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生产者与享乐消费者的分化：一种二律背反的社会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者论文,消费者论文,结构论文,社会论文,二律背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5-0137-08
随着现代社会从生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消费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凸现，消费研究也上升到社会结构层面，消费所体现的社会结构关系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问题。① 本文聚焦的是一部分消费者从社会群体中分化出来日益成为相对独立的地位优越的群体(享乐消费群体)，从而导致当代社会生产者与消费者出现“二律背反”的社会分化现象。所谓“二律背反”特指的是劳动生产者不是消费的享受者，而享乐消费者则远离生产劳动。本来劳动才是消费的源泉，但消费利益却没有被劳动者所优先享受，这种二律背反现象明显是一种本末倒置！这种现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源于现代社会消费欲望扩张性与生产意愿缩减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由生产社会转为消费社会，消费主义文化浸入社会之中建构的结果，由此带来了社会空心化、虚拟化、休闲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然而，这种分化的噪音却在以社会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提升人们的幸福感的凯歌声中被遮蔽，不为人们所关注，甚至变相地被当做积极的现象加以大力鼓励。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及其发展，社会二元结构出现多元化的格局。本文所探讨的劳动生产者与享乐消费者的分化由于直接涉及社会基本矛盾而处于社会结构的基础，是构成其他社会分化(如城乡分化、贫富分化、代际分化等)的重要原因，同时也随着其他社会分化的加剧而加剧。
一、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是如何转向二律背反的
生产者与消费者是社会结构存在的两大基本群体：生产者能通过自己的能力与工作来养活自己(自养生物)，同时也能够通过劳动的转换，把产品(商品)转化为生活资料，为其他人提供物质和能量，因此在社会生态系统中居于最重要地位；非生产者的消费者则是他养生物，自己不劳动，靠生产者提供的资料生活。在正义道德观念与正常社会制度的约束下，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应该参加生产劳动，不劳动不得食。因此合理存在的纯粹消费者应该是老弱病残等无法参加劳动的群体。根据社会分层对工作领域与消费领域来划分，在两大群体当中又分别存在不同层级，前者表现为因职业地位的高低形成的分层，后者表现为因消费水平的高低形成的分层。劳动生产者与享乐消费者的明显分化就是生产者与消费者地位的转变及其社会分层的结果。这种分化的链条体现在，劳动生产者处于工作职业的底层，而享乐消费者则处于消费分层的顶端。
劳动生产者主要指从事物质生产的一线工作者，是社会实在价值的创造者，其特征是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并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享乐消费者则是指那些基本上不用工作而从事休闲消费或从事的工作是消费享受型(即工作性质的消费享受性特别突出)的人，其最大的特征是其消费已经超出了满足生活基本的需要，具有浪费或奢侈的特征。从历史上看，最早的享乐消费者是奴隶主，奴隶主是纯粹的消费者，奴隶基本上是纯粹的生产者。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少数剥削阶级是典型的享乐消费者阶层。随着社会的发展，享乐消费者已经具有了超阶级的意义，占的人数逐渐增多，当今在一些发达国家中甚至于达到1/3的人不直接参加劳动而是通过消费或社会福利等其他方式来享受劳动产生的结果。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这个现象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棘手的社会问题。在阶级社会，享乐消费者与劳动生产者的对立实际上就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对立，呈现出的是愤怒的社会结构，劳动者最终会发起反抗剥削阶级坐享其成的革命，进而改变这种攸关利害的不合理的状况。而在阶级逐渐淡化和阶级界线不太明朗的现代社会中，由于享乐消费者爆发性地逐渐增多，再加上市场力量与国家力量的双重支持，使得享乐消费合理化且合法化，传统的愤怒的社会结构变得中性化了，社会绝大多数人向往而不是反对享乐消费者的生活，享乐消费成为社会推崇的生活方式。如上所述，劳动生产者与享乐消费者的分化在传统社会就已经存在，但到了现代社会并没有消除，反而被社会所认同(尽管主流社会及当事人不一定认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退化。
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历史有力地证明，劳动生产是何等的重要！社会和个人之所以看重生产，尊重劳动者，这是因为：第一，劳动创造财富。劳动是大自然成果的创造者，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不二法宝；要改造自然获取生活资料必须通过劳动。人生天地间，劳动最为先；劳动创造了人，主宰着人类的命运，是人类生命的保障。第二，劳动使人健康。劳动强壮了身体，劳动使人长寿。人是动物，本来是好动的；劳动不只是为生活，也是为健康。第三，劳动使人际和谐。交往实践是劳动开展的前提，保证生产活动正常进行而发挥沟通和协调作用；另一方面，正是在劳动过程中，人们建立起人际关系的认同方式，培养了集体工作、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相互信任等这样一些人际交往的宝贵品质。第四，劳动塑造美德。促进人们道德和精神上的发展是劳动的最大益处。劳动能够使人摆脱寄生虫和剥削者、怯懦者和懒汉的恶习，是抑制贪图享受的最有效途径。劳动被视为是人生至高无上的职责，因而不仅是经济的范畴，而且是道德的范畴。
上述生产劳动的观念与实践一直支配并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劳动至上的社会制度下，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都必须参加劳动，凭劳动获得个人消费资料。有劳动能力而不参加劳动的人则无权领取个人消费资料。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要说明的是，尽管在传统社会也有一部分人不劳动，依赖他人劳动而活，但这部分人从观念上是重视生产劳动的，从实践上也不敢懈怠劳动。
当人类历史进入消费社会后，“工作失去了其优越地位”，不再是自我建构与身份建构得以围绕其旋转的中轴；“工作也不再是伦理关注的焦点”，而失去了培养人、救赎人的道德意义。②区分富人与穷人的标准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主要看消费：“有的人在完全就业状态下依然贫穷”，“在消费社会里，‘正常生活’是消费者的生活”，“消费社会的穷人是无法过正常生活的人，更别说过快乐的生活了”；“穷人境况的本质特点是有缺陷的消费者”，是“失败的消费者”。③鲍曼在这里强调的是，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越多的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越高，而消费贫穷的人，则会“面临被抛弃、被剥夺权利以及被降格、被阻隔或者被驱逐出其他人得以享用的社会盛宴的痛苦”。④显而易见，消费者群体也存在社会分层，富裕的消费者是不需要一半奢侈一半节俭的“两栖消费”的。社会中的贫困消费者总是面临着“消费降级”规律，取消可有可无的消费甚至“节衣缩食”，他们被紧紧压在了消费频谱的下沿。
从历史上看，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大致三个阶段：(1)自然经济阶段：生产者与消费者是合一的，生产者消费自己生产的产品，自给自足；(2)商品经济阶段：产品有了剩余，出现了社会交换，生产者与消费者发生分离，是一种买卖关系与供求关系，这种经济关系经历了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转变，因而蕴含着消费者逐渐占据主动地位的可能性；(3)虚拟经济阶段：呈现出一种更高阶段的“产消分化”。在自然经济阶段，产品并不丰富，产量也有限，人们维持的是一种低水平消费生活状态。另一方面，在阶级对立的领域内，劳动生产者和享乐消费者的地位分化靠武力维持，例如农奴和领主的关系。当今社会虚拟经济的大力发展，使得一部分人不需要从事生产劳动，却享有高水平的休闲消费生活；科学技术取代暴力维系着享乐消费者与劳动生产者的分化，并使得这种分化合理化了。一种充满二律背反的二元社会结构由此显现出来。
二、享乐消费者是如何优越于劳动生产者的
发展科学技术与从事生产与工作的主体是人，大部分人既是消费者又是工作者，但是，处于“第二现代性”(“消费者现代性”)的人已经颠覆了早期现代性的社会角色，即由生产者优先转为消费者优先；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理念下，是享乐伦理而不是工作伦理占据主导地位，“劳动的身体”变成了“追求欲望的身体”。⑤在传统社会，享乐主义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病理现象，现代社会中，居于享乐地位的人被视为成功的人，享乐不仅成为人们争先模仿的生活方式，而且还渗透到工作中，成为人们工作选择的优先考虑因素。
具体来看，享乐消费者优越于劳动生产者表现在：
1.享乐消费者高贵，劳动生产者卑微。劳动生产者以劳动为天职，享乐消费者以生活为天职，生活天职的概念(life-vocation)在西方已经流行。社会上凡是装潢华丽、环境优美的地方都是面对消费者的，而衣着简朴的劳动者通常会被挡在门外，或望而却步。现代社会是一个消费者趾高气扬的社会，到处游走着波德莱尔笔下的“抒情诗人”(参见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他们游手好闲，却充满着购物欲望。博览会、游乐场、夜总会、酒店饭馆、百货商店、股票市场、旅游景点总是享乐消费者的天堂，构成了城市的繁华消费景观与消费者的洋洋众生相。生产者被边缘化了，隐退在艰辛、阴暗、脏乱的车间中、工地上、田野边。辛勤耕耘的农夫、忙碌操作的工人、埋头算账的会计、谨小慎微的服务员，处于社会的不同劳动领域但却是一模一样的碎片、是同一生产机器的组成零件，只是使着不同的工具而已。哪怕是高级的管理人员、白领工人、计算机工程师，也总是处于工作的压力之中，没有惬意的感觉。
2.享乐消费者自由，劳动生产者服规。劳动生产者受伦理规范的制约，享乐消费者受美学旨趣的引导。“消费，越发丰富与多样的消费，必须以消费者可以享用的权利出现，而非必须承受的义务。消费者必须受到美学旨趣的引导，而非伦理规范”，⑥与此不同，“工作伦理是一项戒律”。生产者总是受到惩罚与规范的，全景式的控制方式只适用生产者，而消费者则是逍遥自在的，消费者所具有的选择权，“是已经内化且更新进生活天职中的职责”，“拥护消费者形态，意味着首先要和选择陷入爱河”。⑦因此，在相同的社会条件下生产者所获得快乐指数低于消费者所获得的快乐指数，或者说，生产者的幸福感要大大低于消费者。
3.享乐消费者“按资盈利”，劳动生产者“按劳分配”。随着消费投资热潮的到来，社会上出现了一个“生产消费者”群体，这类消费者专事消费，但同时又通过一种特殊的消费手段介入生产过程来赚钱。过去的观念是：要多赚钱就得努力工作，如今消费也能盈利，而且可以比人们直接参加生产劳动更赚钱！陈瑜著有《消费者也能成为资本家》一书，认为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已不是单纯的消费，而变成了一种财富积累和资本投入，就这样，消费者在消费的同时，来了一个华丽的转身，消费转化为资本，消费者变成了资本家。⑧ “生产消费者”彰显出如下逻辑：创造更多财富的方法是更巧妙地花钱和更多地花钱而不是更辛苦地工作！难怪“消费资本化”被看作是一场新的消费革命。消费资本化致力于实现的是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共赢，而处于生产过程的劳动者很难从消费资本的运营中分享到其带来的价值，这是因为，生产经营者一般是股份拥有者，现代企业的剩余价值主要是由具有股东身份的管理者所分享。劳动者领取的是固定工资，其劳动产品价值由市场定价，他们缺乏消费资本利润的获取权；而生产经营者及其消费投资者的收益则由于或者拥有生产资料或者拥有投资资本而具有了投资盈利获取权。现代企业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普通劳动者领取固定工资(按劳分配)，而企业经营者和消费资本所有者获得企业利润(按资盈利)。这实际上是变相地侵犯了生产者的利益，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剥削了生产者劳动创造的价值。商品生产者没有利润就会失去劳动的积极性，带来的后果是产品的质量打折扣，有的甚至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欺骗报复消费者，以至于形成一种怪异的阻止消费的力量；反过来，对于靠社会消费来获取生产价值的劳动者来说，阻止消费实际上是浪费了自己的劳动，无异于在浪费生命。
由于享乐消费主义逐渐地侵蚀到劳动与工作之中，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传统划分已不适应消费时代。投入创造实在价值的生产劳动的观念淡薄了，即使出于满足生活需要而参加工作与劳动，也出现了一种偏好，即具有享乐性的或变相享乐的权力性的工作受到人们的青睐。
1.享乐性工作。鲍曼将消费社会的工作分为“有趣的”与“令人厌烦的”两大类，并指出只有两类人会选择令人厌烦的工作：一类是未经消费社会改造和没有变化成消费主义者的人，还有就是那些试图通过出卖劳力以谋取生存的穷人、打工者。⑨我们注意到，鲍曼将“成熟”消费者与生活富裕者归为一类，他们通常选择的是“有趣”的工作，或“美学”满足的工作。审美消费中的身份差异反映了贫富差异，审美性工作变成了强势群体的等级化的身份认同方式，正如鲍曼所言：“工作的美学价值在消费社会里已经转化成强有力的层级化因素”；“娱乐式的工作是最让人垂涎的特权”，那些被赋予这种特权的人，整日沉浸在感官的享受当中，实现着自我，面临着奇迹般的幸运，“他们的成就有梦想成真时的所有症候”，⑩因而成为当代的精英群，普通人是没有机会以作为职业的方式来从事娱乐性的工作的。
2.权力性工作。作为控制事物或人员的处于中枢的权力性工作，能够满足人的骄傲、自尊、声望，是社会交换中处于层级最高的工作。按照布劳的看法，“服从”处于社会交换的最低层级，因为人们在缺乏金钱、声望等各种资源与资本的情况下就只有“服从”；而在韦伯看来，权力(无论是传统权力、超凡权力，还是法定权力)的最大特点恰恰是拥有权力的人在社会行为中，不顾参与该行为的其他人的反抗而实现自己意志的机会。主流权力的典型表现就是“霸权主义”。福柯的“多元权力观”终究没能颠覆嚣张的权力意志，而哈贝马斯也只有无可奈何地将权力(还有金钱)放在与生活世界相隔离的系统中，呼吁权力不要侵入生活世界。由于握有权力的工作者高高在上，加上腐败消费文化的影响，使得一些拥有官位的人养尊处优。在这种情况下，权力性工作实际上比起娱乐性的工作来在享乐与消费生活上更胜一筹。
有显著变化表明现代社会呈现出一种生产逐渐被享乐消费所侵蚀、所主导的趋势。在消费浪潮的冲击下，生产越来越变得面目全非。目前社会上出现了娱乐也是工作、生产也是消费的职业，如网上传播着目前求之难得也是最具有快乐性的“10大极品工作”：职业杀价手、专职选美人、美食旅行家、专业“八婆”(娱记)、先驱级书虫、国际游学者、积木堆砌师、儿童漫画师、品酒师、酒店试睡员。(11)显而易见的是，这十大职业的特点是以消费或娱乐为主的，“寓工作于快乐”之中，购物、选美、美食、八卦、品书、游学、乐园设计、漫画创作、免费品酒、品评酒店，这十项工作没有一项是直接与生产有关的，其亮点尽在吃、喝、玩、乐、睡中，是对吃喝玩乐睡的品位，或对审美、精神创作的尽情操控。可见，在工作的层级中，劳动生产越来越边缘，那么处于这个层级的劳动者的地位也愈见低下，同时愈来愈成为低端的消费者，享乐消费者最终把自己变成最高端的工作者从而也是最高端的消费者。
由上述分析可见，享乐消费主义对劳动与工作的侵蚀，造成了消费者与生产者关系的变异，享乐消费者愈来愈优越于劳动生产者。
三、享乐消费者与劳动生产者二律背反形成的原因与后果如何
消费者转为享乐的消费者从而优越于劳动生产者，这种二律背反现象的形成似乎有着一个客观的态势，就是消费社会的到来，它直接导致了消费主义欲望的膨胀。传统的心灵(知情意)逐渐在现代人身上淡化，只剩下“欲望”这朵“恶之花”在消费主义浪潮的浇灌下娇艳怒放。享乐主义的消费观念“要求培养诸如浪费、自我纵欲、人为的商品废弃等一些现代消费特征，而这些特征又直接否定和破坏了成为这一体系基础的效率观念和工作伦理”，(12)说这话的社会学家格罗瑙点出了消费主义文化导致的工作伦理与享乐伦理的二律背反：贪图享受的人必定不会努力工作，但如果不努力工作，享乐则失去了来源和基础。现代社会出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尴尬局面：“经济增长”靠的是消费者的欲望和消费热情，而消费者的消费欲望越高，则生产意愿越弱，健康且充满智慧的劳动力就会短缺。因此，解决问题的路径实际上就转化为：如何能够控制享乐消费欲望的扩张，让工作与劳动重新回到本位？
要抑制由消费主义所引起的欲望的扩张，无非有两条途径：一是自我抑制；二是社会控制。那么，又如何能够呢？
卢梭在其论述不平等的小册子里，将自爱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真正的自爱和自私。出于真正自爱的需要，是一种有节制和控制的需要，而人为的需要则是自私欲望扩张的结果。比如，试图通过消费来达到超越于他人或试图出人头地的目标，其结果可能超过自己的支付消费的经济能力，或者由于奢侈消费和暴饮暴食引起人体的不适甚至各种疾病。这种消费的潜功能是自私消费的结果却为许多当事人所不知。对此，美国营养学家阿特沃特提出两个概念作为解决这一困境的办法：生理节约和金钱节约。(13)在我们看来，这两种办法对于欲望强烈的人来说似乎效果不大，固着于一些消费者内心的超越型欲望本身就是极度缺乏自控能力的结果，要他们自我控制犹如提着自己的头发可以离开地球一样的不可能。尽管可通过教育和伦理等让某些消费者个人达到自律，但从社会总体上看，能够在社会中抵御消费浪潮的终归只是极少数。这种抵制超越型消费的办法和措施的局限性主要是忽视了社会对超越型欲望的作用。
消费欲望是主观的，但总是受到一定社会条件的影响，如果说它是病态之花、邪恶之花，那是说它所生长的环境是病态的、邪恶的。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如今社会条件已经被消费主义文化所嵌入。人的欲望本身具有幻想性、激越性，再加上消费主义类似于台风的“鞭打”，就像一只脱缰的马，跃上了无限扩张的轨道。“解铃还须系铃人”，须知，当今社会正从消费文化的角度拖拽着个人的生活，使得消费欲望的扩张成为国家指导下的集体选择的结果。从我国民众的欲望在改革前的“节欲”到改革后的“纵欲”这样一个根本转变的对比中，就可以看出社会的条件是起着决定作用的，“超越型”欲望的真正的“系铃人”是社会而不是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超越型的欲望也是“水涨船高”的，而不是凭空超越的。(14)从个人来说，也许不具备支配高消费的财力水平，但是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媒体宣传却营造了一种高消费的“氛围”，处于这种消费主义社会环境的人(哪怕是穷人)都会具备超越型欲望的，只有极少数人(比如具有传统消费文化观念或具有环保消费观念的人，即使他们具有高消费的财力水平)例外。如此看来，要遏止劳动生产者与享乐消费者之间的二律背反，国家与社会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是国家责任所在，也是社会正常发展的需要。
享乐消费者与劳动生产者形成的二律背反，带来了社会空心化、虚拟化、休闲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目前我国出现实体经济空心化与消费主义的蔓延有着密切联系，原因主要有：一是实体经济不如非实体经济挣钱来得容易、来得快，而在具有强烈消费欲望诉求的人看来，有钱、有大钱才能满足享乐消费的需要；二是实体经济必须付出实实在在的艰辛劳动，并受到规训和机械设备的制约，这种劳动越来越不适应追求舒适、自由的现代人的脾性，也被好逸恶劳的心态所排斥；三是实体经济的产品具有“大众化”的特点，大多数产品普通且享受价值低，越来越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高级消费需求。如农产品，在享乐消费主义的眼光中，粮食已被纳入低级的食品类。消费文化作用左右了恩格尔系数的波动，消费重视面子、财富、意义、身份等成了消费支出的决定力量。这样，在我国，社会中创造实在价值的企业处处受窘，其获利远远不及那些经营虚拟价值的企业。文化工业(实际上是娱乐工业、媒体文化消费)而不是物质生产工业占优势地位，文化产业的GDP增长远远超过人文文化的提升，文化繁荣发展只是一些低水平的文化产业和娱乐文化大行其道，这恰恰与鼓动和培养享乐型的消费者的需求一拍即合。第三产业的服务业才是现代社会的新兴产业。真正而言，服务业满足的就是现代人五花八门的消费需要，而高档次服务业就是服务于享乐主义人群的。农业则处于最边缘又最不景气(因此才有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之说)的境地。我国农村趋向空心化，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农民“洗脚进城”似乎是用脚投票，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其实还有人性的因素。农民大量流向大城市，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且是为了离开缺乏娱乐性、享乐性的荒野之地，奔向能够满足千奇百怪欲望的大城市，那里的繁华热闹令人心往神驰。总之，喧哗的消费市场与冷落的生产形成强烈反差，高调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之下存在的却是虚无的“生产主义社会”。这种窘况在我国已经出现：一方面，“中国即将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国”，另一方面中国却留下何时能成为“科技强国”、“制造业强国”的疑问。
享乐消费者与劳动生产者二律背反的形成使得社会结构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倒金字塔”状态。“倒金字塔”结构的第一层是第一、第二产业的物质劳动生产者，随着物质生产部门的缩减，劳动人数会越来越少；第二层是第三产业的服务者、虚拟经济的运作者(即从事以金融平台为依托的各种活动，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这一层级的人数会越来越多；最顶层是包括享乐消费者在内的消费者，人数最多。一般而言，第三层级的人数在任何社会都会是最多的，问题在于，这种被消费社会笼罩的倒金字塔结构中，劳动生产者与享乐消费者是脱节的，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从事生产劳动，却向往享乐消费；而第三产业及虚拟经济不仅呼应了这一需求，而且本身也向着轻松、休闲、寄生的方向衍化。被消费社会托举扶拥到最上层的消费者当中，尽管实在的享乐消费者不是占多数，但是具有享乐消费欲望的人则绝对占多数。要知道，享乐欲望的危害性并不比享乐行动的危害性要低，而且控制享乐的欲望，比控制享乐的行动还要难。这种“倒金字塔”的社会结构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加大了城乡之间、贫富之间、代际之间的社会分化，危及到社会存在的基础，在一定条件下容易引起社会动荡。
四、如何扭转享乐消费者与劳动生产者的二律背反
享乐消费者与劳动生产者的二律背反及其倒金字塔社会结构的存在具有客观性，也具有建构性，但并不意味着就是合理的。消除这种非正常现象必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强本固基维护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据悉，由民建中央、农工党中央、全国工商联联名提交的《关于强本固基维护实体经济坚实基础的提案》被列为2012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的“一号提案”。一号提案提出，要摆脱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重重困境，必须要努力营造让勤劳做实业能富，创新做实业大富的市场环境，并让金融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位。我们认为，大力发展实体经济，这也是避免生产者与消费者两极分化的重要举措。毋庸置疑，生产是决定消费的，如果物质生产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础作用被抽空了，对于消费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正本清源，防范实体产业“空心化”，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者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的地位，生产者是经济实体的主体，实体经济的真正根基正在于此。与此相关，我们还要把促进就业放在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努力实现社会就业更加充分，这不仅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就我们的议题来看，解决就业问题还是减少社会上吃闲饭，提高生产人地位与作用的战略手段。
2.降低消费在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国家要改变那种纯粹依托于消费者欲望的提升来拉动经济的做法。须知，要维持一个社会生产的正常运行不是要扩张人的欲望而是要抑制人的欲望，这点已经被韦伯的新教伦理精神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作用所证实。“好逸”必定是“恶劳”的，贪欲促使人们会不务正业，不是靠辛勤扎实的劳动和创造，而是走歪门邪道，企图一夜暴富。一个社会这样的人多了，实实在在从事生产创造国民财富的人就变少了，满足欲望的财富就不足，争夺财富的争斗必然发生。要维持和谐的社会秩序，避免失范性社会，按照迪尔凯姆的看法，必须要保障欲望与满足欲望手段的正常平衡。欲望与满足欲望手段之间的不平衡是人痛苦的根源。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限定只能来自社会，“社会是唯一胜过个人的精神力量”，“只有社会才能直接地和整体地，或者通过它的某一个机构起到这种节制作用”，“只有社会才有必要的权威制定法律和给情欲指明不能逾越的界线”。(15)如果社会能对坐享其成的做法加以限制，认定人们满足其欲望的正常手段主要是通过劳动或工作，其他的手段或途径(如炒股、炒房等)只是一个人辅助性的获利手段，让社会成员认为这种秩序合理，他就接受社会给予他的限定，欲望与手段也就有了平衡的可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扩大内需、扩张消费却成为现代社会的热烈口号，为此不仅挑起了人们高消费欲望，而且还怂恿了人们对资源的争夺和利益的争斗，科学技术则成了满足日益膨胀欲望的推波助澜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消费的欲望怎么会减弱呢？社会如果本身就是消费欲望的始作俑者，那么，又怎么能够对这种欲望进行控制呢？
3.重新回归生产劳动塑造人改造人的积极作用。在现代，人们之所以还看重物质生产，主要看中的是它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人在物质生产中的社会价值和创造价值。因此挣钱成了人们参与工作和劳动的唯一目的，这也是当今物质生产在人们鄙视劳动的情况下仍然能迅猛发展的原因。要说明的是，强调生产的作用并不是要大力地无止境地生产物质产品，而是回归生产的人文价值。工作和劳动的观念可分为生存型、工具型、价值型三类，传统工作观念主要是以满足生存为目的的，物质丰富的市场社会影响下的工作与劳动主要是为了追求高收入、高享受的工具性目的；而价值型的工作劳动观则是追求工作与劳动的社会意义和人文境界。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满足需要的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劳动既可直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又可以达到审美、发挥智慧等精神需要的满足，从而使人伴随着劳动全面发展。我们要改变生产的那种工具理性的性质，即纯粹以提高生产率为重点以追求资本利润为目的生产方式，增加生产的人文价值理性；增强人们劳动和工作的意愿，抑制享乐尤其是那种坐享其成的贪欲，追求创造适宜社会财富的生产方式与塑造积极价值观念的生活方式。
4.加大国家对劳动生产者的社会福利保障。对于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是要加以鼓励和奖励的，通过按劳分配和在生产中的贡献大小来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通过劳动对创造国民财富的贡献，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来满足其生活需要并提高其幸福感。毕竟有生产才有消费，在社会上要提倡劳动光荣、工作者是美丽的价值观念，为劳动者创造舒适的环境、保障劳动的权力和权益。现代社会的劳动力是处于竞争中紧张的劳动力，越发需要国家福利的养护。福利国家不是提供给人们纯粹享受的机器，更不是养无所事事的懒汉，其存在的最重要的功能是通过提供良好的教育、完备的医疗服务、健康的食品等社会福利，养护社会正常发展的“劳动力”。从人性的方面看，消费是不需要拉动的，欲望既然是上帝赋予给人类的一个巨大的漏洞，人类自然会千方百计地努力来填补，而作为生产却恰恰是需要很大的动力才能推动的。鲍曼认为，市场经济操纵的劳动力自由流动给人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有无穷的生涩、温顺且未被惯坏的劳动力储备，在远处招手诱惑”。(16)对于一个需要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来维系生产正常运转的社会而言，劳动力不仅要靠劳动所得工资来养活，而且更是需要国家福利来滋润的，“福利国家维持了随时能够积极投入服务的劳动‘后备军’，并且在不需要他们服务的时候，让他们保持良好状态”。(17)毕竟，社会发展的动力是靠劳动而不是靠消费推动的，由劳动者起主导作用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这是无法改变的规律。
①赵卫华：《消费社会的议题》，《人文杂志》2006年第5期。
②③④[英]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仇子明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77、84-85、86页。
⑤[英]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马海良等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⑥⑦⑨⑩[英]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仇子明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75、73、79、80-81页。
⑧参见陈瑜：《消费者也能成为资本家》，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
(11)《10大极品工作求之难得 工作着才是快乐的》，新华网， 2012年3月2日， http://finance.qq.com/a/20120302/002078.htm。
(12)(13)[芬]尤卡·格罗瑙：《趣味社会学》，向建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6-8页。
(14)王宁提出，随着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人的欲望发生“起飞”，根据人们是否具有经济支付能力，把欲望起飞分成两类：一类是“水涨船高”型的欲望起飞，另一类是“超越”型的欲望起飞，前者指欲望的起飞是人们可支配收入水平提高的自然结果，后者则指欲望的起飞脱离了可支配收入水平而无约束地膨胀(参见王宁：《转型社会中的“欲望起飞”》，载自《广东社会与人口发展蓝皮书2006》，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年)。
(15)[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61-265页。
(16)(17)[英]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仇子明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109、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