也很难帮助解决今日的经济和社会失调背后的结构张力和矛盾。但它能够做的，就是说明它们，并分辨出可以借此完全理解当前危机的历史连续性。它还能够——且必须——指出，花样百出的民主国家已摇身变成了收债机构，为的是全球投资寡头的利益。更超乎往常的是，经济力量今日似乎变成了政治权力，而公民看来几乎已被完全剥夺了他们的民主防御武器，也被完全剥夺了奢望有可与资本所有者相提并论的政治经济利益和要求的能力。事实上，回顾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民主资本主义的系列危机，似乎真有一种新的(即使是暂时的)解决发达资本主义下的社会冲突的方案的可能性，而这次它完全有利于如今牢固地占据着他们的政治上无懈可击的堡垒即国际金融产业的有产阶级。
*原文题为“The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是作者在佛罗伦萨欧洲大学联合会(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所作“马克斯·韦伯讲座”的讲义。
标签：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中国工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公共危机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