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州几件石造像的时代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定州论文,造像论文,几件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物天地》1994年第4期刊出《中国全臂维纳斯——定州发现一批东魏石造像》一文，最近我有幸目睹了这批佛像，对其“皆为东魏”这一断代结论不敢苟同。
这6件石造像中，第一件“东魏武定元年汉白玉观世音造像”，因在其底座背面竖行阴刻发愿文：“大魏武定元年八月廿三日佛弟子吴易兴为亡夫杜英造观世音像一区……”等字样，当为东魏无疑。第二件“东魏青石弥勒佛造像”，作者夏先生“通观其造型布局，雕工技法，纹饰风采，神态变异，颇具东魏中早期风格”，我也不存异议，此像具有北魏晚期遗风：高肉髻、面长、嘴角深陷，面露微笑，表情慈善，细颈、窄肩、身长，衣褶较厚，但衣纹处理较北魏晚期造像简化，面部刻画更真实，表情更自然，与河北曲阳修德寺出土东魏造像的北魏晚期承继型相类。
另外四件，只因其与“武定元年造像”相伴出土，就往东魏时代风格特点上靠，粗略地断为东魏造像，实在有失客观。大家知道，在考古学断代中不仅适用地层学作为断代根据，同时还要依靠类型学进行分析、研究。类型学要求不但要总结其相同之处，而且还要分析不同之处，在比较异同过程中，发现其演变规律、承袭脉络。在鉴定中也同样适用，不仅在同时出土的文物中相互比较，而且必须与某一时代有确切纪年的标准物相比较，才能得出接近正确的结论。
对于文中第三件“东魏汉白玉金彩观世音造像”，夏先生通观其彩绘风格、构图及做工技巧，与‘东魏武定元年’刻铭观音像极相似，如同出于一人之手”，同时也看出其不同点。又接着说“唯后者较前者面容更加丰满圆润，使之更女性化”，但最后还是断定其“仍然保持着距今1450年前的东魏时期的新鲜气息”。
现在我们对这两件造像作一对比：
首先，从背光看：两者有相似之处，皆以彩绘分为两层，内层皆绘有圆形头光，其上描金、彩绘火焰纹等，但“武定元年观世音造像”背光的彩绘图案细腻、繁密，与其繁皱的衣纹相映衬，如其背光外层彩绘的如意云形火焰纹，上下勾连，纤小而繁密，只一侧就有十余条之多。而这件“金彩观世音造像”的背光彩绘图案已分明显得疏朗和简单化，其背光上如意云形火焰纹，只有清晰、粗大、不连贯的四五条，显然存在着风格的承袭性和时间的延续性。
其次，再分析菩萨的形象特点：“武定元年观世音造像”是典型的东魏末期河北曲阳地区石造像，头大、身体比例近似儿童，头微低，扁胸、鼓腹，着衣翼角鲜明突出并向身两侧外展，显飘动状，帔帛腹前打结，并在膝上呈“U”形垂叠式衣褶，表现出着衣的繁丰，其帔帛过莲台垂至底座。这种式样还见于北齐天保年间，以后便不再出现。而“金彩观世音造像”，头微扬、面圆，面部刻画生动，身体平直较丰满，手足饱满，肌肉感强，着衣翼角已不存在，衣褶很少，只平展地自肩部自然下垂及座，正符合杨伯达先生所说北齐时期的造像具有“在武定时期造像的成就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肌肉隆起、面庞丰满、衣饰简化而更薄”（注：杨伯达：《曲阳修德寺出土纪年造像的艺术风格与特征》。）的特点。
第三，身前装饰的比较：东魏菩萨造像的帔帛多在腹前穿璧交叉，如《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中东魏武定二年（544年）苏丰洛造菩萨立像、（注：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第172图。）、曲阳修德寺出土的兴和三年（542年）乐零秀造观世音像（注：杨伯达：《曲阳修德寺出土纪年造像的艺术风格与特征》。）等；也有象这件“武定元年观世音造像”为帔帛于腹前打结，如曲阳修德寺出土的武定五年（547年）赵宗贵造观世音像（注：杨伯达：《曲阳修德寺出土纪年造像的艺术风格与特征》。）。但“金彩观世音造像”这种式样，身前串珠璎珞作“×”形的极少。曲阳修德寺出土的武定元年杨迴洛造观世音像（注：杨柏达：《曲阳修德寺出土纪年造像的艺术风格与特征》。）戴长璎珞，但其身材及衣饰风格却是扁胸、鼓腹，着衣翼角向身两侧外展的东魏特点，与身材平直的作法是截然不同的。这种串珠璎珞的式样到北齐武平年间以后流行起来，入隋则更加发扬光大，极尽串珠璎珞之能事，如现存美国明尼法尼亚艺术中心的隋开皇元年（581年）成国乡邑子卅人造观世音立像（注：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第228图。），观世音满身缀饰串珠璎珞，极为复杂优美。
从以上三点比较可以得出结论：“金彩观世音造像”是北齐造像无疑。
而第六件被命名为“东魏圆雕观音童子像”的造像，从其“底座雕作蘑菇形圆盘，……平底，底中心设卯孔”的造型看，应是一铺座多尊像上的“供养菩萨”。从其面容看，面部圆润，广额丰颐，长耳丰垂，弯月眉，秀长目，高鼻附琢双翼，樱口朱唇，颌下丰满，以及手足饱满圆润等，与第三件“金彩观世音造像”面部、手足雕琢形式如出一辙。从其朱唇分析，原曾有彩绘，不是我们现在所见的洁白素身。其衣着也简洁、流畅，如宿白先生所言“北齐后期单体立姿佛像更流行贴身薄衣，隐现肌体，不雕饰衣纹的作法，佛像外施彩绘”，其侧体微转的曲线等“与6世纪天竺佛像一再直接东传”（注：宿白：《青州龙兴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几个问题——青州城与龙兴寺之三》，《文物》1999年第10期。）等有关。因此，此“供养菩萨”当为北齐作品。
第四件和第五件“汉白玉二菩萨造像”手法相同，皆为大背光，外沿彩绘金边，内饰火焰花卉图案，及菩萨平直的身形，顺直简单的衣裙。如将第四件二菩萨像之金彩脱去之后，其形制风格特点与定州博物馆藏的“天统二年造双观音立像”极相似，只是此二菩萨分踏两覆莲座，而“天统五年造双观音像”合立一长方圆角覆莲台而已。东魏时期造像之覆莲台，多为复瓣莲，莲瓣上凸刻两椭圆形核状物，并且雕琢细致，造型饱满，而到北齐中晚期则如这两件双观世音立像一样，莲台之莲瓣光素且单薄，如线刻一般极为浅细。杨伯达先生对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的造像进行分析研究后得出，北齐“这一时期新出现了……双观音，双菩萨像”（注：杨伯达：《曲阳修德寺出土纪年造像的艺术风格与特征》。）。因此，与曲阳近在咫尺的定州的情形也应与之相同，即在东魏时期，双观音、双菩萨像还未出现，所以这两件汉白玉二菩萨造像的时代应定为北齐为宜。
以上看法，未必有当，提出来就正于方家，以期达到更接近实际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