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与学术刍议——张岂之先生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读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学术论文,刍议论文,中国近代论文,读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史学史与学术史
本书首先提出了一个十分新颖的概念范畴：史学学术史。
我国学者一直注重对学术史的研究和撰述，从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到刘向、歆父子的《别录》、《七略》、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到黄宗羲、全祖望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了解学术史一贯被历代学者视为他们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事业的自身必备的基本条件，撰述学术史也常常成为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由于中国传统学术长期隶属于经学的“神圣”光环之下，使得人文科学的学科性不强，尽管不断出现要求挣脱这种隶属关系的呼吁，如明王世贞提出的“天地间，无非史而已”，清章学诚提出的“六经皆史”等论断。
这种状况从近代以来开始得到根本性的改观。随着西方学术文化思想的不断输入，以及传统经学的衰微失势，学术史的内容也在更新之中。科学化的学科分类，从而使学术内容突破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格局，是学术近代化的主要标志之一。以史学为例，梁启超在他编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认为史学“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中国史学史最简单也要有一二十万字才能说明个大概，所以很可以独立著作了。”另一方面，随着人文学科的独立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建立发展，传统的学术史渐渐地被肢解和架空，学术史开始被冷落了，代之以更多的是从学科史较为单一的、纵向性的角度对本学科的自身内容的构建，更为宏观一点的整体把握则较多地决定于思想史的价值取向，其结果是造成了两者之间存留了一个本该是学术史占据的空白段。学术史着眼的是学科自身的学术价值评估、研究方法的归纳、理论体系的总结以及各学科相互间的关系的探究等方面。这对单独某一门学科史来说，似乎勉为其难，因为这更需要一种横向的考察和理论上的综合判断，而归结为思想史甚或所谓学术思想史，又显得有一段距离。
举例而言，自从梁启超提出“独立做史”以后，中国史学史逐渐开展起来。早期一批成果中以金毓黼先生的《中国史学史》最为突出，但因此书着重对于史书、史家、史官等方面评析，虽以功力深厚、议论允当而令人称道，却在当时亦被指出不是。齐思和先生在1947年写的该书书评认为“作者过重故实，而忽略史学，仅言纂修经过，鲜及体例得失，史学之义，似犹未尽也。”（《燕京学报》第三十二期，1947年6月）这里所言“史学之义，似犹未尽也”，与史学史研究开展得尚不充分有关系，同时也表明了一个问题，史学史对于历史学这门学科除了对史家、史书作个案式的重点叙述和纵向的罗列之外，还应当有所表明八、九十年代又陆续出现了一批史学史专著，这些成果显然是在有意突破要籍解题式的窠臼，着重于史学自身的发展、史学在发展中与社会的关系等内容。这样努力的结果，确实使研究的层次更加深入，对于认清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双方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相应影响等多有裨益。但即使是这样，问题似乎仍然存在着，“比如，有些史学成果和一定的政治有紧密的联系；有些成果和政治的联系较少，甚至有些和政治并无直接联系。对于史学家来说，情况也是复杂多样的，不可一概而论。”（第3页）显然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这里面存在着某种局限性，近几年来不断有人试图从新的研究视解入手，对史学自身的各个方面作更进一步的考察，如史学批评、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史学思潮与流派等，这些尝试和努力无疑是富有成效和具有启发意义的。
“史学学术史”可以看作是这种尝试和努力的又一种方式。将近现代以来在学科独立意义上的史学重新纳入学术史的总体范畴来考察，还史学以学术史，这种结合方式至少说明对史学与学术在新的意义上的重新重视，而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史学史的内容，则反映了二者在更高一层次上的回归。史学学术史的撰述在本书表现为“其一是史学成果，其二则是历史哲学和史学方法论。这两个方面实际上不能分割、而融合为一个整体。”（第2页）编著者言明学术必须研究“学术”，而“学术”的载体主要是学术著作，即以学术著作、学术成果为基础，进而总结“渗透于各种史学成果之中的理论基础。”（第2页）通过编著者对于史学与学术的理解，可以看出是试图将二者的传统概念与现代涵义的有机结合。史学学术当然要顾及史学自身，而“史学之义”则是借学术史的依托来阐述和表达，所以近代史学在本书中所展示的具体内容有别于一般的史学史。但是，本书所建立的史学学术史的论述体系似乎仍有继续讨论的必要，这包括从概念上进一步廓清学术与学术史的涵义，史学学术史的内容除了史学成果、历史哲学和史学方法论之外，还应当联系到什么、如何更为科学准确地处理史学在学术史中的特定地位、估量其学术成果的价值等，本书的出现，既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也有开拓领域的启迪。希望还能够看到古代或现当代史学学术史，也希望能够看到新的意义上的全局性的学术史著作。
二、“史学学术史”的结构与内容
《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一书的结构设置和内容安排因编著者对“史学学术”的理解而显得比较独特，突出的表现是，全书的构架从横向着眼，以史学哲学、史学方法和史学成果三条横线为全书主干，然后对史学哲学和史学方法两部分作纵向论述，对史学成果作重点论述，如此横纵搭配，突出重点，体现了编著者的别识心裁。
在“史学哲学”和“史学方法”两编中，我们注意到编著者继承了传统学术史“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在论述的时间跨度上均突破了本书所论的近代范围，为了承上启下，也为了更加清晰明确地反映出近代史学学术的发展渊源，对古代、明清至清中期的史学学术内容做了一番详略得当的概述。在“近代史学哲学编”中，先对二千多年的古代史学哲学的形成发展及特色做简单总结，得出了三点基本认识：①它的哲学基础是经学；②中国古代史学哲学对人类社会文明有很深刻的理论思考；③古代史学哲学强调史学的经世致用的功能。再将与近代史学哲学关系密切、对近代史学哲学产生直接影响的明清之际至鸦片战争前的史学哲学作一番较之古代史学哲学更为详细的总结，从明清之际学术精神的新趋向到乾嘉朴学的史学哲学，再到嘉道年间社会变革与学术研究变化的新因素一一作了交待。最后，落实到所论主题，包括鸦片战争后至戊戌时期的史学哲学和“新史学”哲学两大内容的近代史学哲学。在“近代史学方法”编中也是如此。先勾勒出古代史学方法的内容与特点，再对清前期史学方法的进步和乾嘉朴学的史学方法作了番总结，最后对近代史学方法分嘉道年间、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时期、“新史学”方法三个内容重点涉及。这样的内容安排，不仅使读者阅读后顿觉视野开阔，也使论者更加得心应手。一前一后、一详一略地展开近代史学的变迁由来。既重点遵照全书体例，详尽论述了史学学术发展，又灵活变通，突破了体例的局限，讲清渊源关系，结果反过来为书中的核心内容服务。
具体到近代“史学哲学”编的内容，本书分鸦片战争后至戊戌时期的近代前期和新史学建立发展的近代后期两大部分论述。在近代前期，作者强调正统史学的复兴、经学史研究的新气象以及外国史地研究与中外史地比较等三方面具体内容。作者认为，通过正统史学的复兴，把它转化为抗敌爱国的民族精神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主体意识，体现出泛道德主义色彩，也为后来超越古代史学体系提供了必要的阶梯；晚清今文经学所导出的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划的思考，不但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政治文化内容，而且对中国清以前的历史演化阶段作为初步探索，特别是它的表述的关于当时社会所处历史地位以及未来世界的政治文化理想，已经呈现了一种对于现实和历史的超越意识。对外国史地及中外历史的对比研究则是最终显示出了近代新史学的主要内容。比较而言，以往的观点主要是从民族危机与救亡图强的现实中寻求近代以来史学变化的原因，这里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史学学术的自身演变中探索其内在的逻辑性和承递关系，使得结论更加具备理论深度。
近代后期新史学哲学的不同体系，作者提出了传统文化本体论、文化西化论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等三种新史学哲学流派的新见解。19世纪末至20世纪以来的新史学在对传统史学的继承发展和对西方文化观念的引进借鉴方面取得过十分突出的研究成果。这个现象目前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并逐渐成为世纪末回眸本世纪史学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本书对新史学从学术变迁的角度提出了三种史学哲学流派的观点。新史学包括了从史学思想到治史方法多有不同的复杂内容，从史学流派的角度给予分析和研究，不失为一种有意的尝试。考虑到本书所拟的基本框架是史学哲学史、史学方法、史学成果，所以在这里称为新史学哲学流派。但实际叙述的多为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等人的史学思想、学术主张以及人文精神方面的追求和信念，并未突出涉及作为一种学术流派的共性方面的探讨。如果再进一步称之为史学哲学流派，似有牵强之感。然而本书对新史学总结出传统文化主体论、文化西化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等几种总体上的发展趋，基本上反映了新史学发展过程的实际状况，这种分析和概括，应该说是比较全面和实事求是的，同时也对这一重要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思路。
近代史学方法的变化与发展，是其区别古代史学的明显标志之一。对近代史学方法作家统性论述，是本书的一个特色，作者依然对从古代到清前期史学方法的发展过程和脉络作了番总结，意在说明“古代史学方法逐渐向科学化方向发展，已经酝酿出近代史学方法论的萌芽。”（第196页）鸦片战争至戊戌时期的史学方法，结合“正统史学的回归与新史学的酝酿”，这一总体趋势，认识到“传统史学方法的精粹得到了具体运用。而且当时的史家并不满足于仅仅继续传统史学方法，他们力求探求一种更加有效、更加符合时代要求的史学方法。”（第259页）从而导出了对新史学方法体系的重点论述。体系之一，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柳诒徵等人为代表，强调在传统学术方法基础上，结合近代西方学术方法发展出新史学方法。体系之二，以胡适为代表的逻辑实证化史学方法和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学科学化方法。体系之三，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显然，上述的新史学方法论体系是承袭本书对新史学哲学流派的划分而来。从一些史家的学术主张和学术倾向来看，如将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柳诒徵等纳入同一史学方法体系，显得比较勉强，而体系之一与体系之二之间的区别，似乎也不那么明显。史学方法是由一定的史学思想所决定的，而史学方法的运用往往直接反映在史学成果中。因此，隐含于史学成果中的史学方法，对于认清史学学术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也具有相当的难度。本书明确提出了对史学方法的研究与总结，并在诸如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认识，对陈垣在考据学成就的总结等方面的见解，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三、历史学与考古学
如果说从学术史的角度论述近代史学哲学、史学方法和史学学术成果，从而将我们导入了一个新的观察视野，并获得了在史学学术范畴中所总结出的相应成果是本书的一个明显特征的话，那么对近代史学学术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考古学的全面叙述，则是本书呈给我们的极具吸引力的一部分内容。《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将考古学取得的成果作为中国近代史学术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考古学的初创阶段——酝酿、萌芽、形成——的系统阐述，其意义也许超过了近代史学学术本身。
没有人能够否认自近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中国考古学所取得辉煌成就。只有当考古学在相对不长的时期内以令人眩目的发现和在此基础上所建立的古史体系不断完善的时候，考古学和历史学这对本是同源的姐妹学科却令人不安地相互之间越走越远，以至彼此甚至变得陌生起来。自从被无数古代先贤所无限憧憬的、理想化的上古三代的古史体系被近现代以来兴起的疑古思潮，特别是“古史辨”派的理论彻底打破之后，远古文明的漫长岁月因缺乏必要的资料而使历史学家显得束手无策，考古学昂然步入这一研究领域，并以其所特有的严谨的方法论依据牢牢占据了使多数历史学家似乎是望尘莫及的主宰者的地位。考古学家迥异于传统史学家埋头于书斋故纸堆中的工作方式，改变了那种狭隘做学问的概念。经考古学所笃定的远古景象揭示了多区域的方国、民族及其文化的交流演变，深刻影响到了更深层次的历史观念，进一步促使人们对人类文明起源过程的全方位思考。基于严密的科学方法得出的考古学成果对几千年主体化历史中的编造与虚构成份的毫不留情的否定和冲击，都注定了考古学跃然为现代知识体系中最为卓跃的一支的素质和潜力。但是，这些似乎都并不能成为传统的历史学与现代的考古学相隔愈远的理由，并且反而应当由此认定，随着考古学所确定的史前文明体系的不断明朗，双方更应该同归于展示中华文明信史的崇高目标之中。
关于考古学与历史学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但应当局限于探讨双方共性的前提下的个性，因为无论是历史学还是考古学，所面对的依然是历史。考古学缘于自身的学科特征会不断向纵深发展下去，更新文化概念，拓展理论方法，乃至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所有这一切努力和探索，都离不开认识人类文明发展过程的最终目标。俞伟超先生说：“随着学科的展开和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我们考古学家则越来越陷入了一些更具体的研究，……近似乎钻进了金字塔。这是科学发展过程中必然的现象，谁也无法回避或超越，但是，当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告一段落的时候，人们会重新回来面对一些大的问题，面对人类文化中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现在，这个条件又渐渐开始成熟。我曾说过一句话，考古学要重回伊甸园，要重返社会科学的大家庭，就是这个意思。”（俞伟超著《考古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0页）同样不应忽略的是，以遗物和遗迹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同样需要历史学的支持，近现代史学家对传统的古史体系的怀疑和否定，客观上为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或者说，至少是在观念上形成了此消彼长的认同。而历史学在文献资料上的积累，并由此而作出的论断和一般性的历史理论方面的认识，则应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参照系之一。历史学家必须改变在漠视与之相关甚密的考古学成就中安然度日的状况，因为历史学受惠于考古学的已经远不仅是简单的结论式的东西了。正在陆续出版的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其中已于1994年面世的第二卷“远古时代”就是由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领衔完成的。这是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携手撰述中国历史的有益尝试。
《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一书，是在有关近代学术史撰述中，首次把考古学作为近代史学学术的重要成果而给予系统论述的著作。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都承认，中国考古学最初是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即史料学类型的学科而出现的。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可以归溯于传统的金石学，尽管前者后来发展成为与后者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中国考古学在近代时期的发展过程，其实也是中国史学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五四运动倡导科学与民主，传统的古史体系在怀疑和否定的氛围中被打破，与之同步的是追求新史料、新方法和新思维，并用以去解释和证实古代历史。以历史学为主体的人文学科，在近代化过程中转型时期的各种矛盾冲突和内外因素孕育了考古学的最终形成。考古学在近代时期归于史学的范畴，甚至是狭义的史学范畴，应该是符合实际。如果翻开当时众多的学术杂志，如《史语所集刊》、《国学季刊》、《燕京学报》、《清华学报》等，可以时常看到充满了图表、数字、符号的考古学论文及发掘报告；各种学术媒体对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相关机构的派出的考古队的行踪与工作进展密切关注、及时报道。考古学成为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从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来看，考古学的成果是不宜排除在外的。”“考古学的成果为史学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历史见证，考古学的成果丰富了史学研究。如果不注重考古学的发现，不研究这些成果的历史价值，不将考古的实物资料与历史文献资料相结合，要在史学研究中取得突破性和创造性进展，那是很难的。同样，如果不注意史学理论，不研究史学成果，要在考古学上取得卓越成就，可能很难达到目的。”（第3页）另一方面，本书有关考古学成果这一部分，也可看作是中国考古学从酝酿到形成时期的专史。目前，系统回顾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论述考古学发展史的著述并不多见，本书该部分则堪称是一部中国近代考古学发展史。其内容在分期方面、在结构的安排与问题的提出及论述方面，特别是在专业性很强的考古学成果方面，都做得非常突出，令人称道，亦成为本书的重要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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