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的水环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城镇论文,水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6）02—0133—09
对于明清时期广东的环境保护，已经有学者的论文论及①。叶显恩先生也指出了水运与清代广东社会经济发展有密切的关系[1]457—469。而对于广州、 佛山为中心的城镇群的兴起及其水环境之间的关系，尚未有专文。水环境包含了河流及其它提供给人们居住和生活的水文条件，以及包括了人们建造的堤围、码头、桥梁、水上交通线在内的综合因素。所以水环境和明清珠三角城镇两者之间存在非常复杂而又生动的互动关系，构成了明清广东经济社会的重要一面。
一、水环境与城镇群的兴起
珠三角水环境的演变是自然力量和人类共同活动相互结合的过程。珠江三角洲本是一个漏斗型的古海湾。由于西、北、东三江挟带的大量泥沙在河口堆积，古海湾逐渐被充填，明清以来人类整治水土的经济活动，改变了珠三角自然冲积的速度和规律，把广阔的水域变成大片的农田和纵横交错的水网河系。而农业区域内，以广州、佛山为中心的城镇群像大大小小的珍珠连缀在河网区。三角洲内西、北、东三江及其支流连接全省各地，构成全省范围内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网。珠三角的水网连接陆路可通省外；珠江口有八个出海口，珠江水系可与海外相通。连接全国和海外的水上交通网络，是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经济发展的重要地理条件。
广州作为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地理上凭借着优越的天然不冻港位置，从秦汉时期就已经兴起，一千多年来长盛不衰。明清时期广州的外贸处于极盛时期。它位于珠江的出海口，明代来自外洋的番船除了来到广州进行正常的贸易之外，还利用沟通广州城内外四通八达的水运网络，进行走私贸易。明代中叶靠近广州的众多洲岛是进口货物的多个中转站，广州的濠畔街则是集散地[2]290。广州由于它独特的水环境使它有其他城市不可替代的地位。
在清代前期，佛山城市崛起，贸易地位上升，佛山已经作为广州之外的另一个岭南的中心市场出现[3]237—239。可能在明代中期佛山这一地位已露端倪。明代万历《新会县志》卷之一《县纪》记载江门输入海南的椰子、槟榔之类土产。这些货物中转以后，其主要的目的地就是佛山。
考察珠三角整体水环境时，要注意到珠三角和西、北、东江三大流域的过渡地带。三水县的西南和芦苞连接北江山区与珠三角。嘉庆《三水县志》卷一《圩市》记载：西南“商贾辐辏，帆樯云集，列肆诸物，或乘急而取赢”，同时是广西大米的集散中心。芦苞的街头圩，明代商业逐渐兴盛，于是沿北江堤岸发展出一个有上、中、下三条街的商业街市[4]172—180。肇庆和高要，连接西江和珠三角。西江南北路盛产的“漆林材木”，连同广西的土特产和大米通过肇庆运往广州、佛山，故崇祯《肇庆府志》卷八《地理一》记载：高要，“附郡城复为制府巨镇，两广舟车，舻相接，壳相击。”东莞的石龙，位于广州与惠州的水路要冲，连接东江流域、韩江流域与广州、佛山的商业运输，“东江自北岸而下，合增江、扶胥，以达虎门，其南流亦纳东莞之水，来汇夹江上下，得潮汐嘉秀之气。”[5]2 这些过渡地带将珠江三角洲和珠江流域各地连接起来的水环境，对农产品、森林矿产资源产品、手工业品的运销至关重要。水环境还是清代广东粮食长途运销网络的形成的重要条件。这一粮食供应体系对清代广东社会的稳定必不可少。陈春生描述了由西、北、东三江水系，以及从高、雷、廉到广州、从潮州到广州海路组成的粮食运销系统，处在这个运销系统中广州、佛山同时作为岭南米粮贸易中心的重要地位[6]53—85。 而珠江的航道的季节性变化，直接影响全省米粮的季节变动[6]123。
珠三角内部其他城镇的兴起，既有赖于本地的资源优势，也有赖于得天独厚的水环境。石龙，“其地千树荔、千亩潮蔗（俗名白蔗又有紫蔗），橘、柚、蕉、柑无算，其民耕植之外，惟操舟楫”，是珠三角东部的商业重镇[5]2。明代，与石龙毗连的茶园，“人多以种香为业”[7]59，当地商人沿着水路走出岭南，“度岭峤，涉湖湘，浮江淮，走齐鲁间，往往以糖、香牟大利”[5]2。又如南海的九江，地当西江要冲。自明代弘治以后，九江乡人垄断了西江上鱼花捕捞业以后，进行鱼花养殖业，然后又将鱼花沿着珠江的水路运往全省各地，同时又从事粮食的长途贩运，所以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二《麟语》记载：九江，“人之富多以谷估及贩鱼花”，加上蚕桑业，九江在明清俨然一农业与商业重镇。顺德有众多著名的小城镇，其中陈村，“周回四十余里，涌水通潮，纵横曲折，无有一园林不到”，种植花果，“弥望无际，约有数十万株，荔支、柑、橙诸果，居其三四”，当地花果沿着水路运销出外；当地的水质优良适宜酿酒，浙江绍兴人远道而来，“取作高头豆酒，岁售可数万瓮”[7]44。明清顺德龙山、龙江因为盛产蚕桑和淡水养殖发达而出名，清中后期在沙田区的容奇、桂洲因盛产蚕桑、粮食而成为新的市镇。在沙田区的香山，石歧、小榄、大小黄圃都是稻米集散地。清后期小榄、大小黄圃也同时因为蚕桑业的兴起进一步繁荣了它们的商业。在丘陵和平原的过渡地带，水环境的差异决定了市镇或城市的繁荣与否。如道光《鹤山县志》卷一记载：鹤山在雍正年间立县，“沙坪为山水之聚，建县以来百货皆集”，水路陆路运输条件俱佳，以及在农业发达的古劳乡，“面牂牁，舟楫亦易达”，而其他地区“山多而水浅，大舟不可入”，农业和商业都不发达。
与河道一起构成城镇水环境的，还有以下要素：
码头，粤语称为埠。埠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地理概念。如龙山：“吾乡多言埠而不言坊，故率以埠统坊……所在之里为坊。若埠，则舶船埠头，不过商泊之所。乡周围皆水，积贩时聚，其以埠名。”[8]10。有时商业交易不一定在陆上进行， 埠头外的水面反而是交易处，如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五《木语》记载顺德的锦鲤海，“诸邑龙眼于此贸易，谓之龙眼市”。这个以交易龙眼为特色的水上集市在清代一直存在。这类水上集市就冠以埠的名称，如谷埠、炭埠等。如南海县有鸭栏，在联兴街海旁，塘鱼栏在陈塘上，海鲜栏在波涌白码头，有谷墟在官窑街马步墟，吉安谷市、桑市、猪市、鸡鸭市，四市相连，都在官山墟海旁[9]128 —129。这种情况在珠三角水乡极为普遍。
桥梁，是水乡交通的重要设施。桥梁有官建的，也有民建的，以后者居多。明代珠三角的东部还缺少桥梁。东莞的鼓镇峡，是连接珠三角与粤东、福建的交通要道，原来没有桥梁。明代人卢祥《鼓镇峡浮桥记》记载：景泰年间民间捐资建造浮桥，“栋石甃堤，造舟为梁，……随流高下，潦涨无所碍，徒舆皆克济焉”，交通条件得到了改善[10]。又如新会的桥梁，见于记载的，由官府建或官修的个案，明代的13宗，清道光以前的7宗。由民间途径集资建造或者修建的，明代的19宗；清道光以前的70宗，其中主其事者与出资者、参与者主要为乡间士绅的47宗，也有一般的乡人以个人名义或者以祖尝名义捐建的共20宗，由寺僧集资或劝捐修建的3宗[11]104—110。总的趋势是民间自建为主。
至于渡头，民间自建自管的为民渡，否则为官渡。以民渡居多。同治《番禺县志》卷十八《建置略》记载：“津之利大，民趋若鹜，不归于官，适以启争而滋讼，此饷渡之所由方也”，乾隆7年以前，因为防止民间对渡头的争夺引起纠纷， “向无官渡处所，不许创设”，但是因为渡头少，“蟠踞重载，覆溺频闻”，嘉庆六年，政府意识到禁开私渡的害处，“议饬州县，檄城乡多置津渡，以慎重民命，将乾隆间旧例注销，由是商旅无阻”。于是民渡在清中叶进一步发展。有的民渡有民间捐献的田地、铺位，以其租入作为渡头费用，居民来往免费，称为“义渡”。
堤围的建设是水环境改善的最重要方面。限于篇幅，堤围的复杂情况拟另文探讨。村落中的堤围可以兼作道路，作为水路交通的补充。如顺德县城的重要通路青云路，就是在明代土堤的基础上建成，清代改为石板路。清代珠三角城乡中主要通道都改为石路了，如顺德，“近百年来，城乡孔道均甃白石，矢直砥平，其古迹通衢有石刻可考”。[12]438 随着堤围的修建和石材的普遍使用， 水乡的道路条件逐步改善，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的进行。
船，更是水乡人民生活、生产须臾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舟楫代舆马，人无奔走负担之劳。”水乡的船只，用于生产和日常生活的规模较小，商业船只就大得多。浮家泛宅的疍民，一般是很小的疍家艇。而在清代疍民的富裕者，则造大船出海，从事远洋贩运和近海渔业。十八世纪广州用于外销的水彩画，直观地表现了珠江上各种商业和生产用途的船：有用于盐业的盐船、运输粮食的西江谷船、外江运粮船、短途运输的贩米船、运输木材的木料船、运输石材的石船、运输石灰煅烧业原料的蚝壳船、运输糖产品的糖漏船、运输棉花的棉花渡、在沙田区中放养鸭子的鸭船、捕鱼的大罟渔船、小型的撒网船。展示水上交通情况的船只：夜晚航行的夜渡、在河的两岸航行的横水渡、从所广州开往四乡的四往船、航行于东江与广州之间的东莞船、展示广西与广东商业往来的桂林船、连接西江和北江与广州、佛山交通的西南船[13]188—211。这些画面生动地给我们展示了18—19世纪珠三角优越的水环境和水运交通的发达情况。
从明清珠三角建造的桥梁数量和通行的航线数量，可以进一步看到本地交通网络的完善：
明清广州府主要县份的桥梁航线
南海 番禺
顺德 东莞 香山 新会 新宁 三水 增城
明嘉靖 2935 982027427 8 10
桥 清初3538 136
2926567 8 18
梁 清中期 6247 145
603086114428
清后期 86112121
6990133
242936
航 明嘉靖 9812 19258 15141412
线 清初9347 8455233215239
清中期 7851 101
58 37466 9
清后期 89181240
55115
72542529
资料来源：明嘉靖数，据嘉靖《广东通志》卷17《舆地五》桥梁，津渡；清初数，据康熙《续修广州府志》卷12，桥梁，津渡。清中期数，据乾隆《广州府志》卷8，关津，桥梁；嘉庆《三水县志》卷之8津渡。清后期数，据同治《广州府志》卷18，津渡；同治《南海县志》，卷5津渡；同治《番禺县志》，卷86，津渡。
在各种水上交通条件中，以长河渡的增加最具意义。明中叶以后随着珠三角商业和墟市的繁荣，长河渡的数量多了。顺治初年成书的《九江乡志》卷一“渡”，记载的长河渡有江门渡、肇庆渡、广宁渡、广城渡、三洲渡、古劳渡，其中广城渡每逢三天就有一次。清中期航线和桥梁数量也增加了，三水的津渡、桥梁数量虽不是最多的，嘉庆《三水县志》卷之八《津渡》仍然认为，当地的水上交通“布置周密，往来称便”。尤其是珠江三角航线的班次密集了，长途航线增加了。文献记载正好和18世纪风情画的情况相对照。清后期水上交通进一步发展，在同治年间，仅南海的大江乡，就有前往九十六乡的渡船，还有专门来往三水西南运布的布艇、货艇，来往广州的米艇。顺德、南海的细艇专门运在本地所产的生丝前往广州的丝庄交易，同治《南海县志》卷五《津渡》记载：“艇小而坚牢，城乡来往，均以旁晚联帮启行。艣桨呕轧，枪炮迭发，互为声援。破曙即至，最妥速，行旅便之。”
交通网络的完善大大提升了本地城镇的经济地位。除了广州、佛山以外的城镇，如明代中期以后的南海的九江、东莞的茶山、清代顺德的两龙、容奇、香山的石歧、新会的江门等，已经不能简单用行政区域来划分它们的地位，更不能仅仅用圩市来形容它们。它们实际上与江南的专业市镇有许多相似之处。珠三角流行的“两龙不认顺、九江不认南、小榄不认香”的民谚，实际上反映这些市镇的地位早已超出了行政区域的范围。它们的兴起，以当地发达的商品经济以及手工业、农产品特产为依托，以及水路交通的优越地位为前提，“其切于民生者，田畴非水何以灌溉；商贾非水何以利涉百物，非水何以转输。是数者皆宜于水深且广也”[8]8—9。 这些市镇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无不与水环境息息相关。
水环境还造就了城镇优美秀丽的人文景观，使旅游业兴旺，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明清广州是一个著名山水城市。城内曾经是湖塘众多，河汊纵横。郊区的名胜地更有得天独厚的水环境，加上众多园林，形成水乡特色的景点。广州花地、荔枝湾、河南以蔬菜、园艺花卉业为主的城郊型农业兴起，游览业十分兴盛。如清雍正间范端昂的《粤中见闻》卷四“大通滘”条记载：广州南岸的花地，“四时烟花淡荡，舟船往来，若见若隐，夜则渔灯荧荧，清歌响答，飘然尘外。广城八景，大通烟雨其一也”。广州的西郊区泮塘一带，“泉甘林茂，有荔枝湾、花坞、藕塘之饶。”[7]43 节日期间这些地方都是游人如织。
水环境对珠三角城镇的选址、人文景观有决定性的影响。当时人们按照自己的观念营造了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旅游景区，在今天来说对于旅游资源的开发仍然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二、城镇水环境的变迁
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水环境同时经历着变迁。水环境的变化决定着城市的经济地位的升降。水环境的变化原因，主要是明清以来珠江上游山区的开垦加快，森林植被减少，而在珠江口的围垦也加快了步伐，或者人为地切段河道“筑海为池”，水道淤浅、河流改向，使得珠江水网也不断地变化。
广州，在明代中后期由西江北江通往本地的河道淤浅，康熙《南海县志》卷一《舆地》记载：“在水自芦苞一淤于西南，一淤于王借冈迤东一带，淤塞之土本隘河身，而东怒流，壅沙积浅，非潮满不能通舟楫，”水道的变化影响了城市的经济，同时对城市的人文景观有很大改变，以至康熙《南海县志》的作者呼吁当局：“留心形胜者清查，勒碑永禁”，禁止“射利者”“驱石填海”。白鹅潭上曾经是水面宽广，在清初以后不断变狭，城的南部黄沙淤积，以及河对岸的芳村、河南的沙坦淤出，白鹅潭水面烟波壮阔浩渺无边的景观不再。花地河道是佛山船只通往广州的要道，清代已经很狭窄了。晚清时还有人在花地河道人白鹅潭的沙洲畔圈筑，以至光绪十七年五月番禺县令下令禁止[14]。随着广州商业用地的迫切需求，蚕食河道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道光八年到十年，十三行的外国商人不断要求占用河道扩大用地，遭到广州当局的禁止[15]516。但在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主权的被侵害，外国殖民者更是肆无忌惮用各种手法侵蚀珠江水面：“咸丰九年，运石中流以沙填海，谓将建各国互市楼居也”[15]634，是白鹅潭水面被占筑最多的时期。
佛山，在清中叶的河道淤浅已经很严重。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一《乡域志》记载：西江入佛山的水道在乾隆间“上流沙积日浅”，而“至张槎而渐深，至佛山而益深且广”，靠近佛山的一段河道还是很深的。到道光间，原为水口的部分水面，“潘涌，仙涌皆当日引流之处，今俱淤为平壤”。至于佛山城内的大塘涌也成一线余脉，除了洛水一支，已经没有纵横交错的河涌，明代汾江有一支流从正埠直入佛山，清代这一支流也已淤浅成陆。城内水田、池塘也大量被填为陆地[3]256—257。乾隆间，进入佛山的水道越来越狭成为葫芦口，栅下河成为主要航道，其他河道淤浅不能通行时，“潮退冬涸，沙口不能通舟，谷船必迂道数十里，由栅下始得至埠”，“夏潦，每虞泛涨，在栅下犹为消泄要津”（《禁设硝厂碑》）[16]84。至于道光以后，佛山涌的淤塞就更为严重了。
人为占用河道建围垦工程、商业用地是比河道自然淤塞更为棘手的事情。因为人为淤浅尚可以疏浚，阻止人为的对水环境的损害会遭到重重的阻力。损害水环境的人为情况有：
（1）倾倒工业废弃物。如佛山因为冶铁业和陶瓷业的发达，有大量的废渣，运输过程的遗弃的原料，都是河涌淤塞的重要原因。早期的铸造业铸冶产生大量泥模，清代早期镇内再没有空余地区，铸造业被迫向镇郊区转移，后来运输方便的栅下河滨河一带就成为铸造业的中心[3]260—261。
（2）出于一方之利乱开河道：明代万历间，在佛山附近的罗播、田心、 张槎等村居民，已经议开新河道以方便本地居民的交通和水利，但附近各地的居民强烈反对，他们害怕新河道开了以后不利于治安、水利和风水。但在清初又有人动工开河道，遭到更强烈的反对，“彼各堡乡绅士民，虑及风水不利，致联词控。”（《禁邻堡开涌碑示》）[16]16—18
（3）人口增加而占用河道：城市人口剧增，两岸居民很自然地侵占河道。 万历《南海县志》卷之二《山川》记载：明中叶广州的“城濠原广十丈有奇，今多侵于濠畔之民始为木栏，继甃以石，日积月累，濠愈狭矣。比之初额不及其半”。清代同、光之间，广州西关新城区扩展很快，绅富的住宅区侵蚀荔枝湾泮塘的水田鱼塘区，“菱塘莲渚，悉作民居。”[17]534 同治《番禺县志》卷六《舆地略四》记载：清后期广州的排水系统六脉渠，“居民稠聚日盛，居迩渠道者，或填塞侵踞，或淤积弗除，日断月徙，而原渠遂不可复，”雍正间疏浚了，不到十数年又很快淤塞。主要原因是“人稠渠狭故也”。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一《乡域志》记载：佛山，清代原有镇内的河道淤塞大半，仅存的“新涌口、太平沙之蛋民搭寮水面以居，几占其半”。清代珠三角城镇因为人口稠密，都有不同程度的淤塞现象。明代罗一道《重修城陂记》记载：东莞县城的城河淤塞“民贾襍居，漫无所稽”，以致不能通潮汐和有碍航运[10]。乾隆《香山县志》卷之一《山川》记载：乾隆间，香山的蚬涌“自釜涌西北濠入海，月久淤塞”。万历间，顺德大良的河道“曲防所壅，飘荡流离，居民摇杌，昏垫惶惶”（《署顺德知县王公去思碑》）[18]199。 康熙《新会县志》卷之五《地理》记载：当时新会的小富涌，“为邑襟带，官舫民船往来辏集。向只都会沙咽，常苦阻浅，近自都会至西墩，计五六里皆淤。而务前驿前浐湾一带，皆为铺舍所侵，河路日狭。今不疏浚，更阅一二十年，必有舟楫不通之患”。
水环境的变化深刻影响了城镇的经济。明代中后期广州、佛山城市在国内贸易方面地位发生变化，到清代前期终于形成广州、佛山区域两个中心市场，这一现象与航道的变迁密切相关。清代中期以后佛山城市的逐步衰落，固然有更重要的原因，但在清代中期佛山河道的淤塞，是其城市地位开始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3]254。因此，清中期以后，佛山要发展手工业，就要考虑对水环境的影响。乾隆四十九年有人要在主要水道栅下河建生产过程中产生更多废弃物的硝厂，就受到了士绅联名上书官府，对此谴责和阻挠（《禁设硝厂碑》）[16]84。河道的淤塞也影响了佛山粮食流通业，清中期以后商业性的粮食运销就往陈村等新的粮食集散地。又如嘉庆《龙山乡志》卷四《物产》记载清前期顺德龙山曾经有一个米谷贸易集市，因为“乡涌滘过窄，其船难泊”，商贩“招之不来”，这个贸易集市就转移到别的水乡。
水文地理的变化也影响了城市内部居民的生活。明中叶广州的排水系统失灵，雨季时排水不畅，万历《南海县志》卷之二《山川》记载：“六脉通而城中无水患，年来包塞壅淤，春夏雨集则满城巨浸。官民不便，亟宜疏浚之。排水系统不畅，城中积潦与白云山的山洪汇集，城内变汪洋一片。清代水灾增加，这种情况很严重。如”乾隆乙丑，岁大雨，白云山水盛沸，自北门入，水及屋塘，居人纷纷逃避。”[17]404
城镇人口增加，排水渠道不畅的时候，生活污水无法排出外而向地下渗透，便严重污染水资源。史载：“广州故多佳泉，其知名者有十。”广州的地下水，在宋时尚有咸潮涌入，需从白云山引泉水入城中作生活用水。明清时海岸线大大推移，广州的食水一般不受咸潮影响。但清代有些时期地下水有咸味。清代樊封《南海百咏续编》记载：清代著名的九眼井水源受到污染，“今者人居既盛，溲液横侵，水味顿改，一勺咸卤，与行潦无殊矣。”清乾隆间人檀萃《楚庭稗珠录》卷三“达摩泉”条记载：清中叶，“城内水泉极多，井以数十百计，然泻卤所侵，其味不佳，”所以有人从城外北门的蟹眼泉运水入城牟利。水中的“泻卤”并不一定是咸潮所侵，而是“溲液”之类的生活污水所致。清代佛山有染坊和蓝靛坊聚集在南部涌边[3]262，产品供应各地织造业，数量不小，还有颜料坊，它们的加工过程中会产生废水，对水环境有污染。
三、城镇水环境的营造与治理
有学者认为风水这类民俗观念，应放置于整体社会变迁的背景中加以考察[19]。在环境史的研究中，也要将风水观念放在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中考察。
水口是风水学中关于水环境的一个重要概念。水口本是来水和去水的地方。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由于水流的冲积作用，河道中间或者河道的两旁容易发生沙洲堆积，影响河流的流向，会对航运、灌溉、人居环境产生影响。对于一个城镇来说，地方官员、士绅最重视的就是水口的营造。时人往往认为水口的畅达关系着经济的繁荣，同时又系乎文运的兴衰。不管当时人的动机如何，毕竟对水口及其相关原理的认识深刻影响了城镇景观的营造和城镇建设。如风水学认为建塔可以补风水之不足，所以在珠江汇流处和出海口处建塔。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9《坟语》认为广州城内有六榕寺的花塔，怀圣寺的光塔，与五层楼相应，“形家者常谓会城状如大舶，二塔其樯，五层楼其舵楼云，”但是广州的东南“水口空虚，灵气不属，法宜以人力补之，补之莫如塔”。于是有河南潖洲塔、赤冈塔的建造，以此锁住西北二江之下流。还在虎门出海口处，“又有浮莲塔以束海口”。所以明清两代都屡屡严禁在出海口的石砺山开采石矿，以免有碍出海口的风水景观[7]56—57。可见风水学缔造了人文景观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成为人们保护环境的依据。即使它有某些不科学的成分。
又如广州城的建设，充分考虑了风水学的原理与兼顾了城市地理的实际。《广东新语》卷四《水语》记载：广州的排水系统，只有东、南、西濠，但是没有北濠，古人认为建设了北濠就会阻断广州城的地脉。从广州水文地理的角度看，如果有了北濠，雨季来时白云山上的水就会直冲城内。
又如一个县的学宫，往往就有溪水环绕着，称之为文溪。如嘉庆《三水县志》卷二《建置》记载：三水县，嘉靖年间建县，因为“学宫建于龙凤窝，襟山带海”，当地官绅都认为已经符合风水的要求，就省去了文溪的挖掘。当水环境发生变化时，水口和文溪的景观受到损害，疏浚水口、河道就成为士绅和官员的重要任务。当然很多时候，文运只是一个借口，疏浚水口、河道不同程度地牵涉到地方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乾隆年间香山罗娑陂的流向。同治《香山县志》卷一《水利》记载：明代香山一个妇女捐建的罗娑陂，其水流经香山学宫以及城郭的壕沟然后出海。乾隆年间士绅郑如日新开河道，使之不经学宫前以及城濠，原有村庄的水利灌溉也受到影响，由此受到县城士绅和原受益村民的强烈反对。双方互控二十多年，反对的一方后来在省、县官府的支持下才将郑的水道填塞，水流归故道。县城士绅反对的原因是风水以及为争得风水背后的话语权，原受益村民反对的原因是农业灌溉的利益。也有的城镇因为风水的观念，而使水环境的治理行动终止。如顺治《九江乡志》卷之一《涌滘》记载：万历十九年，南海九江的昙涌岁久湮塞，“通乡士民集正觉寺议开浚，并改曲双桥水，一切规划已定。竟以一二人惑于风水无稽之说，遂不果行。”
在明清时期不同社会生态的城镇中，人们应对环境变迁的行为方式是不同的。这在广州和佛山的两个不同城市中表现得很明显。广州是政治、行政中心，明清时期城内的水环境治理一直是由政府来主持。万历《南海县志》卷之二《山川》举出四件与广州城市景观有关的事，其中两件是水环境的治理：“议者欲导城渠之脉”，“疏西南之沙以明蓄泄之理……”。“疏西南之沙”工程很大，直到清代仍未能实现，而“城渠之脉”是广州的排水系统六脉渠，历代官府一直很注意疏浚它，但在治理的行动中很少看到士绅的活跃身影。而佛山就不同了，它只是南海县辖下的一个镇，它的兴起和繁荣，士绅阶层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所以民间的参与对环境的营造和重建，对佛山的发展至关重要。随着明代中期以后南海士大夫集团的崛起，特别是天启年间佛山民间自治机构的建立，士绅便积极参与佛山城市的建设。佛山的通济桥，是佛山西南通往南海、顺德乡村的要道。如嘉靖隆庆年间，大官僚霍韬的家人捐资建造了通济桥。嘉靖、万历修筑以后，“屡修屡圯”，天启五年，大官僚李待问致仕归家，欲捐资将木桥易以石桥，但“弼堂、大沙诸乡以墩石壅水来告，相踵于道”，经过实地勘查，“乃用木石参半之说，盖两利而并存焉。诸乡乃帖然而异议”（《修通济桥纪略》）[16]8—9。明代万历末年到崇祯末年佛山的士大夫集团对佛山城市建设的参与和全面的整合社会的活动，对清代佛山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159—161，也为清代民间社会参与环境的营造和重建奠定了基础。清代佛山的经济和政治组织都经历着分化与重组的过程。这一过程除了伴随着本地经济的发展，还伴随着环境的营造与重建。如清代前期，由侨寓和土著展开的矛盾冲突中发生了在清代前期佛山经济和政治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的“三大案”[3]305—309，其中两件就与水环境有关：一是雍正年间的“汾水正埠码头案”。南海著姓石头霍氏在明代就占有佛山汾水头地。这是一处已经有水上码头的黄金宝地，水上交通十分繁忙，而霍家在此建铺位企图独占码头利益，引起了佛山商民的强烈反对。南海知县在商民的压力下，否认霍氏对汾水头地的世袭利益，将已建码头和附属地段划入官埠的范围，禁止在码头一带乱搭铺位和私抽饷渡，保护了商民的利益（《官埠碑记》）[16]37—38。二是乾隆年间的豆豉巷码头案。豆豉巷码头在康熙二十八年有佛山行商共同出资所建，清前期此地的水上交通十分繁忙。雍正七年和乾隆四年，行商先后出面上告广东和广州的地方政府，使政府发布禁令，禁止南海著姓霍氏对码头的私人占有，保护了商家的利益（《豆豉巷码头碑记》）[16]38—39。随着清前期侨寓势力的兴起和八图土著势力支配权的减弱，“双方的利益在新的空间范围和条件下得到确认，”[3]311 给后来佛山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八图宗族土著组织的解体和代表工商业利益的行会组织的建立，一个新的能够调适各方利益的民间自治机构大魁堂组织建立，为清代中期民间社会在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提供了一个平台。大魁堂组织建立的义仓制度，对清中期以后佛山的灾害赈济和环境的重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义仓由民间出资，民间管理，官府监督，有一套较严密的运作制度。大魁堂组织通过管理义仓财产的收入和发动民间捐资，在治理环境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最重要的事情是清理佛山涌和禁止在河涌附近的乱搭乱建及其对水环境设施的破坏。清中期以后，佛山涌的水环境越来越坏，佛山民间社会对它的治理一直没有停止过。
在珠三角的其它城镇的建设中，民间社会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参与的形式多种多样，既有个人出资的，也有以宗族自建的，也有城镇的族姓合股的。如民国时人简朝亮《顺德简岸简氏家谱》卷五《杂录谱》记载：清代道光年间，简岸乡与禄洲乡，因为潦水季节，道路泥泞，妨碍生产，为首的宗族用出资合股、个人捐建结合的方式修路，对双方都有利益的渡头则用乡规约束，以免发生争端。南海九江的族姓也因为解决本地的粮食问题而在治理水环境方面进行了合作。光绪《九江儒林乡志》卷四《墟市》记载：道光年间，九江每天消费粮食二千石，河道淤塞使粮船来往不便，当地士绅“合各族姓分认工费股白金，得二百三十三股，长批关世美堂沙地二十亩，广造铺舍置谷栈”，并且新开河涌和闸门，方便谷船来往，并制定“阖乡谷埠善后章程碑刻”，除了规定对谷埠的管理，还规定潦水季节对河涌、闸门的管理，各族姓对河道疏浚的责任等。这与上文提及的龙山谷埠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环境变迁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区域本位观念，迫使社区内的人们集体对环境变迁作一致的、协调的应对行为。但是区域本位观念的破除只是局部的和有限的，它只会扩展到与本区有直接关联的地区。如在文献上很少看到佛山士绅工商对外捐款救灾或者捐建水利设施的例子，即使是对地缘关系相当密切的临近区域，如桑园围这样的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的捐款中，也很少有佛山人的名字。这与清乾隆以前桑园围的南海段、顺德段的维修各由南海、顺德负责，彼此缺乏联合行动的情况相似。但是后来桑园围日渐恶化的水利形势终于使南海、顺德形成一致协调的治水行动。
四、结语
明清时期珠三角城镇水环境的变迁，是人类干预自然的结果。水环境的变迁是动态的，不是被动地对人们的活动作反应。这种反应约束着人们的经济行为，而迫使人们作应对的措施。人类治理水环境的行为，其实是一重要的社会变迁过程。具有对于水环境的观念意识以及处于不同城镇的社会生态里的人们都会对水环境变迁作不同的反应。这说明水环境的治理和建设，需要具有正确的生态环境观和统一协调的社会应对行为。
收稿日期：2006—02—2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05年度规划基金项目（05JA770007）；2004年广东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03014G06）
注释：
① 参见：洗剑民，明清广东的环境保护。中山大学学报，2001，（4）；洗剑民等，明清佛山的环境保护。佛山科学技术学报，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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