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双重调节论”的控制论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创新论文

程恩富“双重调节论”的控制论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创新

朱殊洋

[摘 要] 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精神,程恩富教授提出了功能性“双重调节论”,即作为经济调节方式,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各有其功能强弱点及不同特点,因此既要充分发挥微观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发挥宏观上政府的作用。由此得到该模式的控制论特征:前馈与反馈结合、输出反馈与状态反馈结合。

[关键词] 双重调节 市场决定 政府调节 控制论 政治经济学调节理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理论界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命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程恩富教授连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系统地分析了何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① 程恩富:《完善双重调节体系: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政府作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② 刘国光、程恩富:《全面准确理解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年第2期。 ③ 程恩富:《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学术研究》2017年第2期。 ④ 高建昆、程恩富:《论按比例规律与市场调节规律、国家调节规律之间的关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⑤ 程恩富、高建昆:《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1期。 ⑥ 程恩富、孙秋鹏:《论资源配置中的市场调节作用与国家调节作用》,《学术研究》2014年第4期。 ⑦ 程恩富、谭劲松:《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能更好地运用市场经济》,《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3期。 ⑧ 程恩富:《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四个关键词”》,《经济研究》2013年第2期。 ⑨ 程恩富、侯为民:《市场和政府的功能强弱性及其互补作用》,《海派经济学》2014年第4期。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程恩富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精神实质,首次提出了“双重调节论”,即作为经济调节方式,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各有其功能强弱点及不同特点(程恩富,2014)。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要素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健全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努力完善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这一双重调节体系。

在程恩富的“双重调节论”中,反复提到调节、反馈等概念,而这些概念都是控制理论的核心范畴,这意味着“双重调节论”包含重要的控制论思想。鉴于此,本文试图从控制论的角度考察“双重调节论”的特征。需要说明的是,程恩富并不是孤立地论述“双重调节论”,而是将不同的调控模式进行对比,从中推导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双重调节论”(法国和日本等国家均存在政治经济学的调节学派)。因此我们也按照程恩富的思路,先分析不同调控模式的控制论原理,最后给出“双重调节论”的控制论特征。

一、纯市场调节

程恩富提出了纯市场调节的过程(程恩富、高建昆,2014)。他认为,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私营企业根据市场提供的供求、价格等反馈信号进行调节,在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下,商品价格的波动对各种生产资源和消费资源进行自发配置。在这一模式中,商品交换主体处于自由竞争的地位。除税收以外,政府对交换主体的影响微乎其微。这种市场调节属于纯粹市场调节。这种调节的控制论原理如图1所示。

我想起小时候第一次去医院的情景,那年我六岁。母亲在屋前的人行道上突然摔倒,胳膊摔断了。听到她的惨叫声,我哇一声就哭了,迦勒却一声不响跑到父亲那儿汇报情况。我们一起把母亲送到医院,一个穿浅黄色衬衫、指甲整齐干净的友好派女子给母亲量血压,之后微笑着帮她接骨。

图1 纯市场调节原理

这种模式的特征是无控制器且负反馈性。无控制器是指没有政府给予控制行为。负反馈性是指该系统的输出端向系统的输入端反馈方向相反的信号,系统的耦合链形成一个负反馈闭环,系统的输出反馈到输入端,同输入端共同控制被控对象。这种模式具有纯市场调节的优点和局限性。

就优点而言,一是可以实现微观经济的李雅普诺夫稳定均衡,也就是说,由于这种系统具有负反馈特征,因此这种系统的极限状态是稳定的,但是这一稳定是在某一邻域内的稳定,而不是大范围收敛性的稳定。我们常说的“吃一堑,长一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都是对负反馈性的形象表述。这一模式通过价格、竞争和供求等机制的共同作用,调节商品的供求,实现供求平衡领域内的稳定。二是资源短期配置功能。价格、供求信号反馈到企业,企业主迅速引导经济资源向效益高的领域流动,从而引起资源配置的变化。三是刺激科学技术创新。为了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在价格信号的作用下,生产经营者会尽力降低成本或者提高商品质量,以便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这一竞争的结果是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普遍提高。

由补偿—平衡模式的事前性和宏观性特征可知,该模式具有如下优点。一是调节无死角。因为该模式是一种混合控制,即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政府只进行总量和宏观调节,如调节国内生产总值、投资、消费、进出口等,微观则依据价值规律进行调节,这样既保证了微观的活力,又保证了宏观经济整体的优化。二是可以抵消经济干扰,预防经济危机。该模式既有微观的经济手段,又有政府的经济和行政手段。行政手段不仅用来预警,而且可以在经济危机到来前夕实施提前制动,避免危机的发生。

1.3 观察内容 观察两组患者术后有无肺部感染,并检测两组患者手术前后动脉血气分析指标及动脉指末氧变化情况。血气分析:分别于手术前1周内及术后第4天在静息状态下取股动脉血行血气分析测定及摄胸片。动脉指末氧:分别于手术前及手术后1周每日上午8点测指末氧含量。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增速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但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国家统计局10月1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650 89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7%,其中第三季度GDP增长6.5%。IMF预测中国大陆GDP本币实际增速约为6.6%,今年全年GDP有望达到13.46万亿美元,人均约为9 630美元。

二、政策+市场平衡偏差调节

程恩富提出了经济政策+市场平衡偏差调节模式(程恩富、孙秋鹏,2014)。在他看来,新自由主义主张采用这种控制模式。比如,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以控制货币供给量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是熨平资本主义经济短期波动的唯一有效的政策。这种调节模式的控制论原理如图2所示。

图2 平衡偏差调节原理

图3 中虚线内表示国民经济系统,即被控系统。比较图3和图2可知,这种模式比经济政策+市场模式多了两个要素:首先是前馈补偿器,其次是干扰信号。此模式的运行过程为:首先由计划总署根据预测部门的预测信息制订发展计划。计划通过后被递交给政府部门,由它们来组织计划的实施。在实施过程中,政府根据市场的反馈信息及时微调计划或在计划不变的条件下调控经济系统,保证计划的实施。

不过,虽然这种调节模式使短周期波动减少,但是却使长周期波动增加。事实上,反馈虽然能够产生校正偏差的控制作用,但由于系统存在惯性,系统偏差常常得不到及时的校正。系统的惯性既包括控制器的惯性(如制订并执行经济政策需要一段时间),也包括控制对象的惯性(如经济政策实施后,由生产的技术性质决定,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产生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当某个控制动作本来已经使输出量达到给定值,这时应该没有偏差信号了。然而,由于控制对象的惯性,输出量不能及时改变给定值,于是在一定时间内,还会继续出现偏差信号;而当输出量已经达到给定值,执行机构本应停止工作了,但由于控制器的惯性,在一定时间内,控制动作继续向原方向进行,并使输出量超过给定值,从而产生与符号相反的偏差,致使执行机构向相反的方向操作。因此,一般来说,输出量往往在给定值两旁摆动,这是一个振荡过程。当波动超过临界值时,就出现了经济危机。

平衡偏差模式和纯市场模式相比,有抗干扰能力强的优点。采用双重输出反馈可以有效地抑制各种干扰对系统输出的影响。假设输入量为一给定值,而外加干扰量使输出量减小,这时反馈也相应减小;但由于输入量未变,因此偏差增大,控制器的控制作用也相应增大,从而提高了输出量,这就对因干扰而引起的输出量减小的状态起到自动调节作用。可见,这种控制模式能够提高系统的抗干扰性。

与纯市场调节相比,这种模式的特征是双重反馈调节,即在市场反馈调节的基础上实行经济政策平衡偏差反馈调节。在这种模式下,国家制定基本宏观经济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在国民经济系统处于正常状态,或即使存在某些偏差时,只要没有超出某一既定的临界值,经济政策就不对国民经济系统进行干预,由市场力量来调节国民经济运行。只有当国民经济系统的运行已经偏离了既定的目标并超过某一临界值时,经济政策控制器才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轨迹进行矫正,使其回复到正常状态。正是由于经济政策调节器具有平衡市场偏差的作用,所以这种模式被称为平衡偏差控制模式。

三、政府+市场的补偿—平衡偏差调节

自《临床神经病学杂志》创刊伊始,慕容慎行教授即一直关心并支持我刊工作,为我刊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先人已去,风范长存,我刊在深切缅怀慕容慎行教授的同时,将以他严谨治学的精神激励自己,奋勇进取。慕容慎行教授,我们永远怀念您!

图3 补偿—平衡偏差调节原理

图2 中,⊕为比较环节,它的作用是比较市场反馈信号和目标信号,从而得到偏差信号,并将这一偏差信号输送给宏观政策控制器。比较图1和图2可知,这种模式比纯市场模式多了几个要素。首先是宏观经济目标,其次是输出反馈与目标形成偏差,最后是经济政策调节器。

就局限性而言,现代微观经济学证明,要保证纯市场调节是有效率的,需要以下几个前提:不存在规模经济,不存在外部效应,决策者具有市场的完全信息,生产要素完全自由流动。然而这几个条件通常是难以同时满足的,因此纯市场调节会出现如下问题:一是没有宏观经济目标,因而出现“加总悖论”。由于市场行为主体都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因而难以避免外部性的存在,以至于无法保证全社会的宏观经济整体目标和长远利益的实现。二是调节领域的局限。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领域都适合采用市场调节。在某些因规模经济而导致自然垄断的领域,如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领域,供水、供电等领域,完全采用市场调节的效果并不理想。在公益性和非营利性领域,如教育、卫生、环境保护、文化保护、基础研究、国防经济等,试图以市场调节起主导作用更会引起不良后果。三是易导致贫富分化。如果任由市场竞争,则竞争机制必然会导致资本的集中,因而出现垄断,导致财富集聚在少数人手中。四是经济短期波动大。虽然市场调节是李雅普诺夫稳定的,但是这一稳定是在某一邻域内稳定,这意味着经济是在均衡值附近上下波动的。此外,就过程解而言,由于决策者信息的不完全性,收敛于李雅普诺夫稳定解的过程不仅漫长,而且波动不断。

程恩富提出了补偿—平衡输出偏差调节模式(程恩富、谭劲松,2015)。凯恩斯主义的调控过程就属于这种模式,即在市场的自发调节无法实现充分就业时,存在需求不足的干扰,这时仅仅采用经济政策反馈调节是无法抵消干扰的。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政府采用前馈器即补偿器直接进行需求管理,即政府直接进行购买,以补偿需求不足的干扰,以便实现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这种调节模式的控制论原理如图3所示。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平衡偏差模式的特征是反馈性,即以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为依据,通过市场上的信息反馈了解经济运行情况,以决定是否做出调节。由此可见,平衡偏差模式的调节具有事后性和微观性。事后性意味着调节的代价大,而微观性意味着对国民经济运行缺乏长远预见,对于可能发生的问题无法预料,因而难免出现周期性经济波动。而补偿—平衡模式则不同,由图3不难看出,它除了具有事后性和微观性之外,还具有事前性和宏观性。所谓事前性,用控制论术语表示就是补偿性或前馈性,即计划性、超前性、预测性,也就是指政府决策部门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提前预报和控制,消除因干扰引起的波动。所谓宏观性,就是政府从宏观经济整体上进行优化调节。程恩富将资源配置划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不同层次(刘国光、程恩富,2014)。在资源配置的微观层次,价值规律可以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促进资源优化,因而从微观层面看,市场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在资源配置的宏观层次,如在供需总量的综合平衡、部门和地区的比例结构、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社会分配公平等方面,以及涉及国家社会安全、民生福利(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资源配置时,就不能完全依靠市场决定,这时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节。

另有使用TOPSIS法与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医院经济运行分析。TOPSIS法(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是有限方案多目标决策分析的一种常用方法,对数据分布、样本量大小及评价指标的选择没有严格的限制,具有应用广泛、操作简便的特点,近年来广泛用于卫生事业决策、医院综合效益的评价[28-30]。

当然,这一模式也是存在局限性的。事实上,在程恩富看来,虽然前馈补偿器具有优点,但是这一优点的发挥是有条件的(程恩富,2014)。比如,如果政府调节的偏好不当,就会使政府调节的目标偏离全社会的需求。人们所熟知的GDP至上的偏好就导致了盲目投资、过度招商引资和忽视民生及生态建设等。再比如,如果政府调节的程序不妥,则会使决策走向程序非民主化、措施延迟化和代价增大化,难以及时和灵活地应对市场变动状况。

四、“双重调节”控制论原理

前面指出,因为补偿—平衡偏差是前馈模式和反馈模式的叠加,所以一般来说,它兼具两种模式的优点。但这是有条件的,即要保证前馈器和输出反馈器的协调性。协调性是指前馈器和输出反馈器互不干扰。经典控制理论告诉我们,设计这些装置,保持其协调性是不容易的。事实上,前馈补偿作用过强,系统的自动调节功能就会减弱,有时甚至会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政府干预中“看得见的手”与市场机制的“看不见的手”是一对矛盾,处理不当不但各自的优点不能发挥,还会使两者相互干扰。

为了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程恩富首先系统地提出了“双重调节”模式(程恩富,2014)。该模式的控制论原理如图4所示。

图4 双重调节原理

比较图4和图3可知,这种模式多了两个要素:首先是状态反馈器,其次是国民经济系统中独立出来的国有企业和市场失灵部门。此模式的运行过程为:首先由计划总署根据预测部门的预测信息制订发展计划,计划通过后被递交给政府部门,由它们来组织计划的实施,同时实施市场调节。政府不仅要接受市场的反馈,还要和市场主体进行协商以便进行利益调整。

“双重调节模式”的第一个重要特征是状态反馈器的设立。控制理论所说的状态指的是能完整描述系统行为并反映系统动态性质的一组变量。在程恩富看来,各个不同所有制企业集合的利益是最好的状态变量,因为系统的动态特性起源于动力,而经济学意义上的动力正是利益。由此,状态就被定义为国民经济系统中各个不同所有制企业集合的利益,状态反馈器的作用就是向政府反馈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信息和利益代表者对利益的诉求,然后政府作为宏观整体利益的代表,与不同利益的代表者进行信息交流和利益协调,最终实现利益均衡。

颅内静脉窦血栓属于特殊性的脑静脉系统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的主要临床症状包括意识障碍、视乳头水肿以及局灶性神经功能障碍等[1]。颅内静脉窦血栓具有发病形势多样、发病原因复杂以及临床症状、体征缺乏特异性等特点,且患者病情进展迅速,增加了误诊以及漏诊率[2-3]。因此,本研究通过分析诊断时间与颅内静脉窦血栓患者临床特征及预后的关系,旨在为颅内静脉窦血栓的早期诊断提供参考依据。现报道如下。

“双重调节”模式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人民性。前面提到,补偿—平衡偏差模式可能存在政府偏好的影响,而“双重调节”模式采用市场失灵部门进行状态反馈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市场失灵部门都是公共事业部门,这些部门与人民的利益密切相关,将这些部门的发展信息反馈到政府,并使利益的代表者与政府进行对话,从而实现政府偏好与人民的偏好相一致。

“双重调节”模式的第三个重要特征是事前事中事后同时进行调节。厉以宁教授主张市场调节是第一次调节,出了问题政府进行第二次调节,因而其“二次调节论”① 程恩富:《论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的结合机制——与厉以宁同志商榷之三》,《世界经济文汇》1991年第4期。 实际上就是经济政策+市场的平衡偏差模式或政府+市场的补偿—平衡偏差模式。与厉以宁教授的“二次调节”论不同,程恩富的“双重调节论”的一个重大创新是加入了状态反馈器,而状态反馈器输入给政府的是实时信息,所以“双重调节论”不仅可以进行前馈预报和计划、反馈纠错控制,还可以根据在线状态信息进行实时控制即事中调节,其政策含义就是要视不同情况加强事先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管和调节,而不是等经济运行出了问题再被动地高成本加强监管和调节。近年来,天津化学制品爆炸、股市失序混乱、劳资冲突、P2P网贷平台崩盘、药品食品安全不佳等事件的社会负面影响极大,事后监管和调节成本和后遗症也很大,这也印证了程恩富倡导事先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的功能性“双重调节论”的必要性和科学性。

由此可见,早期上海学生话剧演出活动多以自娱自乐的形式存在,演剧取材除了莎士比亚的戏剧演出外,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剧本,演出形式和演出场地也较为随意。且在此时间段内,还没有涉及“券资”收入等概念,话剧演出活动多以“赠券恳亲,无猎资者”的形式存在。

“双重调节”模式的第四个重要特征是将国有企业的基础性作用作为状态变量的基本内容,即把国企的发展状态当做反映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性质的基本状态变量。前面三种调节模式都是以私有制为制度基础的。而程恩富指出,“双重调节”模式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多种所有制为制度基础,否则政府就会偏重于私营资本、偏向于少数人的利益,从而加剧贫富分化,甚至导致政治危机(程恩富,2014)。他认为,这一经济制度要比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更适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具有更高的绩效和公平。据此,对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应该继续加大支持力度,因为国有企业关乎国家经济命脉,关键时刻还得靠它们。从政治角度看,美国等西方国家忌惮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而中国共产党要强大就必须依靠国有企业提供的财力、物力、人力支持。从经济角度看,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为政府的人民性提供了必要条件,也为政府与人民的协商提供了必要条件,两个必要条件合二为一,成为建立“双重调节”模式的状态观测器的充分必要条件。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所以只能采用前面三种模式之一,而由前面的比较分析可知,“双重调节”模式更为优越,而优越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所有制结构。

五、结 语

程恩富教授提出的“双重调节”模式是对纯市场调节模式、政策+市场平衡偏差模式、政府+市场补偿—平衡偏差模式的扬弃和发展,因而从控制理论角度看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双重调节”模式从我国国情出发,建立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状态反馈器,从而实现了前馈与反馈结合、输出反馈与状态反馈结合。这两个结合意味着,在“双重调节”模式下,政府和市场具有一致性,微观和宏观具有一致性,前馈和反馈具有一致性,不同利益主体具有一致性。

〔中图分类号〕 F0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9)09-0083-05

作者简介 朱殊洋,广州行政学院经济部教授(广东 广州,510070)。

责任编辑:张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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