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WTO与中国经济——论中国加入WTO的原因与面临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中国加入论文,原因论文,WTO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353（2002）02－0029－05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加入WTO 使中国经济和企业的运行环境发生和将要发生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在中国经济还没有完成经济转型过程，中国的多数企业还对国际化经营非常陌生的条件下，它使中国经济面临着异常严峻的挑战。能否正确认识环境的变化和它对中国经济及企业的重要影响，能否及时地、积极地采取相应的措施，对中国经济和企业进行重大的调整，是中国经济和企业融入全球经济，在21世纪持续高速发展的关键。
一、经济全球化与WTO
1.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的经济和企业经营进入了国际化扩张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还主要表现为国家经济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加强。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由于它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发展，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先是全球化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形成，继而是全球化资本市场的形成。而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一些国际经济组织机构的建立和发展壮大，使全球化的行为主体向非国家化转变，跨国经营向无国界经营方向发展。在理论研究方面，增强国家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成为重要的课题。20世纪末21世纪初越来越多国家的经济和企业融入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全球化也由市场全球化进一步向生产全球化发展。国际管理和企业的全球化经营逐渐成为管理学界和企业界最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
经济全球化之所以在战后50多年来能够得以迅速的发展，有着其技术、文化、经济、政治和环境等方面的原因。
从技术层面上看，全球化起因于通讯和运输领域的革命性发展。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国际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使全球范围的通讯费用大大降低和信息传递时间大大缩短；而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使全球范围内的商品和人力运输时间同样大大减少，从而缩短了国与国之间的地理距离。
从文化层面上看，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有赖于各国文化和各种社会联系的跨国界交流的增加。借助于现代技术与高新技术的发展，国际间的信息、商品和人员具有了高度移动性的特征，这导致了文化的跨国界交流的增加，文化的融合性和相似性得到发展，从而使国与国之间的心理距离或感情距离大大缩短。
从经济层面上看，全球范围的技术进步和文化交流的增加促使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开放国内市场，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中，致使商品和资本市场的全球化得以迅速发展，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发展趋势得到加强。这一发展过程作用于生产过程，促使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而实现对全球资源的经济性利用。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则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从政治层面上看，企业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经营，使各国争夺和保持作为外国最佳投资国选地的国际竞争加剧，各国政府纷纷出笼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国外直接投资。各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或消除对本国经济直接控制的努力，放弃了部分原有的国家权力，也促使了经济全球化得以更快地发展。
从环境层面上看，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许多环境问题，例如空气污染、“温室效应”、酸雨等本身就是跨国界的问题，它们必须依靠全球各国的共同努力，依靠全球环保政策，才能得到有效控制和解决。这无疑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2.经济全球化的含义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在广度和深度上日益加强的表现。它以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加强和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以及企业经营活动向无国界化发展为特征。
经济全球化可以划分为市场全球化和生产全球化。市场全球化是指商品、服务和资本打破国家的界限，通过减少和消除自由贸易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自由流通，形成全球化统一市场的过程。市场的全球化以各国普遍推行市场经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为前提。20世纪80、90年代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纷纷进行经济改革，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这为形成更为广泛的全球化市场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目前全球化市场几乎囊括了所有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活动。
生产全球化则主要是指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和协调生产的过程。它的最重要特征是把分散在全球各地的生产组织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进行协调和管理。在市场全球化阶段，这种全球范围的对生产的协调和管理工作还很少存在。进行跨国经营和全球化采购与销售的国家和企业，尽管它们可以是在本国为其它国家或其它地区，也可以是在其它国家或其它地区为当地市场进行全球化标准化生产或个性化生产，但它们在各国的生产彼此之间的联系仍然很少，它们设在各国的经济组织的主要任务还是为某一特定地区服务的。生产的全球化则要求在一个国家或多个国家进行的创造价值的生产活动突破国家和地区的界限，把全球作为一个大平台，进行统筹计划、组织和协调，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全球资源。
3.经济全球化与WTO的关系
WTO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早在1948 年的哈瓦那宪章中美国就曾提出了建立国际贸易组织（ITO）的构想，但也正是由于美国国会担心该组织会严重限制美国国家权力和干预美国经济政策而否决了这一提议。此后GATT（关税贸易总协定）一直在部分地行使着国际贸易组织和职能。经济全球化经历了近50年的发展后，特别是全球化商品、服务和资本市场的形成营造了成立国际性贸易组织的新条件，导致了1995年1月1日国际性贸易组织—WTO（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立。
WTO现有140多个成员国，几乎包括了所有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它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并维护持久和有效的国家之间的多边贸易体系。WTO支持国家间的多边贸易谈判， 致力于克服国家之间的贸易障碍，尽可能地保证全球贸易活动平稳、简便和自由进行，促使成员国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WTO的建立，不仅是全球化发展的结果， 它又必然反过来促进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促进市场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WTO使各缔约方在受益的同时必须承担义务。它通过关税贸易总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和知识产权协定三个基本协定和最惠国原则、非歧视贸易原则和消除非关税贸易障碍原则三个基本原则，以及争端解决程序等措施使缔约方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贸易行为得以规范化，从而促进了全球贸易量的增加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二、融入全球化进程和加入WTO 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加强，商品、服务与资本流通和生产的组织和管理在超越国家界限的范围进行，这导致了任何一国经济都无法依靠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办法实现使经济持久高速发展的目标。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积极主动地选择了融入全球化进程之路。中国经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以加入WTO 为界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国经济部分地与国际经济相结合的阶段。1978年中国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使长期封闭的中国经济转变为开放经济，使中国经济逐步融入了国际分工体系。到中国加入WTO前为止，中国经济已经部分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
中国加入WTO， 使中国经济进入了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第二阶段，即逐步使中国经济全面与国际经济相结合的阶段。
中国主动把自己全面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加入WTO， 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加入WTO是保证中国经济继续持续增长的需要。
中国经济在融入全球化进程的第一阶段在发展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被认为是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少数几个最大的赢家之一。 中国的外贸规模急剧增加， 到90年代中期就已经成为世界10大贸易强国之一，并成为世界第2 大外商直接投资国。到90年代末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几乎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累计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3。这些方面的成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然而从90年代末起，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中国国内投资环境仍然存在着的不规范和透明度不高等问题，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都呈现出有所下降的趋势。为了使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持续高速发展，加入WTO将给中国经济提供良好机会和重要条件。
中国的对外贸易90％是与WTO成员国进行的。中国加入WTO后，由于与成员国之间贸易障碍的减少和消除，会使中国的对外贸易继续迅速增长。而且，中国在加入WTO之前， 没有有效办法去反对其它国家对中国产品出口所设置的各种贸易障碍和歧视性贸易政策。加入WTO后， 中国就可以根据WTO的规则反对各种歧视性贸易政策。此外，加入WTO后，中国也将从WTO的最惠国待遇原则中受益。 这些都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有保障的发展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的环境。
另一方面，中国加入WTO，就需要按照WTO的规则对国内的经济、法律等做必要的调整，这会使中国市场的透明度和稳定性大大提高，从而能够成为更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外国直接投资国，为更多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提供必备的条件。
第二，加入WTO有利于中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加入WTO后，中国将不再只是作为国际贸易规则、原则和政策的被动接受方，而是能够作为制定与调整这些国际贸易规则、原则和政策的积极参与者。从而有利于更好地维护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经济利益。
第三，加入WTO是中国提高国内外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工具。首先， 加入WTO后，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外国直接投资国的地位能够得到加强；其次，贸易障碍的消除使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优势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再有，大量外资和先进技术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降低国内产品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在中国生产的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最后，竞争的加剧和规范市场的形成将淘汰效率和效益不好的企业，使有竞争力的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并在竞争中得到磨练，使之更加具有竞争力。
第四，加入WTO有利于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加入WTO后进口产品会大量增加，使国内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降低关税，引进国外竞争机制和先进技术会促使国内生产成本降低，价格下降，以及产品质量的提高。这些都将使国内的消费者得到实惠。从长远角度看，这无疑会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
第五，加入WTO有利于支持国内企业的改革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由于贸易的扩大和国内生产的增加可以使中国国家收入相应得到增加，这使得政府有能力进行收入的再分配，支持国内企业的改革，增加他们的竞争力。
第六，加入WTO 将有助于促使中国改革进程的加快。 首先， 加入WTO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强大的外部压力，迫使中国按照WTO的规则调整经济和加快改革的步伐，特别是加大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使中国经济尽快地适应新的经济运行规则。否则，中国加入WTO 的优势可能得不到发挥，而又不得不面对加入WTO所带来的严重地消极影响，其次， 加入WTO能够成为防止改革逆转和反对腐败的工具。 当改革遇到大的困难和挫折时，当改革触动到少数腐败分子的根本利益时，就会出现要求放弃或反对改革的呼声，而加入WTO 后中国应该承担的义务则有助于回击反对改革的势力，使改革不可逆转地进行下去。
第七，加入WTO有利于加强与台湾经济之间的联系， 促进两岸实现和平统一。加入WTO 后台湾作为缔约方之一不得不消除对大陆产品和服务的非关税进口障碍，使大陆产品和服务能够容易和更多地进入台湾市场，台湾也不得不实现与大陆的直接通航和通邮，并进一步放松对大陆投资的限制。这些必将导致台湾对大陆经济依赖关系的加强，它有利于阻止台独势力的发展和促进和平统一大业的实现。
三、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尽管中国经济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加入WTO也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的好处，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作为一个还没有完成经济转型的国家， 还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和与WTO规则不相适应的东西。在这种条件下，加入WTO 也必然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中国经济在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 的环境下面临的挑战可以总的概括为，中国经济能否尽快成功地进行调整，适应WTO 的规则和全球经济环境，在全球竞争中获得和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为此，中国经济迫切需要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国有企业问题
加入WTO后，从长期看，无疑会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但是从短期效果看，在中国经济的调整期内，它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大量破产和失业人口的剧增。因此，解决好国有企业和劳动就业问题将是中国加入WTO 后所面临的两个最棘手的问题。
中国的国有企业到目前为止在国民经济中还起着重要的作用。其在业人数占全国各类企业总人数的24.5 ％， 上缴税收占国家各项税收的51.6％。加入WTO后，中国的国有企业将面临大量破产和被并购。 虽然所有其它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多数国家采用的是以“长痛不如短痛”的方式来完成的，而中国到目前为止采用的是一种渐进的方式，这对保证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加入WTO后， 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度已经不能再单单由中国自己来决定了，全球化市场经济的规则作为外部压力将无情地使多数中国国有企业处于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中国不得不面对如何尽快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挑战。
首先，中国要面对以什么方式让多数国有企业退出竞争市场的问题。大量的中国国有企业在失去了政府补贴和国家政策支持后，在WTO规则指导下的市场中将明显地缺乏竞争力，大量的国有企业退出竞争市场已是大势所趋。政府需选择的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让它们退出市场，是以激烈的方式还是以缓和的方式。所谓激烈的方式，或是采取“立即死亡法”，或是采取“自然淘汰法”。前者是由政府采取行政手段使所有国有企业立即死亡，后者则是把国有企业完全直接推向市场，取消政府的补贴和优惠，让那些缺乏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自然被淘汰，实现自然消亡。这些激烈的方式，在国家没有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消化吸收过剩人口能力的条件下，会给社会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激进改革没能取得预想的那样快地进展；两德统一10年后东德人的不满和较高的失业率，以及极右势力的发展都从侧面反映了采用激烈方式改革所带来的后果。以温和缓进的方式解决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采用的方式，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加入WTO后，外部环境已不允许政府再采取行政的方式使国有企业改革能够继续缓和地进行。让国有企业退出竞争市场并不是一件难事，难的是伴随国有企业破产带来的巨大失业人口的安置和生活保障问题如何解决。中国能否充分利用加入WTO后3到5年的过渡保护期，采取积极措施自行消化部分国有企业，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尽量减少加入WTO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再次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来，将是中国政府的一项艰巨任务。
其次，中国要面对如何解决急剧增加的国有企业失业人口问题。大量国有企业退出竞争市场，必然伴随着失业人口的急剧增加。尽管从长期发展看，加入WTO无疑会给中国经济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和使中国的社会福利大大增加，但是中国的这些产业工人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感受到加入WTO带来的好处时，等待他们的却是残酷的失业现实。中国能否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将成为中国社会的安定团结局能否维护和中国经济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
最后，中国要面对国有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重大变化而带来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中国国有企业在目前中国经济生活中还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全国各类企业总人数中国有企业在业人数占了近四分之一，在国家各项税收中国有企业占了二分之一还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占了约63.6％。加入WTO后， 将使大量缺乏竞争力的国有企业退出竞争市场，国有企业的数量会大大减少；而国家也不再可能继续依靠国有企业来增加国家税收和控制及协调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这里问题的要害不在于国有企业数量和国家来自国有企业税收的减少，因为国有企业数量的减少并不会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因素，国家也不会因为国有企业数量的减少而使国家财政税收减少。问题的要害在于如何认识公有制和国有经济的地位与作用。
第二，劳动就业问题
在全球市场上，中国最重要的比较竞争优势都与人口有关。中国劳动人口占世界劳动力资源的26.3％，劳动力充足，劳动力成本低；而与人口众多相关的是中国具有庞大规模的市场，这些都会成为吸引外资和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优势。但是加入WTO 对中国劳动市场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可以吸引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从而创造新的劳动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外国有竞争力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又会导致大批中国企业的破产，从而会使失业人口急剧增加。
在没有加入WTO的情况下， 中国就已经存在着巨大的劳动就业压力了。除了近1300万到1500万的失业人口压力外，还存在着来自潜在失业人口的压力，即来自国有企业过剩人员的安置和农业过剩劳动人口的转移方面的压力。加入WTO后， 中国经济在劳动就业方面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首先，中国由于加入WTO 带来的失业人口大部分无法由国内私有企业加以吸收。因为国内多数私有企业的规模都较小，缺乏竞争力，而且中国至今没有建立起支持中小私有企业发展的体制，这使得私有企业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较大地发展，实现大的扩张，吸纳更多的失业人口；而且众多的私有企业也因不具竞争力而同样面临的破产的压力。
其次，加入WTO带来的外资涌入， 并因此创造出的新的就业机会在短期内并不能减缓中国劳动市场的压力。尽管按照国内外有关机构的预测，加入WTO将给中国带来至少10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而给国有企业带来的失业人口预计会达到500万人左右甚至更多。 如果单从数字上看，新增就业机会和新增失业人口似乎对中国经济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但是有以下因素必须予以考虑：一是新创造出的就业机会与国有企业职工失去的就业机会并不是同期发生的，二者无法相互抵消。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其无法很快全部吸收短期剧增的失业人口；二是新创造出的就业机会因与失业人员原有工作行业和工作性质的差异，也无法吸收现有的失业人员；三是加入WTO 还将给中国农业带来1000万新增失业人口，他们也将向城镇转移，给城镇就业造成更大的压力。
此外，中国劳动人口在未来50年仍处于不断上升时期。50年内中国的劳动力仍会供过于求，处于剩余状态。中国经济的发展将进入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时期，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增加，无法带动较高的就业增长，反而会排斥吸收新职员和分离出更多的在职人员，这些都会造成失业人口的大量增加，增大中国劳动就业市场的压力。
中国的劳动力就业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很快得到解决。 政府在5年的过渡期内除了应该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鼓励和培养企业自我发展的能力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外，应该把重点放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就业服务体系上，使失业人员能够确实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和更多的、更便捷的再就业的途径。
第三，农业发展问题
面对中国人口的巨大压力，中国历来都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中国从农村开始的经济改革虽然成功地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但是中国人口的60％以上仍然为农业人口，而且中国的可耕地面积相对匮乏，农业人口严重过剩，农业生产规模小和设备落后，农民平均收入水平普遍偏低仍是实事。在中国加入WTO后， 中国的农业也不得不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这使中国许多重要农产品的生产在关税降低并政府履行减少对农业生产补贴的承诺后，会对中国农业生产产生巨大冲击。因为生产成本过高，缺乏国际竞争力，中国部分农产品如玉米、大豆、棉花、稻米、小麦等的生产将有可能萎缩。
在全球经济中，中国的主要农产品生产没有多少比较优势。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应该放弃发展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生产，而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生产和出口。但是如果中国农业真的这样去发展，尽管在一定时期内，中国还可以依靠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制和享受对国内农产品生产的7.5 ％的补贴来减轻中国农业受到的冲击和保证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从长期发展看，它还是面临着许多非常严重的问题。
首先是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如果中国按照比较优势原理，最终放弃主要粮棉的生产，依靠进口保证国内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的话，一旦国际环境发生意外事件，如世界粮荒、战争或来自外界的政治及经济制裁等，中国是否有能力靠粮食储备来保证和支持中国13亿人口的生活问题和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
其次，中国本来每年就有1000万左右的农业过剩人口需要向非农业转变，加入WTO后，被迫放弃部分农产品的生产又给中国新增1000 万失业大军。如此庞大的农业过剩人口是否能够顺利地实现向非农业生产领域转移，现有城镇吸纳这部分过剩人口的能力十分有限，加上中国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不完善，这些都造成了解决农业过剩人口的难度。
再次，庞大农业过剩人口的压力，以及农民享受的政府补贴较少，使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农民收入的增长会更为困难。农民收入增长方面的困难会对形成新的国内需求市场和加速实现国内工业产品生产的更新换代受到影响。
最后，中国农业向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方向发展，这除了土地、气候和市场需求及规模的限制外，这类产品如蔬菜、水果、鲜花等的出口在技术上如运输和保鲜等方面的要求也会大大难于土地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这方面中国农业要向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方向发展会受到极大的制约。为此，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问题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
第四，政府职能转变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强弱。由于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融入到全球化经济进程中，各国都必须按照统一、公平和规范的市场经济规则进行竞争。在这种条件下，国家间竞争的主体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国际上存在的制度竞争已经由原来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竞争转变为新型的制度竞争，即一国为提高国家和企业的竞争力，为使本国成为世界上更有吸引力的投资场所所能提供的制度保证方面的竞争。经济全球化使原有含义上的制度障碍变得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新型的竞争，是各国经济体制、法律制度、企业制度、人事制度、创新制度等方面的竞争。在这种新型的制度竞争中，政府职能以及国家制定的各种经济政策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发达国家的政府职能尽管早已是为市场经济服务的了，但是面对全球经济化的环境，也纷纷采取措施，调整职能为新型的制度竞争提供更好的服务。对于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尽快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变则是首要的任务。
转型经济通常还存在着过多的政府对经济的直接管理和干预。在中国，这种政府对经济的直接管理和干预主要表现为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干预。国有企业数量众多、布局过广，政府通过指令、政策、人事、资金等方面的控制干预国有企业的管理。在特定情况下，这对保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保证加快中国工业化的实现和保证社会的稳定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加入WTO后，政府不仅对经济干预的权限大大缩小，而且还要为建立和保证公平竞争市场服务。
在政府职能的转变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对经济的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政府更多地是要利用法律和法规，利用利率和税收等手段调整经济，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平衡和持续发展。尽管中国政府的职能经过20多年的经济改革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但是这次的转变将是更为彻底的、也是更为困难的。
首先，政府要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规范自己的行为，这会使政府对经济和企业的直接管理权力大大缩小，并会深刻触及部分现有政府职员的切身利益。各级政府在进行政府职能转变中都会有不少职能部门的直接管理权限被废除或减少，政府机构与社会微观经济单位的直接经济联系会发生重大变化，政府管理部门以前由于仍对不少下属经济单位的资金、人事、项目等方面拥有决定权，刺激了他们获取和保持权力欲望的增加，并导致他们会依靠权力获取个人经济利益。加入WTO后，政府机构需要相应进行调整，办事规则也会发生根本变化。大量的政府机构更多地是由直接决策机构转变为服务机构。许多官员手中的实权没有了，实际得到的利益也会随之消失。能否使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职员在观念上、在管理方法上成功地完全转变，能否使他们的利益得到合理合法地保证，避免使他们成为政府职能转变的阻力和留下隐患，是政府职能转变中遇到的重要挑战之一。
其次，政府要在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规范市场行为和企业行为时，如何能够保证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改革20多年来，中国已经建立了众多经济法律和法规。加入WTO后， 中国尽管有许多法律法规需要调整，但是困难的任务并不在于调整法律和法规本身，而在于如何有效实施法律和法规。中国各级政府职员的依法管理意识和能力差别很大，还缺乏大批高素质的执法人员，全民的法律、法规意识也还较为薄弱，这有可能造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在相当一段时间还会大量存在；而政府又失去了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和管理的权限，这就可能加重市场的混乱，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再次，政府要在短期内掌握间接控制经济，稳定宏观经济的能力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政府需要学会依靠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管理经济，但是在中国的法律、市场和金融体系都还并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对经济的间接管理可能会大打折扣，这给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造成巨大的困难。
最后，与政府职能转变相关的还有在政府和企业中党政关系如何定位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一国的各种制度因素，包括政府和政党如果不能为提高本国经济和企业竞争力，保证本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福利的稳步提高的话，那么本国的经济和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肯定会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也是一个需要进行探索、调整和磨合的问题。
第五，跨文化冲突问题
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 必然带来国家之间和企业之间国际交往和国际经营活动的增加。这种国际交往和国际经营活动必然要受文化因素的影响。一国或一个企业不考虑各国不同的文化环境，不考虑各国的文化差异，不能尽快地适应跨文化环境和解决跨文化冲突与管理问题，也就无法保证自己在国际竞争中能够获得和保持竞争的优势。
从文化特征方面看，中国属于注重集体主义、强调集体和家庭作用的国家。它要求国家和企业要照料其成员，照料家庭；而成员则应该维护集体和家庭的利益和面子。而一国的文化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积累和结晶，它不可能很快轻易彻底改变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在实行WTO 规定的市场经济规则时又无法完全采纳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中国无法像许多注重个人主义的西方国家那样，过多地强调个人决策的作用、鼓励个人的竞争；在中国经营的企业不得不在做出有关工资、晋升、劳动纪律、解雇等重大问题的决策时考虑到中国文化背景，慎重地的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按照WTO条约和规则对中国经济进行调整的过程， 也就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和融合的过程。加入WTO 本身已经包含着西方文化将进一步向中国各个领域的渗透。在国家间的交往和经济活动日益相互依赖，逐渐向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一国的文化不可能不与他国的文化发生更多的、更紧密的联系。完全拒绝它国文化或者全盘接受它国文化的做法都不利于一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也不利于一国的企业走向国际和进行国际化经营与管理。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正确对待西方文化，吸收西方文化有益的东西；如何解决中西方文化冲突可能给中国文化和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如何开发和发挥中国文化的优势，使之成为中国国际竞争的有力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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