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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相文（1867-1933），字蔚西，晚号沌谷居士，江苏泗阳县人。他是我国近代科学史上著名的地理学家和近代科学的先驱，在我国科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此，学术界已有公论。惟其政治思想，至今论述较少，本文对其爱国思想试作评论，刍荛之见待方家教正。
立志科学救国 献身地学事业
张相文自幼家贫，然喜好读书，弱冠时即有文名。二十一岁时，岁试补博士弟子员，名列第二。二十七岁（1893年）授徒于本县知县汪瑶庭家，在东南新潮学风的影响下，他偶而翻阅了汪家订阅的《万国公报》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出版的各种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的书。看后，“顿时思想豁然开朗，觉得八股制义，一无实用，徒然消耗精力。为了救时济世，非科学不可”①。于是他决定摒弃空疏迂腐的旧学，追求有实有用的新学，以望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可见，随着视野的刚刚开阔，张相文已萌发了科学救国的新思想。以何种新学作为自己今后潜心钻研的目标呢？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汪瑶庭家，看到了墙上新挂的一幅美国传教士送来的世界地图，图上山川、疆界、交通和城镇标明的如此精细，他感到西方人搞得地理学实是“一门和各国民族、文化沿革有密切关系的大学问”②，如将这样的学问在中国振兴之，定可激发国人重新整治国土的热情。就此，他移趣地理学作为终身专业而绝意仕进。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留心时事，当听到中国军队受挫的消息后，当即“购得中国全图一幅，挂之书室，指示敌军及踪迹所至，战事要地所在，津津不倦。”③这场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更激起张相文钻研地理学的决心。他在家乡刻苦自修地理学，除认真阅读中国古代地理书籍外，还自学日文，并积极寻阅有关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新地理学的书报刊物，以图把我国传统的舆地之学与从国外引进的新地理学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推动我国近代地理学的萌芽与成长。
为了加快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建设步伐，1899年秋，张相文进入上海南洋公学（交大前身）师范院深造，主攻史地，兼外院留学生班国文地理二课。同时跟从该校日本藉教师栗林孝太郎、藤田丰八学习日文，并得以阅读日本人所著的世界地理书，新知识的汲取，更促使他潜心研究西方的地理学。
1901年他在上海编写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地理学教科书，正如他自己所说：“教科书之名词，今已普行于学界，然其出现于中国，则自余之《本国中等地理教科书》始，此书编于光绪庚子（1900年），出版于光绪辛丑（1901年），他日有所编著，应以此本为最先之教科书矣。”④不久他又编写出版了《初等地理教科书》，印行总数在二百万册以上，借以启迪中国人的新地理学知识。
1907年秋，张相文应直隶提学使傅增湘之聘，赴天津担任北洋高等女学堂教务长，在兼教地理学之余，他进一步感到：要使青年学生热爱了解自己的祖国，必须要扩大了解中国地理学这门综合性很强学科的知识范围。到天津仅半年，1908年3月，他又编写出版了我国近代第一部以介绍中国自然地理环境为主的专著《地文学》，紧接着又出版了以介绍中国自然资源为主的专著《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在《地文学》一书的“叙例”中，他曾明确指出：“现行地文学皆译自东西，故多详于欧美日本而略于本国，非教育国民之旨也。”⑤在该书的“例言”中他进一步指出：“举为例证，一以本国为宗。其为中国所无，或调查未晰，而于地文有切要关系者，乃兼及于他国。”同时，“尤时时注意实用，如防霜、避电、培植森林、改良土壤等法备举其要，以为应用之资”⑥。这里作者主张地理学研究应以本国为主，兼采别国之长，同时要紧密结合本国自然条件，促其经济发展的爱国思想，是多么难能可贵，至今仍有它的现实意义。
为了建立我国研究地理学的学术队伍，张相文首倡组建中国第一个地理学团体——地学会。当时南通实业家张謇路过天津，张相文与之谋，张謇甚不以为然，说：“邹代钧曾为翻印地图，倾家破产，炊烟几绝，办地学会谈何容易。君家财力何如邹代钧？”⑦但张相文地学救国心切，并没有被张謇所提出的经费困难所吓倒，遂联合了有志于地学研究的名士二十七人作为职员理事，其中有当时的国学大师章炳麟、地理学家白眉初、地质学家邝荣光、水利学家武同举、历史学家陈垣，以及热爱地理学教育的教育界知名人士张伯苓，蔡元培等。张相文都把他们联合在地理学会里。1909年9月28日（中秋节）那天，在天津河北第一蒙养院举行了中国地学会成立大会。到会有教育界官员名流以及各校师生百余人，大会一致选举张相文为会长。1912年起会址迁到北京，各地还设立了分会。我国最早研究地理学的队伍就这样组成了，这对推动我国近代地理学的迅速成长无疑产生了深远影响。
1910年2月，中国地学会学术期刊《地学杂志》创刊发行，创刊号上正式刊布了中国地学会创办的宗旨《中国地学会启》，会启中把张相文为首的一代地学名师主张科学救国的政治思想阐述的淋漓尽致。其中说：“今与海内诸君子约：……组成中国地学会。各怀集思广益之心。籍收增壤益流之效。则庶已山川扼塞，河渠水利，原隰土宜，疆城险易，方物息耗，交通便否，皆有以周知其故，而发扶搜剔，靡使内有利蕴，外有孽媒，则裨益于学术政治者，岂浅鲜哉！嗟乎！西力东渐，万里神皋，乃为他族权利竞争之场。数年以来，非为边徼多事，内地亦几遭蹂躏，而莫敢谁何。推原祸始，实由地学隔膜，有以增敌之骄而短我之气。凡我同志，抚邱墓之墟，怵陆沈之祸，果有热诚提倡，谋所以交通而启牖之者乎？仆等不敏，窃愿馨香顶礼以迎之。”⑧这段会启节录明显指出，中国这些年来，屡遭列强侵凌，推其“祸始”，主要是“地学隔膜”所致，造成中国积贫积弱。而西方侵略者则恃强凌弱，变本加厉。为了改变中国人不了解世界地理学的落后状况，特别是为防止中国“陆沈之祸”的发生，故组织地学会来集思广益，共谋地学救国。总之为达到“裨益于学术政治。”
马克思曾指出：“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生存的原则，”⑨张相文把“地学隔膜”看作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祸始”，其局限性是很明显的。究其产生这种地理条件决定论的原因，主要是他受了当时知识分子普遍接受的天演论的影响，简单地用生物进化论历史观来看待不同区域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因此片面地认为“地学隔膜”是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主要原因，而没有认识到殖民掠夺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当中国社会进入二十世纪初，仍处在外遭蹂躏内受封建压迫的情况下，如果只主张单一的地学救国论，的确反映出这时期的科学家政治上的幼稚与软弱。可是此时期的张相文，在主张地学救国的前两年，他已正式加入了中国同盟会革命组织。⑩已完全接受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救中国的政治主张（下文将有所论述）。可见这时期的张相文并不是单一“地学救国论”的提倡者。此时，他领衔发表的会启，主要是出于联络团结各界包括清朝政界、学界的爱国知名人士来共同推动中国地学科学的普及与发展的需要，故宗旨上好象只提倡“地学救国”一论。其实，会启中，他还是较明显地把创办地学会的目的推向了“裨益于学术政治”二者上，反映出以他为首的地学界名流，并不主张学术研究脱离现实政治。这种要求“学术政治”二者并举的救国思想，比起近代初、中期以来一批科学家、实业家、教育家主张单一的“科学救国论”、“实业救国论”、“教育救国论”等还是大大前进了一步，其爱国主义精神更是渗透其中。
提倡民主政治 积极参与实践
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是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反映在思想领域中，突出表现为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斗争。张相文作为一代地学名师，由于饱经忧患，在甲午战后，随着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文化以及接触现实社会的增多，他与同时代的先进中国人一样，开始感到帝国主义的入侵与中国政治的腐败有着密切的关系。
1899年秋，他来到当时思想界知识界最为活跃的上海，在一边求学一边任教的南洋公学里，他接识了一批思想进步而且已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教员蔡元培、吴稚晖、钮永建等人，并结识了在社会上从事革命活动的章太炎、章士钊、邹容等人。在这些革命党人的影响下，他要求民主革命的思想也勃然而生。张相文开始认识到，只有推翻腐朽卖国的清王朝，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中国才能真正走向富强。民主革命思想确立后，他对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不断加以痛斥，在1910年公开发表的地学会启中，就有指责清政府的严辞：“坐资强敌，外交失败，边事日亟，虽欲划疆自守，聊固吾圉，而犹不可得。”(11)为启发中国民众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兴趣与了解，在南洋公学任教期间，他利用自己刚学会的日文基础，将日文版法国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一书译为中文，书名依日文译为《万法精理》，于1903年3月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发行。该书是法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宣传民主政治的重要理论著作，书中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提倡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曾被西方资产阶级奉为“理想与自由法典”。张相文将此书译到中国来，比严复译本《法意》出版至少早三年。这一较早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的工作，不仅及时适应了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要求，对于辛亥革命前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建设也是有一定贡献的。总之，对当时思想界的启蒙作用是具开创性的。两个月后邹容的《革命军》出版，书中直接提到了受《万法精理》张相文译本的影响。(12)所以张相文翻译出版的《万法精理》一书，是他提倡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行于中国的最好证明。他在上海期间要求民主革命的言行可以从中国地学会的编撰之一、张相文同乡陶懋立1933年于泗阳县张相文追悼会上宣读的书面报告中得到明确反映：“当清光绪二十七、八年间（1901-1902年），章太炎办《苏报》，邹容作《革命军》，先生（张相文）常以文字鼓吹革命，在《苏报》上发表。后来章太炎、邹容下狱，先生与蔡元培先生奔走营救，卒以无事。是时，日俄战争方起，清廷宣言中立。蔡元培创办《俄事警闻小报》，后改称《警钟报》，提倡革命，先生与河南陈竞全先生，担任筹款，招清廷忌，《警钟报》封闭。蔡元培先生亡命海外，先生则从事教育。”(13)
在天津执教期间，张相文还积极参与民主革命实践活动。当时中国已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夕，他与同盟会员白雅雨等不断引导青年学生抛弃改良救国的政治幻想。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与白雅雨立即行动，共谋策应，在天津立即组建了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天津共和会。然后领导共和会广大青年，联络河北新军，共同策划了辛亥滦州起义。(14)
由于袁世凯重新被清廷起用，滦州起兵反清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很快被刺杀，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的职务也被袁世凯罢免，针对袁世凯的阴谋破坏，张相文又为北方革命制定了一个完整的规划。为了使这一规划圆满成功，他一面派白雅雨联络北方革命力量作好再举准备，另一面自己亲自挟策南下，致书请求南京革命政府大元帅黄兴速派民军协助，进行北伐。此封上书，反映出张相文有强烈的反清革命思想，是一件研究辛亥滦州起义的重要原始文献。上书的全名为《辛亥冬上南京政府黄元帅兴论规取河北书》。书中，一开头就对袁世凯阴险狡诈的反革命两面派嘴脸作了深刻揭露：“窃观袁世凯手握大权，兼拥重兵，私党固结，盘踞于燕蓟齐豫诸省，又乘和议之际，力攻秦晋，以厚其势，此其为谋至狡，而其锋未易可当。”接着，他科学地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北伐计划：“为今之计，宜厚集兵力，先取徐州，以据中原之要害。一军驻临淮，以为之声援。一军由海道北上，袭山海关而守之。则京奉之道不通，而西北利亚密输之军火可绝。即以北上之海军战舰，游弋于黄海渤海之间，实行封锁政策，以杜大沽青岛之输送。由是敌之接济穷而兵力分，燕赵齐鲁之士，必有奋起而为吾内应者，而要当先遣间使以联属之，与之约期并举，使随所在而毁其铁道，断其电线，斫其牧令，使满州政府一切内政外交诸剧务，皆河决鱼烂而莫可收拾。……世凯虽狡，亦将穷于运用。不出旬日，而北京可举，大局可定矣。”(15)从摘录中可见，张相文光复河北的规划，在见识上不但远远超过了当时南方革命党人中的主和派，而且在军事力量的布置上，他已熟练地运用了地理学知识，使北伐更有成功的把握。其中他还看到了沙俄仍是清政府的主要支持者，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对策。这些有胆有识的规划，充分体现了张相文参加革命斗争的抱负和坚定的革命信念。
滦州起义失败与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篡夺后，张相文辞去了北洋高等女子学堂校长之职，在北京专事地学会。然而坚信民主政治才能救中国的张相文为捍卫民主革命的政治成果，仍在作不懈的斗争。
1912年冬，张相文被家乡选为中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在北京参加第一届国会期间，他不顾张謇、梁启超等人组成亲袁的进步党的拉拢，毅然加入了以孙中山、宋教仁为首的国民党，在国会中开展了合法的政治斗争，以防止袁世凯的独裁专断。(16)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肆意践踏辛亥革命成果，不久又上演了帝制自为的丑剧，为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不惜接受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张相文对此感到怒不可遏，立即作题为《咏史》诗嘲骂之：“窃国从来胜窃钩，山河容易掷金瓯。内家争羡儿皇贵，价重燕云十六州。”(17)诗中作者感情爱憎分明，斥国贼，字字针砭，卫民国，行行含情。不久，一些同盟会的“旧同志”，如孙毓筠，刘师培等，竟组成“六君子筹安会”，公开为袁复辟鸣锣开道，成立时，还来拉张相文入会。当时，张相文“严拒之”，遂“触犯忌讳，时有便衣侦探，发现于先生（张相文）住宅左右，及地学之间。”(18)可见，张相文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维护民国体制的政治态度坚定而鲜明。
1918年夏至1919年秋，张相文曾两次以议员身份赴广州参加了孙中山召集的“非常国会”会议，对孙中山担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给予了政治上的有力支持。(19)
自护法运动失败后，中国已深深处于军阀混战的黑暗岁月中。张相文于1920年春从广州回到北京。他深深感到在中国连地学救国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都行不通，在苦闷至极之时，为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不久他辞去了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地理沿革史等事务，拜浙江黄岩县高僧谛闲为师，受法号曰显鉴，开始信佛并以研究佛学为依托。他还“笃信在现实生活中孔子的思想是人类的共处和发展的最合理和稳固的基础”(20)。自此，张相文的政治态度转趋消极。这种状况除了客观上的原因之外，主观上张相文与当时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如章太炎等人一样，在急剧变化的形势面前，由于理论上的贫乏，知识上的肤浅，虽有悲祖国之陆沉，痛人民之苦难之心，但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冷静科学地认识比较少。对民主政治，对未来热烈向往，充满信念激情多。但对现实社会对现实世界的分析了解较少。这几乎成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通病。正因为如此，在革命屡遭挫折后，也就无法也不愿意去寻找继续革命的正确道路。这都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者不彻底性在他们身上的必然反映。
当然，张相文在信佛的同时，也不是绝对“不谈当世之事”，他提倡地学救国与怀念辛亥革命的感情还始终保持着。1923年3月，他为中国地学会购得北京后海北河沿十一号作为新会址。同年夏天，反动军阀曹锟贿选总统，对于居住北京的议员，除给予每人五千元至一万元的贿金外，还四处派打手上门威逼利诱，张相文为正义所趋，先避居西山一个多月，继而则避之上海，表现了维护民主政治纯洁性的高尚品质。(21)
当“九·一八”的炮声起来后，张相文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十分赞成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抗战的主张。他曾鼓励同乡青年投身到抗日救国运动中去，他说：“国民党腐败无能，国民又死气沉沉，青年人再不去喊喊叫叫，唤起民众，中国就要完啦。”(22)。
结语
综上所述，纵观张相文一生的主要思想活动，其特点有二：一是他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贯穿他一生趋向进步的内在驱动力；二是他既主张“地学救国”又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以图实现“学术政治”在中国的双成功，其见识与思想水平已远远超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些片面主张“科学救国”与“实业救国”的自然科学家与企业家。张相文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著名地学家兼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色彩的人物。但是，在中国资产阶级不具备彻底反帝反封建水平的那个年代里，张相文的“地学救国论”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美好愿望都只能是一种幻想。
注释：
①②郑逸梅《最早编辑地理教科书的张相文》，见《人物》杂志1983年第1期。
③⑦(16)张星烺《泗阳张沌谷居士年谱》，见《南园丛稿》。
④(19)张相文《纯谷笔谈》，见《南园丛稿》。
⑤⑧(11)《地学杂志》第1期，1910年“介绍图书栏”——地文学介绍。
⑥张相文《地文学》“例言”1908年。
⑨《马恩选集》卷四，第390页。
⑩(13)(18)《泗阳张沌谷居士荣哀录》，见《南园丛稿》。
(12)《邹容文集》，第93页。
(14)张海珊《记张相文、白雅雨的革命活动》，见《天津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第51页。
(15)(17)张相文《南园诗存》，见《南园丛稿》。
(20)郭斌和《纪念张相文》，见《地理学报》创刊号1934年。
(21)张星烺《张相文先生哀启》，见《泗阳文史资料》第1辑。
(22)张天麟《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与贡献》，见《历史地理》，198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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