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性报纸：书写，抑制或者升华欲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娱乐性论文,抑制论文,报纸论文,欲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仔最大的伤感事就是前年发嫂怀孕胎死腹中的事，这件事令他两年来没有心情拍戏，只陪着发嫂出外游山玩水，希望藉此把伤痛之事冲淡，所以两年后的今天才拍了一部《花旗少林》。
摘自《新舞台》1994年3月5日第四版
报摊成为九十年代城市的新景观，它象公共汽车站牌一样摆布在大街两侧。一张简陋的木板桌面，摆放着一叠叠最近出版的娱乐报纸，周围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人们，他们反复地挑选、浏览着这些刚出的报纸，只有摊主是紧张的，他忙于交易和虚张声势的推销战术。
大街上的娱乐性报摊象磁石一样吸引着过往的人群，这足以让我们产生下述疑问－－娱乐性报纸如何对大众进行引诱？大众光临娱乐性报摊的心理动力缘自何处？
下面，我将有选择性地分析几份报纸，这样的一些问题将无法绕过：报纸文章叙事，现时代大众的精神分析，报纸和大众流通程序中的意识形态症候以及娱乐性报纸是如何加固了今天的文化空间等等。
《新舞台》是娱乐性报纸典范，它记载了娱乐圈中偶像明星们的行踪，关于发仔的一段描述是典型的《新舞台》风格，叙事者温情脉脉，他以一种全知者的身份来叙述某种逼真的生活细节，偶像明星的这种私人性行为通过报纸媒介公开上演，从而获得一种类似于戏剧式的演出效果。
《新舞台》是明星们露面的集体性场所（这有别于其他的娱乐性报纸，一般的娱乐性报纸只打扫一块空地留存给他们），这种露面有两种形式：文字式和图象式。一张半身彩色照片（很难见到完整的全身照，这可能缘于版面或者是图象的清晰度问题），生活中或者戏剧中的，然后在图象旁配备一千左右的文字，这样，一个有头有尾的时间性叙事文章由于画面的介入和重写而增强了表达的清晰度。
有关明星私人生活的这种写作行为让我们温暖地回忆起了少年时代的看图作文，这种方式容易令人迷惑不解－－到底是图象在说明文字抑或文字在解释图象？几乎所有的照片都是今天的时尚形象，明星们的每种姿势都将获得崇拜者的喝彩，通过相片，读者将会获得视觉性的满足－－又一次与这些明星们晤面了，显然，这无法满足读者的其他疑虑：在明显的这些笑容后面，在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文字在这个地方开始显露它的优势，它展示了相片上明星微笑或紧锁眉头的背后原因，《新舞台》的叙述文字十分简陋，它尽力地剔除了语言的修辞成份，语言所指成为头等大事，相反，语言品性、能指被最大限度地忽略了，《新舞台》呈现一种口语化的陈述风格，叙事者总是将自己装扮成明星的知己和崇拜者，这直接决定了这类文字的柔和温情风格：褒义性、关心、羡慕、知心人、辟谣、甜言密语、理解和虚拟的默契，这种温情风格被抬到重要地位以至于它有力地损毁了叙事性，这直接导致了这类文章的支离破碎：它们总是拼贴式的片断而毫无叙事上的文本逻辑。问题就此显现出来：这类文章到底是让消费者获得某种事件信息还是滋养他们的偶像感觉？或者是，将事件信息作为一种媒介而最终煽起消费者对偶像们的温馨记忆？
《新舞台》写作的针对性一目了然，它的引诱对象是青春少年，显而易见，成年公众很难将《新舞台》纳入他们的视野，这表明，《新舞台》同青春少年的精神境况密切相关。偶像实质上是他（她）们的梦中情人，对青春少年来说，所有的梦和冲动尚未实施和满足，由缺乏导致的焦虑日益滋生，减轻这种焦虑感有赖于一种替代性的满足，偶像实质上是他（她）们的满足替代品，寻找一个具体偶像也就是寻找一个空洞能指－－它将匮乏的能指链缝补起来，从而使欲望获得顺畅地流淌。显然，《新舞台》通过引荐偶像（偶像们大都也是青春少年）来部份地转移和满足青春少年压抑的本能冲动。
这样，《新舞台》采用一种恋人絮语式的写作，它反复地向青春少年抖露这些明星的行为、习惯、日常起居、爱好、年龄、性格、隐私及其尚未公开的恋爱史，不言而喻，只有情人才会迷恋这些。同样，我们可以从《新舞台》文章的标题、措词及句子形态等发现，《新舞台》发挥着为青春少年服务的婚姻介绍所功能（一些文章同征婚启事相似）。标题全部是陈述句式，在《新舞台》94年3月5日第四版上的四个标题属于同一种语法形态：①周润发吴佳莲再续“情缘”。②学友幸福得令人羡慕，③刘锡明“火烧火燎”，④陈雅伦四年一度恋爱期。这些简捷明了的陈述句子往往是正文的叙事重心，主语、谓语非常饱满；显然，这是一种粗糙的意在招人耳目的标题策略，它们都带有爱恋色彩。对青春少年的引诱还来自文章的措词，叙事者首先将自己装饰成年少的崇拜者（称周润发夫妻为发仔发嫂，省略张学友的姓氏），大肆运用少年的口头语（初恋、拍拖、花心、开心、幸运、活泼、乖、伤感）及少年的言语方式（学友真是幸福顺境得令人羡慕和忌妒；陈庭威很乖很健康；如今的发仔正是享受人生的阶段）。
《新舞台》通过情话来构筑一个爱欲世界，青春少年的本能冲动在这里将会获取暂时性的升华形式。
考察《新舞台》我们将会发现，娱乐性报纸与大众的精神境况密切相关，它对今天的大众构成一种精神调节品，《新舞台》是满足式的。毫无疑问，它的一切写作都具有商业意图－－赢利是它的首要目标，《新舞台》实质上是经济主义与精神分析学结合的产物，或者说，它是通过精神分析来获取经济效果，给青少年提供时尚形象，摆置一个梦中情人，将他们压抑的本能冲动升华为爱欲，最终释放其焦虑感以获取一种暂时的心理平衡，这样一种良好的心理效果必须通过购买《新舞台》这种商业性的交换原则来实现。
实际上，这是娱乐性报纸的一般规律。这样看来，报纸出版商既是精神分析专家也是精明的商人，跟一般商品不一样，娱乐性报纸是作为精神成品出现的，它的最终意图是满足大众；这样，《新舞台》实际上是一种被动写作，它是大众的想象制品，给大众提供了发泄的处所；表面上，《新舞台》通过事件片断，信息，明显的偶然景致等等叙事行为直接告知和支配了公众，但实质的问题是，哪一个告知行为和信息不是经过处心积虑的选择呢？所有的选择都是臣服和献媚于公众对娱乐圈的趣味和想象的。
今天的大众愈来愈琐碎了，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成为大众的行为哲学，务实彻底地摧毁了审美的想象，本能和欲望成为今天的首要能指，对大众而言，满足欲望成为最普遍的生存法则，审美已经成为记忆中的话题。还有什么东西能激起人们的美学热情呢？
如果说《新舞台》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公众的性本能的话，那么，《体坛周报》则部份地满足了公众的死亡本能。问题很清楚：体育赛事成为今天公众的注意中心。政客、忙忙碌碌的商人、琐碎的无产者及校园学生这些身份各异的人群都会因为一场体育赛事同时捶胸顿足。显然，体育世界散发着某种神秘的魅力，它多少透露出一种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观众总是希望代表自己的一方获胜）以及强烈的成功欲（荣誉总是属于获胜者的），但最重要的，它表达的是一种死亡本能。
套上红色的“体坛周报”四个字首先就显示出它的血腥性，《体坛周报》整个儿的是一份战争式报纸，以1994年3月22号的《体坛周报》第一版的右上角“本期导读”标题可以发现，这些标题全部援引了战争术语，这九个标题是：①欣慰与悲怆，②欧洲联赛大搏杀，③三大杯火线传真，④海埂，挥泪之斩，⑤决战之前访中日先锋，⑥甲A大战花落谁家，⑦长白虎吉林队检阅，⑧叛逆者罗德曼，⑨“海军上尉”如日中天。很明显，将九个标题摆凑在一起，立马就制造出一种紧张的战争氛围。“搏杀”、“火线”、“大战”、“检阅”、“叛逆者”、“决战”、“先锋”构成一种统一性的行动和词语，而“悲怆”则是这种行动的一个贴切心理基调。
“本期导读”是《体坛周报》的一个小小序曲，它给正文设定了一个基本节奏和调子，无疑，《体坛周报》是快节奏和富于火药味的，八个版面编排得异常紧凑，每篇文章都用粗重的黑线条包围起来，构成一种层次感强的地貌图特征。《体坛周报》的标题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夸饰风格，它通常由一些紧张的语词和简捷的句子组成，并具备某种宣言和启示式的慷慨激情，为了进一步宣传它的紧张程度，《体坛周报》对它的标题进行视觉刺激，标题汉字占用很大面积（与正文的文字形成巨大反差），标题总是涂抹上浓重的黑色和红色，这样，在整个版面中，标题总是处在一种惹人注目的位置－－这直接构成了《体坛周报》的主旋律。
《体坛周报》在编码上构成的另一视觉刺激是相片，自然，同它的标题风格近似，《体坛周报》选用一些激烈相争的赛场相片，这些黑白照片并不占据版面的显赫位置（由于纸张和印刷的原因，照片有些模糊不清），但却有力地烘托出一股激烈氛围。3月22号第八版的“欧洲联赛大搏杀选用的拜仁慕尼黑队泽格的照片，泽格满头乱发，咬紧牙关，身体失去重心但依然拼命铲球，显然，人的生命能量全部发挥出来，它表达了一种与战争、生命、死亡密切相关的悲壮话语。事实上，《体坛周报》的大部分照片都密切地配合着它的文字语境，它们组成一种互文性关系。
战争术语，粗重的方框形黑线，猩红的标题，危险之至的赛场镜头这些都是对死亡的症候性暗示，《体坛周报》实质上是一种激烈的死亡书写，一、二版是对体育局势的分析、预测、评估，其中杂夹着获胜的自信或失败的焦虑，这拉开了死亡过程描述的前奏，接下来，《体坛周报》开始其叙事重心，“赛场风云”（容易令人联想到战场风云）始终成为《体坛周报》的重要叙事，“三大杯火线传真”、“欧洲联赛大搏杀”、“NBA热线”以及“棋坛内外”组成了《体坛周报》的主要战场。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同期《体坛周报》第五版的一则文本，从而获得《体坛周报》的一般叙事知识，我选择的这则文本是《主场显威 巴塞罗那狂胜》，下面一般文字从这则文本中摘取。
1993－94赛季欧洲冠军杯赛5月16号复燃战火，进行了四场小组赛。A组的巴塞罗那队是主场迎战斯巴达克队，在上半场大部份时间，作客的斯巴达克队踢得积极主动，开场仅3分钟，斯队的卡尔平抓住了巴塞罗那队后防线的一次疏漏先得一分。33分钟时，巴塞罗那队的保加利亚球星斯托伊其科夫接到巴西球星罗马里奥的横传球后，在斯队门前10米开外一脚劲射，为本队扳回一球，1∶1。……
“狂胜”一下子显示出赛场的浓厚气氛（《体坛周报》的标题统统都夸大其辞），它充满着一种生理快感。这则文本的叙事重心是具体的进球程序，进球过程被详尽地捕捉到了，其余赛场过程被粗暴地忽略掉。进球时间（开场3分钟），人物（卡尔平），经过（抓住后卫的疏漏），结果（1∶0），这个进球事件成为这则文本的首要叙事，显然，这个进球事件是带有攻击性的、致命的，与死亡和失败密切相关的－－正是这类关涉死亡的暗示性事件铺满了《体坛周报》的各个角落，《体坛周报》设置了一系列的生／死二元对立，大众就在这种二元对立的折磨中享受到一种死亡的快意。
除了大量的暗示死亡的球场赛事外，《体坛周报》同样也设置了批评性文章，“大腕快评”、“卡拉OK”、“刘国江评球”等批评性文本显然被叙事性文本所压抑，它们总是躲在庞大的叙事文本的边缘而显得弱不禁风，与批评性文本享受相似待遇的是《体苑沙龙》，它也被摆设在毫不起眼的位置，但它是报纸与读者直接往来的处所，这足以显示出《体坛周报》的极度自信－－它非常器重它的主流叙事，是叙事招徕了读者，批评家和读者的振振有词能有多大的吸引力呢？
《新舞台》更多是指涉人物的，《体坛周报》更多指涉的是事件，相形之下，《体坛周报》对时间和新闻更多一些讲究，这在部分程度上导致了《体坛周报》的快节奏，公众对赛事的期待永远使《体坛周报》保持着叙事的激情，《体坛周报》犹如谜底，公众早已知道谜面了（球队之间的对局是预先计划的），消费一份《体坛周报》就意味着展示一些谜底，对所关心的谜底的窥视欲望是刺激《体坛周报》消费者的最直接和表面的原因。
相反，《新舞台》没有设置谜面，它是随机、偶然和巧合的，它具备着选择的任意性（周润发的消息可挪置到下期出现，欧洲联赛大搏杀却不能省略），这导致了两份报纸时效性和节奏感的差异：《新舞台》缓慢、温和、其乐融融，一种典型的恋人絮语；《体坛周报》简捷、充满暴力、即时性，杀气腾腾，弥漫着明显的死亡气息，这决定了两份报纸消费者的差异－－《体坛周报》血与火的战场对男人有着更大的魅力，相反，《新舞台》构筑的爱河更适合于青春少女在里面荡漾。
尽管如此，这两份报纸在另外一些方面达成一致，它们都是满足本能的，当然，这种满足是以一种升华的形式出现的（《新舞台》将性升华为一种爱欲形式，《体坛周报》将战争、死亡升华为竞争性的体育赛事），这就直接与一些官方报纸划清界限。
娱乐性报纸与官方报纸的最大差异是它是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它们同时对大众发生作用，娱乐性报纸直接针对着感官和欲望，它们以引导或升华的方式让大众获得一种替代式满足。大众在对娱乐性报纸的反复消费中，将其隐抑的本能释放出来；相反，官方报纸则是反欲望的，它通过政治事件，权力机关的最新政策，日常生活中的伦理事故，大大小小的琐碎新闻，时髦问题的理论探讨等大量信息输入到大众的意识层面，它们是知觉式的，警醒的，提示的和智性的，它们无法溜到意识层面以下，官方报纸对大众的集体意识进行不断侵蚀，从而将大众个人不断地“质询”作为主体，并将他们在话语空间中安置位置。
这样，官方报纸和娱乐性报纸同时在大众的意识和无意识层面上发动进攻，大众和报纸的这种贸易关系在《南方周末》那里获得集中的体现。
《南方周末》同样是为大众制定的一份日常菜谱，同上述两份报纸明显的差异是：它由不同的佐料组构而成。《南方周末》不指涉专门对象，它是拼贴的，对一切大众而言，在《南方周末》里面都能查询到令他兴趣盎然的东西。《南方周末》是关涉日常生活的，是对日常生活的一次全面书写，这直接决定了《南方周末》隐含的意识形态特征－－日常生活总是寓言式的，它无法摆脱一种外在的权威原则，价值、伦理、道德及政治要求始终漂浮在《南方周末》的话语之中，这表明，《南方周末》不仅仅是具有纯消费特征的空洞能指，（《体坛周报》和《新舞台》尽力地剔除了意识形态特征），《南方周末》依然表达了大众的价值判断。
《南方周末》由一家官方日报负责，这同样证实了它的意识形态特征，明显地，《南方周末》带有官方报纸的踪迹（版面大小和栏目设置也透露出这种信息），从而它的游戏和娱乐成份有所节制，相么，它表达了某种沉重和忧虑的精神态度，它缺乏《体坛周报》那种夸饰的沾沾自喜或幸灾乐祸（一种纯粹的游戏情绪），也缺乏《新舞台》那种矫饰的温情脉脉。不过，这并不能表明《南方周末》是纯粹救赎的，在另一方面，《南方周末》同时也显示了欲望的强大机制，下面，我们将力图表明，《南方周末》是如何书写欲望、挑逗欲望从而又抑制欲望的。
从1994年4月22号的《南方周末》为例，第五版“人与法”专栏推出一则纪实文章《京海钓巨鲸》（“人与法”版是读者最多的一个版面）。这则文章讲述了警察与强盗的故事－－一名经验丰富的惯盗如何频频在公众场合得手，但又如何落入技高一筹的警察圈套之中的。显然，这重写了侦探小说的一个基本母题，尽管它是以纪实的方式出现的。不可避免的是，这则文章正是通过对欲望的书写而招致消费者青徕的。
《京海钓巨鲸》是个典型的叙事文本，它津津乐道于强盗的作案细节。
“中山服”大大方方地“趟”过一道坐满了旅客的长椅之后，将手中拎着的一只黑革手提包掂了掂，在一位穿着时髦的青年旅客旁边停住了脚步。那青年旅客脚下放着一只同“中山服”类似的黑提包！只见“中山服”抽着烟圈儿，却佯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将烟灰尽往青年旅客脚下的提包上抖落……
这种场景的细节描绘唤取了一些关涉惊险电影的记忆，它书写了一种阴影，一种由欲望派生的行为以及这种行为所导致的紧张和刺激感－－这是吸引接受者的最强武器。这段文字挑逗了接受者，并直接激起他们的行动要求，最重要的是，它像雅克·拉康的镜子一样想象性地再现了接受者的欲望历程，“中山服”的行为是一次反秩序和反法律的行为，这让人想起俄狄浦斯的反对父法，他们都是对权威结构和权威秩序的破坏和背叛，而这恰恰是欲望本身，俄狄浦斯总是遭到父亲的压制而不敢胡作非为，同样，“中山服”也因为法律的存在只能让欲望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流通出来，从而躲避法律的骚扰。“中山服”的这种欲望流通方式激起了接受者的欲望抬头（再一次提及拉康的镜子）－－这就是这类文字书写遭到广泛欢迎的重要依据。
《京海钓巨鲸》充满着对欲望挑逗的书写，但在另外一面，它又不停地抑制欲望。“中山服”最后还是落入法律的辖区，欲望再次被打入地狱，除了表明欲望的结果外，抑制欲望的另一种形式是叙事人的不停诉说，叙事人总是在提示、警醒以及用唠唠叨叨的方式来证实欲望的非法性，叙事人对“中山服”的批评全是指责和嘲弄式的，相反，对法律的执行者警察赞不绝口，显然，所有这一切都联合起来阻止了欲望的放肆行动。
就这样，《南方周末》书写了日常生活中的欲望同时又抑制了它，前者会直接获取良好的商业效果，后者因为符合官方和民众的意识形态判断而使前者获得合法性，这即意味着，书写欲望可以纳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中（非法出版物往往因为书写欲望过度而抑制欲望不够，这有助于欲望对法律的侵权。）
《南方周末》在编码上存在着另一个显著特征，它是混杂式的。它力求获得一种宏大叙事效果，并意图将今天的一切纳入它的写作视野；它什么也不愿放弃，它企图由符号重新组织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性事件从而担当起时尚和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南方周末》最明显地告诉大众，日常生活中处处铺满欲望，但又必须时时抑制欲望，在这个意义上，《南方周末》是写实的，也是修辞的；是商业的，也是文学的；是娱乐的，也是意识形态的；是欲望的，也是法律的。
大众掏出零散的钱币（这些零散钱币被大众认为毫无价值，除了换一张消磨时光的娱乐报纸外，它还能购买什么呢），从满面笑容的摊主那里接过一张《体坛周报》（摊主在计算他的又一次赢利大小），百无聊赖地环顾四周，然后打开报纸，匆匆地浏览标题，在人行道上一路蹒跚，伴随着欧洲联赛的赛程，消费者也来到了公共汽车站牌下。
这是娱乐性报纸的一般消费情景。它成为目前最普遍的公众阅读物，并遮挡了公众的集体视野。工作之外的眼睛都盯住了娱乐报纸的文字（与此相似的 还有电视机），这直接妨碍了公众视野的清晰度，他们什么也看不到了（公共汽车、地铁、码头上的乘客专心于阅读而毫不在意眼前的面孔以及窗外的建筑物），他们沉浸在娱乐报纸世界，沉浸在欲望升华形式的日常生活世界，这部份地满足他们的幻觉，也部份地释放他们的焦虑，现实被短暂地忘却了。
这样，在娱乐性报纸的笼罩下，大众遗忘了知识分子的书籍，他们愈来愈沉浸于欲望的消费之中了；娱乐性报纸书写、升华或者抑制了欲望，就是说，它仅仅让欲望获得一次假想式的满足，通过这种方式而真正地阻止欲望的行动。这样看来，娱乐性报纸不仅仅是商业主义的，精神分析学的，同时，它也表达了某种政治无意识。
读完一份报纸，消费者会将它随手扔在大街上、房间的任意一个角落或者扔给另一个此刻无所事事的熟人，报纸将再次得到消费。然后再次转手，娱乐性报纸就在这种反复转手过程中慢慢地消失了它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