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效率损失问题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经济增长论文,效率论文,损失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4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06）20—0081—0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总量由1978年的3624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182321亿元，剔除物价变动因素，实际增加了11.34倍，世界GDP排名由第15位提高到2004年的第六位；1978年人均GDP不到300美元， 2001年开始突破1000美元，2005年创出1703美元的历史新高；GDP年均增长率，1978～2005年为9.6％，位列世界第一，远远超过同期20个工业化发达国家平均2.5％的增长速度，以及世界经济平均4.5％的增长速度。尽管如此，我国经济增长仍然存在一些缺憾，即现存社会经济资源并未达到充分利用状态，没有为经济增长发挥出充分效力。或者说，我国经济增长中还存在经济效率损失，突出地表现为经济周期波动下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与不均衡发展下的经济结构效率损失。
一、经济周期波动下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
经济周期波动下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是指国民经济增长历经波谷、兴起、波峰与衰退等不断波动过程，由于资源的专用性、交易费用和沉没成本的存在，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不能在现有条件下实现“帕累托最优”，也难以在动态过程中达到均衡，从而导致的资源被过度使用、浪费或资源闲置、利用不足，或二者并存，造成资源配置出现效率损失。
经济周期是指经济由一个波谷运行到另一个波谷的阶段。以经济增长率①，即GDP环比增长率计的“谷—谷”法来划分，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增长历经五个周期。这五个经济周期的时间跨度分别是：1978～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2001年，自2002至今②（如图1所示）。每一个经济周期最高点， 即处于峰位点，代表了该年GDP增长率在本周期中的最大值，意味着经济资源处于超加速运行状态，从而诱致经济过热现象出现。每一个经济周期最低点，即处于谷位点，代表了该年GDP增长率在本周期中的最小值，意味着经济资源的低度利用，表现的经济现象是经济冷缩。不论经济过热还是经济冷缩，都对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效率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表现在宏观上，即投资、产量、进出口贸易、财政支出、货币供给量与经济增长率的大幅度增加、提高或下跌。观察这五个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不难发现，前四个经济周期波幅较大，波动较为剧烈。因此，对经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伤害也较大。第一个经济周期（1978～1981年）波幅值为6.5个百分点，历时五年；第二个经济周期（1982～1986年）波幅值为10个百分点，上下跌宕起伏，落差较大，1984年经济增长率创历史之巅，为15.2％；第三个经济周期（1987～1990年）波幅值为7.8个百分点，1988年初经济开始冷缩，1989 年经济冷缩严重，经济增长比上年急剧下跌了7.2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跌至4.1％，但是，经济下滑并没有结束，1990年经济增长率滑至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点，仅为3.8％；第四个经济周期（1991～2001年）波幅值为6.6个百分点，除1991～1992年间经济波动较大外（1992年经济增长了5个百分点），其他相隔年间波动不大。从2002年至今，我国经济运行较为平缓，经济增长率保持在9％以上。
图1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率波动
注：该图形是在刘树成（2005）等“中国GDP经济增长率波动曲线（1953～2004）”基础上略加调整绘制而成的。其中1993～2004年为国家统计局2006年修订调整数，见国家统计局核算司：“经济普查后中国GDP数据解读之一：GDP总量、增长速度及人均GDP”。本文中1993～2004其他相关数据，如不特殊说明，皆为修订数。
具体说来，经济周期波动对经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造成的损失可以从以下估计数字观察到。笔者选择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率最具有代表性的四个年份进行估计，即1981年、1984年、1990年和1992年，其中，1984年和1992年处于图1 相应经济周期峰位，达到历年经济增长率最大值；1981年和1990年处于图1相应经济周期谷位，为历年经济增长率最小值。为便于比较，以9 ％的经济增长率为稳态经济增长率。超过9％，表示经济社会资源处于过度开发状态；低于9％，表示经济社会资源处于闲置或利用不足状态。通过建立以下模型：
据估计，1984年和1992年由于过度开发导致的EH分别为378.24亿元、1176.96亿元，分别占这两年GDP的5.27％和4.42％；1981年和1990年由于资源利用不足导致的EH分别为222.06亿元、918.86亿元，分别占当年GDP的4.57％、4.95％。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渐进式市场化改革所诱致的，也与政府在不同时期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关。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经历了“摸着石头过河”，到1992年明晰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方向，再到2001年加入WTO，逐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在市场化改革的宏观经济运行中，政府政策出台的目的是为了在经济运行陷于低谷后刺激经济增长或在经济运行处于高峰后防止经济过热，即保持经济健康、稳定、快速增长。但是，经验证明，如果政府调控政策出台时机和力度选择失当，就会加剧经济波动。如在第一个经济周期中，1978年出现了经济过热。中央政府在1979年3月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开始出台紧缩性经济政策。但当年仍实施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因此，经济过热在该年底并没有得到有效抑制，通货膨胀加剧。到1980年冬，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超过8％，政府不得不继续出台更大力度的紧缩性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构成硬约束，结果导致1981年经济急剧降温，经济增长率下降到5.2％，形成了第一个经济周期的谷位。而政府调控政策出台时机和力度选择失当，其深层原因在于没有确立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率目标，从而加剧了不必要的经济波动。
二、不均衡发展下的经济结构效率损失
所谓不均衡发展下的经济结构效率损失，是指在现有资源约束条件下，由于经济结构内部与结构间比例不协调、关系不匹配，造成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导致经济生产效率不能达到最佳，从而出现的一种效率损失。一般来说，适度的不均衡，或者说存在差距，具有激励和提高效率的功用。但是，如果严重失衡，或者差距过大，就会带来效率的损失。本文主要从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和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状况，简要探讨我国经济结构的效率损失。
1.经济结构内部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投资比重过高，投资的增长远远高于消费的增长
在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占GDP的比重）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1980～2000年，我国的投资率平均为29.86％③。 “十五”期间，投资率进一步上升，各年度分别为34％、42％、47％、44％、52％。而社会消费率（即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GDP的比重）则呈现下降的趋势，各年度分别为43.9％、40％、38.7％、37.2％、36.8％。从国际上看，我国投资率也显著高于其他国家。近十年来，美国投资率保持在15％～18％之间，同属于东亚经济圈的韩国投资率则在21％～39％之间波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储蓄率大体维持在38％～40％左右，同期韩国的储蓄率处于31％～32％左右，美国仅为5.5％，个别年份甚至为负值。我国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还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报》统计，目前发达国家消费率（国民消费/GDP×100％）在78％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为74％，其他东亚经济体也在65％以上，而我国低于60％。较高的投资率和较低的消费率，使我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的增加，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主要是靠外延、扩大投资获得的。而投资率过高、投资过热又给经济生产和建设带来负面效应。投资过热所表现的经济行为是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往往造成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据有关部门统计，历年累计库存已高达四万多亿元，相当于GDP的30％～40％； 各地的房地产热造成房屋空置率高达26％（朱庆芸，2006）；银行的不良资产也仍然较高，直到2005年底，我国商业银行还有13133.6亿元的不良贷款余额，占到贷款总额的8.61％， 超过了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的安全标准。而投资过热不仅容易诱发原材料、燃料的紧张，导致上游生产要素价格的狂涨，而且也隐藏了未来价格的暴跌因素，不利于价格的稳定。
不仅如此，投资的边际报酬递减或资本边际效率超速递减在我国已经出现。笔者用衡量投资的效率指标即投资效果系数（新增GDP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分析发现，这项指标在27年中下降了51.91％，平均每年递减2.55％。据计算， 我国每百元投资新增的GDP由1980年的52.65元降至2005年的25.32元，降低了27.33元，如果按照1980年的投资效果系数，2005年的我国GDP总量将是206536.47亿元，效率产值将增加24215.47亿元。从国际上看，投资率不到20％的德国、法国、印度等国，效率却比我国高2～3倍。至于土地、原材料、水、能源等消耗也是惊人的，即使是调整之后的2004年我国GDP也只占全球产出的4.4％，但却消耗掉世界石油的7.4％、原煤的31％、铁矿石的30％、钢材的27％、水泥的40％（郭丽君，2006），相当于发达国家3～11倍的单位GDP能耗水平。
2.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特别是农业生产效率较低
从产业增加值上看，1978～2005年，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从4231亿元增长到86208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从860.5亿元增长到73395亿元，增速超过第二产业，2005年占GDP的比重为40.3％，但仍然低于第二产业七个百分点， “十五”之前二者差距更大。目前，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在60％～80％，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40％～50％左右。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资料，200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我国GDP的比重仅为32％，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70％～80％的一半， 也低于中低收入国家45％的平均水平，在全部大国中，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位列倒数第二。近两年来，二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在60％以上，而三产贡献率不到30％，2004年第二、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1.8％和29％。从第三产业自身发展上看，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第三产业内部存在着结构失衡、发展水平低等现象。“十五”期间，我国生活型服务业仍占主导，生产型服务业发展滞后，金融保险、房地产、物流、科技开发、信息咨询等服务业严重落后，2005年仅占第三产业比重的57.9％。
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仍存在错位。用产值结构衡量，2005年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降到12.4％左右，达到了完成工业化的标准。但是，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总数的比重还在45％以上，远未达到基本上完成工业化时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低于20％的就业结构要求（江小涓，2003）。这说明，我国农业生产效率极其低下。根据国务院办公厅2006年1月1日的“十五”期末三次产业就业人员的46.5∶22.5∶31的比重预计数，笔者计算出2005年三次产业之间的人均产出比值为1∶7.78∶4.81，农业生产效率大大低于二、三产业生产效率； 如果将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到三次产业的平均水平，2005年我国GDP总量将增加31805.2亿元，达到214126.2亿元；如果提高到第三产业的水平，2005年我国GDP总量将增加86555.58亿元，达到268876.58亿元。
另外，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固化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仅阻碍了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之间自由流动，加大了市场交易成本，而且也制约了我国经济结构效率的发挥。而这反过来又促使了城乡居民收入之间、东中西部居民收入之间差距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的心理不平衡和不满情绪会阻碍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发挥，进而制约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目前，这一因素已越来越受到重视。
三、提高我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对策建议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时期，坚持“五个统筹”，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升经济增长效率，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确立一个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幅度区间， 实行稳健的经济政策，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以提升宏观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经济的高位平滑化增长。
从现有资源的利用程度出发，为满足每年新增加1400万人口的需要，需要2 ％的经济增长率；为满足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4％的经济增长率； 为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需要加快发展，也要1％～2％的经济增长率（白津夫，1997），也就是说，至少需要7％～8％的经济增长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增长，实际增长率年均9.6％。笔者认为，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出发，选择一个略大于和小于一个一定时期内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作为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区间的上下限是适宜的。刘树成等（2005）曾用HP滤波法得出了1978～2004年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区间为8％～10％（刘树成、张晓晶、张平，2005），值得借鉴。所以，可以把8％～10％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率变动的目标区间，如图1虚线所示。
在完善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为促进经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达到最佳水平，除了充分发挥市场在经济增长中的资源配置作用外，政府宏观调控的重点应逐步放在保证经济稳步增长和物价稳定上，调控手段应侧重于价格、税收等经济手段，辅以必要的法律手段，而不是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行为。在进行宏观调控的同时，把握好政策出台时机和宏观调控力度，尽量缩小政策时滞，以促进经济稳步增长，提升经济增长效率。
（2）改善投资和消费关系，提高投资效率，优化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 提升经济结构效率。降低储蓄率，刺激消费需求。过多的储蓄与外汇储备，表明大量资金没有得到有效利用，造成资源闲置。另一方面，相对于劳动力来说，我国仍然是资本稀缺性国家，资金短缺。这种看似矛盾的状况，是由于我国需求不旺、缺乏后劲造成的。因此，应继续扩大需求，提高人们的购买力，使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依靠技术进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过渡，打破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固定资本投资的桎梏；增加科研经费支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投资收益率。建立综合的政府官员政绩考核制度，侧重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利益，减少地方政府为追求单一“GDP”政绩而在短期内的投资冲动。企业要紧跟市场，及时更新产品，尽量减少库存。同时，政府应对“一哄而上”的企业追求价格利差的投资行为予以规制与指导，鼓励企业生产高质量、能够提供优质服务，满足市场和社会需要的商品。
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转变农民职业身份，减少农业中就业人员，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充分利用我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改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积极发展金融保险、房地产、物流、科技开发、信息咨询、教育和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等新兴服务行业，使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创造产值的活跃产业，逐步改变我国第三产业滞后和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扭曲的状态。
另外，在坚持提升我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同时，应注意社会公平问题，特别是注意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以消除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
注释：
① 选择“经济增长率”作为划分依据，是因为在长期内“经济增长率”可以标志经济的总体态势。
② 把2001年作为第四个经济周期的结束年，是由于1999年前后经济增长率波动幅度不大，也有学者把1999年作为第四个经济周期的结束年，2000年作为第五个经济周期的起始年（卢嘉瑞、徐圣银，2001）。
③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中心：《对话中国增长困局》，2005年11月25日，http://www.cces.cn/cces/shownews.asp? newsid=857。
收稿日期：2006—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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