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教育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03)01-0014-04
建国后，毛泽东极其注重党员道德修养和理想人格塑造，始终把道德教育贯通、整合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发展阶段中去。由此，有西方学者甚至称毛泽东所领导的新中国建设事业为伦理社会主义。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理论，显现出其独到的智慧，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卓有成效地得到实践，培养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共产主义新人的优秀道德品质。
一、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早期文化思考是从近代中国道德秩序崩溃的历史现实出发的。青年毛泽东宣称：中国传统“思想太旧，道德太坏”[1]，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制度，是“天下之恶魔”。进而，他尖锐地指出，中国近代以来的历次改良与革命之所以未能取得最后胜利，导因于它们未能从根本上撼动封建伦理制度，甚至还有人提倡这种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学习、研究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毛泽东认识到，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就必须摒弃腐朽的封建伦理制度，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价值重建和道德理想的精神核心，以代表先进文化的共产主义道德去治国。建国后，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事业提出了一个新课题：用什么思想来教育和引导中国人民。对此，毛泽东特别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并始终强调“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与之相适应，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采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针，完整全面地提出了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道德体系，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共产主义道德体系。
所谓“民族的”道德体系，是指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毛泽东反复强调，共产主义道德要植根于中国现实的土壤之上，就不能超越民族的特殊的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社会现实等，不得不赋予共产主义道德以特有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其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合理内核有着天然的一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优秀成果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针在深层文化原理上的内在汇通之外，使得实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的中国化和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为可能，并最终奠定了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我们看到，中国伦理文化中的丰富道德遗产经过毛泽东的继承、改造和升华，已成为他所提出的共产主义道德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具体地说，共产主义道德的集体主义原则体现了中国伦理群体本位的传统，但却否定了其中的尊卑等级观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道德规范继承了中国伦理的“惠民”、“仁爱”精神，但却去除了其中“爱有差等”的不良主张；“五爱”道德也广泛地吸纳了“爱民”、“精忠报国”、“勤俭自强”、“公利”等古代伦理中的有益成分；“理论联系实际”的道德见解合乎中国传统的“知行合一”学说，更加合理地突出了道德实践的重要性；“密切联系群众”的道德见解汲取了古代民本思想的精华，并摆脱了以君主为中心的传统重民观念的桎梏；“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道德见解则提炼于传统伦理“公戒”的道德教育方法和“内省”的道德修养方法。
所谓“科学的”道德体系，是指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与实践一致的。封建伦理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重了悟不重论证，往往用玄之又玄的“天”、“理”去建构和诠释社会道德体系，其中掺杂了诸多迷信因素和逻辑混乱。与此相反，毛泽东所提出的共产主义道德体系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基础上的，是理论内容的客观真理性和逻辑形式的严密完整性的高度统一。它正确反映了社会道德发展的客观规律，表现着社会道德发展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凝聚了古今中外伦理文化的一切精华和正确经验。正因如此，它不但能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而且引导人们不断向更高的道德境界攀升，使社会日益涌现出共产主义新人。
所谓“大众的”道德体系，是指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也就是说，建构共产主义道德体系包含两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是共产主义道德的理论内容必须真实地反映和体现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毛泽东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群众观，明确指出共产主义道德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即无产阶级团结人民大众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道德体系，它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在阶级立场上与人民大众实现一致，并以此同“礼不下庶人”的封建伦理鲜明地划清界限。二是共产主义道德的语言形式必须大众化。毛泽东反复强调，建构共产主义道德体系要从人民大众的欣赏习惯和接受能力出发，努力创造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易懂的、生动活泼的形式。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大众。勿庸置疑，毛泽东所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五爱”、“三大作风”、“革命的功利主义”等共产主义道德理论不仅在内容上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要求，而且在形式上做到了通俗性、大众性，起到了满足大众需要和教育大众的作用。
二、党风建设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事业的中心环节
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关键在于要自觉地造就一个人数众多的社会示范群体，他们身体力行，楷模影响，充分代表和体现社会道德进步的发展方向，用良好的道德形象去感召人民大众，带动广大群众搞好道德教育。而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和先进集体，其党风建设不仅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整个社会道德教育的中心环节和前沿阵地，对社会整体的先导作用和示范效应不容否认。也就是说，“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它将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事业的顺利进行和社会风气的健康发展。对此，早在1942年，他就指出，共产主义道德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首先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党风表现出来的，“只要我们的党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跑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2]。
为了切实地发挥党在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事业中的先导作用，毛泽东提出并领导实行了如下一些措施：一是在党内进行经常性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毛泽东一贯坚持把党风建设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号召全党树立共产主义的道德情操和提高共产主义的道德修养，并时常要求党员“遵守共产主义道德”，德才兼备，“又红又专”，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也要求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牢固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二是从严治党。建国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开展了整党整风、“三反”等运动，一再告诫全党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对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执行更严格的纪律，敢于碰硬，毫不手软。他明确指示：“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以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3]三是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廉洁自律。毛泽东对个人的道德自律推崇备至，他自己在这方面也堪称表率。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一生公而忘私，清正廉洁，艰苦奋斗，带动全党形成了优良党风。
三、树立大众化的道德榜样和造成广泛的社会舆论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主要方法
古代德治中，封建伦理为人民悬置了“圣人”、“贤人”的理想人格，凡人皆应以圣贤为楷模来进行道德修养。但是，封建伦理的“圣人”、“贤人”被刻意打扮成天理的完美化身，表现为一种抽象的道德人。由于缺乏具体的实践基础，这种“圣人”、“贤人”渐失去其现实和历史的品格，积淀成一堆抽象的政治伦理原则，最终变成可望而不可及的神秘偶像。与此相反，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选择了从事平凡工作的先进人物作为体现共产主义理想人格的现实典范积极加以倡导。在中央根据地，他赞扬过“模范的长冈乡的工作人员”；在延安，他著文悼念“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张思德，热情洋溢地歌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建国后，他指出：“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3]同时，他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事业树立了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焦裕禄、王进喜、陈永贵等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人物，还号召人民群众“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些先进人物来自人民大众，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便于向群众宣传和被群众接受，并因此能与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唤起广大群众积极投入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事业。事实表明，这些先进人物一直成为全国人民学习和效法的道德榜样，他们的共产主义精神和道德品质，不仅教育和鼓舞了与他们同时代的人，而且也激励着今天的一代新人。
在正面运用典范诱导的同时，毛泽东还善于造成广泛而恰当的社会舆论，对现实道德生活中的新榜样、新事物加以大力宣传，引导社会确立统一的道德理想和鲜明的价值导向，积极营造出有利于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事业的社会氛围。这里，60年代由毛泽东号召发起的学习雷锋的活动具有特别典型的意义。据统计，从1963年2月上旬至3月中旬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有关雷锋事迹的报道达160万字。所有报纸、杂志、各级电台都宣传报道了雷锋事迹。各地还举办了雷锋事迹展览，观众达100多万人次。这一声势浩大的活动使雷锋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促进了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建立，并收到巨大的社会效果，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四、广泛的政治改造和政治动员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必要条件
毛泽东认为，用共产主义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事业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证。如果没有对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就不可能培养起人们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他指出：“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4]建国后，毛泽东领导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强调要分清敌我，肃清资产阶级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影响。同时，毛泽东发出了“移风易俗，改造中国”的号召，借助政治力量在全国广泛开展了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各种丑恶现象的斗争，在短短两三年内就基本上禁绝了这些旧中国屡禁不止、被西方社会视为不治之症的社会病害，极大地净化了人们心灵和社会风气，从而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开辟道路。
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不光是共产党的事，也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由此，除了在党内加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之外，还必须在全国人民中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依靠各个部门、各个渠道和各个方面的齐抓共管，坚持不懈地开展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经常性的道德教育活动，吸引群众普遍参与，把共产主义道德信念不断灌注到全体党员和干部群众的头脑之中。他说：“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5]建国后直至“文革”，毛泽东先后发动了整常整风、“三反”、“三好”教育、“学习雷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空前规模的思想政治活动，大力倡导共产主义道德信念、集体主义和“五爱”道德，希望把中国人都塑造成“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新人”，最终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道德理想。
应该注意到，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地坚持。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道德教育问题上夸大了个人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急于求成，常常通过发动群众运动、阶级斗争等强制性措施去推行共产主义道德，其结果对中国社会道德生活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毛泽东相对忽视道德教育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建设的有机结合，使得他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事业带有浓厚的人治色彩和很大的随意性。尽管如此，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重要理论建树以及他所开创的一代共产主义道德新风，依然是整个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史上辉煌的篇章，并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