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川与蜀州辨考——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异文证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文论文,少府论文,王勃论文,蜀州辨考论文,任蜀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千古名诗，此诗题目又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又作《杜少府之任蜀州》（注：《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166页；《王子安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1月版，四库唐人文集丛刊本；《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2月新一版，第184页；蘅塘退士编，陈婉俊补注《唐诗三百首》卷五，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2页。），这几个诗题异文以何为正？从理论上说，这首诗的标题只能有一个是正确的，而不可能几个都是正确的。通常唐诗选本或教材都注诗题一作什么，而不说明原由或考证来历等。沿袭一久，积重难返，后来的文史读物甚至教科书对王勃此诗题即使有说明解释的，也往往难以见到较为中肯而且妥帖的疏理。顷见一种中学语文教材选人王勃此诗，其题目亦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其注释云：“蜀州，今四川。”（注：《义务教育初级中学课本·语文》第三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157—159页。）未知有何根据？故关于此诗标题所涉及的地名歧说， 不仅属于一般的文史知识问题，还关乎义务教育常识的正误问题。今不揣浅陋末学，据读书所及，略加考证，申述鄙见。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诗题异文中涉及“蜀川”、“蜀州”两个地名，判断其正误的基本前提是：蜀川、蜀州分别是何时设置，何时使用？作为王勃诗题目中的地名，则其地名必须在王勃生前已经开始设置并使用，则方有可能为作者写入诗题，否则就不可能是作者所定的诗题而是后人掺和甚至篡改的结果了。陈寅恪先生在其《读〈哀江南赋〉》中谈到为古文索解时说：“解释词句，徵引故实，必有时代限断。然时代划分，于古典甚易，于‘今典’则难。盖所谓‘今典’者，即作者当日之时事也。故须考知此事发生必在作此文之前，始可引之，以为解释。否则虽似相合，而实不可能。”（注：《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6月版，第234页。）
一 蜀川设置于东汉，用于王勃以前
蜀川一名，起初是一个县名，始设置于汉朝。据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十四《眉州》载：“蜀川县在川中心，《舆地志》云：‘后汉安帝（刘祜， 公元107—125年在位）置。易州广汉、嘉州，是为三蜀。嘉州见在川中，故名蜀川。’”（注：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409—609页。）按乐史所载，似“蜀川”一名其地理范围就是指宋朝时嘉州（治今四川乐山市）之地。蜀本为独立王国，秦灭蜀，改置为蜀郡，郡治即在嘉州，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三十一《剑南道上·成都府》：“秦惠王元年，蜀人来朝。八年，因五丁伐蜀，灭之，封公子通为蜀侯，于成都置蜀郡，以张若为守，因蜀山以为郡名也。始皇三十六郡，蜀郡不改。其理（胡案：郡理即郡治，唐人避高宗李治讳改治为理）本在青衣江，今嘉州龙游县界。汉高帝王蜀，分蜀置广汉郡。”（注：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6月版，第765页。）综合李吉甫与乐史的记载来看，所谓“蜀川”就是指蜀郡，后来分置为蜀郡、嘉州和广汉三郡，合称“三蜀”，可指蜀中。犹如古代习惯上以吴兴（治今浙江湖州）、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和常州合称“三吴”，以泛指“吴中”。“三蜀”的治所本在嘉州，后移到成都。青衣江、嘉州龙游县界即在嘉州，因嘉州位于川中心，故称这一属于现代地理学上四川盆地的中心地带为“蜀川”。则“蜀川”的核心乃是“三蜀”。
这个地名，王勃不仅用之于《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诗中，还在《思春赋并序》中用及。据其序云：“咸亨二年（公元671年），余春秋二十有二，旅寓巴蜀。 浮游岁序，殷忧明时，坎壈圣代。九陇县令河东柳太易，英达君子也，仆从游焉。高谈胸怀，颇泄愤懑。……屈平有言，目极千里伤春心，因作《春思赋》。庶几乎以极春之所至，析心之去就云尔。”其赋中写道：“若夫年临九域，韶光四极。解宇宙之严气，起亭皋之春色。况风景兮同序，复江山之异国。感大运之虚盈，见长河之纡直。蜀川风候隔秦川，今年节物异常年。”（注：清董诰等纂《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792—793页。）又据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百十五《舆地考》：“至东魏将侯景以河南地降，逆乱相寻，有名无实。及景平后，江北之地，悉陷高齐；汉川、蜀川，没于西魏。”（注：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9月版，第2469页。）汉川指“蜀川”与“秦川”之间的汉中，故蜀川指蜀中的成都平原是顺理成章的。
另一方面，唐朝文人提到蜀川地名的诗文，也可作为当时蜀川在社会生活中使用情况的旁证。如与王勃生活时代基本相同的蜀人陈子昂（公元661—702年）《上蜀川安危事三首》：“臣伏见四月三十日敕废同昌军，蜀川百姓，每见免五十万丁运粮，实大苏息。然松、茂等州诸羌首领二十年来利得此军财帛粮饷，以富己润屋。今一旦停废，失其大利，必是勾引生羌，诈作警问，以恐动茂、翼等州，复使国家征兵镇守。若松茂等州无好都督，则此诈必行，旦夕警问必有发者。一发已后，警动蜀州。朝廷不知，征兵赴救。兵至贼散，靡弊更甚。”“蜀中运粮既停，百姓更无重役。”“蜀中诸州百姓所以逃亡者，实缘官人贪暴，不奉国法，典吏游容。因此侵渔剥夺既深，人（胡案：人本作民，因避唐太宗讳改）不堪命，百姓失业，因即逃亡。凶险之徒，聚为劫贼。”（注：清董诰等纂《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941页。）其所述“松茂”等州正在“蜀州”西北面，今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境内，为当时西北诸羌进攻蜀川的必经之地。又所谓“警动蜀州”而致朝廷徵兵赴救者，因蜀州正当松茂等州与蜀川心脏成都的中间，一旦有失，必然危及全蜀。陈氏又有《上蜀川军事》一文，内有：“臣伏见剑南诸州缘通轨军屯在松潘等州，千里运粮，百姓困弊。臣不自恤，窃为国家惜之。”（注：清董诰等纂《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941页。）此文《四库全书》题作《上蜀中军事》。综上所述，陈子昂文中“蜀川”所指范围指剑南诸州，即唐朝剑南道所辖西川节度使管辖范围，与其文中“蜀中”之概念大致相当。
以上诗文所及蜀川，均指“三蜀”。正史中也可提供例证，如《旧唐书·地理志》维州下：“（维州）垂拱三年又为正州，天宝元年改为维川郡，乾元元年复为维州。上元元年后，河西陇右州县皆陷吐蕃，赞普更欲图蜀川，累急攻维州不下，乃以妇人嫁维州门者，二十年中生二子。及蕃兵攻城，二子内应，城遂陷。”（注：《二十五史·旧唐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12月版，第3684、3851页。）维州辖境在今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当时处于汉蕃相持地域。《旧唐书·毕构传》：“顷之，复授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充剑南道按察使。所历州府，咸著声绩。在蜀中尤革旧弊，政号清严。睿宗闻而善之，玺书劳曰：‘……卿孤洁独行，有古人之风。自临蜀川，弊化顿易。’”（注：《二十五史·旧唐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12月版，第3684、3851页。）《旧唐书·文宗纪》载太和三年“丙申，西川奏南诏蛮入寇”，“十二月丁未朔，南蛮逼戎州。遣使起荆南、鄂、岳、襄、邓、陈、许等道兵赴援蜀川”（注：《二十五史·旧唐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12月版，第3548、3582页。），《旧唐书·哀帝纪》载唐末西川叛乱，“丙寅，（朱）全忠继至。壬申，匡凝牙将王建武遣押牙常质以荆南降，言权知荆南军府事赵匡凝今月十一日弃城上峡奔蜀川。”（注：《二十五史·旧唐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12月版，第3548、3582页。）由于“蜀川”在蜀之中心，故其含义在“三蜀”之基础上，可寓指“蜀中”，也即可泛指蜀地。故王勃诗题“蜀川”乃是用习称，指“三蜀”之地。杜少府即是到“蜀川”某县担任县尉之人，所指亦当为具体的地区，而非泛指蜀地。王诗中“风烟望五津”是指“蜀川”的腹地，向引《华阳国志》“其大江自湔堰下至犍为有五津，始曰白华津，二曰万里津，三曰江首津，四曰涉头津，五曰江南津”为解，此五津分布于从灌县（今都江堰市）到犍为的岷江各大渡口，正好贯串了蜀川的心脏地带。近人考证诗题中的杜少府即杜甫之祖父杜审言，其所任之地为通义（今四川眉山）县尉，则与蜀川之范围吻合。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选入王勃此诗，在诗的解题中说“蜀川，犹言蜀地”（注：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7页。），乃是以泛指的“蜀川”来解释王勃诗中的“蜀川”。亦殆是前述义务教育教科书中以“蜀州”为指四川解者之所本。
二 蜀州是唐朝武则天垂拱二年设置，时王勃已死十年
蜀川这一地名上文作了粗略钩稽，可以大致了解王勃诗题“蜀川”的梗概。但是这还要考察在唐朝前后蜀中有无设置过“蜀州”这样的行政区划。
据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三十一《剑南道上·成都府·蜀州》载：“《禹贡》梁州之域。秦灭蜀，为蜀郡。在汉为郡之江原县也。李雄据蜀，分为汉原郡，晋穆帝改为晋原郡。后魏平蜀后，移犍为郡理此东三十里，因省晋原郡以併之，仍于此西十里立多融县，取旧郡名也。隋开皇三年改属益州，皇朝初因之，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割晋原等四县属蜀州。”（注：《元和郡县图志》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6月版，第775页。 《旧唐书·地理志》成都府条亦载：“隋蜀郡。武德元年改为益州，置总管府，管益、绵、陵、遂、资、雅、嘉、泸、戎、会、松、翼、嶲、南、宁、昆、恭十七州。益州领成都、雒、九陇、郫、双流、新津、晋原、青城、阳安、金水、平泉、玄武、绵竹等十三县。垂拱三年置彭、蜀二州。”与垂拱二年设置蜀州相差一年，或“三年”为“二年”之误耶？）又《旧唐书·地理志》：“蜀州，垂拱二年分益州四县置。天宝元年改为唐安郡，乾元元年复为蜀州也。领县四，户五万六千五百七十七，口三十九万六百九十四。至京师三千三百三十二里，至东都三千一百七十二里。”（注：《二十五史·旧唐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12月版，第3681、4078页。）据此，唐朝蜀地的行政建置中的确有一个蜀州，管县四个：晋原、青城、新津、唐兴。这一块地方在今天四川省会成都以西的新津到郫县青城山一带，州治晋原即今四川崇州市，紧靠蜀地中心城市成都，也算得上蜀地的中心地带了。只是“蜀州”与“蜀川”并非改名而成。这与唐朝西川节度使境内其他行政建置改川为州者不同，如维川之改为维州，泸川之改为泸州，静川之改为静州（注：《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6月版，第766—767页。）。
“蜀州”出现于唐人诗文也在王勃之后。唐人诗文中写到蜀州的，在王勃之前者无；除王勃的这首诗外，都在王勃之后。如唐朝著名诗人高适就曾经担任过蜀州刺史，其友人杜甫作有《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并序》：“开文书帙中，捡所遗忘，因得故高常侍适。往居在成都时，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忆见寄诗，泪洒行间，读终篇末。自枉诗已十余年，莫记存没。又六七年矣，老病怀旧，生意可知……”诗中有句云：“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诗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开，迸泪幽吟事如昨。”（注：清杨伦《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005—1006、52、339—340页。）杜甫又有《送张十二参军赴蜀州因呈扬五侍御》（注：清杨伦《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005—1006、52、339—340页。）、《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等诗（注：清杨伦《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005—1006、52、339—340页。）；白居易有《唐东都奉国寺禅德大师照公塔铭并序》：“大师号神照，姓张氏，蜀州青城人也。”（注：《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3073、3441、4319页。）杜牧《马迥除蜀州别驾等制》（注：《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3073、3441、4319页。）；晚唐杜光庭《蜀州孟驸马就衙设消灾迁拔黄箓道场词》等（注：《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3073、3441、4319页。），这些都清楚而有力地证明：蜀州的设置晚于王勃，唐人诗文中出现“蜀州”没有早于王勃的应当不是偶然的现象，王勃诗题中的“蜀州”是不正常的。前文所引陈子昂《上蜀川安危事》的写作时间在“圣历元年”即公元698年，故文中不仅出现“蜀川”，而且出现了“蜀州”，这就符合历史，不致乖戾。
“蜀川”是一个设置于东汉安帝时期的县，虽然可以用作“蜀”的泛称，但其范围是以四川盆地的中心区域“三蜀”为主；“蜀州”是一个唐朝垂拱二年设置的州名，位置在成都的西侧，其历史远不如蜀川悠久。考王勃卒于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6年），《旧唐书·王勃传》载：“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为《采莲赋》以见意，其辞甚美。渡南海，堕水而卒，时年二十八。”（注：《二十五史·旧唐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12月版，第3681、4078页。）而蜀州是在垂拱二年设置的，王勃卒年早于蜀州设置的时间。换言之，王勃卒后十年唐朝方才设置了蜀州。则王诗题中不当出现“蜀州”字样，哪有预先使用十年以后设置的州郡名字的？而数百年来流传甚广的《唐诗三百首》陈婉俊补注：“蜀州：《舆地志》：‘崇庆州，唐名蜀州。’”虽未以“蜀州”来泛指蜀地，也是明显的失考。即以设置于王勃身后十年的蜀州作为其诗题，是违背历史常识的。所以从上述的材料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初唐诗人王勃的名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正确的。其诗题一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蜀州”异文是因为“蜀州”、“蜀川”字形相近而产生的讹变，亦有后人改动的可能，在王勃作此诗的时候尚无此州名。陈婉俊补注中提到王勃诗题“旧本俱作《杜少府之任蜀川》”，也可说明此诗题的异文是后人改动所存留的痕迹。
三 释蜀州为蜀地之因由于混淆概念
前文已经阐述了“蜀川”是从川中心地带而得出的通称，并由此而作为蜀地泛指。其所指范围大约与“蜀中”一语相当。但到后代，由于历史的变迁，行政区划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对于这两个地名所指的范围逐渐模糊。唐朝垂拱二年所设置的“蜀州”就地域范围而言乃是“蜀川”即三蜀的一部分，两者的关系属于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用逻辑学中的欧拉图表示如下：
附图
因此客观上也存在“蜀州”即在“蜀川”内，即“蜀州”与“蜀川”的一部分重叠，以“蜀州”来取代“蜀川”是不错的条件。加上前述蜀境内有若干州名即以“某川”改为“某州”而成者，故亦易造成“蜀州”也是“蜀川”改成的思维惯性。而且还因为蜀川与蜀州形近易误，经常不能注意到“蜀川”、“蜀州”历史建置的先后，其范围大小的不同。若不求甚解，便会有以“蜀州”当作“蜀川”，释为“今四川”这样的结果。揆诸历史文献，“蜀川”从主要指“三蜀”，到泛指“蜀”，可以释为指“今四川”，故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以“蜀地”释“蜀川”，对于“蜀川”的解读犹可接受，因其无伤大雅。但“蜀州”无论如何也不可等同于“蜀川”，也释为“今四川”。这两者真应了一句成语“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近人或以“蜀川”为“蜀州”，复以“蜀州”为“眉州”之讹，虽不能说没有道理，然迂回改字，故所不取。
陈寅恪先生说：“夫解释古书，其谨严方法，在不改原有之字，仍用习见之义。故解释之愈简易者，亦愈近真谛。”（注：陈寅恪：《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最简易解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62页。）此言移用于解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诗题异文，亦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