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关系的新格局及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双边关系论文,其对论文,新格局论文,经贸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7)01-0001-010
在后冷战时代，由于中美两国针对前苏联的战略合作的终结和在政治领域分歧的扩大，经贸关系一度成为中美关系的唯一支柱。尽管两国政治关系一波三折，经贸关系却发展迅猛，到21世纪初已蔚为大观。如今中国已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同时也是美国增长最快的海外市场；美国则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以及第二大外资来源。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结成如此紧密的经济联系，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罕见的。与此同时，中美经贸关系正呈现出三大特征：首先，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呈直线上升趋势，经贸关系已为两国间一个重要的纷争之源。其次，在中国综合国力稳步上升以及中美两国的安全和战略利益存在差异的背景下，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呈现出“安全化”的趋向，对安全因素的考量越来越多地影响着美国对华经贸决策。第三，中美相互依存不仅在加深，而且也越来越对称。中美经贸关系所表现出的这些新特点，已经并将继续对整个双边关系产生复杂的作用。本文旨在深入考察中美经贸关系的这些新特征，并揭示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经贸纷争常态化
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纷争不断，已成为中美关系主要的纷争之源。引起这些纷争的既有老问题，也有新问题，既有结构性问题，也有非结构性问题，既有双边因素，也有多边因素。对其中几个突出问题作一简要考察，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美经贸纷争之复杂性的认识。
人民币汇率问题。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始于2002年。美方认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低估了15％到40％，从而压低了中国对美出口商品价格，抬高了美国对华出口商品价格，其结果一是中国对美出口增长迅速，导致巨大的贸易顺差，二是冲击美方制造业市场，造成众多工人失业。有鉴于此，美方要求中国升高人民币汇率，改变钉住美元的汇率机制。布什政府不断向中方提出人民币汇率问题，国会更是在这个问题上积极敲打中国。2005年4月，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和共和党参议院林赛·格雷厄姆(Iindsey Graham)提出一项议案，如果中国不调整人民币汇率，美国将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27.5％的关税。该议案在参议院的程序投票中以67票对33票获得通过，等待参议院的正式表决。2005年6月底，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和财政部长斯诺(John Snow)与舒默和格雷厄姆面谈，“承诺”人民币将升值，二人决定推迟在参议院就上述议案进行表决。2005年7月21日，中国宣布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取消人民币钉住美元的制度，改为与一篮子货币挂钩，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约2％，并允许每个交易日有3％的浮动。虽然美方积极评价中方这一举措，但又认为人民币升值幅度不够大，要求中方继续提升人民币汇率。2005年底，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在“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上称，中国新的汇率体系“对于汇率灵活性过于僵硬的限制将给中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带来风险”。舒默和格雷厄姆也以上述议案作为向布什政府和中方施压的工具。新任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则在2006年6月参议院的提名听证会上表示，一旦就任，将立即着手推动中国采用更灵活的汇率机制。但是中国方面明确表示，将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总理温家宝在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按照现在的机制，根据市场的变化，人民币具有自主向上或者向下浮动的空间和能力。那种用行政性的办法一次性地使人民币或升或降的事情不会再出现了，也不会再发生‘出其不意’的事情了。”[1] 美方会期待人民币继续升值并向中方施压，而中方也会坚持现有的汇率机制，这意味着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将是长期的。
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问题是中美之间的一个老问题。早在1989年，美国就将中国放到被认为在这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的“观察国家”之列，一年后又将中国列入“重点观察国家”名单之中。1991年，美国就此对中国发起“特别301调查”，并在当年对我公布了价值15亿美元的报复清单。双方通过磋商于1992年达成了和解。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又多次对中国发起“特别301调查”并采取报复措施，中国也采取过反报复措施。后来经过艰苦磋商，两国于1999年3月签署了《中美知识产权协议》，使这一摩擦暂时得到了平息。然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挥之不去，美方也周而复始地向中国交涉。美国商界抱怨中国仍然存在着非法复制软件、伪造商标、销售盗版产品等问题。美方估计，假冒产品占在中国生产的全部产品的15％—20％，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左右，2004年，中国盗版者给美国公司造成了25至35亿美元的损失[2]。2005年4月，美方又一次将中国列入“重点观察国家”名单之列。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认为，虽然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仍需要改善其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美方敦促中方更多地对盗版者追究刑事责任，改善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产品的市场准入，并警告如果中方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未有重大改善，美国将考虑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在2005年7月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和9月胡锦涛主席与布什总统的会晤中，知识产权保护都是一个重点讨论的话题。2005年10月，美国政府向中国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提交一份信件，要求中国方面就2001年至2004年间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的一些重要案例作出澄清，包括法律基础、长期和临时补救措施、侵权发生的地点和年份、移交司法程序的情况、侵权的产品和涉及的国家等等[3]。专家认为，近年来知识产权问题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变得越来越突出，一是由于日益扩大的中美贸易逆差，二是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在技术上的竞争力加强，美国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限制中国技术的快速发展[4]。尽管中方已经并将继续为保护知识产权作出巨大努力，但由于中国地方保护主义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干扰，由于美国面对中国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而需要利用知识产权问题限制中国的技术提升，知识产权问题将是中美经贸关系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4]。
贸易不平衡问题。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由来已久。根据美方统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始于1983年，1985年达到100亿美元。但由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美国主要关心的是同日本的巨额贸易逆差，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在最初10年并不突出。9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攀升迅速，1998年突破500亿美元大关，2001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2005年对华贸易逆差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达2016亿美元。美国副贸易代表卡兰·巴蒂亚(Karan Bhia)在2006年初谈到中美贸易不平衡时表示：“这一逆差在2005年超过了2000亿美元，成为全世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双边贸易不平衡。简而言之，规模如此之大的不平衡状况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不允许长期持续下去。”[5] 美方认为，出现如此巨额的贸易逆差，部分地是由于中国奉行不公平的贸易所致，中国未能信守某些承诺，包括知识产权执法不力，对某些国内产业提供保护和扶持以及不愿履行某些开放市场的承诺等，美国进入中国市场的程度远远比不上中国进入美国市场的程度。中方则认为，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因素很多，包括统计方法上的差异，贸易结构和贸易转移问题，以及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等[6]。鉴于目前贸易逆差较快的发展势头和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将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在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作用下，这个问题在某些时候还会引起比较激烈的双边经贸摩擦。
中海油收购案。2005年6月，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中海油)出资185亿美元收购美国尤尼科(UNOCAL)石油公司。此举引起了美国国会议员和对华强硬派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应。众议员巴顿(Joe Barton)和赫尔(Ralph Hall)致信布什总统，对这一并购案表示“深切关注”，认为这对美国的能源和国家安全构成了明确的威胁。他们声称，此举将使中国政府控制的公司得以控制墨西哥湾和阿拉斯加的重要的石油资产，并导致一系列非常先进的技术转让给中国。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就这一并购案举行的听证会上，安全政策中心主任小弗兰克·加夫尼(Frank J.Gaffney,Jr.)称，把尤尼科卖给中海油“会对美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造成不利影响”。他还耸人听闻地说：“中国存在更大、更具威胁性的战略计划，而这次收购就是该计划的标志。”[7] 美方对这一商业活动的异乎寻常的反应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评论说：“有人对中海油和尤尼科的合作有疑虑，我想他们更多的是从政治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我认为，这是一次正常的商业活动，有关人士不应对此大惊小怪，更不应以政治因素干扰相互间的合作。”[8] 6月30日，众议院以395票对15票通过一项动议，阻止中海油收购尤尼科。布什政府也对此项交易持消极态度。尽管中海油努力打消美方对这一收购案的忧虑，但是面对美国国内的不利政治气氛，中海油最终知难而退。8月2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宣布撤回其对美国尤尼科公司的收购要约。显而易见的是，政治和安全因素干扰了这桩原本十分正常的经贸往来。这一事件给正在越来越多的走出国门的中国投资者敲响了警钟，即美国很可能成为发达国家中政治化风险最高的国家之一。可以预料的是，随着中国政府鼓励有条件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中美之间还将出现类似的纠葛。
反倾销和纺织品设限。中国入世以后，随着中国对美出口的大幅增长，中美贸易摩擦狼烟不断。2003年一年，美国对华反倾销立案就有7起，涉案金额16亿美元，其中包括彩电反倾销、木制卧室家具反倾销等。此外，2003年11月，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针织布、胸罩和袍服三类纺织品实施特别保障。虽然这次摩擦涉及的我国纺织品品种和金额都不算大，但这是贸易伙伴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6条针对中国纺织品出口发起的第一起保障措施，备受各方关注。2005年1月1日，全球关于服装和纺织品贸易的长达30多年配额贸易制度寿终正寝，但美国在配额制度取消短短4个月后就开始对第一批中国产品实施进口限制，理由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纺织品和服装急剧增长，“扰乱了美国市场”。6月，美商务部长古铁雷斯(Carlos Gutierrez)在访华时为此举辩护称，对中国纺织品采取的措施“不是要限制其出口量，而是要限制其增长势头”，是“立足于伙伴关系基础的一项贸易策略”。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则抱怨说，纺织品一体化是中国加入WTO后得到的一项重要权利，是中方做出很多让步换取的，但一体化刚4个月，中国纺织品就受阻，对此，中国企业对WTO规则极度失望[9]。从2005年6月到11月，中美进行了7轮艰苦谈判，最终于布什总统访华前达成协议。根据协议，在从2006年1月1日到2008年12月31日的三年里，美国将对中国的棉制裤子等21个类别产品实施数量管理，美方同时承诺，对协议外产品，将克制使用242条款。
以上对引起中美经贸纷争的一些典型案例的考察表明，随着中美经贸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一些挑战在力度和性质上都不同于以往。与此同时，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调整还会进一步加剧中美经贸摩擦。2006年2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了题为《美中贸易关系——进入一个承担更大责任和加强执行的新时代》的报告，这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四年来美国首份关于对华贸易政策的全面阐述。美国贸易代表波特曼(Rob Portman)在发布该报告的记者招待会上称：“尽管美国对华出口连续三年增长，我们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关系所提供的机遇缺乏公平、持久性和平衡。重新调整我们对华贸易政策的时候到了。”[10] 该报告提出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六大目标：1)参与：使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更加全面地融入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国际贸易体制，确保它支持进一步开放世界市场的努力；2)履行和遵守：监督中国是否遵守国际和双边贸易义务，确保它全面履行和遵守(这些义务)；3)执行美国贸易法：确保美国的贸易补救措施和其它进口法律得到全面和透明的执行，以使中国商品公平地进入美国市场，美国和中国的产品能够在美国市场展开公平竞争；4)扩大市场准入，深化改革：除了让中国履行已经作出的承诺，美国要进一步进入中国市场，促使中国进一步进行经济改革，以确保美国的公司和工人能够在一个公平的赛场上与中国展开竞争；5)促进出口：有效推动美国商品的出口，尤其应关注对华出口可能增加的行业；6)预先确认和解决贸易问题：确认两国贸易关系可能遇到的中长期挑战，争取预先解决这些挑战。报告还提出，将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内设立一个“中国履约情况特别工作组”，以重点预防和处理可能出现的美中经贸纠纷案件。这一措施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争端最为激烈的时候，美国也没有成立针对特定国家的特别工作组。“山雨欲来风满楼”，美方的上述举措意味着中美经贸关系正在进入一个“多事之秋”。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经贸争端常态化将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突出特征，而下列因素将成为中美经贸纷争的主要诱因。首先是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包括总统和国会选举的需要，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及行政部门为了推动某个与对华经贸关系无关的议程而拿对华经贸问题作交换等等。其次是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2006年3月在北京表示：“现在必须意识到，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确实存在，而且贸易保护主义者和贸易孤立主义者正越来越多地冒出来。”[11] 虽然古铁雷斯不无以此向中方施压之意，但近年来布什政府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不断强化和美国贸易保护势力的抬头却是不争的事实。从更广的视野看，它是与全球范围内经济民族主义的“复兴”相呼应的。第三，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以及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攀升(2005年已超过英国而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已引起美国的警觉。布什总统在2006年的《国情咨文》中，首次将中国和印度称为“新的竞争者”[12]。这意味着今后美国将会越来越多地从竞争对手的角度处理对华经贸关系。最后，也应看到，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需要一个过程，在政策制定和执行层面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都有可能诱发中美经贸纠纷。总体看来，中国经济仍处在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各种摩擦。
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安全化
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所呈现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安全化的倾向。由于中美两国在战略和安全利益上存在的差异，由于美国政治精英对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所怀有的疑虑和警惕心理，美国决策者在制订和实施对华贸易政策时面临的重要挑战是，如何在谋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又不损害美国的安全利益。宋国友博士的研究认为，一国政府在制订与战略对手的贸易政策时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是“紧缩型的对外贸易政策”，这种政策选择以国家安全为导向，力图限制与敌对国家的贸易往来，特别是对一些敏感的商品进行严格的控制；二是“宽松型的对外贸易政策”，该政策以社会成员的经济福利为首要出发点，维持甚至加强同对手的贸易往来，缺乏必要的防范和反制措施，让对手通过贸易获得实力的迅速发展；三是“平衡防范性的对外贸易政策”，在与对手开展贸易以满足社会行为体的经济福利要求的同时，对于一些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的技术和产品进行控制，即使这些贸易品能够极大改善和提高本国的贸易条件，也将其排除在可贸易的商品名单之外[13]。
总体上看，美国对华奉行的是“平衡防范性的对外贸易政策”，一方面与中国开展贸易以谋求经济利益，同时又采取防范措施以维护美国的安全利益，正是后者导致了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安全化。这一特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是由于担心中国从对美经济交往中获取有可能损害美国安全利益的能力而加强对双边经贸关系的限制。美国的一些保守派人士声称，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不可避免会对美国的战略利益造成威胁。迈克尔·奥汉隆(Michael O' Hanlon)认为，这种威胁有可能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国通过与美国的经济交往获得无法通过其它方式获得的尖端技术，这些技术会迅速而且极大地提高其军事实力；第二，中国会成为一些关键商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从而形成对美国的影响力，在双边关系发生危机时，中国可以通过这种影响力“胁迫”美国，影响其行为；第三，中国会逐步与美国建立一种特殊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会导致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逐渐下降，中国的地位则相对上升[14]。
事实上，正是对美中扩大的经贸交往有可能衍生的安全问题的关注，导致美国国会在2000年通过“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地位法案”后，授权成立了“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职责是关注美国与中国日益加深的经济、贸易和金融联系，“评估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政策会损害还是促进美国国家安全，并根据上述评估在这些方面提出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建议”[15]。自成立以来，该委员会分别于2002年7月、2004年6月和2005年11月提出了3份报告，对如何加强对美中经贸关系的控制提出了诸多建议。针对中美贸易中存在的巨额逆差以及美国私人资本源源不断涌入中国，该委员会建议设立联邦授权的企业报告制度，对美国企业在华初始投资、与投资有关的任何技术转让、补偿或研究开发合作，以及在华投资所带来的对就业机会和生产能力移出美国或海外美国公司的影响进行评估和全面的报告，以便美国政府对此进行监控和调节。对于向中国输出商业和安全相关技术带来的影响这一问题，该委员会建议美国国防部和联邦调查局联合就中国想从美国获取哪些敏感武器技术以及获取这些技术的手段进行调查，并就已经采取和应该采取的阻止中国获取上述技术的措施进行评估。针对近年来出现的中国公司收购美国公司的现象，该委员会强调让美国国会对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S.)——一个由美国财政部长领导的跨机构小组，负责审议外国公司并购美国公司的竞标方案，并在必要时建议总统暂停或禁止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交易——进行“更有效的监管”的重要性，以“保障(委员会)的审议标准包含有关国家安全的内容”[16—p166] [17]，等等。
这些所谓对华经济交往会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鼓噪已经影响到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近年来，美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越来越紧。如表1所示，美国对华技术出口在2002年后大幅缩减，2003年比2002年下降了53.5％，2004年又比2003年下降了10.5％，2005年继续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美国对华高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产品的出口也受到严格控制。仅在2005年，美国政府就以国家安全方面的理由否决了拟向中国出口的价值达1250万美元的产品[18]。2006年7月，商务部公布了加强对华出口控制的新法规，这项由商务部、国务院和国防部共同制定的新规定扩大了许可证制度的监管范围，将影响到47类产品的对华出口，其中包括某些软件、计算机、飞机部件、液压液和机床等。根据新的规定，出口上述产品的美国公司必须保证中国客户不会将这些产品用于军事用途，如果无法达到有关标准，则需获得许可证方可向中国出口。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大卫·麦考密克(David McCormick)在谈到制定这一法规的考虑时称，由于美国对中国军事能力和战略意图的担心，美国和其他国家必须采取防范措施，防止中国获得先进的军民两用技术并将其用于军事目的。他还表示，布什政府还将敦促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和日本，采取类似措施[19]。鉴于中国市场对计算机和通讯设备的巨大需求，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无疑使美国企业坐失巨大商机，商界人士对此直率地提出了批评。美国出口就业促进联合会(Coalition For Employment Through Exports)主席埃德蒙·赖斯(Edmund Rice)指责说：“美国的工业正在慢慢融入中国，但是布什政府却在制定推动美中经济关系向反方向发展的政策。”[20] 全国对外贸易理事会(National Foreign Trade Council)主席威廉·赖因施(William Reinsch)称这项新规定“过于严厉”，会受到美国公司企业的反对，特别是从事航空航天业和软件业的公司。他表示，美国公司担心，如果新规定付诸实施，他们的销售将因此减少，欧洲和日本将乘虚而入，因为这些国家的同类产品不必受最终用途的限制[21]。
表1 中国从美国引进技术统计，2001—2005(单位：万美元)
注：2005年为1—8月份数据。
数据来源：商务部网站。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商业活动也一再遭遇“国家安全”瓶颈。在中海油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一案中，一批保守的国会议员和思想库人士无视基本事实，一再强调这一并购案会对美国的能源和国家安全构成明确的威胁，使中海油面临的舆论和政策环境十分不利，最终知难而退。无独有偶，2006年发生的“联想电脑案”也如出一辙。当时美国国务院决定购买一批中国联想集团的约1.6万台台式电脑为美国驻外使领馆更新设备，保守派又凭空捏造说，中国有可能借机在这些电脑中安装秘密装置以窃取美国机密，从而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尽管这些电脑都是在联想集团从IBM收购来的北卡罗来纳州等地的工厂生产的，但一些国会议员仍抓住所谓的“安全风险”向国务院施压，迫使国务院作出妥协，同意在处理机密信息和文件的网络中不使用联想电脑。围绕联想计算机的这场争论被美国理智的安全问题专家斥为“打着技术担忧幌子的反华热和恐惧症”。《纽约时报》的文章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这起事件“凸显美中关系中的政治、贸易和安全问题彼此纠缠之深”[22]。可以预料，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扩大在海外市场包括美国市场的投资和收购，今后中美在这方面的摩擦也会上升。
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安全化的另一表现就是，美国为了抑制中国力量的上升而试图放慢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言人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认为，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后将不可避免要谋求地区霸权，美国为自身利益计必须使中国大大放慢经济增长的速度[23]。米氏的这一观点在美国保守派中有不少同情者。中国学者黄仁伟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警告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的速度加快，美国全球战略中削弱和抑制中国的因素将更多地转向经贸领域。中美经贸关系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可能变得较为脆弱，进而影响中美之间的政治安全关系。”[24] 黄仁伟认为，美国有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阻止中国获得新的海外石油资源，运用人民币汇率问题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华发动贸易战，强化对华技术出口控制，冲击中国金融市场等等。虽然上述担心不一定会成为现实，但近年来美国在一些问题领域的动向表明，这些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那么，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安全化的趋势将如何发展？这既取决于整个美国对华政策的指导思想，也取决于美国对其在对华关系中的利益权衡。就美国对华政策的指导思想而言，自由主义者强调通过贸易培养中国对外行为的合作和和平取向，因而主张扩大与中国的经济交往；现实主义者则关心中国力量的增长，担心中国通过贸易所获得的“相对收益”或美国在对华贸易中的“相对损失”，因而主张限制那些会增强中国的军事力量和削弱美国的安全利益的经贸往来。实际上，美国对华政策指导思想是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它主张美国对华实行某些学者所称的“现实主义的接触”政策。这个政策一方面主张让中国对中美贸易的前景保持积极的期待，从而使中国采取和平的对外行为，同时又强调防止中国通过贸易获得重大的“相对收益”，也就是中国军事能力的大幅提升[25]。中国学者李彬的研究发现，美国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有限度地开放对华军售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越来越加紧限制对华军售，“反映了美国决策者越来越关心安全领域对中国的相对获益”[26]。从美国在对华关系中的利益权衡看，影响美国对华经贸决策的主要是经济和战略因素。在经济层面，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机会，美国应积极与中国交往以获取对美国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利益。但是在战略层面，中国被认为是“处在战略十字路口”的大国，是大国中最有潜力与美国开展军事角逐的国家[27]，这意味着美国必须在对华经贸关系中采取防范措施，以限制中国军事力量的提升。这二者博弈的结果，就是“平衡防范性的”对华贸易政策。因此，综合美国对华政策的理念取向和利益权衡可以看出，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安全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将伴随着中国力量上升的整个过程。当然，在不同时期，由于美国对华政策指导思想中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成分的此消彼长，由于美国对华关系中经济利益与战略利益博弈态势的变化，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安全化的范围和程度会有所不同，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空间也会有伸有缩。
变化着的相互依赖
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的迅猛发展不仅加深了两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也使两国的依存关系变得更加平衡。中国对美国市场、投资和技术的依赖是不言而喻的，过去20多年来，美国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伙伴。另一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中美经贸关系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大大上升。这首先表现在贸易上。如表2所示，从1993年到2005年，中美贸易额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0.61％增加到2.36％，中美贸易占美国贸易总额的比重由3.85％上升到8.73％，对华出口占美国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89％上升到4.69％。中国如今是美国第四大出口市场，也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不仅如此，美国每年从中国进口大量价廉物美的商品，有助于美国控制通货膨胀。如果没有来自中国的消费品，美国的物价指数将上涨2％。其次，从美国对华投资看，截至2005年底，美国在华累计设立企业近5万家，涉及几乎所有领域，投资金额累计510亿美元。目前，中国已成为美国企业海外利润的主要来源地之一，62％的美国在华企业是为中国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他们在中国年销售的商品和服务总值超过750亿美元，还有同等数量的商品出口到了中国以外的市场。美国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线，不仅旨在进军中国市场，也是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美方数字表明，中国城市中制造业工人的每小时费用约为1美元，只相当于美国城市制造业工人的1/30[28]。中国低成本劳动力有助于美国企业保持其市场竞争力。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制造业厂家将其生产线转移到中国，美国对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市场的依赖越来越强。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华经贸关系对美国经济的正面作用将越来越明显。一项研究显示，到2010年，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导致的美国对华贸易和投资的增加，将提升美国国内生产总值0.7％，降低物价0.8％，这意味着2005年美国每个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500美元，到2010年则增加到1000美元[29]。
表2 中美贸易的相互依赖分析，1993—2005(单位：％)
注：中方GDP数据为2005年经济普查调整后的GDP历史数据修正结果。
资料来源：中方贸易数据为中国海关统计；美方贸易数据为美国商务部统计。
中国GDP数据：国家统计局，《中国GDP历史数据修正结果》；美国GDP数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美国对中国的依赖还表现在金融领域。从中国持有美元资产的角度看，截至2005年底，中国持有各类美元资产8200亿美元，其中包括2200亿左右的美国政府债券，这使得中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美国第二大国债所有国。中国在帮助美国政府为其巨额财政赤字和收支平衡赤字筹措资金上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是美国巨额财政赤字的“重大平衡者”。不仅如此，中国持有大量美元资产使得美国得以维持较低的利率水平，从而为美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中美在金融领域形成如此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以至于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称之为“金融恐怖平衡”，即是说，由于中美都具有摧毁对方经济的能力，尽管它们之间的贸易纠纷越来越激烈，但谁都不敢贸然发动一场贸易战或金融战[30]。
在此背景下，中美经贸相互依存关系出现了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相互依存结构的多元性，过去的经贸关系中，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极为突出，现在虽然中国依赖美国市场的基本格局未变，但美国也在劳动力、市场和金融方面越来越依赖中国；二是相互依存的对称性，过去美方总认为，在双边经贸关系中，中国需要美国超过美国需要中国，双方的依存关系是不对称的；如今，由于中美经贸关系出现的新格局，美国对中国的需要大大增强，中美依存关系更趋对称。
经贸关系对整个中美关系的影响
在新的格局下，中美经贸关系将对整个双边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经贸关系将继续支撑双边关系的发展，在双边政治和安全关系起伏不定的背景下，经贸利益能对双边关系起到稳定作用，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在中国力量上升的过程中，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两个要素——经济交往与战略防范——将长期共存并互相博弈，而随着美国对华经济依赖的加深，前者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会逐步增大。对此，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曾担任副总统切尼办公厅主任的阿伦·弗里德伯格(Aron Friedberg)忧心忡忡地表示：“我所担心的是，因接触政策会导致获利而易于持续下去，(针对中国崛起的威胁而)采取防护措施并不容易。”[31] 实际上，中美这两大经济体日益上升的相互依存所演绎的政治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它甚至能够有效避免中美两国在双边关系中最棘手的台湾问题上走向冲突。一位中国学者令人信服地分析道：“一旦台海危机可能引发中美兵戎相见的图像开始出现在华尔街投资者的雷达屏，只要全球金融市场察觉到中国可能出脱美国政府债券，只要跨国企业领导人认真想像一下美国经贸制裁中国内地导致的全球供应链的严重瘫痪，都足以引发全球股市、债市的全面崩盘，届时世界各国领导人、大企业家都将要求白宫采取断然措施拆去引爆战争的引信。”[32]
其次，经贸关系将是中美关系的一个主要的纷争之源。“一种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实质上也是一种摩擦更多的关系。”[32] 经贸问题将在双边关系日程上占有越来越突出的地位，两国政府将不得不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来管理经贸关系，包括调整各自经贸政策、强化双边对话以及建立新的磋商和处理机制等。2006年9月，在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宣布启动双边经济对话机制，这是继中美商贸联委会、中美经济联委会之后的又一高层对话机制。这些机制的建立，表明管理经贸关系在双边关系日程上的突出地位。就经贸摩擦的起因而言，不仅有经贸本身的因素，亦将有政治和安全因素，经贸纷争将呈现政治化(即受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和安全化(即受到美国对其安全利益考虑的影响)的特点。
第三，中美在经贸领域相互依存关系对称性的增强，将对中美互动产生重要影响。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依赖性较小的行为体常常将相互依赖作为一种权力来源，在某问题上讨价还价甚至借之影响其他问题。”[33—p11] 过去，美国常常以经济杠杆在人权、不扩散等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现在随着中美相互依存对称性的增强，中国在双边关系中的博弈能力得到提升，在双边互动中的地位不断增强，美国在非经贸问题上对华使用经济杠杆的可能性和有效性都会下降。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严重依赖(2005年对美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例，中方统计为21.3％，美方统计为31.9％)，以及美国市场对于中国出口的不可替代性(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出现另一个可以取代美国市场的吸纳中国商品的海外大市场)，表明中国对美国的总体依赖仍然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这意味着美国会不时地利用经济杠杆来影响中国的经贸政策，以促进美国的经济利益。在某些情况下，美国还会试图使用经济手段来影响中国的政治和安全行为，以实现其在对华关系中的广泛的利益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