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初官制看李世民夺位的基本条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制论文,基本条件论文,李世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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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九年六月发生的“玄武门之变”，实际上是一次军事政变。秦王李世民发动这次政变，不是仓促地冒险，而是有预谋有计划以夺取最高统治地位为目的的一次行动（注：《玄武门之变新探》，《人文杂志》1991年第3期。），其成功也不是偶然的， 而是有许多必然的因素，即具备了一定的政治、军事方面的基本条件。《唐大诏令集》卷27“立秦王为皇太子诏”记载了李世民为太子前夕的官职，即“天策上将、太尉、尚书令、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益州道行台尚书令、雍州牧、蒲州都督、领十二卫大将军、中书令、上柱国。”李世民正是利用这些职务和在长期征战中扩充的军事实力，逐步创造条件，夺取皇帝宝位。同时，探讨这些条件对进一步认识唐初政治斗争和政治制度的变化也有较大助益。
一
唐朝在武德时期，府兵制度初创，其领兵系统颇为纷杂。虽然十二卫组织已经恢复，其军将也常常在外领兵或镇守，但不是所有军队都纳入十二卫系统，如关内诸府就分隶于十二军，是唐初比较固定的禁卫军队。十二卫、十二军之外，又有太子东宫诸率府和秦王、齐王左右六护军府及左右亲事府、帐内府、分掌亲勋卫及外军（注：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7月版，第130～131页。）。 武德时期军事系统的这种状况，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初建，制度草创，又处于战乱时期，有一个整顿稳定的过程；另一方面由于外有突厥威胁，内有各地割据势力的存在，政局不稳，军权分属几个系统，互相牵制，力量均衡，有利于中央控制。尽管如此，由于唐王朝当时在军事上对李世民的依赖和其显赫的战功，使他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在十二卫、十二军、诸王护军府等军事系统中都握有相当的权力，培植了私人势力集团，实际上已掌握了大部分军权，在军事实力上相对李建成、李元吉来说居于优势地位。
唐初制度，秦王、齐王各有左右六护军府、左右亲事府、帐内府。“其左一右一护军府护军各一人，掌率统军已下侍卫陪从。副护军各二人，长史各一人，录事参军各一人，仓曹参军事各一人，兵曹参军事各一人，铠曹参事各一人。统军各五人，别将各十人，分掌领亲勋卫及外军。左二右二护军府、左三右三护军府，各减统军三人，别将六人。余职员同左一右一府。”左右亲事府各置统军一人，“掌率左右别将侍卫陪从。”其下各置左右别将一人，长史、录事、铠曹、兵曹等参军各一人。“帐内府职员品秩，与统军府同。”（注：《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从“分掌领亲勋卫及外军”一语看，护军府分领亲、勋卫及外军诸府，如丘行恭从秦王征伐，“功多，迁左一府骠骑”。（注：《新唐书》卷90《丘和传附行恭传》。）即秦王府的左一护军府下辖的骠骑将军。唐初，军府分骠骑将军府、车骑将军府，各以府主官职名称命名。又如张亮，“荐之于太宗，引为秦府车骑将军”。（注：《旧唐书》卷69《张亮传》。）即指秦王府的护军府下辖的车骑将军府之府主。公孙武达，“武德初，为秦王府长枪车骑，”（注：《册府元龟》卷396《将帅部·立功十》。）功多， “累迁秦王府右三军（府）骠骑。”（注：《旧唐书》卷57《刘静传附传》。）骠骑将军名位比车骑将军高，故称之为“迁”。据《旧唐书·宇文士及传》载，其归唐之初，也曾充任过“秦王府骠骑将军”。另外，秦王府还拥有骑兵部队。如“牛达进，初为秦王府左一马军总管，从击王世充，率骑直攻其军，……”（注：《册府元龟》卷396《将帅部·立功十》。）玄武门之变时， 秦王府也曾出动过骑兵部队。左右亲事府、帐内府可能也分领有军府。张士贵早年就曾“授秦王府右库真骠骑将军”。（注：《唐代墓志铭汇编》上册“大唐故辅国大将军荆州都督虢国公张公墓志铭。”）库真即库直。《旧唐书·职官志》一载：“又有库直及驱至直，库直隶亲事府，驱至直隶帐内府。”右库真即隶于右亲事府的库直，既以骠骑将军为其长官，当属一种特殊的军府，很可能就设置在京城之内。 《通鉴》卷191武德九年六月：“屈至直府左车骑万年谢叔方。”胡注：“屈至直，即驱至直也，属帐内府。”驱至直既已置府，库直当不例外。
齐王府与秦王府所属护军府、亲事府、帐内府相同，加上太子东宫所属诸率府，从直属军府和兵力数量上看，当超过秦王府。然从军队的战斗力看，秦王府兵则远胜于齐王府及东宫兵。李世民长年征战，其军队训练水平高，又多为久战之兵，富有战争经验。其统兵将领之勇猛善战更非元吉、建成之属可及，所谓“谋臣猛将并在麾下”。（注：《旧唐书》卷60《李孝恭传》。）如邱行恭、邱师利、公孙武达、尉迟敬德、程知节、秦叔宝、张士贵、张亮、张公瑾、齐善行、薛万均、刘师立、侯君集、段志玄、庞卿恽、罗君副、李孟尝、独孤彦云、郑仁泰等。元吉、建成也深知这一点，所以在武德九年六月，突厥入寇，唐高祖令元吉率军出征，元吉乘机要求“秦府骁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并与同行。又追秦府兵帐，简阅骁勇，将夺太宗兵以益其府。”（注：《旧唐书》卷64《巢王元吉传》。）
李世民除了拥有以上秦王府直属军队外，还拥有相当大的潜在的军事实力，主要表现在其对十二军和十二卫的控制上。武德二年，置十二军，“分关内诸府以隶焉”。关中分为十二道，各军立有军号，“皆取天星为名”，（注：《通鉴》卷187。）以万年道为参旗军， 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醴泉道为井铖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分州道为招摇军，西麟州道为苑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每军置将、副各一人，督以耕战。军下有坊，置坊主一人。武德六年，一度废十二军，八年，因突厥入侵，重又设置。十二军设置后，“由是士马精强，所向无敌。”（注：《通鉴》卷187。）对保卫关中地区和京师的安全， 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二军将军武德八年以前任职的就不多说了，这年重置十二军时任命的将军，《册府元龟》卷990“外臣·备御三”有详细记载， 摘录如下：“以太常卿窦诞为参旗将军，吏部尚书杨恭仁为鼓旗将军，淮安王神通为玄戈将军，右骁卫将军刘弘基为井钺将军，右卫大将军张瑾为羽林将军，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为骑官将军，右监门将军樊世兴为天节将军、右武候将军安修仁为招摇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杨毛为折威将军，左武候将军王长谐为天纪将军，岐州刺史柴绍为平道将军，钱九陇为苑游将军。”此后，十二军将军还有一些变动，如张瑾，武德九年改任天纪将军，天节将军改由罗艺充任。
以上人员大体可分为三类：一、为秦王府集团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刘弘基、长孙顺德等固不待说。窦诞，为唐高祖女婿，《新唐书·袁朗传》：“武德初，隐太子与秦王齐王相倾，争致名臣相助。”其所罗列的秦王府集团人物中就有窦诞在内。可见他早已投靠李世民。参旗军军副张琮多年跟随李世民，所谓“陪从戎麾”，（注：《金石萃编》卷45《张琮碑》。）早就属秦王府集团中人。钱九陇、杨毛、樊世兴、李神通、柴绍等人，多次跟随李世民征伐，立功受赏，逐渐爬上高位，在长期征战中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如樊世兴，早年跟随李世民起兵，攻下长安，后又相随征薛举，平王世充、窦建德等。《新唐书》本传说：“从秦王积战多，封营国公，数赐黄金杂物”。再如李神通虽为宗室，然长期随李世民征战，在平定王世充后，李世民赏赐他良田数十顷，张婕妤之父欲夺其田，通过唐高祖下诏施加压力，被李世民顶住。（注：《旧唐书》卷64《隐太子建成传》。）这种情谊李神通当然不会忘记。然而李神通若非秦王集团中人，李世民也不会冒如此大的风险庇护他。柴绍，尚高祖女平阳公主。早在太原起兵时，李世民为右领军大都督，柴绍即为右领军府长史。后又与柴绍夫妻经略渭北，攻下长安。在李世民平定薛举、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等重大战役中，柴绍均跟随参战，立有功勋。（注：《旧唐书》卷58《柴绍传》。）因此，在关系方面要远远亲于建成、元吉一方。二、为中间人物，如杨恭仁、王长谐、张瑾、安修仁等。这些人物从现有史料看，尚不见明显倾向，可能没有卷入李世民兄弟的斗争中去。王长谐、安修仁，两《唐书》无传，其事迹其它史料中也比较少见，难以判断其政治倾向。如杨恭仁，早先任凉州总管，为唐王朝镇守和经营西北，建有功勋。武德末，始入朝吏部尚书，迁左卫大将军、鼓旗将军，故末卷入这场斗争。张瑾，有关事迹的史料很少，很难了解其政治倾向，两《唐书》几处有关张瑾的记载，所记的都是同一事，即武德八年七月，突厥入寇，遣其于太原防守，“瑾全军并没，脱身奔于李靖”。（注：《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 ）后李世民率大军出击，迫使突厥退出，收复了张瑾所失之地。至于张瑾败军，唐廷如何处理，史无记载，不得而知。但从《通鉴》卷191 武德九年六月条出现的“天纪将军张瑾”一语看，张瑾并未受到惩罚。根据这种情况分析，其未受处分，当是因为太原失而复得，这样张瑾就要感谢李世民了。在随后的玄武门之变中，张瑾虽未投奔秦王府集团，但也不至于倾向李建成一方。三、为秦王府集团敌对一方，即罗艺为将的天节军。罗艺在平定刘黑闼后，“因请入朝”，任左翊卫大将军，“艺自以功高位重，无所降下，太宗左右尝至其营，艺无故殴击之”，被高祖治罪，久而释之，“令以本官领天节军将镇泾州。”太宗即位后，“而艺惧不自安”，遂反。（注：《旧唐书》卷56《罗艺传》。）其实罗艺早就投入建成集团，《通鉴》卷191 武德七年六月条载：“建成擅募长安及四方骁勇二千人为东宫卫士，分屯左右长林，号长林兵。又密使右虞候率可达志从燕王李艺发幽州突骑三百，置东宫诸坊，欲以补东宫长上。”李艺即罗艺。高祖发现后召建成责之，并流放了可达志，罗艺因功高释而未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关中十二军，绝大部分在李世民的控制之下。武德九年六月，唐高祖命李元吉率军出击突厥时，出动的部队是罗艺的天节军和张瑾的天纪军，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当时李建成对李元吉说：“今汝得秦王骁将精兵，拥数万之众，吾与秦王饯汝于昆明池，使壮士拉杀之于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无不信。……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恶坑之，孰敢不服。”（注：以上均见《通鉴》卷191。 ）如果元吉统率的基本部队不是这两军，而是十二军中的其它诸军，则李建成不敢提出这样的计划。可见李建成、李元吉在调动军队时，也是颇费心机，作了一番选择。这就从另一角度证明李世民在关中十二军中颇具实力与影响。
李渊建唐之初，就恢复了十二卫组织，以功臣武将充任诸卫大将军、将军，分领诸军府。由于政权建立不久，十二卫组织尚不健全，所以和十二军互有联系，诸卫大将军、将军也可兼任十二军将军，如杨恭仁以左卫大将军兼鼓旗将军，罗艺以左翊卫大将军为天节将军，钱九陇以右武卫将军为苑游将军。同时也有区别，如郑元
以太常卿兼参旗将军，窦诞等也是以文官充任十二军将军。说明十二军必定是另一军事系统。秦齐二王护军的将领也有同时任职于十二卫系统的现象，如薛万均为秦府右二护军、北门长上，北门长上即属十二卫。贞观以后，军制逐渐健全，军事领兵与指挥系统才整齐划一了。由于唐初存在这种情况，便设了一个“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衔，于武德五年十月授予李世民，以“总摄戎机”，（注：《唐大诏令集》卷65“秦王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制”。）使李世民凌驾于十二卫大将军之上，全盘负责诸卫、诸军事务。当时，诸卫大将军中有不少人本来就属秦王府集团，如右武候大将军刘师立，右武卫大将军李安远，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左监门卫大将军李勣，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等。十二军将军的情况前面分析过了，不再赘言。这样，即使诸卫、诸军大将军、将军中有部分不属于秦王府集团，从制度上看，也得服从李世民。
从当时制度看，李世民还有一个优势，即武德四年十月充任天策上将军。唐高祖特置这个官职，是因为“上以秦王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之上。”（注：《通鉴》卷189。 ）这个职务不是荣誉虚衔，而是有实际职事的，即“掌国之征讨”。（注：《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武德九年六月，突厥入寇，《旧唐书·巢王元吉传》说：“建成及荐元吉代太宗督军北讨。”《通鉴》卷191亦载：“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军北征，上从之。” 这个“代”字很有深意，说明征伐之事本属李世民掌管，经过高祖特诏批准，元吉才能代替世民出征。天策上将府设官多而全，有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军谘祭酒、典签、主簿、诸曹参军事等官。其中“军谘祭酒二人，谋军事，赞相礼仪，宴接宾客。“记室参军二人，掌书疏表启，宣行教命。功曹参军事二人，掌官员假使、仪式、医药、选举、考课、禄恤、铺设等事。仓曹参军二人，掌粮禀、公廨、田园、厨膳、过所等事。兵曹参军事二人，掌马驴杂畜簿帐及牧养支料草粟等事。铠曹参军事二人，掌戎仗之事。士曹参军事二人，掌营造及罪罚之事。参军事六人，掌出使及杂检校之事。”诸曹还配有令史、书令史等吏。（注：《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俨然是一个职能齐全的庞大军事指挥机构。秦王府及诸护军府、帐内、亲事府，已有长史及诸曹参军等官，显然天策府官员不是为管王府及诸府之事而设置的，肯定另有分工。后者专管本府之事，而前者则是掌管秦王府以外的国家之事，从机构和官吏人数看也比前者庞大得多。（注：亲王府和护军府、亲事、帐内府的官员配备，可见《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和职卷44《职官志三》。）这是唐初机构特殊之处的一个方面。至于天策府的职能和兵部、太仆寺等政府机构有何分工或联系，由于其存在时间不长，史无明载，尚不得而知。有一点可以明确，即由李世民的特殊地位（李同时还是尚书令、中书令），推知天策府当时可能会凌驾于兵部等机构之上，至于领兵征伐更是其独有的职能了。
二
武德时期，在地方上李世民经过长期培植，也形成了很大的势力。武德四年，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后，唐朝在洛阳设置了陕东道大行台，（注：《元和郡县图志》卷5河南道一，《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以李世民为行台省尚书令。陕东行台省的设官仿中央尚书省，有尚书令、仆射、左右丞、诸部尚书、郎中、诸监、主事等。官员的品秩“同于京省官员”，只是员数略少。其它行台省官员品秩“各降京师一等，员数又减焉”。 （注：《通鉴》卷189。）行台省尚书令被赋予很大的权力，对辖区内之事，无所不管。主要是：一、拥有统兵征伐权。二、拥有选拔任命官员的人事权。三、拥有司法与专杀之权。四、拥有财权。五、拥有监察权。（注：参见拙著《论隋唐时期的行台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93年第7期。）陕东行台省管辖区域非常广大， 当时规定：“其蒲州、河北诸府兵并受节度。”胡注：“复以河东郡为蒲州。河北，谓大河以北，黎、相之地。诸府，诸总管府。”（注：《通鉴》卷185。）唐初，“凡边要之州，皆置总管府，以统数州之兵。” （注： 《通鉴》卷185。）李世民在这一广大地区进行了多年的苦心经营，《旧唐书·房玄龄传》载：“贼寇每平，众人竞求珍玩，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当时房玄龄任陕东道行台考功郎中，他的行动也是李世民的意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时甚至不惜得罪高祖及其妃嫔。史载：“时太宗为陕东道行台，诏于管内得专处分。”（注：《旧唐书》卷64《隐太子建成传》。）“贵妃等私从世民求宝货及为亲属求官，世民曰：‘宝货皆已籍奏、官当授贤才有功者。’皆不许， 由是益怨。”（注：《通鉴》卷190。 ）唐高祖报怨说：“我诏敕不行， 尔之教命州县即受！”还曾对裴寂说：“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注：《旧唐书》卷64《隐太子建成传》。）秦府集团中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是在平定王世充前后这一时期网罗的，如程知节、秦叔宝、杜淹、刘师立、李君羡、田留安等。陕东行台省的重要职任大都由其心腹人物充任，如屈突通为行台右仆射，温大雅为行台工部尚书，殷开山为行台兵部尚书，皇甫无逸、史万宝前后任行台民部尚书，于志宁检校行台左丞并知膳部郎中，房玄龄兼行台考功郎中，杜如晦为行台司勋郎中等。李世民多留居长安，陕东行台省事务由屈突通主持。由于屈突通忠于李世民，引起李建成不满，一度被召回长安，“隐太子之诛也”，复“驰镇洛阳”。（注：《旧唐书》卷59《屈突通传》。）
益州行台省的尚书令也由李世民充任。武德三年四月颁布的《秦王益州道行台制》说：“蜀郡沃野，田惟井络，控取邛笮，临制巴渝；求瘼宣风。朝寄尤重，总司岳牧，是属懿亲。”（注：《唐大诏令集》卷35。）可见这个行台省非常重要，直接控御巴蜀地区，必须由皇室至亲出任尚书令，所以当时高祖又选择了李世民。益州行台省管辖益、利、会、泾、鄜、遂六总管所属的数十州广大地区。胡三省说：“是时，益州行台所统，起蜀，跨陇而东北。”（注：《通鉴》卷188 武德三年四月条注。）所辖区域跨今川陕甘三省，在京城长安北、西、南三方面划了一个半圆形，所以它也担负保障京师安全、防御突厥的责任。李世民因为经常领兵征讨，平时也多留居长安，益州行台省由行台左仆射窦轨实际负责，并“许以便宜从事”之权。（注：《旧唐书》卷61《窦威传附窦轨传》。）《新唐书·袁朗传》把窦轨划入太子东宫集团，是错误的。益州行台省实际仍是李世民的势力范围。《新唐书》之所以把他划入李建成集团，是因其在武德元年一度担任过太子詹事之职，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如果说曾在哪里任职就属哪个集团的话，那么，窦轨任职于东宫只是很短一个时期（不到一年），而长期（从武德三年至九年）却在李世民任尚书令的益州行台省任职，就更应该属秦王集团了。笔者认为重要的应该看本人的行为和倾向。窦轨早年跟从李世民经略关中攻下长安，武德四年平定王世充时，窦轨率益州行台军队在李世民指挥下参战，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据《旧唐书·韦云起传》载：“隐太子之死也，敕遣轨息驰驿诣益州报轨，轨乃疑云起弟庆俭、堂弟庆嗣及亲族并事东宫，虑其闻状或将为变，先设备而后告之。云起果不信，问曰：‘诏书何在？’轨曰：‘公，建成党也，今不奉诏，同反明矣。遂执杀之。’”韦云起当时为益州行台兵部尚书。这段史料很能说明窦轨到底属于哪个集团。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被立太子，“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注：以上均见《通鉴》卷191。 ）唐高祖此时已被软禁，授予窦轨的这道诏书实乃出自李世民之意。李世民在政变成功后，马上向窦轨通报情况，可见二人关系之密切程度，同时也有让他做好防变准备之意。
李世民在地方的势力并不仅此，他还兼任凉州总管，“使持节凉、甘、瓜、鄯、肃、会、兰、河、廓九州诸军事。”（注：《唐大诏令集》卷35“秦王兼凉州总管制”。）即李轨原所据之地。从武德元年至九年六月，李世民一直充任雍州牧之职。雍州是京畿地区，开元时改为京兆府。李世民充任京畿雍州地区的行政长官，对他培植私人势力乃至在后来的政变中都起了不小的作用。据《旧唐书·高士廉传》载，武德五年，其任雍州治中，“时太宗为雍州牧，以士廉是文德皇后（即李世民之妻长孙氏）之舅，素有才望，甚亲敬之。乃将诛隐太子，士廉与其甥长孙无忌并预密谋。六月四日，士廉率吏卒释系囚，授以兵甲，驰至芳林门，备与太宗合势。”
与李世民在地方上的强大势力相比，李建成、李元吉集团的力量则要弱小得多。李元吉虽曾一度担任过襄州道行台省尚书令，（注：《新唐书》卷79《巢王元吉传》。）然在武德七年就废去了这个行台省。（注：《元和郡县图志》卷21《山南道二》，《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所载亦同。）从这年至武德九年李世民夺得太子止，全国尚存的只有李世民任行台尚书令的陕东道与益州两个行台省。
三
在唐初国家中枢决策机构和政务方面，李世民集团也占有很大的优势。根据《新唐书·宰相表上》记载，从武德元年至九年六月，先后共有12名宰相执政，即李世民、裴寂、刘文静、窦抗、窦威、陈叔达、封德彝、杨恭仁、萧瑀、裴矩、宇文士及、李元吉等。仍可分为三类：
第一，李世民集团人物，即李世民、刘文静、萧瑀、窦抗、陈叔达、宇文士及等，共7人。前3人固不待说，如萧瑀，李世民曾赞扬说：“武德六年以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而不之定也，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此人不可以厚利诱之，不可以刑戮惧之，真社稷臣也。因赐瑀诗曰：‘疾风知劲草，版荡识诚臣。’”（注：《旧唐书》卷63《萧瑀传》。）对于窦抗等须略作说明。据《旧唐书·窦抗传》载，他和唐高祖关系甚密，是皇后窦氏的堂兄，高祖每呼兄而不称其名。从血缘上看，和建成、世民兄弟并无亲疏之别，然李世民深谋远虑，对他早就采取了笼络措施，使其站到自己一方。他曾从李世民平定薛举，“勋居第一”，后“又从征王世充，及东都平，册勋太庙者九人，抗与从弟轨俱预焉，朝廷荣之，赐女乐一部，金宝万计。”窦抗武略平庸，这两次均未见立有显功，结果都得到册勋赏赐，可见是主帅李世民的有意安排。其子窦静、窦诞等都和李世民关系密切，贞观时期得到重用。陈叔达也和李世民关系密切。建成、元吉曾对李世民“阴行潜毁”，高祖将有贬责，陈叔达“固谏而止”。（注：《旧唐书》卷61《陈叔达传》。）玄武门之变时，高祖召裴寂、萧瑀、陈叔达商议对策，他又和萧瑀力主立李世民为太子，曰：“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委之国事，无复事矣。”（注：以上均见《通鉴》卷191。）态度是何等鲜明。 李世民即位后曾对陈叔达说：“武德时，危难潜构，知公有谠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注：《旧唐书》卷61《陈叔达传》。）可见陈叔达早就倾向李世民一方。宇文士及归唐以来，长期任职秦王府，多次跟从李世民征伐，倍受信任。贞观时期，“甚见亲顾”，“同列莫与为比”。病重时太宗“抚之流涕”，死后陪葬昭陵（注：《旧唐书》卷63《宇文士及传》。）。为秦王府集团的主要人物之一。
第二，中间派人物为封德彝、杨恭仁、裴矩等人。其中封德彝在李世民与建成、元吉的斗争中，在公开场合站李世民一方，《旧唐书》本传载：“初，伦（其名，字德彝）数从太宗征讨，特蒙顾遇。以建成、元吉之故，数进忠款，太宗以为至诚，前后赏赐以万计。”也做过一些有利于李世民一方的工作，如对杜淹的问题上。据《旧唐书·杜如晦传附淹传》载：“及洛阳平，初不得调，淹将委质于隐太子。时封德彝典选，以告房玄龄，恐隐太子得之，长其奸计，于是遽启太宗，引为天策府兵曹参军、文学馆学士。”“而伦潜持两端，阴附建成。”（注：《旧唐书》卷63《封伦传》。）直到贞观时期，他死后数年，太宗才知其事，可见武德时期在公开场合他是支持李世民的，否则决不至于死后李世民才了解其为人。尽管如此，还是将列入中间派为宜。对于裴矩也要作一些分析。此人在玄武门之变中，当双方战斗激烈时，出面晓谕，“宫兵乃散”，（注：《旧唐书》卷63《裴矩传》。）似乎倾向李世民，然通观其以前的态度，未见支持任何一方的言行，此时出面很大程度是因建成、元吉已死，大势已定，出于投机目的而作出的姿态，因此仍列入到中间派。
第三，敌对派人物，主要指裴寂、李元吉。秦王府集团的重要人物刘文静的被杀，实因裴寂而起，引起李世民对他的不满，裴寂当然也不会支持李世民集团。尽管史籍中未见裴寂公然对李世民采取敌对态度的记载，从玄武门之变、高祖召他和萧瑀、陈叔达商议对策，其对立秦王为太子未置一辞的态度看，他对这场政变是持反对的态度的，而且当时是在刀枪相逼迫的情况下。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李世民集团在唐王朝中枢决策机构中的优势地位。况且他本人又是尚书令，位高权重。在唐初三省长官皆为宰相，尚书令为正二品，侍中、中书令为正三品，尚书省的副职左右仆射为从二品，也比他们高一阶。侍中、中书令仅与尚书省下属的六部尚书品秩相等（都是正三品），其朝参三班亦在令仆之后，造成了三省之间实际地位的不平等。在唐初政事堂的人员构成上也可看出尚书省的尊崇地位。当时尚书令、左右仆射、侍中、中书令各二人组成政事堂会议，而尚书省就有3人参加，比其它两省的任何一省都多，且品秩又高， 加上从武德八年起李世民又为中书令，从而控制中书省，本人身份特殊，威望过高，使得政事堂会议名为集体议事，实则为李世民所左右。尚书省是国家最高行政机构，下属六部分管中央各类具体行政事务，全国州县也受尚书省直接管辖。李世民及其集团握有决策权，又掌握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大权，执国家机柄之大半，天策府控制军权，具备发动政变、夺取帝位的基本条件。
四
由于“自大业末，群雄竞起，皆为太宗所平”，（注：《旧唐书》卷60《李孝恭传》。）李世民立有不世之功，故为当时多数朝臣、军民所拥戴，树立了崇高的威信，连建成集团中的某些人也不能否认这一点，如王珪、魏征就说过：“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注：《通鉴》卷190。 ）这种看法在当时具有比较普遍的代表性。宋人司马光认为：“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注：以上均见《通鉴》卷191。）从行文语气看， 司马光也认为李世民取代李建成并非没有合理性。古人在评论此类问题时，一般不拘泥于封建礼法，大都要根据当时社会历史背景和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清代学者王夫之说：“建成以长，世民以功，两俱有可立之道。”（注：《读通鉴论》卷20《唐高祖》。）就是具体分析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后下的结论。正因为当时有这样一种社会舆论，很多人都认为李世民统治天下是顺理成章的、合理的，所以玄武门之变后，唐王朝内部和当时的社会并未产生什么不稳定因素，比较平稳地过渡到所谓“贞观治世”。这也算是李世民取得成功的一个社会条件。
武德九年时，李世民威望日增，位高权重，羽翼已丰，具备优于建成、元吉的种种条件。秦王府集团的人都认为“以大王之威，袭二人如拾地芥。”（注：《旧唐书》卷64《巢王元吉传》。）连唐高祖对李世民的实力也不敢轻视，史载：“建成、元吉与后宫日夜潜诉世民于上，上信之，将罪世民。陈叔达谏曰：‘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上乃止。”（注：以上均见《通鉴》卷191。 ）在这里陈叔达实际上对唐高祖进行了恐吓和威胁，唐高祖之所以屈服于这种威胁，完全是出于力量对比上有考虑，不敢轻易有所举动，只好采取逐步削弱其力量的办法。后来，借突厥入侵，授元吉一定的兵权，并抽调秦府谋士、兵将，大约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由于李世民具备上述种种有利条件，拥有发动政变的实力，即使不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于京师发难，也会在其它时间，其它地点，以其它方式发难。因为李世民蓄谋夺位已久，有很多史料可以证明这一点，也有学者作过一些研究。（注：《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182～183页。）在诸种条件具备后，剩下的只是行动时机和方式的问题了。在发难前李世民集团制定了两套方案，其第二套方案是在事情不顺利的情况下， 退居洛阳以相抗衡。《通鉴》卷191武德九年六月载：“秦王世民既与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有隙，以洛阳形胜之地，恐一朝有变，欲出保之，乃以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洛，遣秦府车骑将军荥阳张亮将左右保等千余人之洛阳：阴结纳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旧唐书·温大雅传》还载，到洛阳后，“大雅数陈秘策，甚蒙嘉赏”。可见准备是比较充分的。根据李世民集团拥有的实力和诸种有利条件分析，采用两种方案中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不同的只是成功的迅速与否和损失大小的差异。如用第二套方案，必然要调动陕东行台的兵力，在关中十二军的一些部队策应下，以清君侧的名义，向长安发动围攻。这种事例在历史上是不罕见的。以李世民等人的杰出军事才干，获得胜利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时间要长一些，造成的社会影响和国力损失也要大一些。而第一套方案虽然冒一定的风险，但见效快，损失小，所以李世民把它作为首选方案，把出居洛阳作为备用方案。
李世民虽然是以突然发难的方式取得政变的成功，然而他很清楚这是自己拥有雄厚实力和条件的必然结果，所以在即位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改变和完善唐朝的基本制度。尚书令这一位尊权重的职位不再授人，使三省地位逐渐平等，以互相牵制。取消天策上将府，撤消亲王的护军府，诸王不再拥有军队和掌握兵权。完善府兵制度，把握兵权和调兵权分开。在地方上撤去行台省的设置，设置黜陟使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察，以强化中央集权，防止类似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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