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少数民族汉文创作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文论文,少数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代以前，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用汉语汉文创作的书面文学作品十分
罕见，即便有，也多半是用汉文记录的民间口头文学作品或翻译之作，如《越人歌》、《白狼歌》、《行人歌》、《巴人歌》等。自唐代开始，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直接用汉语汉文进行文学创作的现象逐渐兴起，且一发而不可收。本文拟就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情况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进行初步探讨。
一
自汉代以来，由华夏族演变而来的汉族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多民族国
家的主体民族，它不仅人口众多，而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上
也高于其它兄弟民族。汉族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已逐步演变成
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流。“大汉是治，与天合意。”（《远夷乐德歌》）“慕义向化，归日出主。”（《远夷慕德歌》）“传告种人，长愿嚚仆。”（《远夷怀德歌》）这是东汉永平年间（58—75）西南夷白狼王唐藂在其所作《白狼歌》中所讲的话，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各少数民族人民虚心向汉族人民学习的共同心愿。
随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不断巩固，多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和记录
这种语言的文字符号相应产生，并逐步成为各民族人民之间交流情感的
工具。汉语和汉文在中国各族人民之中广泛使用，就是自秦代以来“车
同轨”、“书同文”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作品是人们运用语言材料创造出来的艺术
产品。由于中国各民族人民有了共同使用的语言和书写这种语言的文字，
便有了共同的文学创作材料和创作工具。中国各民族使用汉文创作的文
学作品即由此产生。这些作品，就是中国多民族共同语文学的组成部分，
是中国各民族文学交流的重要成果。
二
唐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历史时代，多民族国
家空前巩固，多民族经济和多民族文化空前繁荣，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交
流也出现蓬勃发展的新态势。居住在祖国中南、东南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强大的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下，大多有条件跨越奴隶社会而直接向封建社会过渡，尤其是居住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少数民族，其社会发展较西南山区少数民族更快一些。贞观年间，唐太宗采纳魏征“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建议，将本部领土分为十道，十道之外视其远近亲疏，分别按“内附”或“朝贡”两种关系处理。在“内附”的少数民族地区置都督府或“羁縻州”，让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充任都督或者刺使，子孙世袭。《新唐书·地理志》载：“羌、‘蛮’隶剑南者为州二百六十一。‘蛮’隶江南者为州五十一，隶岭南者为州九十二。”真可谓“西南之蛮夷不少矣，虽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亦能候律瞻风，远修职贡。”（《旧唐书·南蛮·西南蛮》）由于大唐帝国采取上述政策，使南方各族人民与中原汉族人民的交往日益频繁，许多汉族文人学士也先后来到江南。
天宝年间（742—756），王昌龄因作《梨花赋》被贬为龙标县尉，
李白曾赋诗曰：“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
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龙标”即
今湖南省黔阳县地，是古代侗族和苗族祖先的栖身之地。因为王昌龄曾
在这里传诗讲学，故有“洞蛮长揖乞新诗”的说法。那些“乞新诗”的“洞蛮”，肯定有人写过“新诗”，只是由于时间久远，这些作品未能传至今日；或有流传，如今也尚未识别。“新诗”的出现，标志南方少数民族文学已经突破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口头创作的传统框架，它正向着统一的中国多民族共同语文学的方向发展。
元和年间（806—820），柳宗元因参与王叔文等人的政治革新活动
被贬为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使。永州在今湖南南部；柳州即今广西壮
族自治区柳州市地。永、柳诸州，都是今日壮、侗、苗、瑶等南方少数
民族祖先的生息之所，子厚的诗可以佐证：“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鹅毛御腊缝山罽，鸡骨占年拜水神。”（《柳州峒氓》）柳宗元居永、柳期间，积极教化“南夷”，传播汉族文化，“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随宗元师法”者中，必定有“南夷”子弟，否则当时就不会有“南夷作诗，刻示来裔”（柳宗元《武岗铭并序》）的情况出现。
在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中，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朗州”
位于今湖南常德一带，“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刘禹锡在《竹枝词九首》引言中也说：“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至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有《竹枝》九篇，俾善歌者扬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渝，知变风之自焉。”由此我们再次得到启示：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都是相互的、双边的或多边的，而不是单方的或单向的。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学对汉语文学之“变风”也曾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除王昌龄、柳宗元、刘禹锡外，还有其他一些著名唐代诗人也因为
这样或那样原因到过江南“夷越之地。”如元和十四年（819）， 韩愈
因谏阻迎佛骨，“宪宗怒甚”，被贬为潮州刺史，“单立一身，朝无亲
党，居夷越之地，与魑魅同群。”（《旧唐书》卷一百六十）李白虽生
于中亚碎叶，但五岁时即随父“逃归于蜀”，二十五岁时又“仗剑去国，
辞亲远游”，直至六十二岁辞世。在此期间，他除总计不到五年时间是
在长安、洛阳、东鲁等地栖身外，其余时间均在长江流域辗转漫游，他曾多次浮洞庭、游襄汉、上庐山、下金陵、奔扬州、入吴越。在“安史之乱”中因出任永王李璘幕僚，有“附逆之罪”，被长流夜郎，虽行至巫山遇赦，但仍继续南游，直至卒于当涂。杜甫曾弃官移家成都，并筑草堂于浣花溪旁，且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参谋，晚年又携家出蜀，栖身夔州，并写下许多反映当地夷僚生活的文学作品，如《夔州歌十绝句》、《示獠奴阿段》等。后几经周折，来到潭州（今长沙），最后客死于湘南耒阳。（此处从郭沫若说）白居易因上表请求严惩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凶手，得罪权贵，被贬为江州司马，后迁杭州和苏州刺史。而骆宾王、张籍、贺知章、陈子昂、张九龄、孟浩然、储光羲、张志和、李绅、皮日休、张为等人，则原本就是南方籍人士，他们的文学活动和创作成就，自然要对家乡各族知识分子及人民群众产生深远的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因历史久远、经济落后和民族歧视等原因，唐代中
南、东南地区少数民族文人用汉文创作的文学作品大多已消失或淹没在
自然造化、社会动荡或书山文海之中。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只有唐朝初
年两位壮族文人留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林县境内的两篇摩岩碑刻：一篇是岭南大首领澄州都云县令骑都尉四品子韦敬办所制《大宅颂》；一篇是检校无虞县令韦敬一所制《智城碑》。前者二百余字，后者一千一百余字，都有残缺。
《大宅颂》制于永淳元年（682）十一月十五日，由序文、 四言颂
诗、款志和五言掇诗几个部分构成。序文称：“自余承彝，获称登次，
开场拓境，置州占构。”“其近修兹六合大宅，以助世澄居，传文则物
色益兴，用武则悬巇斩绝。”“才之所多，未乏南山之有。”颂诗共三首：“皇皇前祖，睦□后昆；上祢京兆，奕叶高门；流派南地，盖众无伦；遍满诸邑，宗庙嘉存。”（其一，“□”为缺损字，下同）“世世相习，意也不难；乡土首渠，民众益欢；文武全备，是君冣安；猛兽渡逭，本郡穷残。”（其二）“庶男志壮，妙女更极；人皆礼义，俱闲秽色；农桑滋耽，耕农尽力；斗争不起，咸统区域。”（其三）五言掇诗置于款志之后，共八句，唯首句“派濆纵横越”及尾句“永世保无残”完好，其余都有残缺。这种铺排布局，不伦不类，令人费解，大概是碑成之后，大首领又要显示自己创作五言诗的才华，于是补掇于后。
《智城碑》制于大周万岁通天贰年（697）， 也是为颂扬大首领韦敬办所修“六合坚固大宅”而作，包括序文五段，颂诗七首。序文思路旷达，文笔流畅。作者大概想从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来赞颂“六合坚固大宅”的雄伟、险峻、秀美以及大首领的丰功伟绩，如：“若夫仰观天文，有月日星辰之象；俯察地理，有岳渎山河之镇。”“然则智城山者，廖州之名山也。直上千万仞，周流数十里，昂昂焉写崇岱之真容，隐隐焉括蓬壶之雅趣。丹崖碧崿，掩朝彩以飞光；玄岫嵚巇，含暮烟而孕影。攒峰竦峭，椠碧云以舒莲；骇壑澄渊，纫黄舆而涌镜。悬岩坠石，蹲羊伏虎之态；落涧翻波，挂鹤生虹之势。……”“韦使君性该武禁，艺博文枢，睹祸福于未萌，察安危于无象。”“重乃恩逾鲁卫，意洽金兰，同气之义实隆，股肱之情弥重，岂不恃名山之景祐，托灵岳之鸿威。”颂诗也是围绕这些内容来歌颂的，如：“天地寥廓，阴阳回薄，五镇三山，千溪万壑。积涧幽阻，攒峰磊硌，神化攸归，灵祗是托。”（其一）“川原泱轧，冈峦纷糺，险隘难逾，襟期易守。处之者逸，居之者久，永弃危亡，长归遐寿。作诫后昆，垂芳来胄，□□□□，□□弗朽。”（其七，□系残缺字）
两碑前后相隔仅15年，对比之下可以看出：《智城碑》的文学品格比《大宅颂》高得多，由此可见韦敬一的文学素养已大大胜过他的兄长兼上司韦敬办，这说明当时当地少数民族汉文创作日新月异，发展很快。从风格体制上看，两碑序文都使用骈文体裁，显示出六朝文风对南方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尤其是韦敬一的《智城碑》，对汉魏辞赋的传统语汇运用自如，对四言山水诗的掌握也颇具功力，它说明汉文化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由来已久。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智城碑》中使用了一些武则天改创的汉文新字，如“日”、“月”、“星”写作
、“○”，它说明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的交往十
分频繁，关系十分密切。从这些作品还可看出：“壮族文人文学，从其
发生之日始，就是接受汉族文化的传统，采用汉族文学的形式。”（欧
阳若修等著《壮族文学史》第一册第376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
版）中南、东南地区其它少数民族的汉文创作也是这样。
三
在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和文学交流史上，南诏地方政权清平官郑回是
一位值得重视的人物。“有郑回者，本相州人。天宝中举明经，授嶲州西泸县令。嶲州陷，为所虏。阁罗凤以回有儒学，更名曰蛮利，甚爱重之，命教其子凤迦异。及异牟寻立，又命教其子寻梦凑。回久为蛮师，凡授学，虽牟寻、梦凑，回得箠挞，故牟寻以下皆严惮之。蛮谓相为清平官，凡置六人。牟寻以回为清平官，事皆咨之，秉政用事。”（《旧唐书·南蛮·西南蛮》）郑回本相州（今河南安阳一带）汉族人，曾在糺州（今四川西昌一带）做官，因有才学，被俘后受南诏王阁罗凤器重，命为国师及清平官，先后为凤迦异、异牟寻、寻梦凑（又名寻阁劝）三位南诏王传诗讲学，并参与决策南诏军国大事，充当了汉夷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
除《德化碑》，郑回身后没有留下其它文学作品。《德化碑》于公
元766年立在南诏王都太和城中，碑文共四千二百余字（不含款志），
其中包括序文三千八百余字，四言或六言颂诗十二首，每首八句。这是
唐代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最长的碑文。序文开头称：“恭闻清浊初分，运
阴阳而生万物；川狱既列，树元首而定八方。道治则中外宁，政乖必风
雅变。”然后概述南诏之兴起及其与诸
之间的关系、与唐使之间的往来和冲突，直至天宝年间大败唐军，归附吐蕃等。最后作者不无遗憾并满怀信心地说：“赖先君之遗德，沐求旧之鸿恩。政委清平，用兼耳目。心怀吉甫，愧无赞于周诗；志效奚斯，愿齐声于鲁颂。”颂诗的内容大体相似，如：“降祉自天，福流后孕。瑞应匪虚，祯祥必信。圣主分忧，遐夷声振。袭久传封，受符兼印。”（其一）“李宓总戎，犹寻覆辙。水陆攻击，援孤粮绝。势屈谋穷，军残身灭。祭而葬之，情由故设。”（其六）“土宁克开，烟尘在寝。毂击犁坑，辑熙群品。出入连城，光扬衣锦。业留万代之基，仓贮九年之廪。”（其十）“辩称世雄，才出人右。信及豚鱼，润深琼玖。德以建功，是谓不朽。石以刊铭，可长可久”（其十二）
除传诗讲学，郑回在维护祖国统一、和解民族关系等方面也作了大
量工作，如：“回尝言于牟寻曰：‘自昔南诏尝款附中国，中国尚礼义，
以惠养为务，无所求取。今弃蕃归唐，无远戍之劳、重税之困，利莫大
焉。’牟寻善其言，谋内附者十余年矣。”（《旧唐书·南蛮·西南蛮》
在郑回的培育和影响下，南诏产生了第一批用汉文创作的少数民族
作家。其中有异牟寻、寻阁劝、赵叔达、杨奇肱、段义宗等。
异牟寻是阁罗凤之孙，凤迦异之子，从小受教于郑回，“颇知书，
有才智，善抚其众。”（《新唐书·南蛮·西南蛮》）779 年继任南诏王。传世的作品仅两篇散文：《与韦皋书》和《誓文》。前者是他接王位后写给唐剑南西川节度史韦皋的秘密书信，以表达“世为唐嚚”，“竭诚日新，归款天子”的愿望；后者写于贞元十年（794）， 是作者与唐使崔佐时在大理点苍山的盟誓之辞。其辞略曰：南诏“全部落归附汉朝”，不与吐蕃“私相会合，或辄窥侵汉界内田地”；而汉也不得“窥图牟寻所管疆土，侵害百姓”；如南诏“全部落归附汉朝”，与吐蕃有难，唐王朝要给予“救卹”。总的看来其文学价值不高。
寻阁劝是异牟寻之子，又名寻梦凑，亦曾受教于郑回，808 年继任
南诏王。新旧《唐书》都说其父与唐使崔佐时结盟时，亦有寻阁劝于点
苍山“赋诗以饯之”，但此诗无传。流传至今的作品仅有五言古诗《骠
信星回节游避风台与清平官唱和诗》一首：
避风善阐台，极目见藤越。悲哉古与今，依然烟与月。
自我居震旦，翊卫类夔契。伊昔经皇运，艰难仰忠烈。
不觉岁云暮，感极星回节。元昶同一心，子孙堪贻厥。
“骠信”是“王”的意思；“星回节”是南诏的传统节日，时在每
年十二月十六日；“清平官”是指南诏重嚚赵叔达；“元”是王的自称；“昶”是王对嚚的称呼；“翊卫”当辅佐讲。这些都是南诏语词，由此也可以看出早期南方少数民族文人用汉文创作时夹杂本族语的语言特色。因寻阁劝仅在位一年，故此诗当作于元和三年（808）
赵叔达，生卒年不详，曾任寻阁劝的清平官，能作诗，仅存星回节
与寻阁劝唱和时的五言诗一首：
法驾避星回，波罗毘勇猜。河阔水难合，地暖梅先开。
下令俚柔洽，献賝弄栋来。愿将不才质，千载侍游台。
此诗也当作于元和三年，其中也有许多南诏语词，如“波罗”指虎
豹；“毘勇”指野马；“猜”是射；“俚柔”指百姓等。
杨奇肱，又作杨奇混或杨奇鲲，生卒年不详，曾任南诏王隆舜之清
平官。中和三年（883）七月奉命到成都迎接安化长公主“妻南诏”，
因作《途中诗》云：
（首缺二句）
风里浪花吹又白，雨中岚色洗还清。
江鸥聚处窗前见，林狖啼时枕上听。
此际自然无限趣，王程不敢暂留停。
这是南方少数民族汉文创作中最早见到的一首七律，已收入《全唐
诗》。此外，杨奇肱还有七绝《岩嵌绿玉》传世，诗云：“天孙昔谪下
天缘，雾鬓风鬟依草木。一朝骑凤上丹霄，翠翘花细留空谷。”这是一首以民间关于大理石的传说为题材的咏物诗。这些作品，想象丰富，情文并茂，与同时代中原汉族文人的优秀作品已相差无几，足见大理地区少数民族汉文创作水平的迅速提高。
段义宗，生卒年不祥，唐末五代时大理诗人，曾任大长和国郑仁旻的布燮，并两次受命入蜀，与前蜀国师常莹辩、黄光业等“一歌一咏，捷应如流”。（何光远《鉴诫录》）后被毒死。有《题大慈寺芍药》、《题三学院经楼》（二首）、《题判官赞卫有听歌妓洞云歌》及《思乡》等诗存世。其中《思乡》（有说该诗为董成作，此从张文勋主编《白族文学史》修订版）写得较好，诗云：
泸北行人绝，云南信未还。庭前花不扫，门外柳谁攀？
坐久销银烛，愁多减玉颜。悬心秋月夜，万里照关山。
南诏各族文人的汉文创作，为大理地区汉文创作的繁荣发展奠定了
基础。从此以后，大理地区一直是南方少数民族汉文创作最活跃的地区
之一，并涌现出许多较有影响的诗人或作家，如宋代“大理国”时期的
杨照才、赵佑、杨俊升等；元代“段氏总管”时期的段福、段光、段功、
段宝、段世及段功的夫人阿（
）、嫡妻高氏、部将杨海渊等；明代的杨黼、杨金南、杨士云、李元阳等；清代的师范、王崧、李于阳等；近现代的赵藩、赵式铭、周钟岳等。
四
中国多民族共同语文学的产生，使中国各族人民有了共同的文学语
言。从此，各民族作家可以直接交流文学创作经验，各民族读者可以直
接欣赏他们共同喜爱的文学作品。这不仅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有
利于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也有利于汉语文学及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学的繁
其一、汉语文学的创作队伍不断扩大，即由单一民族作家组成的创
作队伍扩大为由众多民族作家组成的创作队伍。由于创作队伍不断扩大，
作品数量不断增多，其影响范围也不断扩展。直至今日，由汉族文学发展而来的“华人文学”或“华语文学”已成为世界上作家人数和作品数量最多、读者界面最广的文学种类之一。
其二、由于少数民族作家的界入，以及汉族作家与少数民族作家的
频繁交往，使汉语文学的创作题材和创作视野迅速扩大，反映少数民族
生活的文学作品迅速增多，从而大大地丰富了汉语文学的内容。从唐宋
诗词到明清小说，直至现当代汉语文学作品，都不乏这方面的例子。
其三、由于众多少数民族作家的参与和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使
汉语文学的形式、风格及创作手段更加多样，如“词”的产生与繁荣、“曲”的出现与发展、“小说”的叙事结构与人物塑造等等，都曾经受到过当时当地少数民族传统文学的影响，都是中国各民族文学交流的产物。
其四、汉语文学既是中国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的产物，又是中国各
民族文学相互交流的中间媒体。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各少数民族传统
文学又不断吸收汉语文学的丰富营养，使其内容、形式、风格及创作手
段不断发生变化，使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学向着多姿多彩和共同繁荣的
方向发展。
中国各民族文学的互动关系，将是21世纪中国文学史家们谈论的热
门话题。因为这种互动关系不仅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从历史意义上看，凡中国文学的伟大变革，都是中国各民族文学或
世界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结果。殷人文学与周
人文学的相互交流，造就了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诗经》；“南蛮”文
学与华夏文学的相互影响，造就了伟大的浪漫主义文学《楚辞》；中国
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造就了唐诗、宋词的高度繁荣；中国南北各民
族文学的相互促进，造就了丰富多彩的叙事文学。假如没有满族文学进
入中原，《红楼梦》也许不会在清代产生；假如没有西方文学进入东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也许要晚些时候才能出现。
民族文学的互动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显而易见。改革开放近20年，中
国各民族文学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
正面临新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前景如何？文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如
何结合？民族文学的继承与革新如何处理？有关这些方面的问题，也需
要中国各民族文学史家从理论和实践、从历史和现实等方面去加以探讨，
并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