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2002－2007年FDI和对外贸易的面板数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对外贸易论文,中国论文,面板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1］01—0109—04
一、引言
由于我国政府的扶持，占据统治地位的国有企业，已逐渐成为具有特殊利益的利益集团，在国民经济中不仅拥有特殊的地位，而且影响着政府的决策。2009年我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实施的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主要也是惠及各大国有企业。由此引发的“国进民退”争议以及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应如何定位的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思考。
在对外经贸领域，我国引进外资、对外贸易的任何重要政策都与国有企业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在对外经贸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人们也经常看到国有企业对政策制定的影响。然而，传统的贸易理论是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框架来分析贸易政策的，并未考虑到利益集团的影响，所以传统贸易理论无法完全解释我国对外经贸领域中的一些贸易现象。
本文试图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考虑政治行为约束下贸易政策的内生性，将中国国有企业作为特殊利益集团，纳入贸易理论分析框架，分析2002－2007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状况，进而探讨国有企业这一利益集团在中国政府贸易政策制定中的影响。
二、相关文献综述
关于内生性贸易政策研究是国际经济学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主要包括直接民主方法和利益集团理论两个分支。直接民主方法中具有代表性的是Mayer（1984）中间选民模型，在贸易的一般均衡框架下考虑中间选民对贸易政策的影响。① 在利益集团理论方面，Magee等人（1989）研究了政治竞争中贸易政策的形成问题，② Findlay（1982）提出关税形成函数，Hillman（1982）修正了政治支持函数，Grossman（1994）经典的保护待售模型则为内生性贸易政策研究提供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将FDI纳入内生性贸易政策研究中，并基于上述理论模型进行了相关实证检验。
具体来讲，Hillman and Ursprung（1993）首次将FDI引入内生性贸易保护理论，在政治竞争中引入外国利益集团，考察外商投资对一国贸易政策的影响，结论是FDI有助于贸易政策趋向自由化。③
Grossman and Helpman（1994）的保护待售模型为分析FDI与贸易提供了理论基础。模型中利益集团政治捐献的目的是影响政府贸易政策的选择，其通过捐献寻求保护；政府同时考虑政治捐献和选民福利，最大化政府目标函数。他们研究了政治均衡中贸易保护结构以及不同利益集团的捐献，同时讨论了为什么利益集团偏好于利用贸易政策来进行收入分配。结论表明，随着政府给予政治捐献权重的增加，政府给予有组织产业的保护增加；随着有组织游说集团的选民比例减少，政府给予有组织产业的保护减少。他们还在先前模型中加入FDI，研究外商投资的内生性保护问题，为之后的学者提供了经典的研究框架。
在Grossman提供的分析框架下，较早的实证检验有Goldberg（1999）和Gawande（2000）等人。Goldberg运用美国1983年产业非关税壁垒数据，对决定非关税壁垒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估计了保护的结构参数。结果发现，政府目标函数中社会福利的权重远远大于政治捐献（大约50到100倍）。④ Gawande则在模型中进一步加入中间产品的贸易，运用美国242个行业截面数据，从贸易保护结构和游说支出两方面检验了模型预测。在这两篇实证研究中，政府给予消费者福利相对于政治捐献权重都很大（大约100到3000倍），表明了相对于利益集团，政府更加注重选民。
Grether et al（2002）分析了1985－1989年墨西哥经历大量FDI流入和一个明显的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制造业贸易保护模式，将FDI纳入内生性关税形成过程，结果表明FDI对关税保护的结构有很大的影响。在墨西哥制造业中，外国直接投资密集的部门在进口竞争中获得更高的保护水平。⑤ 该论文着眼于FDI对贸易政策的影响，与Hillman and Ursprung（1993）等的研究结论相反。
此外，许多学者也基于Grossman and Helpman模型进行相关研究，如Matra et al（2002）和McCalman et al（2003）分别运用墨西哥和澳大利亚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Baizhu Chen and Yi Feng（2000）运用中国1996年95个工业行业关税率数据分析中国关税结构及其决定，回归结果表明中国贸易政策倾向于保护高科技行业以及确保社会不稳定性最小化，其中外资比例高的行业受保护程度比较高。Branstetter and Feenstra（2002）则分析了中国贸易和FDI的决定过程，利用中国1984－1995年面板数据对结构参数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中国政府目标函数中社会福利所占的权重低于利益集团（约四分之一到七分之一）。⑥ 该论文选取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中国贸易和FDI情况，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然而，中国加入WTO之后，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加大，对外贸易政策不断调整，其分析基础与中国的现实相去甚远。
目前，国内学者对内生性贸易理论以及引入FDI的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多以规范研究为主，也有部分学者进行实证研究，主要有盛斌、林毅夫和余淼杰等。
盛斌（2002）对中国工业贸易保护的结构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实证分析，利用跨行业的数据分析特定要素模型和特殊形式的政府目标函数，不足之处在于其中决定贸易政策的结构参数作为外生变量。⑦ 林毅夫和余淼杰（2009）利用中国1949－1992年省际面板数据对“价格剪刀差的经济学”模型进行估量，通过考虑政府目标函数的结构去研究工农价格剪刀差对经济的影响。结论认为，在我国政府的目标函数中，农民的权重小于工人，此外，农民福利的权重也小于资本积累权重，其估计结果与中国现实基本相符。⑧
综上所述，现有理论和实证研究对中国贸易政策制定中利益集团影响的分析还很不足，尤其是对中国加入WTO之后的相关研究更少。
三、模型与计量分析
（一）模型框架
本文理论模型以Grossman and Helpman加入外商投资的保护待售模型为基础，将国内产业游说替换为国有企业，分析中国外商投资和对外贸易状况。
模型假设中国各地区之间贸易量有限，市场基本处于分割状态，每一地区生产者包括了本国企业和跨国企业，各地区企业数目不同，生产产品种类不同。生产者生产一个一般等价物（
）和一个综合产品（x）。
消费者效用具有拟线性偏好，其对综合产品的消费是常数替代弹性函数：
其中：
在跨国企业方面，其面临着是出口还是在东道国当地生产的选择。只有当进入成本（包括固定成本F和利润税λ）小于出口成本时，跨国企业才会选择进入，即：
从而，政府选择最优的t和λ最大化目标函数：
求解最优的一阶条件得到回归方程：
本文基于以上回归方程，运用中国2002—2007年外商投资和对外贸易省际面板数据估计结构参数α和β，分析政府在目标函数中给予国有企业的权重和消费者福利的权重。
（二）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数据是中国内地30个省市和自治区（不包括西藏，西藏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数据缺失）的2002－2007年面板数据。选取2002－2007年为样本，该样本可以真实客观地反映中国加入WTO之后外商投资和对外贸易状况，同时排除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其中，
（j＝d，m，f）为各省份国有企业、跨国企业和进口在显性消费（产出－出口＋一般贸易进口）中的比重，计算如下：
工资溢价是外资企业支付工资与乡镇企业工资差额除以外资工资，跨国公司量由各年份FDI年流量数据表示，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商务部。各省份从价关税采用2007年工业和农业进口关税加权平均值，数据来源为中国海关统计和中国财政部。
（三）计量结果
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两阶段固定效应模型（Two－way FE）、面板修正的标准差估计（PCSE）和面板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等四种计量方法分别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和显著性。另一方面，我们选取省际面板数据中相邻省份间经济活动存在相互影响，数据可能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采用面板PCSE和FGLS，可以同时处理自相关和异方差的问题。表1是由STATA10软件完成的四种方法回归的系数、t值和显著性水平。
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判定选择固定效应，两阶段固定效应模型在一阶段固定效应模型基础上加入时间效应。但是由于各省份间外商投资和对外贸易活动并不是完全割裂开来的，可能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OLS和FE回归结果不太理想，参考意义不大。
通过进行面板异方差和自相关检验，判定面板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我们运用面板修正标准差估计（PCSE）和面板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PCSE和FGLS回归估计系数符号一致，显著性水平比较相近，FGLS在显著性程度上更胜一筹，下文我们将用FGLS估计结果进行进一步分析。
以上回归结果计算得出2002－2007年政府目标函数中国有企业和消费者福利权重，分别为国有企业权重β∶0.3596；消费者福利权重α∶0.3101。显示国有企业权重β略高于消费者福利权重α（β－α＝0.0495），表明中国政府并没有给予国有企业特殊的权重，国有企业和消费者福利权重相当。该结果与Branstetter and Feenstra（2002）的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差异，Branstetter and Feenstra（2002）分析结论认为中国政府给予国有企业权重很高，约是消费者福利的4到7倍。我们的分析说明了中国在加入WTO之后，国有企业在政府目标函数中的权重呈逐步降低趋势，而且回归结果与中国现实情况基本相符。众所周知，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逐步兑现入世承诺，总关税水平由2001年加入WTO时的15.3％降为2009年的9.8％，2009年农业品和工业品平均关税分别下降到15.2％和8.9％。同期外商投资基本保持缓慢平稳增长势头，由2002年527.43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747.68亿美元，期间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在不断深化。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运用2002－2007年外商投资和对外贸易的面板数据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了中国政府目标函数中的结构参数，结果表明中国政府在目标函数中并没有给予国有企业特殊的权重，国有企业权重只是略高于消费者福利权重。在结构参数估计中，我们采用FGLS方法，有效避免了省际面板数据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其回归系数符号与现实相符，变量数值在统计上比较显著。但是，由于各省份间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和国有企业经济活动并不是截然分割的，如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产出不一定单独归属于某一个省份，所以模型假设和数据选取会对回归结果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此外，2002－2007年时间跨度有限，无法分阶段进行子区间回归比较。总体上，本文结果基本符合中国的现状，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国有企业这一利益集团以及研究国有企业在政府制定国内经济政策中的影响具有认识意义。
目前，国有企业作为一个利益集团，一方面在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行业和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许多行业中居于垄断地位，如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和中国电信等。这些垄断性国有企业，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竞争，也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同时影响着政府经济政策的决策和制定。因此，政府在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尽量弱化利益集团影响，给予消费者和民营企业以更多的关注，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退民进”提供政策支持。
收稿日期：2010－05－18
注释：
① Mayer,Wolfgang.Endogenous tariff form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4,74:970-985.
② Magee,Stephen P.Brock,William A.and Young,Leslie.Black hole tariffs and endogenous policy theory:Political economy in general equilibrium[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③ Hillman,Arye and Ursprung,Heinrich W.Multinational firms,political competition,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J].Swiss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3,34:347-363.
④ Goldberg,Pinelopi and Giovanni Maggi.Protection for sale: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9,89(5):1155.
⑤ Grether,Jean-Marie,Jaime de Melo and Marcelo Olarrega.Who determine Mexican trade policy?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2187.
⑥ Branstetter,L.G.and Feenstra,R.C.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A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2,58(2):335-358.
⑦ 盛斌：《中国工业贸易保护结构政治经济学的实证分析》，《经济学（季刊）》2002年4月。
⑧ 林毅夫、余淼杰：《我国价格剪刀差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理论模型与计量实证》，《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