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几个问题论文,阶级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阶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关于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是要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这样几个要点是马克思对他的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新贡献的最简明、最精确的概括。自那时以来，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人类社会从当时的工业化初期进入了向信息化社会即通称的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转变的开端，社会阶级结构已经、正在、还将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其基本原则和某些重要论述，需不需要补充、修改、发展，如何发展，这是较长时期以来世界范围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热切关心和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理论界曾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本身不需要改变，需要改变的只是我们的偏离和僵化理解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对阶级理论理解的偏离和僵化曾是建国以来我党所犯历史错误的一个重要根源，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理论本身存在着需要发展的诸多方面，面对正在到来的崭新社会，尤其如此。
一、关于什么事情形成阶级
许多文章都讨论到划分阶级的标准，其实，对这个问题按照马克思的命题“什么事情形成阶级”来研究更准确。阶级形成是一个客观过程，而划分阶级的标准不过是反映这一过程的主观判断。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提出什么事情形成阶级来研究，但手稿中断，没有完成。不过，从马克思其他许多有关阶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的观点，正如许多文章所指出的，马克思认为阶级是经济关系的产物，是由生产力的一定历史阶段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形成的。恩格斯明确地论述过经济是阶级形成的唯一原因。他在《反杜林论》里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批判杜林的“暴力论”，指出“暴力仅仅保护剥削，但是并不引起剥削；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才是他受剥削的基础，这种关系是通过纯经济的途径而不是通过暴力的途径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2页）他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全部过程都为纯经济原因所说明，而毫不需要任何掠夺、暴力、国家或其他的政治干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2O3页）他还对全部人类历史的阶级形成作出明确结论：“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423页）列宁从生产关系的几个方面来论述阶级的形成，即不同社会集团对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同，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不同，领得的归自己支配的社会财富多寡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阶级。列宁这段话通常被当作阶级形成的经典论述。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论断来看，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形成理论是经济决定论，是一元论，这符合他们的原意。
资本主义是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没有掌握国家权力，它的产生是纯经济因素。资本主义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的初期，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国家不干预经济。待到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特别是国家大量介入、干预经济的条件下，用纯经济因素来看待阶级形成和变动是否还符合实际呢？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凡是国家干预经济较多的地方，都产生了大量的“寻租”活动，金权结合、黑金政治，从国家官员中产生出大量腐败分子，众所周知的最典型的国家如意大利、日本、韩国。发展中国家如印尼、泰国、巴基斯坦以及拉丁美洲国家也普遍存在着大量的国家权力资本化的事实。这说明现代社会的阶级形成和分化虽然仍然是经济现象，是在经济领域里进行的，但它离不开政治权力的介入，政治因素同经济因素的结合能更好地作出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新中间阶级，如何分析它的形成，如何看待它的社会地位，本文在后面将作一些探讨。
至于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它是一个消灭了阶级的、国家已自行消亡的社会。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只存在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短暂时期。因而，他们不曾料到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由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府掌握和配置全部社会资源的现象，也没有对此作过论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资源的配置通过指令性计划实现，当时不存在市场经济这个条件，权力难以转化为资本。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我国社会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分化出一个新的暴富阶层（这里并不包括合法存在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据有关调查表明，1994年，占居民家庭总数7%的富裕、富豪型家庭拥有中国现有全部金融资产的30.2%；而占总户数38%的贫困、温饱型家庭仅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11.9%。又一项调查表明，1994年中国最贫穷的20%家庭仅拥有全部财富的4.27%；最富有的20%的家庭竟拥有全部财富的50.24%。这种财富集中的状况已超过美国。1990年，这两个相应的比例数字在美国是4.6%、44.3%，（注：《现代化的陷阱》，154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已有许多文章和专著列举大量事实，用实证方法描述了这个暴富阶层产生的途径：即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条件下，当政府部门仍然掌握着庞大的社会物质资源和政治资源的时候，所有的重大改革措施，诸如企业的承包制、价格双轨制、股份制改造、土地批租等，都被一些掌握权力的人所利用，通过大规模的“寻租”活动，进行权钱交易、权钱结合、官商勾结，对国有资产进行大掠夺、大瓜分，从而迅速产生了一个暴富阶层。这种权力市场化、权力资本化的过程及其结果最典型地说明了当今阶级分化的特点乃是政治和经济相结合的产物，而非纯经济原因。可能有人反驳说，权力得以资本化、市场化，正是由于政府部门掌握了社会稀有资源的配置，这仍然是经济权力，是经济现象。然而，在今天的社会现实中，非经济部门的政府官员，党政机关、立法权力机关、执法部门中的一些不法分子同样可以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政治资源发财致富。而在银行信贷和金融系统十分发达的现代社会，任何货币形式的收入或财产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化为能带来额外收入的资本如大把大把的股票、债券。称他们为腐败分子，是相对于他们本应是廉洁的人民公仆而言的；从他们的财富来定位，理应属于社会的新富有阶层。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在我国，由于掌握庞大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在权力市场化作用下造成的收入差距，其后果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国民收入一次分配、二次分配所造成的差距。事实说明，我国现阶段的阶级分化、变动并非单纯的经济因素的作用。
未来社会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即知识社会，它同以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存在着根本的差别。知识、技术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而工业经济中的生产要素诸如劳动、资本、设备、资源越来越退居次要地位。而且这些生产要素都必须靠知识来更新。资本的主要形式是人力资本、智能资本而不是实物资本。正如工业资本的冲击使土地不再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那样，知识资本的冲击也将使物质资本不再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因而，对物质资料的占有从而形成财富的作用越来越小，而对知识、技术的拥有则成为拥有财富的最主要的标志。国外已有人提出，21世纪将开始一个以认知能力为决定性力量划分阶级的世界，现代社会对认知精英的需要越来越大，金钱和权力将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他们身上。我国也有学者认为，21世纪社会分层的断层线很可能划在不同智商的人群之间。不过，知识、技术作为资本的主要形式，同物质资本相比具有自身的特点，知识具有共享性、开放性、分散性以及较强的流动变动性，不像物质资本那样具有可独占性和相对稳定性。而且，未来社会的技术进步越来越快，知识爆炸、知识更新速度极快，一个人所拥有的新知识、新技术很容易被贬值甚至被淘汰掉，拥有财富的人群的流动性比较大，不会像以往的社会那样相对固定。对于未来社会阶级结构的形成、分化、变动，沿用马克思在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提出的阶级理论已不完全适用，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与此同时，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将是怎样的，马克思当年的预测还有哪些适用，哪些需要发展，更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需要研究和回答的迫切问题。
二、关于社会阶级结构变化
马克思曾经预言，资本主义使社会阶级结构日益简单化，中国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小业主、小商人等城乡小资产阶级）向两头分化（大量沦为无产者），最后只剩下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无产阶级通过斗争取得政权为消灭一切阶级创造了根本条件，人类最终将进入没有阶级的社会。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不是日益简单化为两大阶级，而是在旧的中间阶级之外，产生了一个新中间阶级，包括政府部门的中级行政官员、国有和私营垄断企业中的中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及其他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从事咨询、金融行业的专业人员，而且这个社会集团的人数从二战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在不断扩大。西方学者早就对这一新现象作过许多研究，看法上差异很大。有的从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受雇于国家、私营企业，仍是雇佣劳动者出发，称他们为新工人阶级；有的则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收入、知识、生活习性等等同工人有着很大的差别出发，不同意将他们归入工人阶级，认为他们就是一个中间阶级。我国学术界也大体是这样两大类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他们是五颜六色衣领的工人阶级；另一种观点认为将他们简单地划入工人阶级是不可取的，无助于从理论上解决变化了的实际问题。这个问题的研究，关系到资本主义杜会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诸如政党、工人运动的战略与策略、社会运动、未来发展等等，无疑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对待的问题。
简单地从对物质生产资料的所有来判断新中间阶级的阶级归属是不行的。理由是，其一、由于股份公司的出现并日益成为一种主要的资本组织形式；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由于信用和金融系统的发达，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野变得复杂化了。一方面，资本所有者并不直接控制、支配生产和经营，而不拥有资本所有权的管理者、技术人员、政府部门的官员却拥有对生产资料和劳动的控制、使用、支配的权力。这部分人既是雇佣劳动者，又在生产中具有支配资本和劳动的地位，他们不是对生产、经营的局部而是对全局具有影响的作用。这样，他们同资本的关系就具有双重职能：既执行资本的职能，使资本增值，又执行工人的集体职能，生产剩余价值。他们一方面同工人处于不同的地位、发挥不同的作用，使他们同工人相分离；另一方面，他们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又直接削弱了资本所有者对财产的绝对权力，使他们同资产阶级相矛盾。从另一个角度看，中间阶级由于收入较高，他们又随时可以把自已的货币收入转换为股票、债券而成为资本拥有者，成为一个企业的股东，生产资料的部分所有者。尽管我们不能把这些小股东称为资本家，但也不能把他们看作无产阶级。其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信息技术革命的发生和发展，知识和技术在社会生产结构和经济结构中的作用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知识作为资本越来越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中间阶级都是有知识、有文化、有专门技能的人，他们的地位和作用随着工业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的转变而越来越重要。当然，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中间阶级的部分知识和专业技能不高的人将被新技术革命排挤沦为失业者、无产者，但是从总体来看，他们通过更新知识，巩固自己的地位还是可能的。其三，由于上述原因，中间阶级的财产收入、社会地位、生活水平、价值取向、政治态度，甚至生活习性、爱好都同传统的产业工人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自己决不认同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更多地倾向于把自己看作独立的知识分子。
这里附带探讨一下关于知识分子是否会成为一个独立阶级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的理论断定知识分子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总是依附于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成为服务于不同阶级的知识分子。在我国，当批判了把知识分子通通划归资产阶级这种“左”的思想之后，把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政治地位得到了提高。如果说，在过去，当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时，这种理论尚能成立的话；在将来，当知识、文化、技术的生产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时，这种理论就不能成立了，知识分子不仅将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而且将成为社会构成中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新生产力的代表。知识分子，作为知识资本的拥有者，将超过经济资本的拥有者，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和主宰力量。
关于阶级斗争学说
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向新的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这条重要理论在落后国家部分地得到实现，即通过革命的途径取得了政权，但尚未实现消灭一切阶级；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条理论则没有得到验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形势从资本主义达到成熟阶段后趋于缓和，迄今没有出现革命的形势，并且由于传统产业工人的数量大为减少，他们在新技术革命中处于受排挤的地位，在整个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越来越处于弱势，趋于保守，其影响力在缩小，由无产阶级单独掌握政权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资本主义发展到未来新社会的途径，从目前的迹象看，有可能是通过社会自身的演进来实现。先是生产力的质变，从以工业为基础发展到以知识为基础，逐步引起资本和劳动关系的变化，引起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的演变。在这个过程中起促进作用和先锋作用的可能是代表新生产力的掌握知识和技术的知识分子。
那么，应当怎样来看待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呢？任何理论，都有它所产生的历史条件，其真理性也要受到历史的限制。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正确地反映了当时的特点：第一，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在工业化的初期，资本家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的殖民地，都是极为残酷的，像马克思分析的资本的每个毛孔都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像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所作的深刻的揭露。原始积累过程和工业革命过程中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大批破产沦为无产者的过程是一个社会大震荡的过程，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是尖锐激烈的。第二，在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大阶级的斗争中，资产阶级联合无产阶级进行了推翻封建统治的斗争并取得了国家政权，当无产阶级要求分享胜利的成果时，资产阶级却毫不留情地掉过头来镇压无产阶级，这就是法国1848年6月无产阶级第一次把矛头对准资产阶级斗争的结果。马克思正是总结了1848年～1850年欧洲革命的经验，从巴黎工人6月起义失败中提出了“打倒资产阶级专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并阐明了通过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这个杠杆，改造旧社会实现向新社会过渡的原理。而后又在1871年巴黎公社被镇压之后提出了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口号。第三，马克思所亲身参加的革命，其性质都属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民主革命，由于封建社会没有任何民主形式可利用，所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般是以革命战争即暴力革命的形式来完成的，无论是英国1640年的革命、法国1789年革命、德国革命、美国独立的革命都是如此，这不能不对马克思关于革命的形式上产生强烈的影响。不过，马克思也讲过革命的两手，和平的与暴力的，这取决于统治者的态度。所以，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
后来，19世纪下半期，资本主义有了新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恩格斯根据新的特点作出了许多重要论断。在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时，是不可以忽略的。第一，他根据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生产力的大发展，特别是新技术革命后，资本家把提高利润的重点放到改进和提高技术方面，改变了早期对工人那种“琐细愉窃”“一文小钱也不放过”的态度。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有所改善，恩格斯又作出了阶级斗争趋于缓和，新的革命需要新的推动力的论断。“英国和法国向大工业过渡大体已经完成，无产阶级所处的境况现在已经稳定；农业区和工业区，大工业和家庭工业已经分离，并且按现代工业一般容许的程度固定下来了。甚至每隔10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机引起的波动，也已成为习以为常的生存条件。工业变革时期出现的政治运动或直接社会主义运动（那时还不成熟）遭到了失败，遗留下来的与其说是鼓舞，不如说是沮丧；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发展显得比革命的反抗更有力量；再要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就需要新的更强大的推动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230页。）第二，恩格斯根据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19世纪下半叶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新论点，例如，对普选权作了很高的评价，说它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好的杠杆”，“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又如，提出资产阶级国家中有许多东西可以利用来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服务，还明确地指出“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这对马克思的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论和以巴黎公社的形式作为无产阶级未来统治的形式等论点，不能说不是重大的发展。第三，恩格斯根据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斗争中取得节节胜利，获得议席直线上升的情况以及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提出了斗争策略应作相应改变，强调用和平的与合法的斗争来积蓄力量，壮大自己，争取群众的多数，锻炼先锋队，争取军队的多数，等待最后的决战。恩格斯倾向于在争取军队多数的条件下和平取得政权，但同时决不放弃暴力革命的准备。以上恩格斯所作出的新论断，如果马克思在世，也同样会作出，这是毫无疑义的。
从以上的扼要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部分地在一批落后国家得到了证实，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没有？这恰恰是因为，无论是俄国、中国或其他取得政权的国家，革命胜利前所处的历史环境同马克思当时的环境相类似，处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工业革命造成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这些国家革命的性质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面对的是没有民主可资利用的封建专制制度，这决定了暴力革命的不可避免性。所不同的是，落后国家的革命还加上了民族矛盾；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不能担负起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革命的领导权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然而正是在这个不同点上，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把不同的事物混淆起来了。马克思论证阶级斗争必然导致天产阶级专政，是指的资产阶级巩固政权之后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的直接斗争；而落后国家直接面对的是封建统治阶级，是资产阶级尚未建立巩固的统治，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时期，因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面临的任务同马克思论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是不一样的。正是这个混淆导致了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使现实的社会主义走了很长一段弯路。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加之工人运动的斗争，20世纪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促使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二战后出现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福利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阶级结构的变化（前面讲的新中间阶级的出现和壮大），阶级斗争的缓和，一些国家政府、资方、工人协商谈判形成制度，马克思的通过阶级斗争取得政权实行天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西方国家不能得到证实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无论是对今天的现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社会，进而对于正在到来的一个崭新的、与工业社会有着根本不同的知识社会，以它们的阶级形成、变动和分化，阶级间的相互关系，阶级斗争的内容、形式、策略、目标都已不能完全照搬现成的结论，需要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新的情况作出新的判断和新的理论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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